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近代中国，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也同时多被冠以“文化侵略者”“侵华先锋”之名，在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双重影响。本文通过简单介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及其著作《自西徂东》，浅析“基督福音”在中国晚清社会产生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 花之安 《自西徂东》 德国传教士 晚清
作者简介：黄丹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8-156-02
一、关于花之安
纵观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教士在那样一个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活跃在几乎近代社会的所有领域，对中外关系、人民信仰、文化、政治等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也是西学东渐的中坚力量。
相对于居于主导势力的英美传教士而言，德国传教势力进入中国相对较晚但也“可圈可点”，汤若望、Gutzlaff（译作郭实腊，或郭士立）、花之安、卫礼贤是影响较大者。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由于传播者所接受的主体不同，传教士们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花之安在华的传教方式也基本沿袭“利玛窦路线”，选择与“中国心灵”相契合的路径传播“基督福音”。即是“孔子加耶稣”的方法，来增加异邦人的认同感，尽量缩短或消除心理上的距离。争取士大夫同情和尊重中国习俗，还只是利玛窦时期克服传教阻滞的消极策略，积极的策略则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伦理和宗教思想吸引中国士大夫，花之安便是采取此策略者之一。“孔子加耶稣”是为传教士为传播福音采用的一种文化策略，同时也给晚清社会带来了西方文明，为国人打开了一个了解西方文化、社会的一个窗口。
熊月之说花之安“不像从博兰雅，热衷传播西学，几乎忘了传教”豍。这除了是因为花之安患有喉疾，不宜长时间宣讲外，花之安其实已经意识到，要能真正使中国人接受他所传播的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人‘精神组织的心理基础’,并从基督教‘真理’出发，对中国现有的精神生活进行批判分析，从根本上说服中国人，使其自觉地接近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及其知识宝库。”豎因此花之安在中国35年的传教生涯中，是以“文字传教”为重点。他一方面用中文写作宣传西方宗教和西方文化，包括《自西徂东》、《西国学校》、《教化议》《人心论》、《性海渊源》、《中国史编年手册》豏，另一方面他也研究翻译中国传统经典作品，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包括《儒学汇纂》（德文）、《中国宗教科学导论》（德文）、《孟子思想》（德文）、《中国著名男子名录》（英文）、《中国著名女子名录》（英文）。其中中文著述《自西徂东》无疑最为著名，也影响最大。更有甚者认为，《自西徂东》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书豐，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将它视为西方文化侵略的一员。虽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很有启发意义。
二、《自西徂东》及其思想
《自西徂东》，英文名为“Civilization，China and Chrisstian”直译为“文明，中国与基督教”。豑该书写于花之安广东传教期间，从1879年10月至1883年，在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发表，并于1884年由香港一位英商出资一千二百元豒在香港正式出版。1888年上海广学会重印《自西徂东》，并赠送一万册给南京传教士，让他们分发给应试乡绅。1893年，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德国传教士克兰思捐资一千二百银元，专印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分送中国士子。豓又有英商捐资六百元，英女士二人捐银一百两，专供赠书所用。自1888年至1911年《自西徂东》共发行了54000册，是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豔。1898年初，光绪皇帝订阅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自西徂东》。豖
“自西徂东”即使“自西往东”的意思，出处为《诗经·大雅·桑柔》中“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可以理解为：（1）他本人从西方社会来到这个东方帝国；（2）全书的主旨在于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东方；同时，利用《诗经》中诗句为书名显得“中国化”，更能被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接受。因此该书主要通过涉猎内容繁多的中西对比，直接揭露了中国晚清社会的社会、道德、文化现状，对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加以批评，并提出改良的“药方。”尽管花之安所开的药方，即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很不合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但他对中国社会病症的诊断，对中国弊端的批评，却可以给中国知识分子许多启发。豗花之安在《自西徂东》自序中也谈到作书目的为“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也。”“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危矣”而“外邦多日益富强，然中国能改弦易张，不拘于成迹。发奋为雄，亦无不可共臻强盛，措天下于磐石之安，顾亦思所行者为何如耳。”豘
《自西徂东》全书共分5卷，花之安将西方文明的结构，对应于中国儒学的“五常”，析成五门，分别从仁、义、礼、智、信进行阐述，分门再别类，以问题的性质列目，凡归纳成七十二章。“仁、义”两卷中主要叙述了花之安所理解的仁、义之行为。“仁集”所述的内容大体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的仁爱和仁政有关；而他对“义”的理解为“义为人之正路，义者出人维均，义为事理之宜”，所述主要为国家理财和人民权利。“礼集”主要是介绍西方的社会礼仪风俗，同时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陈规陋习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缠足、纳妾等，特别是妇女缠足。卷四“智集”以西方的经、史、子学为先，介绍西方文化、科技，并与中国进行比较。末卷“信集”以西方社会团体为主，多为宗教教会，介绍西方的社会组织。作为“压轴”，花之安传教的目的这一卷中得以集中体现。他在介绍西方社会团体时，融入了对基督教教义、宗教理论、宗教戒律等宗教思想的详细介绍。豙
花之安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并引用部分儒学观点来阐释基督教教义，给基督教披上一层浓厚的儒学色彩。同时，基督教与孔孟之道在根本意义上是相通的。基督教的根本宗旨是“爱人”，这正好与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含义相同。他在书中常常引用《论语》《周礼》《书》《孝经》《易》等中国传统经典，作为自己观点的理论支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读来让人备受耶稣爱人之心感染，并向往泰西诸国之“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如在“义集”第二十五章禁溺儿女中，写到“泰西体耶稣救人之心，恒欲拯救人之危厄，岂闻溺女之残虐，而不出一言以劝止乎？至用堕胎药，西国尤必严禁，倘经讯实，必定死罪。”豛从中西对比中，批判中国溺死女婴的陋习，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中对妇女的压制和迫害。花之安对于“男女平等”的呼吁，冲击了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在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觉醒有着振奋作用。晚清一批爱国救国志士，在花之安等西方传教士近代民主、民权的思影响下掀起的教育改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解放。花之安在书中所倡导的变革中国社会陋习，敦促中国教育改革等思想也多为现在学者研究和探讨。 不可避免地，花之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基督教文的影响，在说教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将耶稣基督凌驾于最高，如在《自西徂东》自序中，花之安说“耶稣之真理，无所不备，无所不包，天之奥旨，人间之伦纪，地中之万物，无不统括其中矣。”同时若认为以“耶稣道化民”，民则不会“离心离德”。花之安对于未来美好图景的描绘：“诚能得中国君子同心合力，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不囿于故见，不拘于小枝，精通西人格物、数学、天文各项之蕴奥，由此发出妙义，以创制显庸，并不必假手于他人，斯可长久而不坏。”正是时人所愿的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不得不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近代社会的传教士总是与“文化侵略”挂钩，《自西徂东》也被很多学者归为西方侵略者用来麻痹中国人的毒剂，将孔孟学说变成侵略的工具。是“用抽象的‘爱’抹杀民族斗争的事实，让中国人民忘却民族压迫的苦难，去‘爱’侵略者，甘当他们殖民统治下的顺民。”豜应当说在当时“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铁”豝的情况下，花之安在《自西祖东》中对中国时弊的批评，给了那时谋求中国富强的人士以很大的启发。当时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给了《自西祖东》以很高的评价“《自西徂东》引西事与中国相较，不事夸张，不偏回护，其辩论义理，颇有精微处，将以西国政教良法，以救中土政俗人心之弊，名曰‘自西徂东’，取义有由也。中言息战及公法本旨，禁买奴婢最可观。译笔亦佳，惟教语可厌。”
三、信仰与利益
花之安生前好友为其题写的墓志铭：“基督教信仰与文化先锋，在外国的德国学者花之安。”豟应该是对花之安一生全面的总结。作为传教士的花之安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追求福音广布是为修道者的使命，是个人信念所系，并无诟病。细读《自西徂东》便可见花之安不同于Gutzlaff之类带有强烈“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欲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并帮助本国政治家、野心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开疆拓土的传教士，他的信仰较为纯净而虔诚。虽然《自西徂东》的最终写作目的仍是传播“基督福音”，但对中国近代社会它更多的是“一剂醒药”。叶隽认为“既承认中国传统的优点，又时刻不忘‘基督教’君临天下的‘救世姿态’，这是近代传教士的基本思路”豠，虽然这种姿态绝对不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和喜爱，但万事万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同文化的民族总是有自身优越感，但“好在大家自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外来和尚的意义或许本就在于‘无意插柳’的收获。”
综合而言，传教士的意义更好地应是带来中西文化的双向沟通，如同花之安一样既要立足于基督信仰，又要权衡国家利益，并将这两者较好地融合进怎么使中国人接受耶稣教化的问题中去。他们的“基督福音”是国家利益与传教士个人信仰的延伸与结合。不能否认传教士传布福音带有使中国人民皈依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思想信仰的目的，但客观上也刺激了蒙昧的中国人的觉醒，并带来西方先进的技艺和异于传统儒家信仰的新神。在融合与布道间，事实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
关键词 花之安 《自西徂东》 德国传教士 晚清
作者简介：黄丹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8-156-02
一、关于花之安
纵观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教士在那样一个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活跃在几乎近代社会的所有领域，对中外关系、人民信仰、文化、政治等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也是西学东渐的中坚力量。
相对于居于主导势力的英美传教士而言，德国传教势力进入中国相对较晚但也“可圈可点”，汤若望、Gutzlaff（译作郭实腊，或郭士立）、花之安、卫礼贤是影响较大者。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由于传播者所接受的主体不同，传教士们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花之安在华的传教方式也基本沿袭“利玛窦路线”，选择与“中国心灵”相契合的路径传播“基督福音”。即是“孔子加耶稣”的方法，来增加异邦人的认同感，尽量缩短或消除心理上的距离。争取士大夫同情和尊重中国习俗，还只是利玛窦时期克服传教阻滞的消极策略，积极的策略则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伦理和宗教思想吸引中国士大夫，花之安便是采取此策略者之一。“孔子加耶稣”是为传教士为传播福音采用的一种文化策略，同时也给晚清社会带来了西方文明，为国人打开了一个了解西方文化、社会的一个窗口。
熊月之说花之安“不像从博兰雅，热衷传播西学，几乎忘了传教”豍。这除了是因为花之安患有喉疾，不宜长时间宣讲外，花之安其实已经意识到，要能真正使中国人接受他所传播的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人‘精神组织的心理基础’,并从基督教‘真理’出发，对中国现有的精神生活进行批判分析，从根本上说服中国人，使其自觉地接近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及其知识宝库。”豎因此花之安在中国35年的传教生涯中，是以“文字传教”为重点。他一方面用中文写作宣传西方宗教和西方文化，包括《自西徂东》、《西国学校》、《教化议》《人心论》、《性海渊源》、《中国史编年手册》豏，另一方面他也研究翻译中国传统经典作品，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包括《儒学汇纂》（德文）、《中国宗教科学导论》（德文）、《孟子思想》（德文）、《中国著名男子名录》（英文）、《中国著名女子名录》（英文）。其中中文著述《自西徂东》无疑最为著名，也影响最大。更有甚者认为，《自西徂东》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书豐，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将它视为西方文化侵略的一员。虽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很有启发意义。
二、《自西徂东》及其思想
《自西徂东》，英文名为“Civilization，China and Chrisstian”直译为“文明，中国与基督教”。豑该书写于花之安广东传教期间，从1879年10月至1883年，在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发表，并于1884年由香港一位英商出资一千二百元豒在香港正式出版。1888年上海广学会重印《自西徂东》，并赠送一万册给南京传教士，让他们分发给应试乡绅。1893年，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德国传教士克兰思捐资一千二百银元，专印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分送中国士子。豓又有英商捐资六百元，英女士二人捐银一百两，专供赠书所用。自1888年至1911年《自西徂东》共发行了54000册，是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豔。1898年初，光绪皇帝订阅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自西徂东》。豖
“自西徂东”即使“自西往东”的意思，出处为《诗经·大雅·桑柔》中“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可以理解为：（1）他本人从西方社会来到这个东方帝国；（2）全书的主旨在于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东方；同时，利用《诗经》中诗句为书名显得“中国化”，更能被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接受。因此该书主要通过涉猎内容繁多的中西对比，直接揭露了中国晚清社会的社会、道德、文化现状，对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加以批评，并提出改良的“药方。”尽管花之安所开的药方，即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很不合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但他对中国社会病症的诊断，对中国弊端的批评，却可以给中国知识分子许多启发。豗花之安在《自西徂东》自序中也谈到作书目的为“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也。”“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危矣”而“外邦多日益富强，然中国能改弦易张，不拘于成迹。发奋为雄，亦无不可共臻强盛，措天下于磐石之安，顾亦思所行者为何如耳。”豘
《自西徂东》全书共分5卷，花之安将西方文明的结构，对应于中国儒学的“五常”，析成五门，分别从仁、义、礼、智、信进行阐述，分门再别类，以问题的性质列目，凡归纳成七十二章。“仁、义”两卷中主要叙述了花之安所理解的仁、义之行为。“仁集”所述的内容大体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的仁爱和仁政有关；而他对“义”的理解为“义为人之正路，义者出人维均，义为事理之宜”，所述主要为国家理财和人民权利。“礼集”主要是介绍西方的社会礼仪风俗，同时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陈规陋习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缠足、纳妾等，特别是妇女缠足。卷四“智集”以西方的经、史、子学为先，介绍西方文化、科技，并与中国进行比较。末卷“信集”以西方社会团体为主，多为宗教教会，介绍西方的社会组织。作为“压轴”，花之安传教的目的这一卷中得以集中体现。他在介绍西方社会团体时，融入了对基督教教义、宗教理论、宗教戒律等宗教思想的详细介绍。豙
花之安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并引用部分儒学观点来阐释基督教教义，给基督教披上一层浓厚的儒学色彩。同时，基督教与孔孟之道在根本意义上是相通的。基督教的根本宗旨是“爱人”，这正好与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含义相同。他在书中常常引用《论语》《周礼》《书》《孝经》《易》等中国传统经典，作为自己观点的理论支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读来让人备受耶稣爱人之心感染，并向往泰西诸国之“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如在“义集”第二十五章禁溺儿女中，写到“泰西体耶稣救人之心，恒欲拯救人之危厄，岂闻溺女之残虐，而不出一言以劝止乎？至用堕胎药，西国尤必严禁，倘经讯实，必定死罪。”豛从中西对比中，批判中国溺死女婴的陋习，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中对妇女的压制和迫害。花之安对于“男女平等”的呼吁，冲击了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在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觉醒有着振奋作用。晚清一批爱国救国志士，在花之安等西方传教士近代民主、民权的思影响下掀起的教育改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解放。花之安在书中所倡导的变革中国社会陋习，敦促中国教育改革等思想也多为现在学者研究和探讨。 不可避免地，花之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基督教文的影响，在说教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将耶稣基督凌驾于最高，如在《自西徂东》自序中，花之安说“耶稣之真理，无所不备，无所不包，天之奥旨，人间之伦纪，地中之万物，无不统括其中矣。”同时若认为以“耶稣道化民”，民则不会“离心离德”。花之安对于未来美好图景的描绘：“诚能得中国君子同心合力，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不囿于故见，不拘于小枝，精通西人格物、数学、天文各项之蕴奥，由此发出妙义，以创制显庸，并不必假手于他人，斯可长久而不坏。”正是时人所愿的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不得不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近代社会的传教士总是与“文化侵略”挂钩，《自西徂东》也被很多学者归为西方侵略者用来麻痹中国人的毒剂，将孔孟学说变成侵略的工具。是“用抽象的‘爱’抹杀民族斗争的事实，让中国人民忘却民族压迫的苦难，去‘爱’侵略者，甘当他们殖民统治下的顺民。”豜应当说在当时“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铁”豝的情况下，花之安在《自西祖东》中对中国时弊的批评，给了那时谋求中国富强的人士以很大的启发。当时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给了《自西祖东》以很高的评价“《自西徂东》引西事与中国相较，不事夸张，不偏回护，其辩论义理，颇有精微处，将以西国政教良法，以救中土政俗人心之弊，名曰‘自西徂东’，取义有由也。中言息战及公法本旨，禁买奴婢最可观。译笔亦佳，惟教语可厌。”
三、信仰与利益
花之安生前好友为其题写的墓志铭：“基督教信仰与文化先锋，在外国的德国学者花之安。”豟应该是对花之安一生全面的总结。作为传教士的花之安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追求福音广布是为修道者的使命，是个人信念所系，并无诟病。细读《自西徂东》便可见花之安不同于Gutzlaff之类带有强烈“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欲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并帮助本国政治家、野心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开疆拓土的传教士，他的信仰较为纯净而虔诚。虽然《自西徂东》的最终写作目的仍是传播“基督福音”，但对中国近代社会它更多的是“一剂醒药”。叶隽认为“既承认中国传统的优点，又时刻不忘‘基督教’君临天下的‘救世姿态’，这是近代传教士的基本思路”豠，虽然这种姿态绝对不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和喜爱，但万事万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同文化的民族总是有自身优越感，但“好在大家自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外来和尚的意义或许本就在于‘无意插柳’的收获。”
综合而言，传教士的意义更好地应是带来中西文化的双向沟通，如同花之安一样既要立足于基督信仰，又要权衡国家利益，并将这两者较好地融合进怎么使中国人接受耶稣教化的问题中去。他们的“基督福音”是国家利益与传教士个人信仰的延伸与结合。不能否认传教士传布福音带有使中国人民皈依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思想信仰的目的，但客观上也刺激了蒙昧的中国人的觉醒，并带来西方先进的技艺和异于传统儒家信仰的新神。在融合与布道间，事实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