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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的四季温暖如春。3月的天气,虽然温度和上海差不多,但既不闷热,也不寒冷。白天在看似热烈的阳光下多走几步路,居然连一滴汗都不会出,而晚上就算不穿外套,顶多只有一丝凉意,而不会感到刺骨。我们便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来到了这座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春城”,聆听了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在春城剧院举办的一场“山花·秦岭·丝路——崔炳元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并采访了乐团的书记廖勇。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成立于2010年3月,由原云南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与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合并,是云南唯一的、拥有独立建制的交响乐团。“省里面出个书记,出个副团长,市里面出个团长,出个副书记,这样交叉任命。”于是,原来在省歌舞剧院担任人事处长的廖勇,便成了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当家人”。成立之初,两个团在一起磨合得并不顺利,乐团的管理也有点随心所欲,不像个单位的样子,这一度让廖勇很是灰心,甚至动起了调走的念头……
幸好,廖勇咬牙坚持了下来,并对乐团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由于乐团是两个团合并起来的,所以人数相当多,加上行政共有一百六十多人。“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需要那么庞大的编制的,有些演奏员闲着很可惜,一方面他自己得不到锻炼,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源的浪费。”于是,他灵机一动,把一个大团拆分成了四个小团。——听起来有点儿意思,但是具体怎么分呢?廖勇娓娓道来:“第一个,是今晚要演出的交响乐团,共有七十四个人,也叫‘一团’;第二个,是五十多人的室内乐团,也叫‘二团’,其团员一部分是由考核决定的,但也有一些考核成绩优秀的团员主动要求去室内乐团,它走的是一条和交响乐团不一样的道路,承担了很多公益性的演出,如“高雅艺术进校园”“文化大篷车”惠民活动等等;第三个,我把所有的弦乐糅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弦乐团,有五十多个人;第四个,我又让所有的铜管乐和打击乐成立了一个交响管乐团,也是五十多个人。”
室内乐团虽名为“二团”,但“五脏俱全”,它也有演出季和音乐总监,演奏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如电影音乐、动漫音乐、邓丽君的金曲以及《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等,“他们的票还经常卖完呢”,说起这个,廖勇不无自豪。另外,弦乐团和管乐团的演出任务也不少,“相同类型的乐器在一起好训练,好交流,在业务上能够得到提升”。就这样,四个团有分开,有整合,乐团会根据演出日程合理地安排排练的时间,把每一个团的功能都发挥到最大——这样的创意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除了“资源最大化”以外,如此拆分、整合乐团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非常“人性化”。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乐手的待遇、职称是与考核结果挂钩的,“但是,你考核没通过不会开除,我还是有地方安置的”。而且,就算进了所谓的“二团”,乐手的业务水平也不会就此落下,因为室内乐团不光演《红色娘子军》,也演传统的经典曲目,可以说是对“一团”人才的一种储备。相比完全不考核到而导致的没有进步的动力,以及没通过考核就开除的“无情”,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独辟蹊径,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最终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乐团的考核过程是公开、透明的。考核时,演奏员面对五个考官以及三台不同角度的摄像机进行演奏。“如果你不服气,说分数打低了,那我们就再找专家来看录像回放,看看你究竟错在哪里,哪里分数打低了,这是很公平的。”乐团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这样的频率也是比较合适的,“很多乐团一年一考太紧张了,演奏员刚考完,还没拉几场音乐会呢,又得准备明年的考核了,而两年一考可以给大家一点缓冲的时间,为音乐好好拉琴。”
在乐团纪律方面,军人出身的廖勇实行的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早在2013年,他就在乐团里装了指纹打卡机来考勤,而现在更是升级到了“脸卡机”。“你说我不给你报职称,不给你兑现工资,对不起,我就翻你的考勤,你肯定是差的。”由于排练时经常有人随意说话、走动,2016年,廖勇在排练室装了监控器,一开始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有人说这是‘侵犯人权’,我说这是公共场合,不存在什么‘侵犯人权’。”他表示,等到大家做好了,他可以随时把监控撤掉,只是“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必须依靠制度来约束”。
廖勇坚信“制度管人”,奉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他自己就带头遵守纪律,从来没有“双重标准”——“任何人都可以来查我的考勤,如果我迟到一次,别人扣五十块钱,我扣一百块钱;迟到三次,我就没有当月的绩效工资。”正是如此“以身作则”,团员们心服口服,几年来乐团的纪律进步非常明显。与纪律管理的严格相比,团员们在业务上则拥有较为“民主”的权利,比如,廖勇会让乐团每个声部的首席给邀请来的客座指挥评分,“从工作态度、業务水准、尊不尊重演奏员等各个方面,乐手评分的结果决定了下次请不请这位指挥再来演出”。
成立七年来,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在云南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和市文体广电局的支持下,一直把交响音乐民族化作为己任,组织创作了大量云南原创的交响乐作品。为了宣传美丽的昆明,乐团连续三次参加中国西部音乐周,2014年1月携《高原情怀》《丽江风》等新作品参加云南省第十二届新剧目展演,取得了音乐创作两个“一等奖”、演奏“新剧目优秀奖”的好成绩;2014年,乐团在昆明首演了交响组曲《滇池——母亲湖之恋》,获得了巨大成功,同年携云南原创作品参加“第五届中国重庆音乐季”,得到了广泛赞誉;2015年,乐团携本土交响乐作品《家园(一)》参加云南省文化厅的新剧目展演,荣获音乐创作、表演两个“一等奖”;2016年,乐团推出《家园(二)》在昆首演,获得一致好评;2017年,乐团正在积极组织交响组曲《阿诗玛》的创作,将携此作品参加第二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不仅如此,乐团在交响音乐文化的普及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黄屹成为了乐团历史上的首任音乐总监,乐团也从当年9月开始有了自己的首个音乐季,包括常规乐季音乐会和庆典节日类音乐会共十八套,开幕音乐会演出了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标志着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全速起航。音乐季将演奏贝多芬的六部交响曲、五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小提琴协奏曲等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在“本土化”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乐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团员都是来自昆明周边或者云南各个地方的,不但没有一个外援,连外省的演奏员也很少,大概只有五六个,而且都是就读于昆明本地的学校。
作为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最高“掌门人”,廖勇坦言自己天天在琢磨这个团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提升,一想到什么新办法就立刻尝试。比如这个月刚开始实行的“人才互换”机制,“‘一团’的演奏员去指导‘二团’的演奏员,‘二团’的人来‘一团’学习,互相激励、进步”;比如让最后一个谱台的演奏员到第二个谱台去演奏,“给他增加一点压力”。这些方法乍一听有点儿奇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思路可能真的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但细想之下又不无道理,而且从目前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希望在廖勇的带领下以及全体团员的共同努力下,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这张最具昆明文化特色和艺术品位的城市名片,能够被推得更远……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成立于2010年3月,由原云南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与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合并,是云南唯一的、拥有独立建制的交响乐团。“省里面出个书记,出个副团长,市里面出个团长,出个副书记,这样交叉任命。”于是,原来在省歌舞剧院担任人事处长的廖勇,便成了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当家人”。成立之初,两个团在一起磨合得并不顺利,乐团的管理也有点随心所欲,不像个单位的样子,这一度让廖勇很是灰心,甚至动起了调走的念头……
幸好,廖勇咬牙坚持了下来,并对乐团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由于乐团是两个团合并起来的,所以人数相当多,加上行政共有一百六十多人。“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需要那么庞大的编制的,有些演奏员闲着很可惜,一方面他自己得不到锻炼,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源的浪费。”于是,他灵机一动,把一个大团拆分成了四个小团。——听起来有点儿意思,但是具体怎么分呢?廖勇娓娓道来:“第一个,是今晚要演出的交响乐团,共有七十四个人,也叫‘一团’;第二个,是五十多人的室内乐团,也叫‘二团’,其团员一部分是由考核决定的,但也有一些考核成绩优秀的团员主动要求去室内乐团,它走的是一条和交响乐团不一样的道路,承担了很多公益性的演出,如“高雅艺术进校园”“文化大篷车”惠民活动等等;第三个,我把所有的弦乐糅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弦乐团,有五十多个人;第四个,我又让所有的铜管乐和打击乐成立了一个交响管乐团,也是五十多个人。”
室内乐团虽名为“二团”,但“五脏俱全”,它也有演出季和音乐总监,演奏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如电影音乐、动漫音乐、邓丽君的金曲以及《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等,“他们的票还经常卖完呢”,说起这个,廖勇不无自豪。另外,弦乐团和管乐团的演出任务也不少,“相同类型的乐器在一起好训练,好交流,在业务上能够得到提升”。就这样,四个团有分开,有整合,乐团会根据演出日程合理地安排排练的时间,把每一个团的功能都发挥到最大——这样的创意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除了“资源最大化”以外,如此拆分、整合乐团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非常“人性化”。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乐手的待遇、职称是与考核结果挂钩的,“但是,你考核没通过不会开除,我还是有地方安置的”。而且,就算进了所谓的“二团”,乐手的业务水平也不会就此落下,因为室内乐团不光演《红色娘子军》,也演传统的经典曲目,可以说是对“一团”人才的一种储备。相比完全不考核到而导致的没有进步的动力,以及没通过考核就开除的“无情”,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独辟蹊径,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最终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乐团的考核过程是公开、透明的。考核时,演奏员面对五个考官以及三台不同角度的摄像机进行演奏。“如果你不服气,说分数打低了,那我们就再找专家来看录像回放,看看你究竟错在哪里,哪里分数打低了,这是很公平的。”乐团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这样的频率也是比较合适的,“很多乐团一年一考太紧张了,演奏员刚考完,还没拉几场音乐会呢,又得准备明年的考核了,而两年一考可以给大家一点缓冲的时间,为音乐好好拉琴。”
在乐团纪律方面,军人出身的廖勇实行的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早在2013年,他就在乐团里装了指纹打卡机来考勤,而现在更是升级到了“脸卡机”。“你说我不给你报职称,不给你兑现工资,对不起,我就翻你的考勤,你肯定是差的。”由于排练时经常有人随意说话、走动,2016年,廖勇在排练室装了监控器,一开始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有人说这是‘侵犯人权’,我说这是公共场合,不存在什么‘侵犯人权’。”他表示,等到大家做好了,他可以随时把监控撤掉,只是“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必须依靠制度来约束”。
廖勇坚信“制度管人”,奉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他自己就带头遵守纪律,从来没有“双重标准”——“任何人都可以来查我的考勤,如果我迟到一次,别人扣五十块钱,我扣一百块钱;迟到三次,我就没有当月的绩效工资。”正是如此“以身作则”,团员们心服口服,几年来乐团的纪律进步非常明显。与纪律管理的严格相比,团员们在业务上则拥有较为“民主”的权利,比如,廖勇会让乐团每个声部的首席给邀请来的客座指挥评分,“从工作态度、業务水准、尊不尊重演奏员等各个方面,乐手评分的结果决定了下次请不请这位指挥再来演出”。
成立七年来,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在云南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和市文体广电局的支持下,一直把交响音乐民族化作为己任,组织创作了大量云南原创的交响乐作品。为了宣传美丽的昆明,乐团连续三次参加中国西部音乐周,2014年1月携《高原情怀》《丽江风》等新作品参加云南省第十二届新剧目展演,取得了音乐创作两个“一等奖”、演奏“新剧目优秀奖”的好成绩;2014年,乐团在昆明首演了交响组曲《滇池——母亲湖之恋》,获得了巨大成功,同年携云南原创作品参加“第五届中国重庆音乐季”,得到了广泛赞誉;2015年,乐团携本土交响乐作品《家园(一)》参加云南省文化厅的新剧目展演,荣获音乐创作、表演两个“一等奖”;2016年,乐团推出《家园(二)》在昆首演,获得一致好评;2017年,乐团正在积极组织交响组曲《阿诗玛》的创作,将携此作品参加第二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不仅如此,乐团在交响音乐文化的普及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黄屹成为了乐团历史上的首任音乐总监,乐团也从当年9月开始有了自己的首个音乐季,包括常规乐季音乐会和庆典节日类音乐会共十八套,开幕音乐会演出了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标志着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全速起航。音乐季将演奏贝多芬的六部交响曲、五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小提琴协奏曲等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在“本土化”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乐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团员都是来自昆明周边或者云南各个地方的,不但没有一个外援,连外省的演奏员也很少,大概只有五六个,而且都是就读于昆明本地的学校。
作为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最高“掌门人”,廖勇坦言自己天天在琢磨这个团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提升,一想到什么新办法就立刻尝试。比如这个月刚开始实行的“人才互换”机制,“‘一团’的演奏员去指导‘二团’的演奏员,‘二团’的人来‘一团’学习,互相激励、进步”;比如让最后一个谱台的演奏员到第二个谱台去演奏,“给他增加一点压力”。这些方法乍一听有点儿奇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思路可能真的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但细想之下又不无道理,而且从目前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希望在廖勇的带领下以及全体团员的共同努力下,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这张最具昆明文化特色和艺术品位的城市名片,能够被推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