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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般意义上，私塾是指私人在民间独立设置的一种教育机构。日本的私塾历史肇始于9世纪，在德川时期（1600-1868）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成为日本教育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私塾在德川时期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主要的特点是“平等、独立、自主”。广濑淡窗的咸宜园与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是德川私塾中的杰出代表。咸宜园注重学业成绩，利用“月旦评”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核，坚持因材施教，培養学生成为不同种类的人才；松下村塾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能力，旨在培养政治人才，所以其门下出现众多的维新志士。总之，两所私塾都为日本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日本德川；私塾；广濑淡窗；咸宜园；吉田松阴；松下村塾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163-04
一、中日“塾”与“私塾”概念的异同
在中国，“塾”字古来有之，对其含义有若干说法。其一，认为“塾”乃门内东西两侧的堂屋，《汉书·食货志上》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其二，认为“塾”通“埻”，做“箭靶”的意思，《后汉书·齐武王縯传》：“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其三，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意思，即“私人开设的教育场所”，这在《礼记·学记》追溯西周学制时曾有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私塾是对“塾”第三种含义的深化与发展。该词的具体产生时间虽无定论，但最晚在元代已经出现。《元史·儒学一》：“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至江宁学官，俾子弟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辟私塾迎之。”可见，“私塾”一词出现时间较早，并非源于近代。
日语中关于“塾”和“私塾”的含义也有多种解释。我们以《广辞苑》①为例：门侧的房屋；私设的教育子弟的学舍；修学子弟的住宿场所。关于“私塾”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私设的塾；德川时期重要的教育机构，主要由市井儒者（后来也有一些国学者、洋学者）根据自己意愿所开设的学习场所。
总结中日文对于私塾内涵的解释，共通之处是均指私人在民间设立的教育机构。尽管如此，私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在经费、招生、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显著不同。本文拟就日本德川时期的私塾进行分析。
二、日本德川时期的私塾
日本在平安时期（794-1185）之前未有私塾，只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国学。9世纪初，日本真言宗宏法大师空海和尚（774-835）访唐回国之后，仿照唐制，积极在民间设立私学，并首创综艺种智院，发掘民间优秀人才，以儒学和佛学教导学生。综艺种智院被后人奉为日本私塾的鼻祖。到德川时期（1600-1868），私塾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日本古代私学的巅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德川时期可归为私塾的教育机构有1300多所之多，但是在当时真正被冠以“私塾”二字的仅有四所，分别为北固私塾、三余私塾、外山私塾和灌花私塾[1]（P7）。其他私塾在德川时期被称为馆、园、所、家塾、书院、精舍等。
日本学者海原彻先生在其《近世私塾の研究》对于德川私塾有过细致的分析。关于德川私塾的特征，海原彻先生认为，德川私塾是一种“中间物”：从教育内容上看，私塾是家学与学校之间的中间物；从教育对象上看，私塾又是藩校与寺子屋之间的中间物；从学问水平上看，私塾亦作为学问所和寺子屋之间的中间物。关于私塾在德川时期的作用，海原彻也曾有较为准确的描述，即私塾在德川时期经历了从替代物到补充物，再到反对物的一个过程[1]（P10-14）。
海原彻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德川私塾在不同阶段，目标和特点都有所不同。在前期，昌平校和藩校未能建立的时候，私塾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培养幕藩体制所需人才的重任，特别是政府急需的上级武士、专门的学者和高级医生等，如这一时期的古义堂和藤树书院等。幕府中期，官学兴盛，私塾被逐渐边缘化，但是仍以其自身特色而持续发展。彼时作为官学的一种补充，私塾倾向于接收一些偏远地区或者平民出身的学生，同时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意朝官学忽视的一些内容（如国学、洋学等）偏向，如本居宣长（1730-1801）的铃屋等。而当德川幕府行将终结之时，一部分私塾敏感地觉察到社会政治发生的变化，奋力发展为一种对抗官学的存在，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影响上与官学渐行渐远。这一时期的塾中人物开始议论时政，反对幕府，形成同盟，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吉田松阴（1830-1859）的松下村塾。据统计，吉田松阴门下近一半学子后来成为维新志士。可见，德川私塾的教育目标在不同时期有着较大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总体看来，整个德川时期私塾具有明显的“平等、独立、自主”的特点，它突破了官学的学生身份限制，向士庶全面开放。虽然无法做到完全不受政府影响如广濑淡窗的咸宜园就曾多次遭受地方官的粗暴干涉，政府官员将政府官员的子弟插入私塾，不经私塾内规定的考试，强行提高其私塾内的排位级别，以至于塾主广濑淡窗因不满官府干涉一度辞职引退。，但是绝大多数私塾基本做到了独立运行、自主教学、自由招聘教师和录取学生。办学者也能够根据自身的偏好以及社会的需求自由地设立和调整授课科目。所以德川私塾门类繁多，包括汉学塾、国学塾、兰学塾、洋学塾等多种类型。其中，汉学塾中较为出名的有中江藤树（1608-1648）的藤树书院、广濑淡窗（1782-1856）的咸宜园、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等；国学塾中有本居宣长（1730-1801）的铃屋较为出名；而兰学塾和洋学塾中以绪方洪庵（1810-1863）的适塾和シーボルト（Siebold）（1796-1866）的鸣龙塾最为人所熟知。
形成这一局面，由两方面因素促成。一是得益于日本当时沿用着世袭制度，没有国家统一的人才录用考试，私塾基本没有为国家输送政治人才的义务。所以官府对私塾极少管束，即便幕府在1790年颁布了宽政异学之禁，也只是规定在幕府直属的学校——昌平坂学问所——禁止异学，并未对藩校和私塾进行干涉。这样一来，一些有趣的现象就发生了，比如：当时的幕府儒官、著名的“阳朱阴王”学者佐藤一斋（1772-1859），一方面在昌平坂学问所中讲授朱子学，一方面在自己开办的私塾中教授立场大相径庭的阳明学。幕府虽然知情，但也从未进行过干涉。二是私塾自负盈亏的私人性质。政府对于民间的教育事业缺乏支持，私塾不得不自负盈亏。德川时期某些私塾虽然零星获得过一些官府资助，如怀德堂在火后重建过程中曾经接受了官府300两黄金的支援，但是就整体而言，私塾的主要资金来源还是学生交纳的各种费用（谢仪等）以及塾主（或者其家族）自身的财力支撑，而且前者一般居较大比例。就私塾用地而言，一般都是塾主本人的私宅，而非来自官府所赠。课本等教学材料等支出也大多来自学生交纳的费用。以上两点，使得私塾自主办学的特点得到了突显。 德川私塾除了上述特征，还具有其他诸多特征，如教育水平较高、以汉学塾为主、市场主义和学生中心主义等。下面以德川末期的两大私塾——广濑淡窗的咸宜园以及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为例，对两者的特点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和比较。
三、咸宜园与松下村塾
广濑淡窗生于日本九州一个商人之家，从小体弱多病，很早便放弃继承家业的打算，专注于私塾事业。淡窗早年跟从父亲学习《孝经》等儒家经典，之后進入龟井塾，师从龟井南溟、阳昭父子。淡窗的儒学成就在江户时期并不突出，思想流派归属也不甚明显。有学者将其归入荻生徂徕的古文辞派，因为其老师龟井南溟和阳昭两者皆为徂徕派弟子；另一说将其视为折中派，认为淡窗的儒学思想还受到佛、老子、神道等学说的多重影响。淡窗创办的咸宜园，位于日本九州丰后国（即现在的大分县），其名取自《诗经·商颂·玄鸟》篇中的“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意为人人皆宜，大体包含三层含义：欢迎各个阶层的学生；接纳各个学派的教育内容；尊重各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咸宜园在当时广受欢迎，许多学生不远千里前来求学。据记载，该塾学生人数在最高峰时达到两百多人，从1817年开塾到1897年闭塾的80年间，接受过该塾培养的人数总计高达四千余人，生源地辐射范围也极广，占到当时68藩中的66藩。因此，咸宜园被后代日本学者奉为“日本近世最大的私塾”、“近代学校的先驱”[2]（P158）。
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曾师从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松阴的思想虽然深受阳明学派的影响，但是其学问多来源于长年累月的游学，同样难以将其简单归于任何一种门派之下。松阴生活在德川末期，眼见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外敌滋扰，故热心于通过教育推动社会政治改革。他所主持的松下村塾坐落于长州藩萩城（今山口县萩市）下的松本村，原为吉田松阴叔父玉木文之进所创，在1857年到1859年间，松阴以戴罪之身（因欲登船出海而犯下重罪被判刑）接任第三任塾主[3]（P689）。虽然松阴执掌松下村塾仅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其门下弟子人数也不过92人，但是教育影响之广却不可小觑。在松阴培养的弟子中，维新志士辈出（详见下文），不仅村塾成为长州藩尊王攘夷的中心所在，他本人也被称为“教育之神”和“远东的佩斯泰洛奇”[4]（P1）。
咸宜园与松下村塾有着较多的共同点，如学生主义、平等主义以及儒学中心主义，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咸宜园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力主义”，这从它的考核方法“月旦评”中可窥见一斑，这也是咸宜园被称为“近代教育先驱”的主要原因。所谓月旦评“月旦”即一个月的第一天，“月旦评”出自中国《后汉书·许劭传》，原意是指许劭等每个月初对村内的人物进行品评。，即指每月进行考评，根据成绩，将学生分为九等。学生在塾内的一切待遇都依据该等级，如课堂的座位排列，等级低的学生只能蜷缩于阴暗潮湿的楼梯下面听课。月旦评开创了能力主义学习之先河，产生了较大的积极意义，曾有人评价咸宜园优秀毕业生可为国家之宰辅。月旦评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关于这一点，作为塾主的广濑淡窗也有察觉，他发现有些时候学生们只专注于提升等级，竞争意识过强，人也变得自私、急功近利。与咸宜园不同，松下村塾并无严格的考核制度，学生虽然被分为上等“进德、专心”、中等“励精、修业”、下等“怠惰、放纵”，不过评价的标准并不是知识量的多少，而是依据学生对学问的态度。在松下私塾中，吉田松阴善于鼓励学生，热心与学生一对一讨论，努力营造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和睦气氛。
其次，广濑淡窗的思想精髓在于“敬天”二字，他认为天是最权威、最高的存在，人是不可能参透天的，只可以通过研习学问去理解天。咸宜园的学生曾向咸宜园赠送一幅卷轴，上书“敬天”两个大字，并于卷轴左边用小字进行解释：“淡窗先生平日以此二字诲诸生，先生一生学问教学唯此二字。”敬天是淡窗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教学的最基本原则。他认为神职自天降，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职业天命，不能够简单地等齐划一，要做到人尽其才，就应该朝着不同的职业方向进行培养。因此，咸宜园采用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都十分多样化，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各个学生的潜能。
吉田松阴则极为专注培养“优秀的政治人才”。松下村塾中使用的教材除了传统的儒学典籍，还包括充斥尊王攘夷思想的《新论》等政论性书籍。松阴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对于天下时事的关注态度，在授课时候经常手拿日本地图，将自己长年行走的所见所闻生动地描绘给学生听，意在培养学生的“飞耳长目”。所谓“飞耳长目”，是指一个人洞察时事、果断采取合理行动的能力。松阴甚至在村塾里设立了一个叫作《飞耳长目帐》[5]（P36）的记录册，类似于现代的新闻报刊，里面记载了其本人及他人亲自调查的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供学生浏览阅读。村塾举行考试的重要方式是策问。策问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对时事、国事进行评论，锻炼其政治敏锐性、培养胸怀天下的素养。
再次，咸宜园与松下村塾各异的教育理念也导致了影响的差异。咸宜园的学生不拘一格，人才趋于多样化，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兰学者高野长英、总理大臣清浦奎吾、艺术家平野五岳，以及在佛教界倡导西学新风的月性等。咸宜园的能力主义排名等级制启发了明治教育改革[6]（P8），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因而对日本社会近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明治政府的文部大臣长三洲曾就学于咸宜园，后来他仿咸宜园学制起草了明治初期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的草案中的五篇[7]（P32）。松下村塾培养了大批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日本民族觉醒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代表性人物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长州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高杉晋作，与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倒幕先锋木户孝允等。
四、结语
简言之，咸宜园与松下村塾在教育内容和管理方法上各有特点，它们都是日本德川末期私塾的杰出代表，都为日本教育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既有当时时代大背景“时势造英雄”的有利条件，也得益于私塾自身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特点，以及塾主独到的教育理念和杰出的教育能力等。凡此，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日]海原彻.近世私塾の研究[M].京都：思文阁，1983.
[2]朱玲莉.论日本儒学家广濑淡窗的教育思想[J].求索，2008（12）.
[3][日]和辻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下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4.
[4][日]広瀬豊.吉田松陰の研究[M].东京：武藏野书院，1943.
[5][日]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阴[M].东京：新人物来往社，1984.
[6]Yamashita S H.Reading the New Tokugawa Intellectual Histories[J].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996（1）.
[7]朱玲莉.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J].齐鲁学刊， 2011（5）.
[责任编辑 张 峰]
[关键词]日本德川；私塾；广濑淡窗；咸宜园；吉田松阴；松下村塾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163-04
一、中日“塾”与“私塾”概念的异同
在中国，“塾”字古来有之，对其含义有若干说法。其一，认为“塾”乃门内东西两侧的堂屋，《汉书·食货志上》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其二，认为“塾”通“埻”，做“箭靶”的意思，《后汉书·齐武王縯传》：“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其三，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意思，即“私人开设的教育场所”，这在《礼记·学记》追溯西周学制时曾有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私塾是对“塾”第三种含义的深化与发展。该词的具体产生时间虽无定论，但最晚在元代已经出现。《元史·儒学一》：“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至江宁学官，俾子弟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辟私塾迎之。”可见，“私塾”一词出现时间较早，并非源于近代。
日语中关于“塾”和“私塾”的含义也有多种解释。我们以《广辞苑》①为例：门侧的房屋；私设的教育子弟的学舍；修学子弟的住宿场所。关于“私塾”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私设的塾；德川时期重要的教育机构，主要由市井儒者（后来也有一些国学者、洋学者）根据自己意愿所开设的学习场所。
总结中日文对于私塾内涵的解释，共通之处是均指私人在民间设立的教育机构。尽管如此，私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在经费、招生、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显著不同。本文拟就日本德川时期的私塾进行分析。
二、日本德川时期的私塾
日本在平安时期（794-1185）之前未有私塾，只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国学。9世纪初，日本真言宗宏法大师空海和尚（774-835）访唐回国之后，仿照唐制，积极在民间设立私学，并首创综艺种智院，发掘民间优秀人才，以儒学和佛学教导学生。综艺种智院被后人奉为日本私塾的鼻祖。到德川时期（1600-1868），私塾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日本古代私学的巅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德川时期可归为私塾的教育机构有1300多所之多，但是在当时真正被冠以“私塾”二字的仅有四所，分别为北固私塾、三余私塾、外山私塾和灌花私塾[1]（P7）。其他私塾在德川时期被称为馆、园、所、家塾、书院、精舍等。
日本学者海原彻先生在其《近世私塾の研究》对于德川私塾有过细致的分析。关于德川私塾的特征，海原彻先生认为，德川私塾是一种“中间物”：从教育内容上看，私塾是家学与学校之间的中间物；从教育对象上看，私塾又是藩校与寺子屋之间的中间物；从学问水平上看，私塾亦作为学问所和寺子屋之间的中间物。关于私塾在德川时期的作用，海原彻也曾有较为准确的描述，即私塾在德川时期经历了从替代物到补充物，再到反对物的一个过程[1]（P10-14）。
海原彻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德川私塾在不同阶段，目标和特点都有所不同。在前期，昌平校和藩校未能建立的时候，私塾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培养幕藩体制所需人才的重任，特别是政府急需的上级武士、专门的学者和高级医生等，如这一时期的古义堂和藤树书院等。幕府中期，官学兴盛，私塾被逐渐边缘化，但是仍以其自身特色而持续发展。彼时作为官学的一种补充，私塾倾向于接收一些偏远地区或者平民出身的学生，同时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意朝官学忽视的一些内容（如国学、洋学等）偏向，如本居宣长（1730-1801）的铃屋等。而当德川幕府行将终结之时，一部分私塾敏感地觉察到社会政治发生的变化，奋力发展为一种对抗官学的存在，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影响上与官学渐行渐远。这一时期的塾中人物开始议论时政，反对幕府，形成同盟，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吉田松阴（1830-1859）的松下村塾。据统计，吉田松阴门下近一半学子后来成为维新志士。可见，德川私塾的教育目标在不同时期有着较大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总体看来，整个德川时期私塾具有明显的“平等、独立、自主”的特点，它突破了官学的学生身份限制，向士庶全面开放。虽然无法做到完全不受政府影响如广濑淡窗的咸宜园就曾多次遭受地方官的粗暴干涉，政府官员将政府官员的子弟插入私塾，不经私塾内规定的考试，强行提高其私塾内的排位级别，以至于塾主广濑淡窗因不满官府干涉一度辞职引退。，但是绝大多数私塾基本做到了独立运行、自主教学、自由招聘教师和录取学生。办学者也能够根据自身的偏好以及社会的需求自由地设立和调整授课科目。所以德川私塾门类繁多，包括汉学塾、国学塾、兰学塾、洋学塾等多种类型。其中，汉学塾中较为出名的有中江藤树（1608-1648）的藤树书院、广濑淡窗（1782-1856）的咸宜园、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等；国学塾中有本居宣长（1730-1801）的铃屋较为出名；而兰学塾和洋学塾中以绪方洪庵（1810-1863）的适塾和シーボルト（Siebold）（1796-1866）的鸣龙塾最为人所熟知。
形成这一局面，由两方面因素促成。一是得益于日本当时沿用着世袭制度，没有国家统一的人才录用考试，私塾基本没有为国家输送政治人才的义务。所以官府对私塾极少管束，即便幕府在1790年颁布了宽政异学之禁，也只是规定在幕府直属的学校——昌平坂学问所——禁止异学，并未对藩校和私塾进行干涉。这样一来，一些有趣的现象就发生了，比如：当时的幕府儒官、著名的“阳朱阴王”学者佐藤一斋（1772-1859），一方面在昌平坂学问所中讲授朱子学，一方面在自己开办的私塾中教授立场大相径庭的阳明学。幕府虽然知情，但也从未进行过干涉。二是私塾自负盈亏的私人性质。政府对于民间的教育事业缺乏支持，私塾不得不自负盈亏。德川时期某些私塾虽然零星获得过一些官府资助，如怀德堂在火后重建过程中曾经接受了官府300两黄金的支援，但是就整体而言，私塾的主要资金来源还是学生交纳的各种费用（谢仪等）以及塾主（或者其家族）自身的财力支撑，而且前者一般居较大比例。就私塾用地而言，一般都是塾主本人的私宅，而非来自官府所赠。课本等教学材料等支出也大多来自学生交纳的费用。以上两点，使得私塾自主办学的特点得到了突显。 德川私塾除了上述特征，还具有其他诸多特征，如教育水平较高、以汉学塾为主、市场主义和学生中心主义等。下面以德川末期的两大私塾——广濑淡窗的咸宜园以及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为例，对两者的特点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和比较。
三、咸宜园与松下村塾
广濑淡窗生于日本九州一个商人之家，从小体弱多病，很早便放弃继承家业的打算，专注于私塾事业。淡窗早年跟从父亲学习《孝经》等儒家经典，之后進入龟井塾，师从龟井南溟、阳昭父子。淡窗的儒学成就在江户时期并不突出，思想流派归属也不甚明显。有学者将其归入荻生徂徕的古文辞派，因为其老师龟井南溟和阳昭两者皆为徂徕派弟子；另一说将其视为折中派，认为淡窗的儒学思想还受到佛、老子、神道等学说的多重影响。淡窗创办的咸宜园，位于日本九州丰后国（即现在的大分县），其名取自《诗经·商颂·玄鸟》篇中的“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意为人人皆宜，大体包含三层含义：欢迎各个阶层的学生；接纳各个学派的教育内容；尊重各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咸宜园在当时广受欢迎，许多学生不远千里前来求学。据记载，该塾学生人数在最高峰时达到两百多人，从1817年开塾到1897年闭塾的80年间，接受过该塾培养的人数总计高达四千余人，生源地辐射范围也极广，占到当时68藩中的66藩。因此，咸宜园被后代日本学者奉为“日本近世最大的私塾”、“近代学校的先驱”[2]（P158）。
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曾师从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松阴的思想虽然深受阳明学派的影响，但是其学问多来源于长年累月的游学，同样难以将其简单归于任何一种门派之下。松阴生活在德川末期，眼见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外敌滋扰，故热心于通过教育推动社会政治改革。他所主持的松下村塾坐落于长州藩萩城（今山口县萩市）下的松本村，原为吉田松阴叔父玉木文之进所创，在1857年到1859年间，松阴以戴罪之身（因欲登船出海而犯下重罪被判刑）接任第三任塾主[3]（P689）。虽然松阴执掌松下村塾仅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其门下弟子人数也不过92人，但是教育影响之广却不可小觑。在松阴培养的弟子中，维新志士辈出（详见下文），不仅村塾成为长州藩尊王攘夷的中心所在，他本人也被称为“教育之神”和“远东的佩斯泰洛奇”[4]（P1）。
咸宜园与松下村塾有着较多的共同点，如学生主义、平等主义以及儒学中心主义，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咸宜园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力主义”，这从它的考核方法“月旦评”中可窥见一斑，这也是咸宜园被称为“近代教育先驱”的主要原因。所谓月旦评“月旦”即一个月的第一天，“月旦评”出自中国《后汉书·许劭传》，原意是指许劭等每个月初对村内的人物进行品评。，即指每月进行考评，根据成绩，将学生分为九等。学生在塾内的一切待遇都依据该等级，如课堂的座位排列，等级低的学生只能蜷缩于阴暗潮湿的楼梯下面听课。月旦评开创了能力主义学习之先河，产生了较大的积极意义，曾有人评价咸宜园优秀毕业生可为国家之宰辅。月旦评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关于这一点，作为塾主的广濑淡窗也有察觉，他发现有些时候学生们只专注于提升等级，竞争意识过强，人也变得自私、急功近利。与咸宜园不同，松下村塾并无严格的考核制度，学生虽然被分为上等“进德、专心”、中等“励精、修业”、下等“怠惰、放纵”，不过评价的标准并不是知识量的多少，而是依据学生对学问的态度。在松下私塾中，吉田松阴善于鼓励学生，热心与学生一对一讨论，努力营造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和睦气氛。
其次，广濑淡窗的思想精髓在于“敬天”二字，他认为天是最权威、最高的存在，人是不可能参透天的，只可以通过研习学问去理解天。咸宜园的学生曾向咸宜园赠送一幅卷轴，上书“敬天”两个大字，并于卷轴左边用小字进行解释：“淡窗先生平日以此二字诲诸生，先生一生学问教学唯此二字。”敬天是淡窗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教学的最基本原则。他认为神职自天降，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职业天命，不能够简单地等齐划一，要做到人尽其才，就应该朝着不同的职业方向进行培养。因此，咸宜园采用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都十分多样化，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各个学生的潜能。
吉田松阴则极为专注培养“优秀的政治人才”。松下村塾中使用的教材除了传统的儒学典籍，还包括充斥尊王攘夷思想的《新论》等政论性书籍。松阴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对于天下时事的关注态度，在授课时候经常手拿日本地图，将自己长年行走的所见所闻生动地描绘给学生听，意在培养学生的“飞耳长目”。所谓“飞耳长目”，是指一个人洞察时事、果断采取合理行动的能力。松阴甚至在村塾里设立了一个叫作《飞耳长目帐》[5]（P36）的记录册，类似于现代的新闻报刊，里面记载了其本人及他人亲自调查的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供学生浏览阅读。村塾举行考试的重要方式是策问。策问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对时事、国事进行评论，锻炼其政治敏锐性、培养胸怀天下的素养。
再次，咸宜园与松下村塾各异的教育理念也导致了影响的差异。咸宜园的学生不拘一格，人才趋于多样化，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兰学者高野长英、总理大臣清浦奎吾、艺术家平野五岳，以及在佛教界倡导西学新风的月性等。咸宜园的能力主义排名等级制启发了明治教育改革[6]（P8），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因而对日本社会近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明治政府的文部大臣长三洲曾就学于咸宜园，后来他仿咸宜园学制起草了明治初期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的草案中的五篇[7]（P32）。松下村塾培养了大批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日本民族觉醒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代表性人物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长州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高杉晋作，与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倒幕先锋木户孝允等。
四、结语
简言之，咸宜园与松下村塾在教育内容和管理方法上各有特点，它们都是日本德川末期私塾的杰出代表，都为日本教育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既有当时时代大背景“时势造英雄”的有利条件，也得益于私塾自身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特点，以及塾主独到的教育理念和杰出的教育能力等。凡此，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日]海原彻.近世私塾の研究[M].京都：思文阁，1983.
[2]朱玲莉.论日本儒学家广濑淡窗的教育思想[J].求索，2008（12）.
[3][日]和辻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下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4.
[4][日]広瀬豊.吉田松陰の研究[M].东京：武藏野书院，1943.
[5][日]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阴[M].东京：新人物来往社，1984.
[6]Yamashita S H.Reading the New Tokugawa Intellectual Histories[J].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996（1）.
[7]朱玲莉.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J].齐鲁学刊， 2011（5）.
[责任编辑 张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