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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澳大利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
努力与亚洲主要国家建立一种能够为本国强大服务业提供支撑的经济联系。
作为资源和服务供应国，澳大利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仅约为中国的1／66）。澳与亚洲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过去两年，中国已跃升为澳最大贸易伙伴，占澳大利亚出口逾1／4，贡献了澳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一半以上。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Finandial Times）2012年初报道的那样，过去5年，澳之所以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遭际，主要因为它是亚洲地区繁荣发展经济体的原材料供应国。而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该国铁矿石、铝矿和镁的大规模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出口到了中国。对于这些大宗商品难以餍足的需求，将澳进出口交换比率推升至历史高位。
服务贸易惊人增长的关键驱动：教育和旅游
澳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行长格伦·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在2010年谈到上述现象时表示，在进出口交换比率激增之前，以往一船铁矿石的价值与2200台平板电视大致相当，如今却相当于22000台。史蒂文斯本人也承认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但它突显出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的互补性——澳是大宗商品的净出口国，同时也是制造业产品的净进口国。
不过，在大宗商品大繁荣期间，人们很容易忽视澳中之间迅猛增长的服务贸易。2010-2011年间，澳向中国出口了57亿美元的服务，比2006-2007年增长了58％。服务贸易的惊人增长主要受两项关键出口的驱动：教育和旅游。实际上，在澳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现在所占比例最高。同样，中国现在是澳旅游市场的第三大国际游客来源国，而在截至2012年6月的一年中，中国游客的总入境经济价值最高，达36亿澳元。
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是在澳中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实现的。迄今为止，两国在7年内已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了18轮商谈，但双方似乎都没有向缔结正式协议更进一步。
澳中投资关系迅速增强
1971年，时任澳反对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访华，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早了一年。澳中双边贸易额也已从当时的8400万美元，增至2010年的880亿美元。
如今，中国是澳最大出口市场，也是其进口的最大来源地。澳央行2011年10月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亚洲代表处，进一步突显了澳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经济关系在投资领域也开花结果。2011年12月1日，澳元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卢布和林吉特之后，成为第七种可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货币，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国之间投资关系。澳在中国投资了65亿美元，而这只是其在中国庞大投资的一部分。
然而，中国对澳投资更加引人瞩目。过去5年问，中国在澳投资规模年增幅接近50％。尽管增速如此惊人，截至2011年底，中国在澳投资仍只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不过，这些投资创造了逾2.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许多是高薪岗位。这刺激了投资的健康增长，也使人们看到，庞大的中国对外投资对东道国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毕竟，这是一种新现象。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和中冶（China Metallurgical）在西澳的中澳铁矿项目（SINO Iron Ore Project）即为一例。2006年项目公布时，估计项目成本为25亿美元，后来提升至71亿美元，现在看来可能需要78亿美元。在2012年8月关于项目最新延迟情况的一份报告中，中信泰富罗列了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细数该公司及联合体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包括：澳实施的严格标准、美元升值、劳动力成本高昂，以及澳工党政府于2011年推出的碳排放税和矿业税。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中国专业技能用在当地市场。事实证明，这一点比人们最初预计的要困难得多。
澳大利亚的最大挑战
2008年以来，大量经济动能从发达国家向亚洲转移，在这一深刻变化发生之际，澳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促进地区一体化。眼下有多个区域合作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但它们都是非常松散的联盟，与欧盟（EU）的一体化无法相提并论。由于各国迥异的政治经济状况，亚洲一体化在未来几年能否深化尚不明朗，但澳有必要融入所有这些组织，使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和亚太大国的影响力。未来世界的多极化格局几成定局，各国也必定需要谋求在不同国家集团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就这一点而言，澳外交伙伴的多样化，以及身处亚、欧、太平洋地区交汇点的独特位置，将是巨大优势。
未来10年，澳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努力与亚洲主要国家建立一种能够为本国强大服务业提供支撑的经济联系。澳与美国和欧盟在亚洲可以开展深入的三边会谈，共同探讨如何实现服务业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在于中国和日本两国经济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程度，中國中产阶层的许多消费者有望成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的潜在客户。虽然澳从眼下的资源繁荣中获益颇丰，但其资源有限，相关市场也极具波动性。中国经济在2012下半年的小幅放缓马上对澳出口及经济产生了影响。
亚洲的可控因素有限，而形势瞬息万变。2001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经济规模仅为目前的1／4。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济地位也已有所提高，未来这些地区消费市场的增长将至关重要。作为资源和服务供应国，澳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至于如何平衡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澳必须找出新的答案。未来数十年，这将是澳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努力与亚洲主要国家建立一种能够为本国强大服务业提供支撑的经济联系。
作为资源和服务供应国，澳大利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仅约为中国的1／66）。澳与亚洲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过去两年，中国已跃升为澳最大贸易伙伴，占澳大利亚出口逾1／4，贡献了澳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一半以上。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Finandial Times）2012年初报道的那样，过去5年，澳之所以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遭际，主要因为它是亚洲地区繁荣发展经济体的原材料供应国。而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该国铁矿石、铝矿和镁的大规模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出口到了中国。对于这些大宗商品难以餍足的需求，将澳进出口交换比率推升至历史高位。
服务贸易惊人增长的关键驱动：教育和旅游
澳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行长格伦·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在2010年谈到上述现象时表示，在进出口交换比率激增之前，以往一船铁矿石的价值与2200台平板电视大致相当，如今却相当于22000台。史蒂文斯本人也承认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但它突显出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的互补性——澳是大宗商品的净出口国，同时也是制造业产品的净进口国。
不过，在大宗商品大繁荣期间，人们很容易忽视澳中之间迅猛增长的服务贸易。2010-2011年间，澳向中国出口了57亿美元的服务，比2006-2007年增长了58％。服务贸易的惊人增长主要受两项关键出口的驱动：教育和旅游。实际上，在澳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现在所占比例最高。同样，中国现在是澳旅游市场的第三大国际游客来源国，而在截至2012年6月的一年中，中国游客的总入境经济价值最高，达36亿澳元。
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是在澳中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实现的。迄今为止，两国在7年内已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了18轮商谈，但双方似乎都没有向缔结正式协议更进一步。
澳中投资关系迅速增强
1971年，时任澳反对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访华，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早了一年。澳中双边贸易额也已从当时的8400万美元，增至2010年的880亿美元。
如今，中国是澳最大出口市场，也是其进口的最大来源地。澳央行2011年10月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亚洲代表处，进一步突显了澳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经济关系在投资领域也开花结果。2011年12月1日，澳元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卢布和林吉特之后，成为第七种可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货币，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国之间投资关系。澳在中国投资了65亿美元，而这只是其在中国庞大投资的一部分。
然而，中国对澳投资更加引人瞩目。过去5年问，中国在澳投资规模年增幅接近50％。尽管增速如此惊人，截至2011年底，中国在澳投资仍只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不过，这些投资创造了逾2.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许多是高薪岗位。这刺激了投资的健康增长，也使人们看到，庞大的中国对外投资对东道国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毕竟，这是一种新现象。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和中冶（China Metallurgical）在西澳的中澳铁矿项目（SINO Iron Ore Project）即为一例。2006年项目公布时，估计项目成本为25亿美元，后来提升至71亿美元，现在看来可能需要78亿美元。在2012年8月关于项目最新延迟情况的一份报告中，中信泰富罗列了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细数该公司及联合体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包括：澳实施的严格标准、美元升值、劳动力成本高昂，以及澳工党政府于2011年推出的碳排放税和矿业税。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中国专业技能用在当地市场。事实证明，这一点比人们最初预计的要困难得多。
澳大利亚的最大挑战
2008年以来，大量经济动能从发达国家向亚洲转移，在这一深刻变化发生之际，澳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促进地区一体化。眼下有多个区域合作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但它们都是非常松散的联盟，与欧盟（EU）的一体化无法相提并论。由于各国迥异的政治经济状况，亚洲一体化在未来几年能否深化尚不明朗，但澳有必要融入所有这些组织，使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和亚太大国的影响力。未来世界的多极化格局几成定局，各国也必定需要谋求在不同国家集团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就这一点而言，澳外交伙伴的多样化，以及身处亚、欧、太平洋地区交汇点的独特位置，将是巨大优势。
未来10年，澳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努力与亚洲主要国家建立一种能够为本国强大服务业提供支撑的经济联系。澳与美国和欧盟在亚洲可以开展深入的三边会谈，共同探讨如何实现服务业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在于中国和日本两国经济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程度，中國中产阶层的许多消费者有望成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的潜在客户。虽然澳从眼下的资源繁荣中获益颇丰，但其资源有限，相关市场也极具波动性。中国经济在2012下半年的小幅放缓马上对澳出口及经济产生了影响。
亚洲的可控因素有限，而形势瞬息万变。2001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经济规模仅为目前的1／4。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济地位也已有所提高，未来这些地区消费市场的增长将至关重要。作为资源和服务供应国，澳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至于如何平衡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澳必须找出新的答案。未来数十年，这将是澳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