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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外面的作用大”
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1932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
1933年初，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并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年1月，冯雪峰来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处境艰难。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毛泽东专门拜访了他，并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年1月，冯雪峰回到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
“鲁迅是現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在其著作、报告、讲演和口头谈话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仅130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就达20处之多。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毛泽东使用了4个“伟大”、9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还没有第二个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他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7月，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召开期间，各位代表都获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这枚像章为铜质，圆型，直径2，2厘米，中上方一面飘卷的红旗，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样，下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5个繁体字呈半圆型。毛泽东与鲁迅双人像章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
对鲁迅著作的喜爱和运用
1937年3月，毛泽东会见了到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这是第一次毛泽东谈鲁迅作品的书面记载。毛泽东说：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
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通过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得到了一套。毛泽东对这套《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他也随身带着几本鲁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读。有时甚至边吃饭边读，还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
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他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时，便以阿Q为例，说蒋是“阿Q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
在1959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道：“阿Q这个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瘌痢头，因此见不得人家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在这里，毛泽东讲这些话，意在说明有缺点要允许别人讲，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
毛泽东还非常喜爱鲁迅的旧体诗。1958年12月1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诗句的钟爱和赞赏。
“鲁迅活着会怎样”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毛泽东所说的“33个题目”，是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至于毛泽东认为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则是“文革”时期社会上的传说，这个传说的缘起，可能就是上面这篇讲话。
两天后，即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我是圣人的学生”
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个人已经被神化的情况下，他对鲁迅的评价仍然是很高的。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此刻他又一次想到了鲁迅，他命人将《鲁迅全集》排成线装大字本，认真重读并批注。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的时候说：“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发出“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的号召。1975年7月14日晚，毛泽东同江青谈调整文艺政策问题，对他们把周扬等一批文艺界负责同志长期关押提出批评。毛泽东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1975年8月，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毛泽东非常关心。1975年11月，毛泽东在周海婴的来信中就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一套崭新的《鲁迅全集》很快就呈现在全国广大读者的面前，对进一步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发扬鲁迅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1932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
1933年初，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并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年1月，冯雪峰来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处境艰难。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毛泽东专门拜访了他，并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年1月，冯雪峰回到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
“鲁迅是現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在其著作、报告、讲演和口头谈话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仅130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就达20处之多。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毛泽东使用了4个“伟大”、9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还没有第二个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他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7月，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召开期间，各位代表都获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这枚像章为铜质，圆型，直径2，2厘米，中上方一面飘卷的红旗，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样，下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5个繁体字呈半圆型。毛泽东与鲁迅双人像章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
对鲁迅著作的喜爱和运用
1937年3月，毛泽东会见了到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这是第一次毛泽东谈鲁迅作品的书面记载。毛泽东说：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
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通过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得到了一套。毛泽东对这套《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他也随身带着几本鲁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读。有时甚至边吃饭边读，还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
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他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时，便以阿Q为例，说蒋是“阿Q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
在1959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道：“阿Q这个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瘌痢头，因此见不得人家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在这里，毛泽东讲这些话，意在说明有缺点要允许别人讲，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
毛泽东还非常喜爱鲁迅的旧体诗。1958年12月1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诗句的钟爱和赞赏。
“鲁迅活着会怎样”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毛泽东所说的“33个题目”，是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至于毛泽东认为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则是“文革”时期社会上的传说，这个传说的缘起，可能就是上面这篇讲话。
两天后，即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我是圣人的学生”
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个人已经被神化的情况下，他对鲁迅的评价仍然是很高的。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此刻他又一次想到了鲁迅，他命人将《鲁迅全集》排成线装大字本，认真重读并批注。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的时候说：“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发出“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的号召。1975年7月14日晚，毛泽东同江青谈调整文艺政策问题，对他们把周扬等一批文艺界负责同志长期关押提出批评。毛泽东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1975年8月，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毛泽东非常关心。1975年11月，毛泽东在周海婴的来信中就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一套崭新的《鲁迅全集》很快就呈现在全国广大读者的面前，对进一步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发扬鲁迅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