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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中旬，杭州十分炎热。7月21日西泠印社春拍“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也如同七月的天气，十分火爆。
分析这次拍卖会的情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年来在国内举办中华名砚（包括古代名砚和现代名砚）的专场拍卖会，为数不多，屈指可数。相比之下，这次拍卖会影响最大，成果最显著。二是竞拍激烈，成交率高。117方历代名砚，成交115方，成交率为98.29%。三是成交额高，超出了最高估价。115方历代名砚，预计最高估价总额为820多万元，实际成交额为1832万元。其中清伊秉绶等铭的大西洞端砚，成交价为96.8万元；铁保等铭端溪合同砚、吴湖帆等铭大西洞端砚，均拍到71.5万元。四是国内市场看好，本次属于日本回流拍品。参与这次拍卖会的两名主要藏砚家龟阜斋主山田奂先生和静妙轩主滨田先生，都是日本大藏砚家，他们在日本和中国的藏砚界具有很高的声望。五是这次拍卖会如果从“鸡蛋里挑骨头”的话，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虽然这次竞拍火爆，最高价之砚达96.8万元，但尚未超过百万元（据了解，近几年来，中华名砚拍卖突破百万元大关的甚少。其中北京翰海2004年1月12日所拍清康熙绿端石夔龙纹砚为176万元；2004年12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黎铿创作的“中华九龙宝砚”，在肇庆举办的“中国端砚文化节”上，以200万元成交而轰动一时）。更无法与亿万元的元青花瓷器，几千万元的中国书画、油画相比。因此，说明国人对于中华名砚的珍贵、价值和历史贡献等的认识，尚需要进一步地提高。
中华名砚，国之瑰宝。我国自古以来能给予“宝”字头衔的艺术品，却来自我们祖先发明的四件古老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世称“文房四宝”。从这一个“宝”字，就道出了它们的珍贵、价值和贡献。首先从历史贡献上讲，它们记载了我中华五千年之文明史，传播了东方绚丽多彩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中华名砚功不可没。其次，中华名砚有其珍贵的艺术、收藏价值。世上的各种艺术品，就其形成来分，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种是纯天然的，如观赏石等；第二种是人工的，如书画、瓷器等；第三种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如中华名砚。它是天工人工两臻其美的艺术珍品。它集历史、艺术、文学、实用、欣赏、研究、收藏诸价值于一身，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它本身就是华夏艺术殿堂中的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中华名砚，还因它是非再生资源，再加上开采之艰难，物稀更为贵。尤其是中华四大名砚，弥足珍贵。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赋诗来形容端砚老坑开采之艰辛和宝贵：“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蔡襄视中华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为和氏璧：“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而古代号称“砚颠”的大书画家米芾，有一座三十六峰的歙砚山，为建造“海岳楼”，在经济无奈之际，将此砚山换取友人苏仲恭的一座豪华宅邸，可见其珍贵。因此，端砚和歙砚自唐代以来被皇家列为贡砚和赐砚。追溯历史，它们的价格超过瓷器和书画，而现在又远远地低于其他古玩和书画。究其原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以前著名学者赵汝珍先生分析道：“在唐宋之时，千百金之砚，比比皆是，甚至万金、数万金一方之砚者，亦所恒有；元明相承，价格日升，直至晚清，砚价仍保持其历来之平衡。乃至清末，变法维新，西洋文化东来，不用毛笔者，亦可在社会上占重要之地位。于是，国文失去其固有之重要地位，古砚之价值遂愈趋愈贱矣。在以前值五百两者，今最多不过五百元。虽元、两相去无几，而实在则跌价甚多矣。说者谓此种跌价乃自然之结果，以前有用，今日用之者少，理固宜也。骤闻之，理由似甚充足，但细考之，仍非也。夫古玩者，均无用之物也，其价值不得之于用途。以前有用，今日无用者甚多。如古玉器、古铜器等，均昔人之所必须用者也，今则均无所用矣，然其价仍今贵于古，何也？”赵老先生的分析，是何等的精辟和深刻。我们认为，任何一种古玩包括古砚在内，都经历了由劳动人民开始创造的纯实用性，逐步演变到以实用为主并与欣赏相结合，到实用与欣赏并重，再到以欣赏为主与实用相结合的过程。这种演变过程，正是时代的进步和科学发达的必然结果。现在，再奢侈的西方亿万富翁，也不会用乾隆官窑的御碗去盛饭、喝汤，更不可能拿几亿元的元青花罐去养金鱼吧？因此，任何古玩和艺术品，它的实用价值总是有限的和暂时的，而能延续它的生命力的其他价值，如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收藏价值，有可能是无限的、永恒的。
那么，为什么当今其他的古玩，其价值与年代成正比，愈传愈贵，而古砚的价值却为何上不去呢？破译这个谜底，必须从根本着手，从东西方文化差异来分析，究竟是谁在主宰近现代的世界古玩、艺术品市场？赵汝珍先生又一针见血地揭开了这个谜底：“盖中国今日之古玩，其价值完全操之西洋人之手。西洋人所认识者，所收买者，即有价值，否则，即无价值。对于古砚之精妙，西洋人绝不能理会，绝不能认识。故西洋人之来华者，任何古玩均可收买，未闻有收买古砚者，此其所以愈趋于贱者也。然因此而楚弓楚得，不致流入西洋，亦天惠吾华之意欤！”
赵先生的揭谜，告诉我们三点：一是当今世界主宰东西方古玩、艺术品市场的是发达国家有钱的西方人，现在亦如此。我们从凤凰卫视台“投资收藏”栏目中了解到，每年初由世界上最大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首先举办的东方古玩和艺术品拍卖会，其结果直接影响到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春拍成交和效果。二是西方人认可的、喜欢的古玩，价位就高。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瓷罐，前几年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瓷器的行情。而古砚之精妙，对于从开始使用鹅毛笔，继而发展到用钢笔的西方人来说，实在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对于墨磨砚、使用毛笔之真谛，不可能领会和理解，当然也就不喜欢、不购买古砚了。因此，古砚的价位也就上不去。同样，西方人也不懂得我国国粹——丹青国画的奥妙之处。总认为它单色、单调，几笔勾成，画得很快，也就没有价值了。上世纪50年代曾发生一件令我们国人难忘而十分痛心的事。那是1957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琉璃厂一家老字号画店，来了一位懂中文的荷兰人。他让店员挑选了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陈半丁、傅抱石、王雪涛、蒋兆和等20多位国画大师的精品，最后只付了1400元人民币。国画如此廉价，实在是悲剧，当时国力不强，又让我们无可奈何。三是由于西方人不识东方文化的国宝、国粹，所以才有“楚弓楚用”的结果，才使古砚、国画没有飘洋过海，为国人所收藏和欣赏，实在是一大幸事。
我们特别欣赏赵汝珍老先生关于“楚弓楚用”的提法。然而，“楚弓楚用”，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和民富国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昌盛，人民富裕。而追求精神文明和艺术享受的实际情况，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道理。从当代国画行情来看：1979年，当代国画在拍卖中首次突破万元人民币；1989年5月，吴冠中的《高昌遗址》在拍卖中，最终以187万港币成交，突破了中国画价位的百万大关；1996年在嘉德秋拍上，傅抱石的长幅巨制《丽人行》，最终以107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创造了当代中国画内地价格的最高纪录；而在2004年北京翰海春拍，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页》最终以6930万元成交，再创历史新高。在这一声声的拍卖槌声中，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画之珍贵和价值所在。从而使国粹在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另外，由于我国国力的强盛，使东方文化艺术品和国宝回流的现象，日益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拍卖市场成交的7800件文物艺术品中，回流文物艺术品有二千多件，约占25%；而2002年春拍，北京翰海、华辰等文物拍卖有一半来自海外，个别公司海外回流拍品，更达60%以上。更可喜的是国内有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经纪人、收藏家走出国门，到海外参与西欧大拍卖公司的竞拍，将拍得亿元以上的乾隆官窑御碗捧回祖国，令人钦佩！这次杭州西泠印社春拍“文房清玩·历代名砚”的专场拍卖会，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使日本大藏砚家的古砚回流中国。这一好的兆头，再一次证明东方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品，必须由东方民族来主宰。我们期盼东方古玩和艺术品市场的春天，早日来临。
（责编：石晓）
分析这次拍卖会的情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年来在国内举办中华名砚（包括古代名砚和现代名砚）的专场拍卖会，为数不多，屈指可数。相比之下，这次拍卖会影响最大，成果最显著。二是竞拍激烈，成交率高。117方历代名砚，成交115方，成交率为98.29%。三是成交额高，超出了最高估价。115方历代名砚，预计最高估价总额为820多万元，实际成交额为1832万元。其中清伊秉绶等铭的大西洞端砚，成交价为96.8万元；铁保等铭端溪合同砚、吴湖帆等铭大西洞端砚，均拍到71.5万元。四是国内市场看好，本次属于日本回流拍品。参与这次拍卖会的两名主要藏砚家龟阜斋主山田奂先生和静妙轩主滨田先生，都是日本大藏砚家，他们在日本和中国的藏砚界具有很高的声望。五是这次拍卖会如果从“鸡蛋里挑骨头”的话，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虽然这次竞拍火爆，最高价之砚达96.8万元，但尚未超过百万元（据了解，近几年来，中华名砚拍卖突破百万元大关的甚少。其中北京翰海2004年1月12日所拍清康熙绿端石夔龙纹砚为176万元；2004年12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黎铿创作的“中华九龙宝砚”，在肇庆举办的“中国端砚文化节”上，以200万元成交而轰动一时）。更无法与亿万元的元青花瓷器，几千万元的中国书画、油画相比。因此，说明国人对于中华名砚的珍贵、价值和历史贡献等的认识，尚需要进一步地提高。
中华名砚，国之瑰宝。我国自古以来能给予“宝”字头衔的艺术品，却来自我们祖先发明的四件古老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世称“文房四宝”。从这一个“宝”字，就道出了它们的珍贵、价值和贡献。首先从历史贡献上讲，它们记载了我中华五千年之文明史，传播了东方绚丽多彩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中华名砚功不可没。其次，中华名砚有其珍贵的艺术、收藏价值。世上的各种艺术品，就其形成来分，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种是纯天然的，如观赏石等；第二种是人工的，如书画、瓷器等；第三种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如中华名砚。它是天工人工两臻其美的艺术珍品。它集历史、艺术、文学、实用、欣赏、研究、收藏诸价值于一身，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它本身就是华夏艺术殿堂中的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中华名砚，还因它是非再生资源，再加上开采之艰难，物稀更为贵。尤其是中华四大名砚，弥足珍贵。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赋诗来形容端砚老坑开采之艰辛和宝贵：“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蔡襄视中华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为和氏璧：“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而古代号称“砚颠”的大书画家米芾，有一座三十六峰的歙砚山，为建造“海岳楼”，在经济无奈之际，将此砚山换取友人苏仲恭的一座豪华宅邸，可见其珍贵。因此，端砚和歙砚自唐代以来被皇家列为贡砚和赐砚。追溯历史，它们的价格超过瓷器和书画，而现在又远远地低于其他古玩和书画。究其原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以前著名学者赵汝珍先生分析道：“在唐宋之时，千百金之砚，比比皆是，甚至万金、数万金一方之砚者，亦所恒有；元明相承，价格日升，直至晚清，砚价仍保持其历来之平衡。乃至清末，变法维新，西洋文化东来，不用毛笔者，亦可在社会上占重要之地位。于是，国文失去其固有之重要地位，古砚之价值遂愈趋愈贱矣。在以前值五百两者，今最多不过五百元。虽元、两相去无几，而实在则跌价甚多矣。说者谓此种跌价乃自然之结果，以前有用，今日用之者少，理固宜也。骤闻之，理由似甚充足，但细考之，仍非也。夫古玩者，均无用之物也，其价值不得之于用途。以前有用，今日无用者甚多。如古玉器、古铜器等，均昔人之所必须用者也，今则均无所用矣，然其价仍今贵于古，何也？”赵老先生的分析，是何等的精辟和深刻。我们认为，任何一种古玩包括古砚在内，都经历了由劳动人民开始创造的纯实用性，逐步演变到以实用为主并与欣赏相结合，到实用与欣赏并重，再到以欣赏为主与实用相结合的过程。这种演变过程，正是时代的进步和科学发达的必然结果。现在，再奢侈的西方亿万富翁，也不会用乾隆官窑的御碗去盛饭、喝汤，更不可能拿几亿元的元青花罐去养金鱼吧？因此，任何古玩和艺术品，它的实用价值总是有限的和暂时的，而能延续它的生命力的其他价值，如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收藏价值，有可能是无限的、永恒的。
那么，为什么当今其他的古玩，其价值与年代成正比，愈传愈贵，而古砚的价值却为何上不去呢？破译这个谜底，必须从根本着手，从东西方文化差异来分析，究竟是谁在主宰近现代的世界古玩、艺术品市场？赵汝珍先生又一针见血地揭开了这个谜底：“盖中国今日之古玩，其价值完全操之西洋人之手。西洋人所认识者，所收买者，即有价值，否则，即无价值。对于古砚之精妙，西洋人绝不能理会，绝不能认识。故西洋人之来华者，任何古玩均可收买，未闻有收买古砚者，此其所以愈趋于贱者也。然因此而楚弓楚得，不致流入西洋，亦天惠吾华之意欤！”
赵先生的揭谜，告诉我们三点：一是当今世界主宰东西方古玩、艺术品市场的是发达国家有钱的西方人，现在亦如此。我们从凤凰卫视台“投资收藏”栏目中了解到，每年初由世界上最大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首先举办的东方古玩和艺术品拍卖会，其结果直接影响到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春拍成交和效果。二是西方人认可的、喜欢的古玩，价位就高。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瓷罐，前几年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瓷器的行情。而古砚之精妙，对于从开始使用鹅毛笔，继而发展到用钢笔的西方人来说，实在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对于墨磨砚、使用毛笔之真谛，不可能领会和理解，当然也就不喜欢、不购买古砚了。因此，古砚的价位也就上不去。同样，西方人也不懂得我国国粹——丹青国画的奥妙之处。总认为它单色、单调，几笔勾成，画得很快，也就没有价值了。上世纪50年代曾发生一件令我们国人难忘而十分痛心的事。那是1957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琉璃厂一家老字号画店，来了一位懂中文的荷兰人。他让店员挑选了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陈半丁、傅抱石、王雪涛、蒋兆和等20多位国画大师的精品，最后只付了1400元人民币。国画如此廉价，实在是悲剧，当时国力不强，又让我们无可奈何。三是由于西方人不识东方文化的国宝、国粹，所以才有“楚弓楚用”的结果，才使古砚、国画没有飘洋过海，为国人所收藏和欣赏，实在是一大幸事。
我们特别欣赏赵汝珍老先生关于“楚弓楚用”的提法。然而，“楚弓楚用”，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和民富国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昌盛，人民富裕。而追求精神文明和艺术享受的实际情况，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道理。从当代国画行情来看：1979年，当代国画在拍卖中首次突破万元人民币；1989年5月，吴冠中的《高昌遗址》在拍卖中，最终以187万港币成交，突破了中国画价位的百万大关；1996年在嘉德秋拍上，傅抱石的长幅巨制《丽人行》，最终以107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创造了当代中国画内地价格的最高纪录；而在2004年北京翰海春拍，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页》最终以6930万元成交，再创历史新高。在这一声声的拍卖槌声中，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画之珍贵和价值所在。从而使国粹在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另外，由于我国国力的强盛，使东方文化艺术品和国宝回流的现象，日益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拍卖市场成交的7800件文物艺术品中，回流文物艺术品有二千多件，约占25%；而2002年春拍，北京翰海、华辰等文物拍卖有一半来自海外，个别公司海外回流拍品，更达60%以上。更可喜的是国内有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经纪人、收藏家走出国门，到海外参与西欧大拍卖公司的竞拍，将拍得亿元以上的乾隆官窑御碗捧回祖国，令人钦佩！这次杭州西泠印社春拍“文房清玩·历代名砚”的专场拍卖会，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使日本大藏砚家的古砚回流中国。这一好的兆头，再一次证明东方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品，必须由东方民族来主宰。我们期盼东方古玩和艺术品市场的春天，早日来临。
（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