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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挽救了党和红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纠正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尊重共产国际的前提下，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方针政策。
1934年5月，季米特洛夫被选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他正式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1935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就重大问题开始进行电报沟通。1939年4月2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可否开始工作。”并请求回复。直到当年11月10日，季米特洛夫才通过电报与毛泽东联系。自此，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开始就提供援助、皖南事变以及延安整风等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互动沟通。
在援助问题上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的互动
1939年5月，日军入侵蒙古。随着武汉和广州沦陷，国民政府已失去大片土地。由于形势的变化，苏联开始重新考虑援助中共的计划。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6个师，新四军编2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中央提示案”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8月，百团大战爆发，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声望。但是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中共的实力，于是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的控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内战一触即发。
10月19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电报的形式，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的要求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考虑到如果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就可能面临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所以要不要与蒋介石决裂、要不要先发制人这一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11月3日，毛泽东一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答复何白电报，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的行动时间；另一方面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当国民党“剿共”时，以15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由于对这一重大举措缺乏必胜的把握，毛泽东决定请示季米特洛夫。
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电报中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的必要性。他说：“蒋介石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在日本的‘大扫荡’下，我们的根据地在日益减少，粮食和供给极其困难。”并且“一旦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就要开战并‘围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拿出15万人打击敌人后方。但是此举必被蒋介石用来指责我们破坏抗日，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并无好处”。因此，毛泽东表示“我们现在在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但最后的决定还未作出。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向你们作出通报并请尽快作出指示”。
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在回复中提出：“你们作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虽然季米特洛夫不赞成中共与国民党立即决裂，但出于对中共的支持，他决定给予中共武器上的援助。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提议：“如果您能保证你们地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整条道路的安全，那就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给你们发去大量武器装备。”他要求毛泽东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将想法和建议告诉他。
11月30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表示“我们也在采取行动，积极做准备，但暂时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他还提出：“现在我们有6门反坦克炮，但炮弹很少。我们希望从您那方面能给以必要的支持。此外，我们特别缺少重机枪、材料、电力设备等。”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提出了三个方案：派两三个骑兵连，每个连约有100匹马，以便接收武器装备并把它们送到绥远游击区；准备一个约数万人的队伍，1000人左右的骑兵接收并运送武器；收买傅作义将军以方便较大规模运送各种武器装备。毛泽东在电报中就否决了第二个方案，并就其他两个方案请求共产国际指示。12月26日，季米特洛夫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談了援助八路军武器的可能性。此后，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里就没有再提到此事了。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2月1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表示“在与蒋介石关系破裂之后，如果那时你们不能公开援助我们，那我们的困难将是很大的”。尽管中共一再表示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但共产国际考虑到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未答应给中共提供武器。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以保卫苏联为口号，借机提出了武器援助的问题。考虑到中共部队对日军的牵制作用，苏联和共产国际加大了对中共的资金援助。7月2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送交了关于向中国同志援助款项的建议，并请求提供200万美元援助。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给中共100万美元援助这一请求。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您关于资金援助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已采取措施，使您能尽快分批得到全部款项。”17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这笔款项即将分批汇出，50万美元汇给延安的毛泽东，另50万美元汇给重庆的周恩来。1941年9月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告知他已经给延安寄去50万美元并通过周恩来寄去50万美元。此后，苏联倾全国之力与德国作战，无力援助中共。1943年，苏联援助中共的主要渠道——共产国际也宣告解散，自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再没有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的互动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积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进而到军事进攻解放区。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最后通牒“皓电”，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中共受到日蒋联合夹击的威胁。面对蒋介石“剿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如果我们对于蒋介石的要求采取让步立场，而他还没有开始进攻我们，那么为了防御，我们就要对他采取先发制人的反攻行动，拿出15万人打击在河南、甘肃省的敌‘围剿军’后方，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这次‘围剿’”，“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军事措施，蒋介石为欺骗人民，必指责我们破坏抗日。其结果可能是我们和蒋介石彻底决裂”。 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回电说：“鉴于问题特别复杂，我们只有在研究一些重要因素后才能給你们作出答复。你们作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23日，季米特洛夫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在复电中提到：“我们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很不明朗，很不确定。我们认为，你们应该暂时实行拖延的方针”，与蒋介石就从华中和山东撤军问题讨价还价，还反复强调“你们无论如何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统一的破坏者”。但是他并没有一味要求中共妥协，提出“如果蒋介石还是对人民军队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要全力打击来犯敌军”。并考虑到毛泽东急于得到答复，他恳请斯大林尽快就这个问题作出指示。
11月30日，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毛泽东回电说：“我们也在采取行动，积极作准备，但暂时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在分析蒋介石可能采取的措施中也提出了中共方面采取的应对政策：“如果蒋介石对中共采取温和态度，就准备作出一些不大的让步”，同时“准备实力，一旦蒋介石发起军事进攻，要实行坚决自卫”。
在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下，对蒋介石的要求，毛泽东最终决定采取拖延政策。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1月15日，刘少奇报告新四军已被全歼的消息。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后，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德意日结盟后，英国、美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蒋介石已敢于更加放手地进行反共，现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这一时期中共主要采取宣传舆论等方式谴责蒋介石的行为，并未采取过激军事行动，但对国共继续合作的信心逐渐降低。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回电毛泽东，电报中说：“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情视为地方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情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请及时向我们通报政府对八路军和特区的行动及您采取的措施。”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后，毛泽东于1月29日回电道：“我们拥有种种材料说明，蒋介石所采取的措施是旨在同我们决裂”，“新四军事件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蒋介石所说的地方事件”，“我们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
2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考虑到从事件开始到统一的彻底破裂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来作全面的准备，使破裂的结果对我们有利。同时我们在想方设法拖延彻底破裂的时间。但是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此时他认为国共合作关系必然会破裂，只是考虑到中共尚未做好完全破裂的准备，而打算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战，同时在政治上揭穿蒋介石的阴谋。
2月4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表示：“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该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同时要求毛泽东重新考虑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想法和建议告诉他们。这时候季米特洛夫和毛泽东在要不要与国民党决裂这个问题上是存在重大分歧的，并且他多次指示毛泽东作出让步。
2月13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但同时他又提出：“蒋介石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否则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3月21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说：“国共关系可能将逐渐好转。对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开始我们采用了让步政策，后来采取了明显进攻的态度（提出我们的12条），迫使蒋介石今天向我们作出让步。”3月25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也提到了采取进攻方针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此后，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也多次要求中共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前后，这一时期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电报往来十分频繁，主要在解决皖南事变问题上双方多次进行协商。尤其是当国共关系紧张时甚至有破裂的倾向时，在与毛泽东的电报往来中，季米特洛夫多次表明自己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立场，并主张劝说毛泽东要维护统一战线。在调和国共关系上，季米特洛夫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没有正确估计形势，导致中共在皖南事变中损失惨重。此后在皖南事变的善后工作中，中共采取正确的政治攻势，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延安整风问题上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的互动
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几乎遭到全歼。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订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否定。这件事暴露出中共与共产国际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不满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毛泽东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上下级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谈及“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考虑到苏联陷入战争，暂时没有精力干预中共内部事务，毛泽东决定开始肃清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
7月1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在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表态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 9月12日，王明开始批评李维汉，并揭发了一个秘密：1931年秋，他和周恩來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了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但是博古、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并未说明事情的真相，并领导真正的政治局委员。由此展开一场关于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的大讨论。
9月29日，中央学习小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李维汉、邓发等都发言说明当时的错误，并检举王明所犯的错误。随后，毛泽东正式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所犯错误。10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开始对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对待蒋介石的不妥协态度进行批评。
从1942年开始，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延安整风运动。
王明对这些批判不服，于是将他的不满向斯大林、共产国际报告。王明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并请求共产国际方面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1943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关于中共领导中存在的分歧的电报。2月3日，季米特洛夫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指出：“王明同志回国后立即在政治和组织方面采取了与中央相对抗的立场。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9月，王明采取各种措施孤立中共中央，还抵制中央所有的指示”，此外“1941年夏，我们同王明进行了私下的谈话并在中央书记处范围内对他进行了批评”。并且“王明在生病期间继续采用各种方法反对中央，对于王明我们从一开始和至今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同他协调一致，希望他纠正自己的错误。在他病后，没有同他讨论政治问题”。毛泽东就王明问题请求季米特洛夫指示，并提出有需要的话，可以电告王明的所有错误。
5月25日，毛泽东收到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文件。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说：“王明自始至终反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认为它不符合共产国际路线。”他还强调“现在王明在党内已完全孤立，他建立小集团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5月31日，伊利切夫致电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通报，他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国际过时了，它常常不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而进行了干扰。”伊利切夫还提到，“会议上，有人认为，对于‘不听话的人’（即王明等人）将施压到极点。有可能把他们开除出党”。
6月25日，毛泽东就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路线致电季米特洛夫。他在电报中说“现简要报告王明、博古、洛甫（即张闻天）等人的错误政治路线和克服这条路线的过程”。毛泽东还提出，“在将来的七大上，我们考虑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因为他依然坚持老的错误，至今未放弃分裂主义活动。博古和洛甫，要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不进入政治局”。并就这一问题询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致电毛泽东说：“共产国际解散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中共党内状况在我这里引起的不安。”在开展反对王明运动上，他认为指控“王明实施了由共产国际建议实行的民族战争政策，似乎因此将党引向了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季米特洛夫还提出建议，像“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些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关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他还提出希望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王明进行了各种反党活动。这些已向党的全体干部作了通报。但我们不打算在党内群众中公开。在我看来，王明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康生是一个可靠的人。”1月7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表示：“我衷心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地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他指出，“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问题在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
1月19日，季米特洛夫向王明发出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3月7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回电。王明在电报中说：“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的分歧。”而且他还声明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他表示完全支持“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赞同“毛泽东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季米特洛夫在调和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共七大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
延安整风运动正处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未对此加以干预。季米特洛夫以个人身份劝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内部加强团结，批评了康生过左的做法。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仍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多次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对延安整风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总体来说，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的互动主要是围绕提供援助、皖南事变及延安整风等重大问题进行的。从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在这些重大事件上，主要是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直接通过电报商量解决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电报往来达50多封，以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为主。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通报情况，在重要问题上得到季米特洛夫的支持和建议，对推动中国抗日战争进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互动：在援助问题上，毛泽东主动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希望得到金钱和武器上的支援，季米特洛夫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皖南事变问题上，季米特洛夫多次劝说毛泽东作出让步以便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虽然听从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没有与国民党决裂，但是在政治上仍独立自主采取主动政策迫使蒋介石作出一定让步。在延安整风问题上，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以个人身份劝说中共中央在内部加强团结，在缓和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关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4年5月，季米特洛夫被选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他正式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1935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就重大问题开始进行电报沟通。1939年4月2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可否开始工作。”并请求回复。直到当年11月10日，季米特洛夫才通过电报与毛泽东联系。自此，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开始就提供援助、皖南事变以及延安整风等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互动沟通。
在援助问题上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的互动
1939年5月，日军入侵蒙古。随着武汉和广州沦陷，国民政府已失去大片土地。由于形势的变化，苏联开始重新考虑援助中共的计划。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6个师，新四军编2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中央提示案”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8月，百团大战爆发，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声望。但是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中共的实力，于是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的控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内战一触即发。
10月19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电报的形式，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的要求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考虑到如果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就可能面临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所以要不要与蒋介石决裂、要不要先发制人这一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11月3日，毛泽东一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答复何白电报，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的行动时间；另一方面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当国民党“剿共”时，以15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由于对这一重大举措缺乏必胜的把握，毛泽东决定请示季米特洛夫。
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电报中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的必要性。他说：“蒋介石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在日本的‘大扫荡’下，我们的根据地在日益减少，粮食和供给极其困难。”并且“一旦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就要开战并‘围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拿出15万人打击敌人后方。但是此举必被蒋介石用来指责我们破坏抗日，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并无好处”。因此，毛泽东表示“我们现在在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但最后的决定还未作出。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向你们作出通报并请尽快作出指示”。
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在回复中提出：“你们作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虽然季米特洛夫不赞成中共与国民党立即决裂，但出于对中共的支持，他决定给予中共武器上的援助。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提议：“如果您能保证你们地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整条道路的安全，那就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给你们发去大量武器装备。”他要求毛泽东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将想法和建议告诉他。
11月30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表示“我们也在采取行动，积极做准备，但暂时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他还提出：“现在我们有6门反坦克炮，但炮弹很少。我们希望从您那方面能给以必要的支持。此外，我们特别缺少重机枪、材料、电力设备等。”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提出了三个方案：派两三个骑兵连，每个连约有100匹马，以便接收武器装备并把它们送到绥远游击区；准备一个约数万人的队伍，1000人左右的骑兵接收并运送武器；收买傅作义将军以方便较大规模运送各种武器装备。毛泽东在电报中就否决了第二个方案，并就其他两个方案请求共产国际指示。12月26日，季米特洛夫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談了援助八路军武器的可能性。此后，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里就没有再提到此事了。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2月1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表示“在与蒋介石关系破裂之后，如果那时你们不能公开援助我们，那我们的困难将是很大的”。尽管中共一再表示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但共产国际考虑到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未答应给中共提供武器。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以保卫苏联为口号，借机提出了武器援助的问题。考虑到中共部队对日军的牵制作用，苏联和共产国际加大了对中共的资金援助。7月2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送交了关于向中国同志援助款项的建议，并请求提供200万美元援助。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给中共100万美元援助这一请求。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您关于资金援助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已采取措施，使您能尽快分批得到全部款项。”17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这笔款项即将分批汇出，50万美元汇给延安的毛泽东，另50万美元汇给重庆的周恩来。1941年9月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告知他已经给延安寄去50万美元并通过周恩来寄去50万美元。此后，苏联倾全国之力与德国作战，无力援助中共。1943年，苏联援助中共的主要渠道——共产国际也宣告解散，自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再没有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的互动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积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进而到军事进攻解放区。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最后通牒“皓电”，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中共受到日蒋联合夹击的威胁。面对蒋介石“剿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如果我们对于蒋介石的要求采取让步立场，而他还没有开始进攻我们，那么为了防御，我们就要对他采取先发制人的反攻行动，拿出15万人打击在河南、甘肃省的敌‘围剿军’后方，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这次‘围剿’”，“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军事措施，蒋介石为欺骗人民，必指责我们破坏抗日。其结果可能是我们和蒋介石彻底决裂”。 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回电说：“鉴于问题特别复杂，我们只有在研究一些重要因素后才能給你们作出答复。你们作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23日，季米特洛夫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在复电中提到：“我们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很不明朗，很不确定。我们认为，你们应该暂时实行拖延的方针”，与蒋介石就从华中和山东撤军问题讨价还价，还反复强调“你们无论如何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统一的破坏者”。但是他并没有一味要求中共妥协，提出“如果蒋介石还是对人民军队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要全力打击来犯敌军”。并考虑到毛泽东急于得到答复，他恳请斯大林尽快就这个问题作出指示。
11月30日，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毛泽东回电说：“我们也在采取行动，积极作准备，但暂时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在分析蒋介石可能采取的措施中也提出了中共方面采取的应对政策：“如果蒋介石对中共采取温和态度，就准备作出一些不大的让步”，同时“准备实力，一旦蒋介石发起军事进攻，要实行坚决自卫”。
在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下，对蒋介石的要求，毛泽东最终决定采取拖延政策。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1月15日，刘少奇报告新四军已被全歼的消息。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后，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德意日结盟后，英国、美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蒋介石已敢于更加放手地进行反共，现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这一时期中共主要采取宣传舆论等方式谴责蒋介石的行为，并未采取过激军事行动，但对国共继续合作的信心逐渐降低。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回电毛泽东，电报中说：“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情视为地方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情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请及时向我们通报政府对八路军和特区的行动及您采取的措施。”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后，毛泽东于1月29日回电道：“我们拥有种种材料说明，蒋介石所采取的措施是旨在同我们决裂”，“新四军事件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蒋介石所说的地方事件”，“我们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
2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考虑到从事件开始到统一的彻底破裂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来作全面的准备，使破裂的结果对我们有利。同时我们在想方设法拖延彻底破裂的时间。但是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此时他认为国共合作关系必然会破裂，只是考虑到中共尚未做好完全破裂的准备，而打算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战，同时在政治上揭穿蒋介石的阴谋。
2月4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表示：“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该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同时要求毛泽东重新考虑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想法和建议告诉他们。这时候季米特洛夫和毛泽东在要不要与国民党决裂这个问题上是存在重大分歧的，并且他多次指示毛泽东作出让步。
2月13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但同时他又提出：“蒋介石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否则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3月21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说：“国共关系可能将逐渐好转。对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开始我们采用了让步政策，后来采取了明显进攻的态度（提出我们的12条），迫使蒋介石今天向我们作出让步。”3月25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也提到了采取进攻方针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此后，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也多次要求中共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前后，这一时期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电报往来十分频繁，主要在解决皖南事变问题上双方多次进行协商。尤其是当国共关系紧张时甚至有破裂的倾向时，在与毛泽东的电报往来中，季米特洛夫多次表明自己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立场，并主张劝说毛泽东要维护统一战线。在调和国共关系上，季米特洛夫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没有正确估计形势，导致中共在皖南事变中损失惨重。此后在皖南事变的善后工作中，中共采取正确的政治攻势，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延安整风问题上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的互动
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几乎遭到全歼。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订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否定。这件事暴露出中共与共产国际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不满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毛泽东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上下级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谈及“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考虑到苏联陷入战争，暂时没有精力干预中共内部事务，毛泽东决定开始肃清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
7月1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在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表态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 9月12日，王明开始批评李维汉，并揭发了一个秘密：1931年秋，他和周恩來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了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但是博古、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并未说明事情的真相，并领导真正的政治局委员。由此展开一场关于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的大讨论。
9月29日，中央学习小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李维汉、邓发等都发言说明当时的错误，并检举王明所犯的错误。随后，毛泽东正式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所犯错误。10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开始对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对待蒋介石的不妥协态度进行批评。
从1942年开始，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延安整风运动。
王明对这些批判不服，于是将他的不满向斯大林、共产国际报告。王明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并请求共产国际方面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1943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关于中共领导中存在的分歧的电报。2月3日，季米特洛夫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指出：“王明同志回国后立即在政治和组织方面采取了与中央相对抗的立场。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9月，王明采取各种措施孤立中共中央，还抵制中央所有的指示”，此外“1941年夏，我们同王明进行了私下的谈话并在中央书记处范围内对他进行了批评”。并且“王明在生病期间继续采用各种方法反对中央，对于王明我们从一开始和至今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同他协调一致，希望他纠正自己的错误。在他病后，没有同他讨论政治问题”。毛泽东就王明问题请求季米特洛夫指示，并提出有需要的话，可以电告王明的所有错误。
5月25日，毛泽东收到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文件。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说：“王明自始至终反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认为它不符合共产国际路线。”他还强调“现在王明在党内已完全孤立，他建立小集团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5月31日，伊利切夫致电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通报，他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国际过时了，它常常不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而进行了干扰。”伊利切夫还提到，“会议上，有人认为，对于‘不听话的人’（即王明等人）将施压到极点。有可能把他们开除出党”。
6月25日，毛泽东就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路线致电季米特洛夫。他在电报中说“现简要报告王明、博古、洛甫（即张闻天）等人的错误政治路线和克服这条路线的过程”。毛泽东还提出，“在将来的七大上，我们考虑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因为他依然坚持老的错误，至今未放弃分裂主义活动。博古和洛甫，要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不进入政治局”。并就这一问题询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致电毛泽东说：“共产国际解散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中共党内状况在我这里引起的不安。”在开展反对王明运动上，他认为指控“王明实施了由共产国际建议实行的民族战争政策，似乎因此将党引向了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季米特洛夫还提出建议，像“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些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关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他还提出希望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王明进行了各种反党活动。这些已向党的全体干部作了通报。但我们不打算在党内群众中公开。在我看来，王明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康生是一个可靠的人。”1月7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表示：“我衷心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地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他指出，“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问题在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
1月19日，季米特洛夫向王明发出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3月7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回电。王明在电报中说：“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的分歧。”而且他还声明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他表示完全支持“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赞同“毛泽东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季米特洛夫在调和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共七大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
延安整风运动正处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未对此加以干预。季米特洛夫以个人身份劝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内部加强团结，批评了康生过左的做法。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仍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多次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对延安整风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总体来说，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的互动主要是围绕提供援助、皖南事变及延安整风等重大问题进行的。从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在这些重大事件上，主要是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直接通过电报商量解决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电报往来达50多封，以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为主。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通报情况，在重要问题上得到季米特洛夫的支持和建议，对推动中国抗日战争进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互动：在援助问题上，毛泽东主动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希望得到金钱和武器上的支援，季米特洛夫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皖南事变问题上，季米特洛夫多次劝说毛泽东作出让步以便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虽然听从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没有与国民党决裂，但是在政治上仍独立自主采取主动政策迫使蒋介石作出一定让步。在延安整风问题上，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以个人身份劝说中共中央在内部加强团结，在缓和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关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