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是一个争议颇多、值得“玩味”的奇人。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游历，途经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约翰斯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这位日本作家日后承认，约翰斯所言“真不我欺”。
　　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戈尔等著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不管是毁与誉、捧与谤，辜鸿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上，都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
　　
　　非同寻常的出身
　　
　　辜鸿铭诞生在马来半岛的一个槟榔屿。当时，他的父亲辜紫云帮助英商福伯斯·布朗经营着一个橡胶园，母亲是一位碧眼高鼻的葡萄牙人后裔。辜鸿铭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的相貌，明显带有母亲的烙印。
　　辜鸿铭是辜紫云的次子，由于布朗夫妇没有生育，又特别喜欢聪明机灵的辜鸿铭，在他们的再三请求下，辜紫云同意将辜鸿铭过继给这对英国夫妇。
　　1870年，13岁的辜鸿铭被义父正式带往欧洲留学。
　　在英国，辜鸿铭考入了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的文学院，顺利获得文学硕士的文凭。当时，要拿下这一学位，必须通过拉丁和希腊两门古语、数学、自然哲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就连一般的英国学生，也大多望而却步，辜鸿铭硬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顺利拿到了文凭。这一年，他才20岁。
　　
　　自负的本錢——精通外语
　　
　　辜鸿铭享誉中外，主要得益于他的语言天分。据说，除了母语和马来语，辜鸿铭通晓英、德、法、意、日语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俄语也略通一点。他的外语究竟强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辜鸿铭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要知道，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的月薪，不过数十银元而已。
　　没想到，银行团竟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由于生性厌恶这种“铜臭熏天”的地方，再加上了解各国借款给中国的不良动机，聘期一到，辜鸿铭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临走时，他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又寓意深远的话：“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这本是辜鸿铭的随意调侃，最后却成了广为人知的英谚。
　　
　　以捉弄洋人为乐
　　
　　清末民初，洋人在中国的地位非常尊贵，他们动不动就批评中国的文化落后、野蛮，这让辜鸿铭深受刺激。
　　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辜鸿铭在住处摆了个祭台，遥祭祖先。房东太太看到他几叩几拜、口中念念有词的模样，就指着丰盛的祭品揶揄地说：“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这些大鱼大肉哇?”辜鸿铭说：“应该就是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鲜花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年纪轻轻的辜鸿铭，已经懂得如何回敬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了。
　　除了幽默的讽刺，辜鸿铭还用英文写了很多揭露西方的文章，其中不乏机智犀利之作：“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据罗家伦回忆，当年他在国外看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辜鸿铭的用词和造句，“令人拍案叫绝”。事隔多年，他还能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
　　当然，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并非总是这么理性。当外国人不时地说三道四的时候，他就会作出情绪化的反击——开骂。他骂英国人傲慢，法国人伪善，德国人自私，美国人庸俗，俄国人残暴……奇怪的是，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赢得了欧美人的尊重。
　　据林语堂回忆，有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他的前排恰好坐着一个光头苏格兰人。那个洋人正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时，辜鸿铭突然敲了一下他的光头。洋人吓了一跳，回过头去一看，只见一个留着辫子的干巴老头指着自己一尺长的烟斗说：“请点着它！”这位洋人竟然真的给他把烟点上了。
　　
　　头上的小辫子
　　
　　民国初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第一次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课堂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辜鸿铭没有感到难堪，他等学生笑完，清了清嗓子说：“诸位不必笑，我头上这根小辫子，要想除去容易得很，但诸君心里那根辫子，要想除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
　　对于自己的辫子，辜鸿铭很引以为豪。英国文豪毛姆回忆，他到辜家拜访的时候，辜鸿铭曾把他的小辫子拿在手里，神气十足地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
　　辜鸿铭曾撰文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所以，“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派出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洲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这段话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为纳妾制度保驾护航
　　
　　辜鸿铭的保守好戏，除了护辫，当属他为纳妾制度进行的辩护，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他的“茶壶茶杯”论。
　　一次，一个社交界很活跃的英籍贵妇在宴会上问辜鸿铭：“辜先生，您曾为中国的纳妾制辩护。可是从普遍的人性来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则不可以反过来有很多男人呢?”辜鸿铭平静地回答说：“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此言一出，贵妇人无言以对，在场的人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大叫其辩妙不可言。
　　辜鸿铭有关“茶壶茶杯”的理论，在当时流传很广。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因担心丈夫用情不专，曾对徐志摩立下规矩：“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可见，辜鸿铭这句名言在当时有多大的威力。
　　事实上，辜鸿铭也受惠于纳妾制度。他有两房妻子，正室淑姑是一位裹小脚的大家闺秀，侧室吉田贞则是一位温柔贤淑的日本女子。
　　让辜鸿铭备感欣慰的是，两房妻子相处愉快，这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人生乐趣。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1928年4月30日，这位轰动一时的名士怪杰终于在孤寂中走完了人生旅途，享年72岁。
　　（摘自《都市翻阅》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