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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标准怎么制订,究竟谁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从2010年6月份开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就屡被质疑“降低”、“企业绑架”和“暗箱操作”。质疑范围囊括乳品国标、速冻食品标准、食品添加剂标准等多个方面。
乳制品成食品安全标签
以奶粉行业为例:自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后,乳业安全就引领了食品安全话题。问题奶粉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民众谈奶色变。然而,民众对奶粉情结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中国乳业的安全问题,不仅局限于三鹿一家,其他不少品牌奶粉也未能幸免。乳业安全成为一个行业的问题,匡正其发展不能单纯依赖行业自律,偶尔的惩戒也未必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行业的长遠发展看,只有通过规范,特别是制定行业标准,并加强监管,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悲剧的重演。
作为生活必需品,乳制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直接影响了人们生存的安全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自从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部分民众对国内乳制品的不信任,甚至不惜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国外产品。乳业安全超越了行业本身,惨痛的教训积累了民众焦虑,稍有风吹草动,媒体、民众就蜂拥而至,对其大加鞭挞。它逐渐被标签化,成为了解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重要窗口。改善该行业生态,恢复国民对乳业的信任,既是本行业东山再起的不二法门,亦是对整个中国食品信誉的一个交代。
《人民日报》曾报道称,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初稿由行业巨头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一直都有的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修改。报道还提到,有参与标准制订的专家表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有其合理之处,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照顾多方的利益,但是它只是作为参考因素的一个方面,本行业的专家背负企业的职务,一旦直接参与标准制定,就将授人以柄,无非瓜田李下,很可能成为企业“动物精神”的代言人。在法治领域,承办案件过程尚有回避原则,如今制定乳业标准虽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表面无关社会公正,但是对于一个行业的市场秩序却影响重大,从长远来看,也将影响到公众利益。
多方利益争执需要公正公开
事实上,除却乳业新国标制定存在被企业绑架的可能,其他食品的国家标准也备受关注。近期速冻米面制品食品新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该新国标因关键指标“金黄色葡萄球菌”要求降低而备受争议。类似这些食品的国家标准,因为它的技术性约束,导致普通消费者难以介入,国家标准因此可能沦为企业标准。
标准制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多方利益取舍的过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标准制定的“标准”。需要一以贯之地秉承公共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充分发挥专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异化为利益博弈的筹码。对此,政府部门该做的仅仅只是搭建一个听证平台,坚守公共管理的立场,并督促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呼吁民众参与标准制定,做到公开公正。
究竟该由谁主导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又究竟该是谁的“标准”?这其实是毋须过多探讨的话题,因为,这个答案一直应该是无比清晰无比坚定的。如果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过程中掺杂了企业的“意志”、受到了利益集团的主导,如此的食品安全标准,又有多少可信性?如何在制订食品国标时,拒绝企业的意志而服从于消费者的利益,这才是民心所向。
新国标不仅是一个行业标准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一个公共决策。公共决策受企业、相关利益集团影响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从充满了利益纠葛的房地产业,到危害生态环境的化工企业、垃圾焚烧厂,影响最终决策结果的有时不是科学的规划,也不是民众的呼声,而是利益的老谋深算。而类似乳业新国标面临的质疑,正是公共决策阴暗面的某种体现,国标里的“国”不是多数人的国,更可能的是,它避开了民意,集结了利益,一些决策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乐思舆情监测系统的专家分析道:“食品安全标准,表面看来只是一组数据。不过对专家而言代表了科学尺度,拷问的是权威;对企业来说则是生产所遵循的底线,拷问的是利益;对普遍大众来说是一条健康的保障线,拷问的是安全;而对政府而言是公共管理的工具,拷问的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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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碘量标准将浮动
《食用盐碘含量》标准2011年9月29日正式发布,今年3月15日起,食盐碘含量将不再“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据当地人群实际碘营养水平,在规定范围内浮动添加。
《速冻面米制品》标准实施
为规范速冻面米制品生产经营,保护消费者健康,卫生部在原《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卫生标准》实施基础上,组织制定公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制品》。新标准修改了速冻面米制品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使其更加准确。该标准于2011年12月21日起正式施行。
蜂蜜新国标要求必须无添加
长久以来,蜂蜜市场上调制蜂蜜、功能蜂蜜、特效蜂蜜……各种名堂天花乱坠,让消费者更难辨别哪一款才是纯蜂蜜?近期,卫生部出台了蜂蜜新国标,首次明确规定,通过勾兑的蜂蜜一律不能称为“蜂蜜”,并且增加了污染物,兽、农药残留限量等要求。
乳制品成食品安全标签
以奶粉行业为例:自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后,乳业安全就引领了食品安全话题。问题奶粉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民众谈奶色变。然而,民众对奶粉情结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中国乳业的安全问题,不仅局限于三鹿一家,其他不少品牌奶粉也未能幸免。乳业安全成为一个行业的问题,匡正其发展不能单纯依赖行业自律,偶尔的惩戒也未必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行业的长遠发展看,只有通过规范,特别是制定行业标准,并加强监管,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悲剧的重演。
作为生活必需品,乳制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直接影响了人们生存的安全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自从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部分民众对国内乳制品的不信任,甚至不惜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国外产品。乳业安全超越了行业本身,惨痛的教训积累了民众焦虑,稍有风吹草动,媒体、民众就蜂拥而至,对其大加鞭挞。它逐渐被标签化,成为了解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重要窗口。改善该行业生态,恢复国民对乳业的信任,既是本行业东山再起的不二法门,亦是对整个中国食品信誉的一个交代。
《人民日报》曾报道称,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初稿由行业巨头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一直都有的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修改。报道还提到,有参与标准制订的专家表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有其合理之处,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照顾多方的利益,但是它只是作为参考因素的一个方面,本行业的专家背负企业的职务,一旦直接参与标准制定,就将授人以柄,无非瓜田李下,很可能成为企业“动物精神”的代言人。在法治领域,承办案件过程尚有回避原则,如今制定乳业标准虽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表面无关社会公正,但是对于一个行业的市场秩序却影响重大,从长远来看,也将影响到公众利益。
多方利益争执需要公正公开
事实上,除却乳业新国标制定存在被企业绑架的可能,其他食品的国家标准也备受关注。近期速冻米面制品食品新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该新国标因关键指标“金黄色葡萄球菌”要求降低而备受争议。类似这些食品的国家标准,因为它的技术性约束,导致普通消费者难以介入,国家标准因此可能沦为企业标准。
标准制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多方利益取舍的过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标准制定的“标准”。需要一以贯之地秉承公共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充分发挥专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异化为利益博弈的筹码。对此,政府部门该做的仅仅只是搭建一个听证平台,坚守公共管理的立场,并督促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呼吁民众参与标准制定,做到公开公正。
究竟该由谁主导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又究竟该是谁的“标准”?这其实是毋须过多探讨的话题,因为,这个答案一直应该是无比清晰无比坚定的。如果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过程中掺杂了企业的“意志”、受到了利益集团的主导,如此的食品安全标准,又有多少可信性?如何在制订食品国标时,拒绝企业的意志而服从于消费者的利益,这才是民心所向。
新国标不仅是一个行业标准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一个公共决策。公共决策受企业、相关利益集团影响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从充满了利益纠葛的房地产业,到危害生态环境的化工企业、垃圾焚烧厂,影响最终决策结果的有时不是科学的规划,也不是民众的呼声,而是利益的老谋深算。而类似乳业新国标面临的质疑,正是公共决策阴暗面的某种体现,国标里的“国”不是多数人的国,更可能的是,它避开了民意,集结了利益,一些决策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乐思舆情监测系统的专家分析道:“食品安全标准,表面看来只是一组数据。不过对专家而言代表了科学尺度,拷问的是权威;对企业来说则是生产所遵循的底线,拷问的是利益;对普遍大众来说是一条健康的保障线,拷问的是安全;而对政府而言是公共管理的工具,拷问的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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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碘量标准将浮动
《食用盐碘含量》标准2011年9月29日正式发布,今年3月15日起,食盐碘含量将不再“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据当地人群实际碘营养水平,在规定范围内浮动添加。
《速冻面米制品》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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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新国标要求必须无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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