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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腐败不仅仅是会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还会对社会资源进行大量的消耗，因此，需要大力开展反腐工作。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展了积极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我国明朝时期所倡导的惩腐治吏运动，其严厉程度以及其成绩可以说是冠历朝之首。在本文中从明朝重典治吏的历史实践出发，参考和总结明朝惩腐治吏的经验教训，对当代反腐工作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关键词 明朝 腐败 惩腐 借鉴
作者简介：张波超，北京市公安局。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9.347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中国悠悠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法制的建设一直伴随着国家文明的发展而进步，数千年的法制文明积累，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可供后人去参考与借鉴。早在夏代古人在面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懂得如何运用法来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官吏腐败问题一直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我们的祖先也一直为之而斗争。纵观古代的反腐败历程，明朝的“重典治吏”作为封建王朝反贪肃吏的代表，对我们现今的反腐败工作具有较好的学习和借鉴的意义。
一、明朝 “重典治吏”措施与内容
（一）以重典治世、重典治吏的思想完善立法工作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立法工作相当重视，他亲自参与了《大明律》、《明大浩》的编纂工作，这两部法典和以往的各种法典相比，显得相当的严苛，体现出了朱元璋的“重典治世、重典治吏”立法思想。朱元璋本人认为“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他将建设封建法律制度与肃正纲纪作为国家治理与保证王权永固的重要措施。《大明律》本着朱元璋所提出的“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立法原则，其在体例上一改唐律体例，变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使之强化明朝的六部制度，取消宰相制度，将权力集中于皇帝身上。罪名方面《大明律》创设了“奸党罪”、“上言大臣德政罪”、“交接近侍官员罪”等罪名用以惩处腐败，其中的内容相当的严谨，并且条文细致、条例清晰，各种刑罪处罚相当严苛，“重典治世、重典治吏”的立法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朱元璋为了可以将世风进行扭轉，并警戒臣民，亲自参与到了《明大诰》的编定之中。《明大诰》的罪名甚多，如诡寄田粮、断指诽谤等，并规定了三十多种法外酷刑，如族诛、凌迟、剁指、剥皮等刑罚极其残酷。《明大诰》重罚重刑，无具体的定罪量刑原则，均以朱元璋个人判定为定罪量刑标准，办案时大多以从重或者死罪量刑。明朝初年的各个立法活动充分体现了朱元璋整肃吏治，惩处贪腐的决心。
（二）完善监察机构，形成多部门监督机制
明初朱元璋为了形成专制统治，取消了宰相制度，但其在中央建立了三法司，分别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主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都察院负责法律监督，也参与审判。而在地方上，明朝设立有巡按御史、巡抚、提刑按察司三个司法部门，三个部门之间办案相对独立且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至上而下能有效行使部门职能的监察体系，同时，明朝皇帝在三法司的基础上还建立了特务审判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长等机构，用以强化专制皇权，监视臣民，防范犯罪。
（三）重刑惩处贪腐，严格执法
明朝早期，皇帝就下令凡是官吏犯赃罪均不能被赦免。而在《大明律》的各项罪名中，一半以上的罪名均为官吏贪赃犯罪，同时对于死刑的起刑标准也很严格，少量的贪赃数额便可处以斩、绞等刑罚，这些规定较唐宋时期的刑律，体现了“重其所重”的立法精神。同时明朝恢复了肉刑制度以体现重典治世的思想，并且还将凌迟死刑列入《大明律》，使之超出斩、绞刑之上，成为法定的极刑，并且《明大诰》在惩处贪吏上，比之《大明律》的处罚，更是从严从重。比如当时在地方的各级衙门，都立有一座神庙，名为“皮场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贪赃钱款达到六十两以上的污吏，按《明大诰》便要处以剥皮刑，污吏被剥皮后，其皮囊还要挂于官府公堂之上，以起到警示和震慑其他官员的目的。
二、明朝反腐败的弊端
明朝的反腐败工作在这些措施的广泛开展下，其前期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但是同样也存在许多弊端，因为这些弊端的存在，导致了明朝整肃官吏，惩处贪腐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一）反腐败只反臣民，不反皇帝
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治腐历史中均存在的问题，早在周制中就有规定八种人的犯罪须经特别审议，并可减免刑罚，后在曹魏时期已将“八议”制度写入法律，后世也一直延用。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制定出真正惩治腐败的措施，封建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病根深蒂固，决定了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反腐败工作不会取得根本性的成功。
（二）反腐败只靠以皇权为中心的少数人
明朝作为封建君主社会，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而皇帝实际最关心的是他本人皇权的永固，并非广大百姓的利益。因此明代参与办案的中央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以及之后的设立的特务审判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均是以皇权为中心进行反腐，皇帝的个人意志才是上述机构反腐工作的方向与核心。朱元璋虽也开创性的制定了“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允许百姓参与反腐，但因该制度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只是朱元璋个人的简单臆想，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实际效果微乎其微，所以说在封建官僚统治时期，普通百姓不可能真正参与到反腐工作当中，更别提让广大百姓来真正监督官吏，缺乏有效的广泛的监督，再好的制度也就形同虚设。
（三）人治大于法治，厂卫干预司法
朱元璋秉承“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的立法原则，下令编纂了历史上具体有深渊意义的法典《大明律》。但朱元璋为防止“法外遗奸”，又以惩治臣民过犯的案例以及其本人发布的训令为内容，亲手订立了《明大诰》。《明大诰》法外用刑，极其残暴，各种严酷刑罚令人发指，偏重惩治贪官豪强，惩贪的条文多达一半以上，因为《明大诰》是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令，是皇帝的最高命令，体现皇帝的个人意志，故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往往均以《明大诰》为依据，《大明律》则被《明大诰》所架空。另外明朝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由于其办案直接听命于皇帝，厂卫往往有着凌驾于中央三法司的至高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因此在皇权的专制下，厂卫在法律之外滥用职权，破坏封建法制的司法秩序，激化社会矛盾，使得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最终加速了明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三、明朝的反腐治吏虽然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其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现今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工作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启发的意义
（一）现今的反腐败工作中，加强法制建设依然是重中之重，使各级的官员不敢腐
任何实践工作中都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作为保障。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反腐败工作同样要在法治的框架之中开展。通过立法活动，依照实际情况，科学的降低对官员腐败案件的量刑标准，提高对官员腐败案件的处罚力度，从而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官员腐败犯罪的成本。在明朝的时候，通过严刑峻法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虽最终仍未有效遏制腐败，但在我国的反腐败历史上也算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明王朝的延续也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所以，现今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也应是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
（二）现今的反腐败工作中，各职能部门协调、通过多种方式对腐败进行监督是关键，让各级官员不能腐
反腐工作单靠司法部门利用法律进行法律监督，实践中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当前的反腐工作应该各部门协同作战，特别是司法部门和纪检部门在法律和纪律条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协调配合，同时人民群众在不干预正常司法活动的前提下也应该在反腐败中发挥积极的监督、举报作用。如今，网络技术发展迅速，人们生活、工作均已离不开网络，以群众举报为基础的网络反腐也是现今反腐工作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新型反腐方式，通过人人都能参与的互联网，将公权力充分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权力日益腐败的消极现象才能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三）现今的反腐败工作中，多种方式开展教育宣传，预防腐败是核心，从而使各级的官员不想腐
通过宣传教育学习从人的思想源头抓起让各级官员做到不想腐是反腐败工作的最终目标。人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思想，就有什么行动，明朝朱元璋感叹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其实就是人的思想根源依然存有腐败的苗头，贪官污吏自然就朝殺而幕犯，屡禁不止。现今各种媒体形式并存，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体平台获得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最终影响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影响到人的行为。所以反腐的教育宣传可以通过如廉政广告、电视剧集、电影视频以及互联网等传播方式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运用地铁、公交等人员密集的载体，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广泛的宣扬清正廉洁的意识。通过互联网上的纪委网站，使人们方便查询了解反腐败工作。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定期观看警示教育宣传片，定期学习反腐的规章条例以及法律法规。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使整个社会大环境大风气从对贪污腐败默默隐忍向普遍唾弃的方向上转变。
参考文献：
[1]丁芳.明重典治吏对反腐倡廉的法律启示.理论界.2013（11）.
[2]杜世智.古代重典治吏对当今制度反腐的启示.人民论坛.2014（17）.
[3]张晋伟.明初“重典”肃贪法制研究.甘肃政法学院.2015.
[4]梁晶.朱元璋重典治吏对当今反腐的启示.文学教育（上）.2016（1）.
关键词 明朝 腐败 惩腐 借鉴
作者简介：张波超，北京市公安局。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9.347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中国悠悠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法制的建设一直伴随着国家文明的发展而进步，数千年的法制文明积累，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可供后人去参考与借鉴。早在夏代古人在面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懂得如何运用法来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官吏腐败问题一直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我们的祖先也一直为之而斗争。纵观古代的反腐败历程，明朝的“重典治吏”作为封建王朝反贪肃吏的代表，对我们现今的反腐败工作具有较好的学习和借鉴的意义。
一、明朝 “重典治吏”措施与内容
（一）以重典治世、重典治吏的思想完善立法工作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立法工作相当重视，他亲自参与了《大明律》、《明大浩》的编纂工作，这两部法典和以往的各种法典相比，显得相当的严苛，体现出了朱元璋的“重典治世、重典治吏”立法思想。朱元璋本人认为“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他将建设封建法律制度与肃正纲纪作为国家治理与保证王权永固的重要措施。《大明律》本着朱元璋所提出的“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立法原则，其在体例上一改唐律体例，变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使之强化明朝的六部制度，取消宰相制度，将权力集中于皇帝身上。罪名方面《大明律》创设了“奸党罪”、“上言大臣德政罪”、“交接近侍官员罪”等罪名用以惩处腐败，其中的内容相当的严谨，并且条文细致、条例清晰，各种刑罪处罚相当严苛，“重典治世、重典治吏”的立法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朱元璋为了可以将世风进行扭轉，并警戒臣民，亲自参与到了《明大诰》的编定之中。《明大诰》的罪名甚多，如诡寄田粮、断指诽谤等，并规定了三十多种法外酷刑，如族诛、凌迟、剁指、剥皮等刑罚极其残酷。《明大诰》重罚重刑，无具体的定罪量刑原则，均以朱元璋个人判定为定罪量刑标准，办案时大多以从重或者死罪量刑。明朝初年的各个立法活动充分体现了朱元璋整肃吏治，惩处贪腐的决心。
（二）完善监察机构，形成多部门监督机制
明初朱元璋为了形成专制统治，取消了宰相制度，但其在中央建立了三法司，分别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主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都察院负责法律监督，也参与审判。而在地方上，明朝设立有巡按御史、巡抚、提刑按察司三个司法部门，三个部门之间办案相对独立且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至上而下能有效行使部门职能的监察体系，同时，明朝皇帝在三法司的基础上还建立了特务审判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长等机构，用以强化专制皇权，监视臣民，防范犯罪。
（三）重刑惩处贪腐，严格执法
明朝早期，皇帝就下令凡是官吏犯赃罪均不能被赦免。而在《大明律》的各项罪名中，一半以上的罪名均为官吏贪赃犯罪，同时对于死刑的起刑标准也很严格，少量的贪赃数额便可处以斩、绞等刑罚，这些规定较唐宋时期的刑律，体现了“重其所重”的立法精神。同时明朝恢复了肉刑制度以体现重典治世的思想，并且还将凌迟死刑列入《大明律》，使之超出斩、绞刑之上，成为法定的极刑，并且《明大诰》在惩处贪吏上，比之《大明律》的处罚，更是从严从重。比如当时在地方的各级衙门，都立有一座神庙，名为“皮场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贪赃钱款达到六十两以上的污吏，按《明大诰》便要处以剥皮刑，污吏被剥皮后，其皮囊还要挂于官府公堂之上，以起到警示和震慑其他官员的目的。
二、明朝反腐败的弊端
明朝的反腐败工作在这些措施的广泛开展下，其前期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但是同样也存在许多弊端，因为这些弊端的存在，导致了明朝整肃官吏，惩处贪腐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一）反腐败只反臣民，不反皇帝
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治腐历史中均存在的问题，早在周制中就有规定八种人的犯罪须经特别审议，并可减免刑罚，后在曹魏时期已将“八议”制度写入法律，后世也一直延用。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制定出真正惩治腐败的措施，封建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病根深蒂固，决定了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反腐败工作不会取得根本性的成功。
（二）反腐败只靠以皇权为中心的少数人
明朝作为封建君主社会，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而皇帝实际最关心的是他本人皇权的永固，并非广大百姓的利益。因此明代参与办案的中央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以及之后的设立的特务审判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均是以皇权为中心进行反腐，皇帝的个人意志才是上述机构反腐工作的方向与核心。朱元璋虽也开创性的制定了“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允许百姓参与反腐，但因该制度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只是朱元璋个人的简单臆想，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实际效果微乎其微，所以说在封建官僚统治时期，普通百姓不可能真正参与到反腐工作当中，更别提让广大百姓来真正监督官吏，缺乏有效的广泛的监督，再好的制度也就形同虚设。
（三）人治大于法治，厂卫干预司法
朱元璋秉承“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的立法原则，下令编纂了历史上具体有深渊意义的法典《大明律》。但朱元璋为防止“法外遗奸”，又以惩治臣民过犯的案例以及其本人发布的训令为内容，亲手订立了《明大诰》。《明大诰》法外用刑，极其残暴，各种严酷刑罚令人发指，偏重惩治贪官豪强，惩贪的条文多达一半以上，因为《明大诰》是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令，是皇帝的最高命令，体现皇帝的个人意志，故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往往均以《明大诰》为依据，《大明律》则被《明大诰》所架空。另外明朝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由于其办案直接听命于皇帝，厂卫往往有着凌驾于中央三法司的至高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因此在皇权的专制下，厂卫在法律之外滥用职权，破坏封建法制的司法秩序，激化社会矛盾，使得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最终加速了明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三、明朝的反腐治吏虽然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其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现今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工作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启发的意义
（一）现今的反腐败工作中，加强法制建设依然是重中之重，使各级的官员不敢腐
任何实践工作中都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作为保障。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反腐败工作同样要在法治的框架之中开展。通过立法活动，依照实际情况，科学的降低对官员腐败案件的量刑标准，提高对官员腐败案件的处罚力度，从而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官员腐败犯罪的成本。在明朝的时候，通过严刑峻法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虽最终仍未有效遏制腐败，但在我国的反腐败历史上也算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明王朝的延续也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所以，现今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也应是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
（二）现今的反腐败工作中，各职能部门协调、通过多种方式对腐败进行监督是关键，让各级官员不能腐
反腐工作单靠司法部门利用法律进行法律监督，实践中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当前的反腐工作应该各部门协同作战，特别是司法部门和纪检部门在法律和纪律条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协调配合，同时人民群众在不干预正常司法活动的前提下也应该在反腐败中发挥积极的监督、举报作用。如今，网络技术发展迅速，人们生活、工作均已离不开网络，以群众举报为基础的网络反腐也是现今反腐工作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新型反腐方式，通过人人都能参与的互联网，将公权力充分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权力日益腐败的消极现象才能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三）现今的反腐败工作中，多种方式开展教育宣传，预防腐败是核心，从而使各级的官员不想腐
通过宣传教育学习从人的思想源头抓起让各级官员做到不想腐是反腐败工作的最终目标。人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思想，就有什么行动，明朝朱元璋感叹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其实就是人的思想根源依然存有腐败的苗头，贪官污吏自然就朝殺而幕犯，屡禁不止。现今各种媒体形式并存，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体平台获得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最终影响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影响到人的行为。所以反腐的教育宣传可以通过如廉政广告、电视剧集、电影视频以及互联网等传播方式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运用地铁、公交等人员密集的载体，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广泛的宣扬清正廉洁的意识。通过互联网上的纪委网站，使人们方便查询了解反腐败工作。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定期观看警示教育宣传片，定期学习反腐的规章条例以及法律法规。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使整个社会大环境大风气从对贪污腐败默默隐忍向普遍唾弃的方向上转变。
参考文献：
[1]丁芳.明重典治吏对反腐倡廉的法律启示.理论界.2013（11）.
[2]杜世智.古代重典治吏对当今制度反腐的启示.人民论坛.2014（17）.
[3]张晋伟.明初“重典”肃贪法制研究.甘肃政法学院.2015.
[4]梁晶.朱元璋重典治吏对当今反腐的启示.文学教育（上）.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