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的娜拉是女性解放的最高代言人，文学作品中“娜拉出走”的故事层出不穷，“女性出走”成为新的文学想象，是女性摆脱传统束缚、追求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解放的反抗利器。陈谦笔下的“出走”有的沿袭着现代文学中女性解放的传统，有的则生发出了新的变化，但陈谦小说《望断南飞雁》中南雁的“出走”基本上了沿袭了现代文学中女性出走的脉络，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对传统男权思想的反抗。
　　关键词：出走 主体 反抗 家庭主妇
　　“屋子里的天使”是19世纪西方长期以来男性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纯洁金娃娃”，从弥尔顿“圣洁的亡妻”到歌德“永恒的女性”，再到帕特莫尔的组诗《屋子里的天使》中的霍诺莉亚——这位尘世中的天使甚至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楷模，“象征意义上的虚空状态使她们显得‘纯洁’，因而也就自然代表了无私。所拥有的，仅仅是缺乏故事的无私的单纯，即‘男性是需要被人取悦的；女性的快乐正在于取悦男性’”{1}。天使们不需要故事，只需要纯洁、顺从、缄默、精致、单纯、温柔、无私即可，任何自我都将是可怕的灾难。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女性必须“杀死”由男性所高度模式化了的“屋子里的天使”，但如今依旧有保守的男性运动依赖生理学的论断大搞本质主义、提倡男性的价值，让女性重新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成为“屋子里的天使”。
　　斯皮瓦克将跨国世界中的家庭妇女称为“新的流散者”，是“撒播在发达土壤里并在那里生根的新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种子”。她们与外界隔绝，在家里完成家务劳动，无法控制薪水与缺乏生存技能。《望断南飞雁》中的南雁虽然可以被称为“新的流散者”，但她其实是一个有梦想有追求的女人——想通过自己画画的兴趣站起来成为大写的“人”。南雁是一个内详的信封，打开了就有无限的可能。她心中有一颗种子—— 一颗遇到合适土地和天气就要疯长的种子，但主妇的身份却让她变成“悬崖间钢丝下的一堆白骨”。让她曾经所向往的美国梦——在美国，你想是什么，你就可以是什么——彻底破碎。南雁想成为大写的“人”之前她是一个具体的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丈夫沛宁与两个孩子给南雁围了一座城，城里平静无趣，家庭琐事淹没了一切活力，折断了她无数次想长好的翅膀。南雁拥有法律赋予她的工作权、经济权，沛宁也一再承诺他取得终身教授资格后便让南雁去追寻梦想，但抽象的权利与具体的可能性却没有结合在一起，自由变成了一种长期无法兑换的空头支票，最终她只能抛夫弃子，用“出走”的方式破墙而出。柔顺守矩的南雁就像一根从沛宁身上抽取出来的“多余的骨头”，又像被丈夫看作玩偶的娜拉，她不是自己本身，亦不被看成一个自主的存在，对她而言地狱是做不了自己。沛宁认为她是重要的，但她的女性意识却是不重要的，他用他“理所应当”的事业否定她“看似可笑”的梦想，南雁的超越性道路是被阻塞的，并非南雁什么也不想做，而是丈夫不希望她成为任何有作为的人，她只能待在世界的边缘进行痛苦的自我质疑。她感到自己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牢笼里，被关在她所选择与寄予期望的美国时空里，心中的缺失与空虚飘来荡去，自我实现的道路含糊不清。沛宁一直在物质上保护南雁，让她得以回避经济上的风险、职场的挑战，但缺乏经济上的独立與社会自主性让沛宁的主体性得以确立而南雁却变成客体的“他者”——回避自由与变成男人“意志”的牺牲品。沛宁当然不会像18世纪的言论那样直白：“大自然对女人说过，做女人吧，照料孩子，做细碎的家务，忍受生育的各种不安，这就是你的工作”，或像卢梭般直言男人成为公民，女人则成为妻子与母亲，女人不过是孩子加主妇。他用轻松的生活引诱南雁接受担当母亲与妻子的角色，长期以来的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地动摇与内化着女性主体的自我觉醒。保护性的言语常常掩盖了妇女内心真实的呼喊与货真价实的偏见。事实上，尽管一直受到弗里丹所说的“无名问题”的躁动、渴求与不满足，但南雁投降了，与世界隔绝长达十几年，陷落于内在性与重复性的旋涡中。因为若镣铐能带来惑人的好处，去掉镣铐的过程往往极其艰难，长久的被保护之下往往会让站起来的能力退化。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2}
　　生活在不断地向前，她却变成了重复的典范，毕竟她的路一眼就能看到了头，到不了任何地方，障碍与否定一
　　直是她尝试的答案。两性之间的关系取代了女性与广阔世界的联系，沛宁无法理解的是南雁也会因绝对停滞的生活与无法实现的梦想而痛苦，男女之间想法与价值观迥异是正常的事，而不正常的事是男性的价值观占据上风并钳制了她十几年。男性情结无处不在，他们用自身的欲望设计出了女性生存的范式——你是“屋子里的天使”，适合待在家里被保护，你对世界的掌握远远低于男人，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待在我的羽翼下成为我的附属品。“数百年来，女性一直被看作镜子，那是神奇的镜子，能把男性变大两倍，并具有一种舒适的感觉的力量”{3}。男人把女人禁锢在镜子与性别之中，如幽灵般站在你的面前，还挡住了通往自由的道路。南雁面对镜面中微小的镜像——勇敢地破镜而出——轻声地对自己说：“我应该是我自己啊。”摧毁作为男性“作品”的温柔顺从的自我，用“主体性”取代僵死的“虚假性”，没有人会彻底地做另一个人的影子而能一直保持沉默，内心的真实与自身的主体性依旧会不屈不挠地抗争，南雁拒绝接受别人所安排的既定的命运，用“出走”的形式想方设法地设置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弯道，甚至不惜“杀死母性”（抛弃孩子）也要拥有自己的力量，从被囚禁的镜子中解放出来，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若将家庭领域的道德等同于女性的全部道德活动，南雁抛夫弃子的行为是偏激与羞耻的。男人塑造了一个“贤妻良母”，用他们自身的意志浸润女人的思想。沛宁渴望的是每天回家后看到的和平、有序、安静的家庭，南雁变成一个可揉捏和塑造的合法对象。的确，这可能是出于一种疼爱与保护，但同时也将南雁变成他的土地、他的财产，像娜拉般的爱宠。但当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思维惯式，公平对待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权力与作业，其做法亦不难理解。她们最终选择的仅仅不过是一个地方，一个将身体安放与弃置的地方，身体的归宿与内心却像两块分割开来的大陆，时间的循环渐渐模糊了界限，它们各自在相互质问中漂向不同的方向，在分离的海水中质问“我们为什么活着”，在分裂致使的崩溃之前她们只能选择离开，用出走的方式改变着被质问的生活。 　　胡适《终身大事》的“出走”着眼于个人对传统宗法制家庭、愚昧迷信的社会习俗的反抗；鲁迅《伤逝》则真正地从男女性别权力入手，超验性地指出了“出走”这一命题的乌托邦色彩与虚幻性；庐隐、萧红、梅娘等作家笔下的“出走”则是女性群体的自身体验，是觉醒后的无奈失望、歇斯底里，又或是寻找道路上的困于自我，寻梦不得，复杂而深刻。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女性出走”故事有不同意义与流变，“出走”的模式亦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存在。“女性出走”这一命题到海外作家陈谦笔下，可以看出的是南雁的“出走”沿袭了“五四”时期“娜拉出走”的脉络，是对传统男权思想与社会偏见的反抗。她用“出走”粉碎了障碍，夺回被家庭所剥夺的对世界的表达方法，毕竟除了打破桎梏，致力于自身的解放，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她不是被操纵的玩偶，她还有所企求，具有创造天堂与地狱并为之负责的能力。“女人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女人的悲剧，在于两者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4}。南雁竭力确定主体性，摆脱沛宁给她划定的范围，想通过另一个维度摆脱重复性与内在性的无任何价值的家庭劳动，不断地朝前方超越并创造价值，实现自由。“出走”之前的南雁是缺乏鲜明的个人形象的，只是在失去自我的迷茫中变成空虚无聊的家庭主妇，而“出走”后她的形象一下就立体了起来，她不再是寄生虫，将不需要通过男人来与世界产生联系，尽管未来她有可能无法再设计上取得成就，但作为主动者，她重新获得了超越性—— 一个自由的灵魂从此不再停留在幼虫的状态，破茧而出。社会角色的分工不是固定的，回家的自由与外出奋斗的选择的最终责任都在女性自己。不怀任何功利或目的性的是自然，是伟大的真诚，是存在的本身，就如花开花落，并非表演，而是存在本身，而人往往为了要扮演某个角色，做出某些表演，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女人仅仅是“想做自己的诗人，唱自己的歌”。
　　{1}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頁。
　　{2}{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3}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贾辉丰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参考文献：
　　[1] 陈谦.望断南飞雁[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