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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了我两次生命
母亲离开人世已近30载，每当我忆起母亲，悲恸之感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减弱。母亲给了我两次生命，生我养我一次，而给我第二次生命是在我十岁那年，我患了严重的肾脏炎。为我的病，体单力薄的母亲抱着我，隔几天就到北大医院去。半年过去了，我的病情却日渐加剧。母亲一刻不离地守在我的身旁，不知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母親卖掉了自己的皮大衣和一切值钱的东西，她常躲在厕所里哭……而年幼的我却常不知深浅地和母亲任性，记得有一次我要一把刀，母亲就用菜刀亲自给我削了一把木刀。母亲做刀时额头上的汗珠，和露出的笑容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殊不知这笑容后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悲切。
当北大医院认为我的病治疗无望时，母亲完全乱了阵脚。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逢人就一个劲儿讲这件事。也许是母亲的真情感动了老天，有一天在母亲带我从医院出来，乘坐三轮车，又和三轮车夫说起此事时，三轮车夫说，他认识一个患肾脏炎的病人，曾去过很多医院全治不好，最后到东单苏州胡同的老中医刘慎之那儿治好了。母亲闻听此言，抱着一线希望，当天下午就带我到那儿去了。不想果真见效（刘慎之的恩德我终生不忘）。在我卧床8个月后的一天，母亲第一次陪我到户外晒太阳，她坐在我身边，院里的邻居见了无不为之高兴。
精神支柱
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是很漂亮的。可惜她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时，她全给烧掉了。只有一张是她在颐和园铜牛旁的照片，她将头像部分撕下一角没舍得烧，我珍存至今。但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我小时候隐隐约约听她和别人交谈时，说她曾有意中人，但以后却嫁给了比她大23岁的父亲做二房。我母亲说，这是我姥姥做的“好事”。我想当时母亲家境贫寒，父亲在铁路部门任职，经济条件好，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好景不长，我六岁时，正值辽沈战役，我父亲所在的北宁铁路局解散。任职人员可以跟随去台湾，也可以投亲靠友。于是父亲终结了安东（现在改名丹东）火车站站长之职，先让母亲带我乘飞机到北京，半个月后父亲也到了北京。
北京前孙公园的广东会馆有一个院是我家的，我大妈住在那里。我们搬到那儿住，最初还较和睦，但因大妈患有精神病，以后经常闹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们又搬到天津。这期间我父亲无工作，只有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以后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从那时开始母亲做过许多工种。在天津做过包梨、砸核桃、挑瓜子、打蛋、卷烟卷的活计。以后到北京做过扎牙刷、做肩章、补花、缝毛衣……记得在天津时，我八岁那年，有一次我到母亲工作的场地找她，在一个大空场里坐着一大排挑瓜子的女工。我到母亲面前，坐在母亲旁边的阿姨见了我，抓了一大把瓜子给我，我推说不要，母亲笑着对我说，拿着吧。当时母亲流露着那种从心底里的喜悦和爱意，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我深深领悟到，这是她的精神支柱，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那时，我的家境虽然困难，但母亲从未让我失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所以母亲最引以自豪的口头语是：“镜华上学不用我操心。”上中学时，我考上了北京四中。但初中毕业时，父亲想让我上中专，以便早点工作。我却希望考高中，上大学。终于有一天父亲发作，斥责我：“你上学和我没关系！”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冲出了家门，中午也没回来吃饭，直到傍晚回家时，母亲见到我时两眼发直。邻居批评我说：“你也不说自己到哪儿去了，你母亲到处找你，都有些失常了。”由于母亲的支持我又考上了北京四中。高中毕业时，我渐渐懂得家境困难，自己应负起责任来。于是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报到之前，我专程到学校谈了自己的家庭情况，说明：校方如不能发我助学金，我将无力再读书。之后，经学校研究给了我助学金，我才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引狼入室
母亲性格开朗，喜欢说笑，爱联系人，所以当时大家推选她搞街道宣传工作。她说笑时常带表情、手势。有一次大家闹着说她一定能演话剧，这下她慌了神，连说不行。
母亲又是一个心灵手巧、热心肠的人。院里经常有人让她帮助裁衣服和做一些活计。她在北京羊毛衫厂干过两年，以后厂内不再用临时工，但可以到厂里拿活回家里干。当时院里一个姓何的和我堂姐在家无事，也想在家干这活。我母亲就手把手地教她们，并向厂里介绍，她们也在家里干上了这活。母亲也喜欢三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地干着活。却没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俩人竟恩将仇报。
关于堂姐，她是我三叔的女儿。从母亲和亲友交谈中得知，解放前三叔因无工作，住在我家。但有一天偷了家中许多东西跑了。父亲发现后气愤之极，如当时报警，缉拿是不成问题的。但被母亲拦住，说就当给他的路费，任他去吧。二十年后三叔到我家（当时我住在鼓楼辛安里），见到我父亲时，握着父亲的手，声泪俱下地连说，对不住哥哥，对不住……
堂姐自小由她姨父家照看。以后她离开姨父家，在后门桥租了一间房。当时她十九岁，容貌俊俏。我四姑妈有一位在清华读书的侄子（我称表哥），很喜欢她。曾托我母亲向她提亲，但她几次以年龄尚小来推辞。直到我母亲问个究竟时，她才哭诉了被她姨父侵犯并生下一子。于是此事告终。1957年反右时，那位表哥被打成右派，坐了8年牢。出来时无工作，在唐山以打零工为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丧生。如表哥再活几年，右派平反，仍会有一段辉煌。这也是个薄命之人。
以后堂姐嫁给了一个杨木匠。为此母亲在我们院给他们要了一间房。善良的母亲完全沉浸在亲人相聚的喜悦之中。却不知道这竟是引狼入室，亲手制造了自己悲剧的祸根。
杨木匠是个疑心很重、心胸狭窄的人，他常怀疑堂姐和别人有染。他又是个护犊子，心直口快的母亲常劝他不要这样惯孩子，母亲作为长辈说他几句也是应该的，但是杨木匠却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姓何的和杨木匠成了“红五类”。当时是“亲不亲，阶级分”。再加上杨本来就对我母亲有忌恨，于是他们诬告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母亲有反动言论。为此父母双双在街道劳动了一年。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每日早出晚归。父母为了不影响我，一直瞒着此事。直到有一天我下班早，回家不见人，才知他们在街道劳动改造。于是我到街道革命委员会问其原因，革委会主任却一再和我强调要“划清界限”，不要卷进去。我母亲也苦苦让我不要再惹事。母亲平时好说好笑，遇事却极为胆小。街道革委会让她交代“问题”时，她竟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事隔两年调查父亲母亲的问题全是乌有。但革委会的人到家宣布处理决定时只是说：“问题不是敌我性质的，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经过这次打击，母亲整个变了一个人，原来的活跃开朗，变得呆滞郁闷;好说好笑，变得言语迟钝;心灵手巧，变得头脑不清;时髦整洁，变得邋邋遢遢，身体也明显变坏。
无法弥补的罪过
我女儿的降生，使母亲异常喜悦。因为母亲平时常说：女孩比男孩子体贴人（我原来有个姐姐，不幸6岁时暴病去世）。最初，我把女儿放在母亲那儿照看，我想一是对母亲是个乐趣，二是把省下的托儿费留给他们，可多一些生活补贴。殊不知这却铸成了大错。
开始时母亲照看女儿，一切顺利。母亲常喜欢给女儿扎个小辫，一家人高高兴兴。但母亲终究受不了劳累，一天我得知母亲摔倒在地，不省人事。我急忙到母亲家，在邻居们的帮助下，送到第六医院，抢救过来。但不久更不幸的事发生了，母亲偏瘫了。我极度悔恨自责。
我带母亲去过许多医院：第六医院、北京中医医院、鼓楼医院……当时都说是不治之症。我自知已无一线希望。造成如此局面是我对母亲关心太少，我在母亲身上有无法弥补的罪过啊！
那时我争取上下午班。早晨到母亲家照理她吃饭、翻身、上药。每天在母亲家、单位、我家往返。但是，我再辛苦，比起母親为我的付出，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每当我听到同事称我是“孝子”时，我只得苦笑着，我无言以对！
尤其母亲到了后期，基本上已神志不清。听到她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叫着我的名字，喊着：“让我快走吧！”我心如刀绞，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1979年2月7日，母亲真的走了。望着盖上白布单的母亲，我头脑一片空白，似乎整个世界，包括我自己都已不存在了。
母亲离去近30年，我时时梦见鼓楼的大院小屋。梦中多少次我又见到了母亲，她说她还活着。我惊喜之极，拉住母亲的手说：现在条件好了，让我好好地再孝敬您几年吧。母亲笑了笑，却又不见了……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
母亲离开人世已近30载，每当我忆起母亲，悲恸之感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减弱。母亲给了我两次生命，生我养我一次，而给我第二次生命是在我十岁那年，我患了严重的肾脏炎。为我的病，体单力薄的母亲抱着我，隔几天就到北大医院去。半年过去了，我的病情却日渐加剧。母亲一刻不离地守在我的身旁，不知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母親卖掉了自己的皮大衣和一切值钱的东西，她常躲在厕所里哭……而年幼的我却常不知深浅地和母亲任性，记得有一次我要一把刀，母亲就用菜刀亲自给我削了一把木刀。母亲做刀时额头上的汗珠，和露出的笑容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殊不知这笑容后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悲切。
当北大医院认为我的病治疗无望时，母亲完全乱了阵脚。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逢人就一个劲儿讲这件事。也许是母亲的真情感动了老天，有一天在母亲带我从医院出来，乘坐三轮车，又和三轮车夫说起此事时，三轮车夫说，他认识一个患肾脏炎的病人，曾去过很多医院全治不好，最后到东单苏州胡同的老中医刘慎之那儿治好了。母亲闻听此言，抱着一线希望，当天下午就带我到那儿去了。不想果真见效（刘慎之的恩德我终生不忘）。在我卧床8个月后的一天，母亲第一次陪我到户外晒太阳，她坐在我身边，院里的邻居见了无不为之高兴。
精神支柱
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是很漂亮的。可惜她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时，她全给烧掉了。只有一张是她在颐和园铜牛旁的照片，她将头像部分撕下一角没舍得烧，我珍存至今。但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我小时候隐隐约约听她和别人交谈时，说她曾有意中人，但以后却嫁给了比她大23岁的父亲做二房。我母亲说，这是我姥姥做的“好事”。我想当时母亲家境贫寒，父亲在铁路部门任职，经济条件好，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好景不长，我六岁时，正值辽沈战役，我父亲所在的北宁铁路局解散。任职人员可以跟随去台湾，也可以投亲靠友。于是父亲终结了安东（现在改名丹东）火车站站长之职，先让母亲带我乘飞机到北京，半个月后父亲也到了北京。
北京前孙公园的广东会馆有一个院是我家的，我大妈住在那里。我们搬到那儿住，最初还较和睦，但因大妈患有精神病，以后经常闹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们又搬到天津。这期间我父亲无工作，只有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以后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从那时开始母亲做过许多工种。在天津做过包梨、砸核桃、挑瓜子、打蛋、卷烟卷的活计。以后到北京做过扎牙刷、做肩章、补花、缝毛衣……记得在天津时，我八岁那年，有一次我到母亲工作的场地找她，在一个大空场里坐着一大排挑瓜子的女工。我到母亲面前，坐在母亲旁边的阿姨见了我，抓了一大把瓜子给我，我推说不要，母亲笑着对我说，拿着吧。当时母亲流露着那种从心底里的喜悦和爱意，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我深深领悟到，这是她的精神支柱，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那时，我的家境虽然困难，但母亲从未让我失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所以母亲最引以自豪的口头语是：“镜华上学不用我操心。”上中学时，我考上了北京四中。但初中毕业时，父亲想让我上中专，以便早点工作。我却希望考高中，上大学。终于有一天父亲发作，斥责我：“你上学和我没关系！”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冲出了家门，中午也没回来吃饭，直到傍晚回家时，母亲见到我时两眼发直。邻居批评我说：“你也不说自己到哪儿去了，你母亲到处找你，都有些失常了。”由于母亲的支持我又考上了北京四中。高中毕业时，我渐渐懂得家境困难，自己应负起责任来。于是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报到之前，我专程到学校谈了自己的家庭情况，说明：校方如不能发我助学金，我将无力再读书。之后，经学校研究给了我助学金，我才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引狼入室
母亲性格开朗，喜欢说笑，爱联系人，所以当时大家推选她搞街道宣传工作。她说笑时常带表情、手势。有一次大家闹着说她一定能演话剧，这下她慌了神，连说不行。
母亲又是一个心灵手巧、热心肠的人。院里经常有人让她帮助裁衣服和做一些活计。她在北京羊毛衫厂干过两年，以后厂内不再用临时工，但可以到厂里拿活回家里干。当时院里一个姓何的和我堂姐在家无事，也想在家干这活。我母亲就手把手地教她们，并向厂里介绍，她们也在家里干上了这活。母亲也喜欢三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地干着活。却没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俩人竟恩将仇报。
关于堂姐，她是我三叔的女儿。从母亲和亲友交谈中得知，解放前三叔因无工作，住在我家。但有一天偷了家中许多东西跑了。父亲发现后气愤之极，如当时报警，缉拿是不成问题的。但被母亲拦住，说就当给他的路费，任他去吧。二十年后三叔到我家（当时我住在鼓楼辛安里），见到我父亲时，握着父亲的手，声泪俱下地连说，对不住哥哥，对不住……
堂姐自小由她姨父家照看。以后她离开姨父家，在后门桥租了一间房。当时她十九岁，容貌俊俏。我四姑妈有一位在清华读书的侄子（我称表哥），很喜欢她。曾托我母亲向她提亲，但她几次以年龄尚小来推辞。直到我母亲问个究竟时，她才哭诉了被她姨父侵犯并生下一子。于是此事告终。1957年反右时，那位表哥被打成右派，坐了8年牢。出来时无工作，在唐山以打零工为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丧生。如表哥再活几年，右派平反，仍会有一段辉煌。这也是个薄命之人。
以后堂姐嫁给了一个杨木匠。为此母亲在我们院给他们要了一间房。善良的母亲完全沉浸在亲人相聚的喜悦之中。却不知道这竟是引狼入室，亲手制造了自己悲剧的祸根。
杨木匠是个疑心很重、心胸狭窄的人，他常怀疑堂姐和别人有染。他又是个护犊子，心直口快的母亲常劝他不要这样惯孩子，母亲作为长辈说他几句也是应该的，但是杨木匠却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姓何的和杨木匠成了“红五类”。当时是“亲不亲，阶级分”。再加上杨本来就对我母亲有忌恨，于是他们诬告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母亲有反动言论。为此父母双双在街道劳动了一年。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每日早出晚归。父母为了不影响我，一直瞒着此事。直到有一天我下班早，回家不见人，才知他们在街道劳动改造。于是我到街道革命委员会问其原因，革委会主任却一再和我强调要“划清界限”，不要卷进去。我母亲也苦苦让我不要再惹事。母亲平时好说好笑，遇事却极为胆小。街道革委会让她交代“问题”时，她竟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事隔两年调查父亲母亲的问题全是乌有。但革委会的人到家宣布处理决定时只是说：“问题不是敌我性质的，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经过这次打击，母亲整个变了一个人，原来的活跃开朗，变得呆滞郁闷;好说好笑，变得言语迟钝;心灵手巧，变得头脑不清;时髦整洁，变得邋邋遢遢，身体也明显变坏。
无法弥补的罪过
我女儿的降生，使母亲异常喜悦。因为母亲平时常说：女孩比男孩子体贴人（我原来有个姐姐，不幸6岁时暴病去世）。最初，我把女儿放在母亲那儿照看，我想一是对母亲是个乐趣，二是把省下的托儿费留给他们，可多一些生活补贴。殊不知这却铸成了大错。
开始时母亲照看女儿，一切顺利。母亲常喜欢给女儿扎个小辫，一家人高高兴兴。但母亲终究受不了劳累，一天我得知母亲摔倒在地，不省人事。我急忙到母亲家，在邻居们的帮助下，送到第六医院，抢救过来。但不久更不幸的事发生了，母亲偏瘫了。我极度悔恨自责。
我带母亲去过许多医院：第六医院、北京中医医院、鼓楼医院……当时都说是不治之症。我自知已无一线希望。造成如此局面是我对母亲关心太少，我在母亲身上有无法弥补的罪过啊！
那时我争取上下午班。早晨到母亲家照理她吃饭、翻身、上药。每天在母亲家、单位、我家往返。但是，我再辛苦，比起母親为我的付出，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每当我听到同事称我是“孝子”时，我只得苦笑着，我无言以对！
尤其母亲到了后期，基本上已神志不清。听到她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叫着我的名字，喊着：“让我快走吧！”我心如刀绞，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1979年2月7日，母亲真的走了。望着盖上白布单的母亲，我头脑一片空白，似乎整个世界，包括我自己都已不存在了。
母亲离去近30年，我时时梦见鼓楼的大院小屋。梦中多少次我又见到了母亲，她说她还活着。我惊喜之极，拉住母亲的手说：现在条件好了，让我好好地再孝敬您几年吧。母亲笑了笑，却又不见了……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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