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结论比没有结论更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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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献是研究古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依据,更是从事学术研究,稽考、推演、辨订、判断考证对象真伪,厘清其相互关系、发展脉络的关键性依据。但由于各种原因,古文献中的谬误在所难免,本文在此就两则有关“安福门”的文献谬误进行考证,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旧唐书》中关于“安福门”的纠谬
  《旧唐书》卷11《代宗纪》载:“[广德二年(764年)]十一月乙未,怀恩与蕃军自溃,京师解严。丁未,子仪自泾阳入觐,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上御安福寺待之。”
  此则史料中“安福寺”存在谬误。
  有道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郭子仪凯旋归朝,代宗于(安福)寺院之中接见有功大将,于情于理皆为不妥。
  另外参见《旧唐书》卷120《列传第七十》载: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子仪出镇奉天。……坚壁待之,(仆固怀恩)果不战而退。子仪自泾阳入朝,帝御安福门待之,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宴赐隆厚。
  这则史料同样是记述了郭子仪抵御仆固怀恩凯旋归朝,代宗却“安福门待之”,二者抵牾不言自明。因此,需通过其他相关史料来佐证。列举如下:
  《旧唐书》卷18上《本纪第一八上》载:
  八月戊戌,王宰传稹首与大将郭谊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献于京师,上御安福门受俘,百寮楼前称贺。
  《旧唐书》卷20上《本纪第二○上》载:
  甲申,昭宗御安福门,斩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遣中使赐茂贞诏,令收兵归镇。茂贞陈兵临皋驿,数宰臣杜让能之罪,请诛之。
  《唐会要》卷14卷《禘祫下·献俘》载:
  会昌四年二月。河东监军吕义忠奏。擒贼杨弁元荣并同谋大将军五十四人。献俘于阙下。其年八月。平泽潞。枭逆贼刘祯。传首京师。十八日。御安福门受献。
  《新唐书》卷208 《列传第一三三》载:
  茂贞引兵迎壁盩厔,薄兴平,王师溃。遂逼临皋以阵,暴言让能等罪,京师震恐,帝坐安福门,斩重遂、周(言童)以谢茂贞,更以骆全瓘、刘景宣代为两中尉。
  凡此种种,可见兵戎之朝廷大事,皇帝皆在“安福门”,《旧唐书》卷11《代宗纪》所载“上御安福寺待之”确系谬误。
  二、《杜阳杂编》中关于“安福门”的纠谬
  唐人苏鄂《杜阳杂编》卷下载:“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泰僧赐金帛各有差。……”此则史料中“安福寺”存在谬误。
  同样一件历史事件,《旧唐书》卷19上《本纪·第一九上》记载:
  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
  唐懿宗却于“安福门待之”,二者抵牾不言自明。因此,需通过其他相关史料来佐证。列举如下:
  《大慈恩寺志》卷1《大慈恩寺的历史沿革(一)》载:
  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志》卷6《玄奘求法与译经(二)》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撰成《大慈恩寺碑》,玄奘上表陈谢,同时又上表请求唐高宗亲手书写碑文,刻之于石。唐高宗依奏书刻,玄奘率寺僧及京城僧尼迎取。据载,其日自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迎送队伍百余乘,烂然盈满。唐高宗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
  《大慈恩寺志》卷11《人物二·历代居士与政要》载: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敕太常卿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及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豫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场面甚是宏大,少詹事张行成奉皇太子令,宣恩宥降京畿见禁囚徒。
  《旧唐书》卷4《本纪第四》载:
  夏四月戊申,御安福门,观僧玄奘迎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导从以天竺法仪,其徒甚盛。
  《旧唐书》卷7《本纪第七》载:
  壬戌,安福门外设无遮斋,三品已上行香。
  《酉阳杂俎》续集卷6《寺塔记下》载:
  慈恩寺,寺本净觉故伽监,因而营建焉。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上御安福门观之。
  凡此种种,可见诸如此类佛教事宜,皇帝均在“安福门”,《杜阳杂编》卷下所载“上御安福寺”确系谬误。
  三、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
  由于传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时的不暇细校,尤其是古书作者,因其才智与精力的有限,既不可能周知天地万物之理,又不可能在采集材料与编写文书的过程中没有疏漏与错误,这就带来了产生谬误的可能。
  郭沫若曾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指出:“无论做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鉴别是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所以,针对历史文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错误,必须以考据的方法一一加以鉴别。这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更是整理历史文献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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