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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经是一名代表尊严和正义的法官，今天坐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这充分表明了正义与罪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赵增军的法庭忏悔
2005年4月13日上午8时20分，赵增军在迈进法庭时犹豫了一下，迈出的步子又退了回来，茫然向四周看了一看，调整了一下身体，走进了庭审现场。
场内法官正襟危坐，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担任了此次庭审的公诉人，场下，安徽省纪委、省检察院、反贪局和各地市的反贪干警也来到现场，附近的中学生也赶来不少。
与略显紧张谨慎的庭审法官不同，庭审中赵增军出奇的平静，对所犯所有罪行供认不讳。曾任安徽省宣城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赵增军涉嫌索贿受贿人民币152万余元、美金6698元，受贿数额在近年落马的该省省厅级官员中名列前茅，其索贿额更是创“厅干”黑金历史。
4月10日前后安徽省乍暖还寒，气温一度陡降15度，在该省气象史上实属罕见，春天的脚步也一度缩了回去，到了13日，气温才恢复正常，春天的气息弥漫在皖南的天空。
和罕见的天气一样，赵增军这几天的心情也分外焦灼，从2004年4月28号被安徽省纪委双规，一年的心灵炼狱今天快要走到终点，今天赵显得长出一口气，毕竟从今以后他就要努力走向新生。
青丝成白发
赵增军一夜之间青丝成白发。
赵增军先后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宣城、绩溪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特别是绩溪县，在中国历史上孕育出了一批杰出的学者、诗人、商人和政治家、革命家。赵增军的父亲也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老革命，在解放战争中率领部队打到皖南，在宁国脱下戎装，转入地方领导工作。自小，赵便在这种伟大的传统中耳濡目染。
1992年9月赵增军成为皖南名县绩溪的父母官。
“赵增军从小就克躬励己，生活节俭，工作勤奋，在绩溪工作期间工作成绩突出颇得民心，为地方建设作了不少贡献，”赵的一位老同事告诉记者。
“记得一九七八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工作，那时的月工资收入才几十块钱。全家过着清静、温饱、每周加餐（买点肉）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却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生活，”赵增军在狱中回忆道，“最初我们买房、建房、买电脑、相机还时不时要问父母、弟妹伸手，请求支援。”
“那时的我，心底纯洁无私，勤奋工作，非常满足。”
在担任了五年的绩溪县委书记后，赵于1997年调任宣城行署工作。
“提拔到宣城工作后，赵增军一改原来的朴实个性，变的有些张扬了，”宣城市民告诉记者。
在宣城工作期间，1997到2004年，赵先后历任宣城行署副专员、宣城地委委员、宣州市委书记、宣城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咨询委主任、宣城市委督查组组长。
“1997年我从绩溪调到宣城行署工作时，心灵深处开始发生了变化，”赵增军说，“大约在2000年春节前我担任原宣州市委书记时，龙良斌送来了一万元现金，我收下了，我看到了现实生活中来钱更快的渠道。此后又有刘玉林等人送给现金，这让我心动了，心理防线开始崩溃。”接下来的四年时光，赵一步一步的由受贿变为主动索贿，其中主动索贿68万多元人民币、3000美元和价值5.4万人民币、2698美元的物品，其数额占了几乎一半。
正如宣城市民和赵增军本人所言，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检察院池检刑诉[2005]03号的起诉书中，长达12页的22项指控中21件发案地点均在宣城，而发生在绩溪的仅有一件。
一个父子两代曾经把青春韶华奉献给了皖南大地的人，在人生的顶点，即将全身而退的年纪，他的腐败基因开始在体内发生了作用。
欲壑难填 权力变现
赵增军在宣城的张扬个性伴随着的是他欲望的滋生，欲望在权力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据知情人士介绍，赵在当地分管城建、土地、公安、财政和税务，都是当地人眼中的大摊子和肥缺。“手握重兵”的赵增军自然难免手痒，其主要索贿和受贿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也基本在他的分管领域，特别是城建、土地领域。由于赵的介入使得有关单位或个人在规划变更上予以通过从而减免了大量应收的费用。
其中最大的一笔受贿50万元就是其担任福建金鑫集团公司宣城分公司“锦城花园”项目指挥部政委时，为该项目拆迁、退税协调“打招呼”。这一犯罪事实也是赵增军索贿受贿案中的“致命一击”。
检方调查证实，金鑫集团董事长及总经理方维刚找到时任常务副市长并任该项目指挥部政委的赵，通过他做工作，开协调会，从而使退税工作顺利完成，为此，方维刚送给赵50万元人民币，后又被赵索要价值2.15万元的电视机和干燥柜。
赵增军说：“方维刚办事谨慎，我认为不会出事，也曾经有过思想斗争，甚至想过将50万现金退还给方维刚，免得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大约在2002年下半年，我用暂时存放为由将50万元现金还给了方维刚，然而，就在方维刚宁国开发就要结束回福建泉州的时候，我的贪欲再次作怪，又担心人去财空，一去不复返了。”
“最终，我还是在金钱占有欲的驱使下，主动找到方维刚要回了那50万元。”
对于这一受贿情节，在法庭上赵增军辩称：“事实部分我没有异议，但是我办过的一些事情，都是在国家政策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赵增军的这番话在当今某些地区的权力生态中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情与法的之间存在着模糊的边界，权钱交易有着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在中国这样一个尚礼之邦，礼尚往来后互相“打打招呼”是常有的事情，更何况许多做法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行业潜规则，人治对法治侵略的边界有时候就更难界定。权力的变现成了自然而然的过程。
正如赵增军在法庭上感叹的，我不仅没有为杭州美都创造收入，而且让其在宣城“双塔路”项目出现1400万缺口的时候追加投入，并将二期项目的一百多亩土地全部收回，为国家挽回了数千万的损失。
据悉，赵提到的杭州美都集团是参与宣城“双塔路”项目开发的开发商，检方调查显示赵曾经收受和索要该集团董事长闻掌华人民币6万元和一块价值8千多元的金砖以及爱普生打印机两台。
除上述提到的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外，在赵大权在握的城建土地领域，赵曾因“金碧花园”项目索要合肥中信物业公司8万多元；因安徽曼图实业下属飞鹰置业汽车钢圈项目征地索要10.873万元；因多次为宣城东南房地产公司帮忙收受索要10.97万元；为宣城润华苑房地产开发公司退回、免缴和缓缴基础设施配套费和教育附加费索要收受2.3万元现金和物品；因“春归苑”项目收受芜湖平泰房地产公司经理2万元、宣城匡吉实业公司1.2万元；索取宣城市政建设总公司6.4677万元；索取宣州万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及其经理8.5万元……。
赵增军总结他的堕落公式是：欲望－满足－新的欲望－更大的满足。
“应该说，这是一条极具诱惑力的公式，更是一条走向堕落，走向犯罪的危险公式，”“欲望人皆有之，欲望不加节制的膨胀就必然演变成贪欲，贪欲不加节制的膨胀就必然走向堕落。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属公权力。公权力为公则造福，为私则必然招祸。”赵增军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倒在生活的细节里
从检方指控的犯罪情节里，记者发现，赵增军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变现过程甚至连赵本人也没有察觉，因为腐败的触角已经伸进了赵增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说，在情与理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赵尚能分清黑白的话，而生活细节上的诱惑，一些“小恩小惠”的索取，赵就是决难抵御到底的了。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份材料称，赵增军案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不是被动收受，而是主动多次向不同单位索取“零碎的”现金和生活物品。
在22项指控里，除了收受金鑫集团50万的数额较大外，其余都是对手下一些单位的“小打小敲”。多则几万元，少则数千。而其索要的物品包括电脑、电视、打印机、干燥柜、照相机、扫描仪、手机、音响、空调、投影机等等。有些物品如电脑、打印机的索取数量远远超出一个家庭的正常需求。
据调查，赵以个人费用不好处理、“交换”电脑等名目，向上至公安局长，下至大小包工头共索要68.6093万元人民币、3000美元以及价值5.4505万元人民币、2698美元的物品。
而赵增军与其交换的“权力”包括：1999年宣州龙云宾馆为锅炉暂缓拆除一事送给他2万多元和海尔空调一台；为某人儿子安排到其分管单位工作收受2万元；为宣城中心医院刘某职务问题和其儿子工作问题收受其2万元；因在安徽永吉皮件厂成立经营过程中的“大力支持”，索要价值2698美元的“健伍”音响和5万元人民币；以家用电脑需要更新为名索要公安局一台苹果电脑；以想购买一部二手车为名向中信物业索要4万元……
这些大事小情、生活琐事本来就是赵增军工作之外的事情，这些“权力”也本不属于赵的“管辖”范围，但恰恰一种无形的力量让赵的“威力”如此巨大无比，由被动收受演变为不自觉地随意索取财物，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都会有潜在的腐败阴影，腐败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出场仪式”，它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本身。
我们在腐败的空气中生存，这才是赵增军案让我们意识到的最大危险。
赵增军案是2004年8月19日安徽省纪委、监察厅通报查处的5起厅级干部重大腐败案件之一，赵案是其中第三个被起诉的案件。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其他几起大案包括：原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涉嫌经济上严重违纪和其他严重违纪问题（详见本刊2004年第21期《交通系统“皖字号”纷纷“翻车”》）；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历任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干部提拔、调动，协助承揽工程等大肆收受钱财，办案人员先后从南京、济南、合肥等地起获被陈转移、藏匿的现金、存折、债券等近千万元；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案，他与妻子弄虚作假，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开发出售，牟利140多万元，其中李兴民夫妇获得80余万元，李兴民还收受贿赂礼金等80多万元……
“赵增军在近年来安徽省厅级落马干部中受贿数额比较高，与王怀忠、肖作兴、王兴尧等人不相上下，但与其他人不能说明来源的收入高达两三百万相比，赵的认罪和主动交代所有受贿索贿事实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应该被从轻发落，”赵的辩护律师安徽永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鲍进最后辩称。
2005年4月13日上午8时20分，赵增军在迈进法庭时犹豫了一下，迈出的步子又退了回来，茫然向四周看了一看，调整了一下身体，走进了庭审现场。
场内法官正襟危坐，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担任了此次庭审的公诉人，场下，安徽省纪委、省检察院、反贪局和各地市的反贪干警也来到现场，附近的中学生也赶来不少。
与略显紧张谨慎的庭审法官不同，庭审中赵增军出奇的平静，对所犯所有罪行供认不讳。曾任安徽省宣城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赵增军涉嫌索贿受贿人民币152万余元、美金6698元，受贿数额在近年落马的该省省厅级官员中名列前茅，其索贿额更是创“厅干”黑金历史。
4月10日前后安徽省乍暖还寒，气温一度陡降15度，在该省气象史上实属罕见，春天的脚步也一度缩了回去，到了13日，气温才恢复正常，春天的气息弥漫在皖南的天空。
和罕见的天气一样，赵增军这几天的心情也分外焦灼，从2004年4月28号被安徽省纪委双规，一年的心灵炼狱今天快要走到终点，今天赵显得长出一口气，毕竟从今以后他就要努力走向新生。
青丝成白发
赵增军一夜之间青丝成白发。
赵增军先后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宣城、绩溪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特别是绩溪县，在中国历史上孕育出了一批杰出的学者、诗人、商人和政治家、革命家。赵增军的父亲也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老革命，在解放战争中率领部队打到皖南，在宁国脱下戎装，转入地方领导工作。自小，赵便在这种伟大的传统中耳濡目染。
1992年9月赵增军成为皖南名县绩溪的父母官。
“赵增军从小就克躬励己，生活节俭，工作勤奋，在绩溪工作期间工作成绩突出颇得民心，为地方建设作了不少贡献，”赵的一位老同事告诉记者。
“记得一九七八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工作，那时的月工资收入才几十块钱。全家过着清静、温饱、每周加餐（买点肉）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却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生活，”赵增军在狱中回忆道，“最初我们买房、建房、买电脑、相机还时不时要问父母、弟妹伸手，请求支援。”
“那时的我，心底纯洁无私，勤奋工作，非常满足。”
在担任了五年的绩溪县委书记后，赵于1997年调任宣城行署工作。
“提拔到宣城工作后，赵增军一改原来的朴实个性，变的有些张扬了，”宣城市民告诉记者。
在宣城工作期间，1997到2004年，赵先后历任宣城行署副专员、宣城地委委员、宣州市委书记、宣城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咨询委主任、宣城市委督查组组长。
“1997年我从绩溪调到宣城行署工作时，心灵深处开始发生了变化，”赵增军说，“大约在2000年春节前我担任原宣州市委书记时，龙良斌送来了一万元现金，我收下了，我看到了现实生活中来钱更快的渠道。此后又有刘玉林等人送给现金，这让我心动了，心理防线开始崩溃。”接下来的四年时光，赵一步一步的由受贿变为主动索贿，其中主动索贿68万多元人民币、3000美元和价值5.4万人民币、2698美元的物品，其数额占了几乎一半。
正如宣城市民和赵增军本人所言，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检察院池检刑诉[2005]03号的起诉书中，长达12页的22项指控中21件发案地点均在宣城，而发生在绩溪的仅有一件。
一个父子两代曾经把青春韶华奉献给了皖南大地的人，在人生的顶点，即将全身而退的年纪，他的腐败基因开始在体内发生了作用。
欲壑难填 权力变现
赵增军在宣城的张扬个性伴随着的是他欲望的滋生，欲望在权力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据知情人士介绍，赵在当地分管城建、土地、公安、财政和税务，都是当地人眼中的大摊子和肥缺。“手握重兵”的赵增军自然难免手痒，其主要索贿和受贿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也基本在他的分管领域，特别是城建、土地领域。由于赵的介入使得有关单位或个人在规划变更上予以通过从而减免了大量应收的费用。
其中最大的一笔受贿50万元就是其担任福建金鑫集团公司宣城分公司“锦城花园”项目指挥部政委时，为该项目拆迁、退税协调“打招呼”。这一犯罪事实也是赵增军索贿受贿案中的“致命一击”。
检方调查证实，金鑫集团董事长及总经理方维刚找到时任常务副市长并任该项目指挥部政委的赵，通过他做工作，开协调会，从而使退税工作顺利完成，为此，方维刚送给赵50万元人民币，后又被赵索要价值2.15万元的电视机和干燥柜。
赵增军说：“方维刚办事谨慎，我认为不会出事，也曾经有过思想斗争，甚至想过将50万现金退还给方维刚，免得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大约在2002年下半年，我用暂时存放为由将50万元现金还给了方维刚，然而，就在方维刚宁国开发就要结束回福建泉州的时候，我的贪欲再次作怪，又担心人去财空，一去不复返了。”
“最终，我还是在金钱占有欲的驱使下，主动找到方维刚要回了那50万元。”
对于这一受贿情节，在法庭上赵增军辩称：“事实部分我没有异议，但是我办过的一些事情，都是在国家政策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赵增军的这番话在当今某些地区的权力生态中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情与法的之间存在着模糊的边界，权钱交易有着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在中国这样一个尚礼之邦，礼尚往来后互相“打打招呼”是常有的事情，更何况许多做法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行业潜规则，人治对法治侵略的边界有时候就更难界定。权力的变现成了自然而然的过程。
正如赵增军在法庭上感叹的，我不仅没有为杭州美都创造收入，而且让其在宣城“双塔路”项目出现1400万缺口的时候追加投入，并将二期项目的一百多亩土地全部收回，为国家挽回了数千万的损失。
据悉，赵提到的杭州美都集团是参与宣城“双塔路”项目开发的开发商，检方调查显示赵曾经收受和索要该集团董事长闻掌华人民币6万元和一块价值8千多元的金砖以及爱普生打印机两台。
除上述提到的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外，在赵大权在握的城建土地领域，赵曾因“金碧花园”项目索要合肥中信物业公司8万多元；因安徽曼图实业下属飞鹰置业汽车钢圈项目征地索要10.873万元；因多次为宣城东南房地产公司帮忙收受索要10.97万元；为宣城润华苑房地产开发公司退回、免缴和缓缴基础设施配套费和教育附加费索要收受2.3万元现金和物品；因“春归苑”项目收受芜湖平泰房地产公司经理2万元、宣城匡吉实业公司1.2万元；索取宣城市政建设总公司6.4677万元；索取宣州万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及其经理8.5万元……。
赵增军总结他的堕落公式是：欲望－满足－新的欲望－更大的满足。
“应该说，这是一条极具诱惑力的公式，更是一条走向堕落，走向犯罪的危险公式，”“欲望人皆有之，欲望不加节制的膨胀就必然演变成贪欲，贪欲不加节制的膨胀就必然走向堕落。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属公权力。公权力为公则造福，为私则必然招祸。”赵增军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倒在生活的细节里
从检方指控的犯罪情节里，记者发现，赵增军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变现过程甚至连赵本人也没有察觉，因为腐败的触角已经伸进了赵增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说，在情与理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赵尚能分清黑白的话，而生活细节上的诱惑，一些“小恩小惠”的索取，赵就是决难抵御到底的了。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份材料称，赵增军案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不是被动收受，而是主动多次向不同单位索取“零碎的”现金和生活物品。
在22项指控里，除了收受金鑫集团50万的数额较大外，其余都是对手下一些单位的“小打小敲”。多则几万元，少则数千。而其索要的物品包括电脑、电视、打印机、干燥柜、照相机、扫描仪、手机、音响、空调、投影机等等。有些物品如电脑、打印机的索取数量远远超出一个家庭的正常需求。
据调查，赵以个人费用不好处理、“交换”电脑等名目，向上至公安局长，下至大小包工头共索要68.6093万元人民币、3000美元以及价值5.4505万元人民币、2698美元的物品。
而赵增军与其交换的“权力”包括：1999年宣州龙云宾馆为锅炉暂缓拆除一事送给他2万多元和海尔空调一台；为某人儿子安排到其分管单位工作收受2万元；为宣城中心医院刘某职务问题和其儿子工作问题收受其2万元；因在安徽永吉皮件厂成立经营过程中的“大力支持”，索要价值2698美元的“健伍”音响和5万元人民币；以家用电脑需要更新为名索要公安局一台苹果电脑；以想购买一部二手车为名向中信物业索要4万元……
这些大事小情、生活琐事本来就是赵增军工作之外的事情，这些“权力”也本不属于赵的“管辖”范围，但恰恰一种无形的力量让赵的“威力”如此巨大无比，由被动收受演变为不自觉地随意索取财物，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都会有潜在的腐败阴影，腐败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出场仪式”，它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本身。
我们在腐败的空气中生存，这才是赵增军案让我们意识到的最大危险。
赵增军案是2004年8月19日安徽省纪委、监察厅通报查处的5起厅级干部重大腐败案件之一，赵案是其中第三个被起诉的案件。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其他几起大案包括：原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涉嫌经济上严重违纪和其他严重违纪问题（详见本刊2004年第21期《交通系统“皖字号”纷纷“翻车”》）；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历任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干部提拔、调动，协助承揽工程等大肆收受钱财，办案人员先后从南京、济南、合肥等地起获被陈转移、藏匿的现金、存折、债券等近千万元；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案，他与妻子弄虚作假，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开发出售，牟利140多万元，其中李兴民夫妇获得80余万元，李兴民还收受贿赂礼金等80多万元……
“赵增军在近年来安徽省厅级落马干部中受贿数额比较高，与王怀忠、肖作兴、王兴尧等人不相上下，但与其他人不能说明来源的收入高达两三百万相比，赵的认罪和主动交代所有受贿索贿事实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应该被从轻发落，”赵的辩护律师安徽永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鲍进最后辩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