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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镇上的兑糖客人外号叫小鸡毛，不知谁给取的名，反正大家一直稀里糊涂这么喊。小鸡毛租了后晒场农户家的屋子，常驻我们的小镇，专做兑糖生意，方圆十几里都是他拨浪鼓摇响的范围。
小鸡毛是金华义乌人，约莫50来岁，瘦高个，大眼睛，高颧骨，衣服上总是沾满尘土。小鸡毛动不动咳嗽，旁人听着比他自己还难受。我猜测可能是长年挑着箩担，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风吹雨淋，喊破了嗓子，损坏了气管，从而患上了气管炎。那时候，我们把这些用自制的麦芽糖换取废旧物品的生意人，唤作“兑糖客人”，很大意义上，体现了对他们的欢迎和尊重。
既然是客人，小鸡毛在镇上是人见人爱，享有尊贵的地位，尤其在那些孩子们心目中。我始终对小鸡毛之名无解，也许他这辈子收购的鸡毛太多（尽管他大多数是在收购其它废品），人家据此提炼出这个外号。那是我的又一种猜测。
小鸡毛对孩子们温和且耐心，他的箩担前常常围满好奇的孩子，他并不介意他们抢过他的拨浪鼓，每人都模仿他的手势和声音，一遍遍摇动拨浪鼓，痛痛快快过把瘾。他给孩子们骄傲地显摆他收来的废旧宝贝，琳琅满目的，真让人大开眼界;他教孩子们辨别各类废旧物品常识，比如如何区分值钱的和不值钱的废品。他还介绍鸡毛做成鸡毛掸子的详细步骤。但孩子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不关心他的那些宝贝和他传授的常识，他们关心的是他安放在箩担上的那只方形铁皮槽。只要掀开铁皮盖，再揭去上面蒙着的一层厚薄膜，便露出一大板黄澄澄的麦芽糖，一股迷人的甜香恣意地蔓延开来......他们全瞪大眼睛看，用鼻子使劲吸，想象嚼在嘴里时惬意的感觉。
“兑糖嘞、兑糖嘞……”小鸡毛甜蜜悦耳的吆喝声，忽远忽近，忽高忽低，一年四季在镇上各个角落飘荡。在小镇，除了夏天福贵的棒冰叫卖声，其余季节里全是小鸡毛兑糖的吆喝声。小鸡毛挑着箩担，一副晃晃悠悠的架势，边走边喊边“叮铃咚、叮铃咚”摇动着拨浪鼓，喊声与鼓声时分时合，交错重叠，刚柔相济，充满了节奏和韵味，比福贵的叫卖声更富有诱惑力，更能让孩子们心旌荡漾。
那时，用来兑糖的废旧物品要比今天种类多，有废铜烂铁、鸡毛鸭毛、牙膏壳子、鸡胗皮、桔子皮、玻璃瓶、破鞋子、废旧纸……这些废品一股脑装在小鸡毛的箩筐里，仅仅用一大锅麦芽糖就可轻松换取，无需付出多大成本。在小镇的街头巷尾，人们邂逅小鸡毛兑糖，是件很幸运的事。看着他用铁凿贴着糖块，用小榔头敲打凿子的顶部，“叮当”一声敲下一块与所收废品价值相当的糖块，递给急不可耐的孩子们。边上的人观看小鸡毛敲糖的过程，似乎比吃糖本身更有魅力。
“客气點，客气点嘛！”兑换者一个劲地恳求小鸡毛。小鸡毛故意装出迟疑不决的样子，然后又敲了一小块，再敲一小块……几乎每次都不是一锤定音，总留有多次添加的余地。事后我才知，这是小鸡毛凭江湖经验掌握的招术，既能逗孩子们兴高采烈，或心花怒放，又能显示小鸡毛慷慨善良之心。每个孩子都觉得小鸡毛对自个儿偏爱，心底里对小鸡毛感激不尽。
由于小鸡毛是外地人，在镇上没户口，没人给他发粮票。没粮票就买不了粮食，更买不了大饼油条、包子馒头。这事关饿肚子的重大问题，让小鸡毛心急如焚。于是，他暗地里向居民户的孩子求购粮票，许诺每斤粮票换三毛钱，如此实惠的价格，尽管打动过很多人的心，但那时居民户的粮票极有限。小鸡毛无奈，只能用钱向农户家买粮，而农户家又是按人口分稻谷的，粮食同样有限。小鸡毛只能适量买些，平时更多靠杂粮调剂。
小鸡毛收购粮票为啥要偷偷摸摸，是因为怕被人告发搞投机倒把，这是他们这帮人最忌惮的罪名。“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处理起投机倒把者，轻则没收全部所得，重则绑起来，实施暴打和关押。小鸡毛这个年龄轻易折腾不起，所以他是谨慎行事的。
我终于逮到了机会，那年暑假，艰苦的“双夏”劳动结束了，学校给我们参加劳动的居民户学生每人补助了十斤粮票。我打算不上交母亲，把它卖给小鸡毛，可以换来三元钱。我盘算过，三元钱可以买很多东西，比如百货商场文具柜里漂亮的高级铅笔盒、画画的十二彩颜料盒、气派十足的英雄牌钢笔，还有水果店里每斤三角七分的最昂贵最香甜的金帅苹果……我计划好久了，如果母亲问起来，我就撒谎说学校没发过。趁着夜幕掩护，我跑到小鸡毛家，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这笔交易，我们彼此皆大欢喜。幸运的是，母亲后来没有盘问粮票的事，大概她忘了，或许根本不知道还能有粮票补助。
小鸡毛一路摇动拨浪鼓，一路先声夺人。孩子们大老远就能听到，都提早准备好家里可兑换的废品，静静地待在原地，等候小鸡毛挑担过来。麦芽糖的吸引力越大，废品收购的生意就越好，鱼目混珠的事也难免发生，好多兑换的牙膏壳里有大量的牙膏没挤完，完好无损的拖鞋被当作破鞋子，好端端的铜制水勺子故意敲瘪当做废铜烂铁……大人们发现后，往往先是严厉责骂孩子， 然后赶到小鸡毛家，陪着笑脸讨要被兑掉的物品。这时，小鸡毛总是二话不说，无偿将物品归还主人。平时只要发现可疑物品，小鸡毛立马拒绝兑换。
1979年过完大年后，我们全家离开小镇，迁徙到县城，我再也没见到过小鸡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鸡毛换糖的生意逐渐走向衰落，我料想小鸡毛无论如何会离开我的小镇，回到他的金华义乌那方热土，用多年兑糖换来的丰厚的资金创办企业。那段时间，成千上万分散到各地的兑糖客们纷纷返乡，开疆辟土，谋划商机。后来形成的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对于那批返乡的兑糖客人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后人为纪念这段传奇的历史，把“鸡毛换糖”的故事先后搬上舞台和银幕，并把它演绎成一项餐饮文化的品牌。
卖甘蔗的苗姨
从前，我们镇上卖水果有两处摊点，一处是集体合作商店，在老街中段;另一处是苗姨的露天摊，在车站广场边，或在广德桥畔（苗姨家门口）。合作商店卖的水果多半是高大上的，比如梨、李、杏、桔、苹果等，那时还看不到香蕉。我第一次邂逅香蕉，是厦门的姨父探亲时捎来的，一口咬下去，那滋味美好得难以用语言描述，多年后仍觉得齿颊留香。从那时起，我把厦门当作香蕉的代名词，认识厦门竟然从第一次吃香蕉开始。 苗姨的水果摊没那么多品种，更没有香蕉这种帝王级水果，因为她小桌子上的货架搁不了多少货物，只能挑重点卖。卖什么呢？苗姨想到了甘蔗，这种平民水果，货源充足，价格大众，销量广阔。苗姨一拍脑袋，便付诸行动。除了卖甘蔗，苗姨还会搭些菱角、炒蚕豆、烤红薯之类做买卖。
苗姨每天守着甘蔗摊，日晒雨淋，皮肤黧黑粗糙，40多岁的人，看上去有50多岁模样。大部分时间，苗姨把摊设在车站饭店门口偏北位置。那里不光是小镇重要的客流地，而且毗邻两所学校，学生们必定经过，必定瞥见，然后必定会挤到她的摊前。小部分时间，如逢学校放寒暑假、星期天，她把摊设在自家门口，那里是桥头堡，商业要地，黄金门面，剡江两岸的人天天过广德桥，肯定要经过她家门口，有很大概率在她的摊前逗留。苗姨对这两处宝地都特别珍惜，决不轻易放弃。尽管她没有分身术，但可以轮换去两处摆摊。她眼光深远，头脑活络，在小镇那一拨经商人当中出类拔萃。
甘蔗是上市时间最长的水果，镇上的男女老幼都百吃不厌。合作商店卖的甘蔗都两米多长，总价高，苗姨却把两米多的甘蔗，用铡刀切成一段段，每段30公分长，按照不同部位的质量，标价从2分钱至5分钱不同，顾客们可凭口袋实力，自由挑选哪一类甘蔗，这让苗姨的生意格外兴旺起来。
为巩固和扩大消费群体，苗姨对老顾客实行优惠政策。那些人如果遇到口袋没钱，又嘴馋时，咋办？赊账。事先跟苗姨打声招呼，拿了甘蔗就可走人，反正苗姨给记着账。苗姨的甘蔗生意越好，赊账的人也越多，苗姨也似乎越放心，因为赊账的人几乎每天都要经过她的摊前，她只要用眼睛轻轻一瞟，那些人就会立即亮明态度，承诺还钱的时间。苗姨用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制和约束着赊账的人，让他们时刻把账挂在心头。外界传说，苗姨的记忆力十分惊人，这也让苗姨对赊出去的账始终成竹在胸，在她面前很少出现赖账者。
苗姨家的甘蔗总也卖不完，一年四季从不见断货。我们都不知道她的甘蔗是从哪里进的货，而且奇怪一直没人说她搞投机倒把。事实上，苗姨的甘蔗销售量早与合作商店分庭抗礼，她完全凭一己之力抗衡合作商店里坐着的几个男伙计，她超乎寻常的经商能力让镇上的大多数人折服。
在小镇，苗姨和她的甘蔗摊渐渐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观。无论在车站广场，还是广德桥畔，这道风景都能迅捷映入小镇人的眼帘，紧密融入小镇人的寻常生活中。这个终日里穿着黑衣黑裤、系着黑布襕的中年女人，每天黑糊糊的一团驻守在那里，阅尽路上所有的风景和世事。如果遇到苗姨哪天不摆摊，镇上的人普遍会感到不习惯，然后去设法打听苗姨的下落，或挨个去她家探望。所以，苗姨遇到生病时，她的幸福感特别强烈，很多人上门来嘘寒问暖。人们如此关注苗姨，本质上是在维护小镇亘古形成的格局，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在小镇这条纷攘的老街里，充斥着所有的家长里短、凡人俗事，这里像是最热闹的话剧舞台，每天都在上演一出出新鲜生动的剧目。苗姨无形中成为这座舞台的主角，其一言一颦、一举一动尽在镇上人的耳目里，哪怕家里发生一件芝麻大的事，也会被津津乐道。
我每次路过苗姨家门口，都没见到过苗姨的老公。如果她家里有个男劳力该多好，卖甘蔗毕竟是气力活，可是苗姨的老公究竟去哪了？苗姨有一个女儿，属于独生子女，母女俩相依为命。国家彼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苗姨为啥不多生孩子？这些疑问，那时我压根不会去深究，我相信镇上的老辈人肯定晓得苗姨家的故事，这故事讲出来，说不定让人唏嘘。印象中，她的女儿从不走近她的甘蔗摊，或许是在同学面前怕羞，或许对母亲的生意缺乏兴趣，或许是出于其它原因。
意料之外的事，总在情理之中发生，两年后，苗姨推行的赊账政策终于出事了。那天，老街上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语气和表情都在替苗姨惋惜。原来苗姨把赊账记录的小本本给弄丢了（也许被偷了），那么多的赊账，苗姨无论如何记不住了，随后出现了一群企图赖账的人，大人小孩都有。
苗姨的秘密被意外捅破，人们纷纷得出结论：原来苗姨所谓超强的记忆力是假的，她的眼光完全是唬人的，她全靠本子记帐。现在可好了，口说无凭。赖账倒还其次，苗姨并未把它放在心上，要命的是，苗姨的脑子像是电脑犯了病毒，把赊账的张三李四们互相搞混了。明明没赊过账的，或赊过已还账了的，硬说人家还赊着;明明赊着的，却认为人家已还账。苗姨由此得罪了一部分人，这些人除了当面谩骂苗姨，暗地里还搞恶作剧，实施报复。
苗姨家后面是剡江的堤坝，一楼后半间的屋顶与江堤差不多高，一群顽劣的孩子开始拿苗姨家屋顶做出气筒。他们隔三差五往上面丢石块，哗啦啦砸碎了不少瓦片。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苗姨家灶间下小雨。等到苗姨追出去，熊孩子们已跑得杳无踪影，苗姨不止一次气得胸疼发作。这还不够，常常在黄昏，他们用大把稻草把苗姨家的烟囱塞个结结实实，正做饭的苗姨被满屋的浓烟呛得泪流满面。
苗姨好心办坏事，让她做梦也想不到，她开始反思这件事。后来，苗姨忍痛割愛，取消了这项优惠待遇，同时宣布所有的赊账一笔勾销。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赊账者们感动至极，也让那群顽童们愧疚不已。以后的夜晚，苗姨家的门缝陆续有窸窸窣窣声传来，那是钱币在塞进来。屋顶的碎瓦片也被人悄悄更换了，再也没人来堵塞烟囱了。这后续的事情，又让苗姨始料未及。
许多年后，我去小镇，苗姨早已不在人世。邻家大婶告诉我，苗姨生前把卖甘蔗积攒的钱，一半资助给了镇上的两名孤儿，另一半仅留给了自己的独生女儿。我突然感到鼻子有点发酸。
大礼堂看门老头
1970年代，镇上的大礼堂被我们深深眷顾并宠爱着。那时候，我们绝不会去念想一座金碧辉煌的影剧院，做梦也不会。很多年过去了，那座简陋的礼堂被我绵长的思念层层包裹，逐渐化成一块温润透亮的琥珀美玉，带着梦幻般的色彩，长久沉淀在我的心窝里。
大礼堂是我们少儿时期的“伊甸园”，在黑白电视还是凤毛麟角的年代，那里经常放映革命年代的电影，文宣队定期组织文艺演出;偶尔还有公社召开的重要大会，那肯定是上面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但那里大多数时间在放映电影，大多数时间我们在尽情玩耍。比如在一排排座椅间任意追逐和捉迷藏，在一把把座椅下趴着捡拾硬币;还有我们把大礼堂的看门老头当作“鬼子”，与他长期周旋，与他斗智斗勇。 说来你不信，大礼堂的看门老头竟然看不住门，尽管他年纪已经很老，老得老态龙钟，老得弯腰驼背，老得面目狰狞，但那不是他看不住大门的理由。他看不住大门是因为大门外没设门岗，唯一的门房改售票处了，专售电影票。他只能住在舞台右侧的化妆间，这化妆间恰好被舞台侧墙挡住了视线，当然看不到台下的数百号座位，哪怕下面翻江倒海般闹腾，只要不发出太大声音，老头是断然觉察不到的。
老头除了看门和管护大礼堂财产，还兼顾台上台下打扫的任务。每次放完电影，或演完戏，满场都是丢弃的垃圾，老头得及时扫清。这扫地累是累，但每次都能获得额外的福利，今天叫小确幸——捡到大大小小的硬币。那个时代，工资低，物价低，这1分、2分、5分的硬币挺值钱的，可买好多东西。我们多么艳羡看管大礼堂的老头，既能近水楼台免费看电影，又能不断地捡到钱币，我们无数次幻想取代他干这扫地的活。有一次，在大礼堂门外，我们几个小伙伴怯生生地向他开口，大意是学校老师布置了学雷锋做好事的任务，要求放完电影后，帮他打扫座位下地面。说这番话时，我们的心在怦怦直跳，生怕编造的谎言被他立马识破。也许是怀疑我们扫不干净，也许是不想让我们抢占隐藏的福利，总之，他当场拒绝了我们。瞧着他那副凶悍的面孔、不近人情的冰冷态度，我们对他愈加憎恶。
每当无聊时刻，我们总想去大礼堂玩，但前提是如何进入大礼堂，如何避开老头。大礼堂有左右两扇大门，老头进出一般走左门，用一根大链条锁住，出去时锁外面，进来时锁里面。右门是从里面用插销插住，外面根本推不动。老头多半喜欢下午外出，我们从外锁的门就能准确判断。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使劲往里推门，推出一条20公分的缝隙，让最瘦小的伙伴挤进去，把右门打开，大伙长驱直入。
我们在空旷的礼堂内尖叫，雀跃，奔跑;我们在舞台上假装各种角色，手舞足蹈地演戏;我们还用手拉扯台上的宽银幕布，不断摩挲着，试图从幕布中挤捏出神秘的电影画面来……当我们忘掉周遭一切、沉浸在无休止的快乐中时，外面望风的伙伴火急火燎进来报讯：“不好了，‘鬼子’来了！”我们大惊失色，全一猫腰钻进一排排座位通道里，隐蔽起来。
“鬼子”看到自己的营地被人家乘虚而入，气急败坏地端起一把扫帚，一排排地寻找起目标来。大伙屏住呼吸，从“鬼子”搜索的另一侧地面，小心地匍匐过去，然后飞快地跑出右大门。手脚不利索的人被“鬼子”截住，背部挨了好几下扫帚。其实老头是失策了，本可以瓮中捉鳖，他进来时，没把大门反锁，结果漏了网，让我们都逃脱了。后来几次，老头有经验了，进来时先把门反锁，再从容地一一捕捉。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事先在舞台左侧的窗口扒了个洞，作为应急逃生口。反正我们每次都有应对老头的策略，他也真拿我们没办法。
我一直惦念着哪天放完电影，能抢在老头扫地之前，钻进每排座位里去细细寻找硬币，但那是玩心跳的事。老头在舞台上像一个真实的“鬼子”，左右晃动着巡逻，居高临下监视全场。要在他的眼皮底下行事，可真不容易。后来我摸到了规律，一般前晚放完电影，老头在次日上午8点钟打扫，我必须赶在之前潜入，那会儿，说不定他还在做早饭呢。但他似乎有所提防，加强了警戒，往往在7点钟左右，就搬一把椅子，坐在舞台上，慢笃笃地抽着烟，呷着茶，眼珠一动不动盯着场地。
有天晚上，大礼堂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场内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观众们稀里哗啦洒了一地泪水。那晚我们并不关心湿漉漉的地面，而是盘算着这么多的观众在地上会遗落多少硬币。翌日清早，伙伴们相约来大礼堂，这次终于抢在老头起床之前，顺利完成了搜寻工作，意料之中，我们收获颇丰。以后几次，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败。老头从台上跑下来撵走我们，十分不方便，加上他的腿脚老化，走路蹒跚，全让我们轻易逃脱。
在老头眼里，我们这些顽童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大礼堂内，我们并没有真正损毁过一件公物，老头心中也明白，只是我们破坏了原本安静的秩序，隔三差五地惹他生气。
有一回，我们学校在大礼堂演戏，我扮演国军士兵甲，押着一位五花大绑的地下党员上台来。此时，老头就站在后台瞧着我，我担心被他认出，怕他冲上来揪住我，然后我被他押着，交给老师。我拼命压低帽沿，低下高傲的头颅。幸好他辨认不出我的相貌，在他眼里，我们的模样都差不多。虚惊一场。
那年初冬，在大礼堂门口，停放着一辆超高超重、满载芦苇秆的手拉车，一位顽皮的伙伴攀上悬着的车把手，不慎把支撑杆给碰倒了，负重数百斤的手拉车突然前倾，尖锐的车柱木戳穿了稚嫩的大腿，鲜血汩汩地流出来，伙伴疼得昏厥过去。最先看到的是大礼堂的看门老头，只见他一个箭步跑上去，一把抱起伤员，急吼吼地跑向医院……那次，他的身手从没这么敏捷过，他的步履从没这么疾速过，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他？
老头为医院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整个镇上都在夸赞他，我们都被这件事深深感动。大伙发誓，再也不去那里捡硬币了，再也不去骚扰他了，让那里的一切重归宁静。
1987年某天，我路过小镇，心血来潮去探寻曾经的大礼堂，可那里早被拆迁了，原址已被一座私企厂房取代。我去东面新建的影剧院参观，偌大的内部空间，所有的设施都是整洁簇新的，我感到異常陌生。这影院不单是改了新址，而且里外格局跟城里的没啥两样，只是没有了当年原始简朴的氛围，也没有了令人遐想的娱乐空间，更没有了看门老头伛偻苍老的身影。
轧米胖的阿忠伯
我是在镇上的老街长大的。在那段青草般鲜嫩的年龄里，我没有学习压力，也没有远大理想，我整天无所事事，不停地逛呀逛，逛遍了老街的每家店铺，认识了住在那里的每个人。我的那些无忧无虑的光阴呵，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
我的胆量在同龄人中不算小，比如去浩荡的剡江里游泳，我从不害怕河沙鬼;在夜晚的墓地里独立行走，我决不会心惊肉跳。可难以置信的是，在那条短短的老街上，我竟然惧怕两样东西——打针和放炮，相信其他小伙伴莫不如此。这打针，来自老街的胡纪达诊所，这胡纪达本是牙科医生，跟打针是两码事。据说他定期逮住小孩打针，专打手臂，疼得要命，人数凑不够，就满镇满街找，小孩们都吓得东躲西藏。后来我猜想这可能是疫苗针，也许是县里或公社下达的任务，他的牙科诊所兼有防疫职能。而这放炮，来自牙科诊所对面的阿忠伯家门口，是由50来岁的阿忠伯放的。他是镇上唯一的轧米胖师傅，这放炮是必须的，是轧米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炮不放，大米、玉米、年糕片等就不会膨胀，米胖就形不成。猝不及防中，身边“嘣嘭”一声，震耳欲聋，让人的魂魄顿然出窍，对孩子们来说，那是最难受的瞬间。 从概率上讲，胡医生打针充其量两年一次，只要躲过一阵子就好。而轧米胖则是每星期一次，煞是频繁。我掐指算过，一炉米胖需要轧15分钟，每小时可轧4炉，8小时就轧32炉，也就是，一整天至少要放炮32次以上。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炮声，老街里的房子也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小孩们则捂起耳朵缩起脖子，每隔15分钟，就飞速逃往老街的两端，或者猴似的闪进小巷小弄里。
阿忠伯家地处老街中心，隔壁是中药店，中药店临街的墙面是镇上的大批判专栏，内容图文并茂，而且隔三差五换新内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与阶级敌人，每天都在这块阵地上热火朝天地较量着，而一步之遥的阿忠伯家门口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
阿忠伯常年戴着一頂褪色的蓝布帽，布帽下藏着一副烟熏火燎的脸，耳朵上时常夹着一根廉价的雄狮烟，浑身散发着刺鼻的烟火味。
每逢轧米胖日的大清晨，阿忠伯先要完成广而告之的任务。在镇上的每条街弄里，他涨红着脖子，一路高喊着“轧米胖嘞、轧米胖嘞……”吆喝完毕，回到家门口，他就开始点火生炉，然后接纳第一炉米胖生意。他坐在小矮凳上，用力转动葫芦形铁锅炉的摇柄，一手攥着风箱杆来回拉动，漆黑的铁锅炉匀速旋转着，红色的火苗舔舐着锅的底部。阿忠伯的这些动作单调乏味，尽管已重复了千万遍，但还得千万遍地重复下去，因为每炉米胖、年糕干，或玉米胖，都寄托着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希望，尤其是在物质贫乏年代，人们的温饱还没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阿忠伯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厨师，一丝不苟地制作着顾客们的每一盆菜肴——米胖。他十分清楚，火候与时间掌控得是否精准，事关这炉米胖的产量高低和口味优劣，在他手里，绝不制造一炉半生不熟的疵品。
这会儿，阿忠伯家门口的人越聚越多，一炉接一炉的米胖爆出来，老街上弥漫着诱人的香气，人们全都喜气洋洋，小孩们更是兴奋得上蹿下跳。地上撒满碎米胖，犹如天女散花，有人蹲在地上捡着吃。放炮刚过的时段最安全，围观的人也特多，地上抢吃的人更多。越往后倒计时，围观的人就越少。待炮声过后，人们又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阿忠伯家门口于我而言，真是又怕又爱的地儿，怕的是惊魂的炮声，爱的是香喷喷的米胖。但米胖毕竟是我们小时候酷爱的零食，即使骇人的炮声，也抵挡不住来自它的诱惑。每个星期天，我在阿忠伯家门口停留的时间，被切割成一段段碎片，“嘣嘭、嘣嘭、嘣嘭”……我的耳畔时不时回荡着这震耳的炮声，我也一次次狼狈地做着折返跑。
阿忠伯的老婆多年前已改嫁，阿忠伯始终是光棍，幸亏家里由70多岁的老娘操持家务。每逢轧米胖时，老娘就马前鞍后做儿子的帮手。其余时间，阿忠伯便去地里干农活，种点蔬菜瓜果，补贴家用。阿忠伯家屋子逼仄，望进去总是黑咕隆咚的，家里的物件全落满黑色的灰尘，外间的那顶蚊帐又脏又黑，不忍卒看，这是长期被轧米胖的烟灰熏的。
阿忠伯最威风八面的时刻是放炮前。当气压表的指针滑向“15”时，阿忠伯停下手里所有的活，表情也骤然严肃起来。他拿起旁边的圆筒长竹篓，竹篓口扎着一圈面袋布，将面袋布套住铁炉口，再用脚踩住机器的头部，用一根铁棒插入开关口，令人窒息的时刻到了！所有孩子的耳朵被捂得像铜墙铁壁，阿忠伯仿佛惊涛骇浪中的哪吒，骑在恶龙的身上，掐住了它的咽喉，一副豪气冲天的架势。只见他“呸”的一声，把唾沫吐在乌黑的手心里，淡定地环顾一下四周，亮开嗓门大喊一声“放炮嘞”，并用力扳动开关……“嘣嘭”一声巨响，大片白烟冲天而起，珍珠般的米胖、喷香松脆的年糕干“轰”地一下蹦进了长竹篓，少量的飞溅到外面地上。
阿忠伯嘘出口气，像是又完成了一件称心如意的作品，表情也比先前放松多了。他开始从容地打扫起“战场”来，将竹篓里的米胖一粒不剩倒入主人的畚箕里，仔细清扫着地上的碎米胖，用布条将铁锅炉内壁擦拭得干干净净，又把下一户人家的生原料缓缓倒进铁锅炉的肚子里。
每个行业都有潜规则，轧米胖也不例外，这潜规则叫留底，即轧前乘人不备，从各家生原料中利索地抓出一把，放入自家容器里，这样集腋成裘，米胖师傅家的米缸总是绰绰有余的。然而阿忠伯却从不做留底的事，那可是良心上的事。阿忠伯说，我收了人家的加工钱，每一粒米、每一片年糕都归属人家，我要替主人家着想。
那年冬天，阿忠伯老娘去世。出殡那天，老太太被许多人从黑龊龊的屋里抬出来，准备放入棺材。懵懂的我大着胆子，挤进人缝看热闹。阿忠娘的脸色像阿忠轧的米胖一样白，但面容却十分安详。我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一位老人逝去的样子，内心非常震惊，那会儿，我多么盼望阿忠娘会突然睁眼爬起来。阿忠伯趴在棺材前，哭得呼天抢地，久久不肯起身。老娘走后，阿忠伯缺了个重要帮手，轧米胖时常常精神涣散，心力交瘁，人也比以前苍老了许多。
第二年，公社革委会来了一帮凶巴巴的人。阿忠伯被莫名其妙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罪行是在革命大批判专栏前放火、放炮，用心险恶，并屡教不改。即日起，停止轧米胖，并没收米胖机，去队里参加生产劳动，接受社员群众的监督。
我走过阿忠伯家门口再也不用捂耳朵了，再也听不见他“放炮嘞”的大声叫嚷，我的心头感到阵阵苍凉。
小鸡毛是金华义乌人，约莫50来岁，瘦高个，大眼睛，高颧骨，衣服上总是沾满尘土。小鸡毛动不动咳嗽，旁人听着比他自己还难受。我猜测可能是长年挑着箩担，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风吹雨淋，喊破了嗓子，损坏了气管，从而患上了气管炎。那时候，我们把这些用自制的麦芽糖换取废旧物品的生意人，唤作“兑糖客人”，很大意义上，体现了对他们的欢迎和尊重。
既然是客人，小鸡毛在镇上是人见人爱，享有尊贵的地位，尤其在那些孩子们心目中。我始终对小鸡毛之名无解，也许他这辈子收购的鸡毛太多（尽管他大多数是在收购其它废品），人家据此提炼出这个外号。那是我的又一种猜测。
小鸡毛对孩子们温和且耐心，他的箩担前常常围满好奇的孩子，他并不介意他们抢过他的拨浪鼓，每人都模仿他的手势和声音，一遍遍摇动拨浪鼓，痛痛快快过把瘾。他给孩子们骄傲地显摆他收来的废旧宝贝，琳琅满目的，真让人大开眼界;他教孩子们辨别各类废旧物品常识，比如如何区分值钱的和不值钱的废品。他还介绍鸡毛做成鸡毛掸子的详细步骤。但孩子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不关心他的那些宝贝和他传授的常识，他们关心的是他安放在箩担上的那只方形铁皮槽。只要掀开铁皮盖，再揭去上面蒙着的一层厚薄膜，便露出一大板黄澄澄的麦芽糖，一股迷人的甜香恣意地蔓延开来......他们全瞪大眼睛看，用鼻子使劲吸，想象嚼在嘴里时惬意的感觉。
“兑糖嘞、兑糖嘞……”小鸡毛甜蜜悦耳的吆喝声，忽远忽近，忽高忽低，一年四季在镇上各个角落飘荡。在小镇，除了夏天福贵的棒冰叫卖声，其余季节里全是小鸡毛兑糖的吆喝声。小鸡毛挑着箩担，一副晃晃悠悠的架势，边走边喊边“叮铃咚、叮铃咚”摇动着拨浪鼓，喊声与鼓声时分时合，交错重叠，刚柔相济，充满了节奏和韵味，比福贵的叫卖声更富有诱惑力，更能让孩子们心旌荡漾。
那时，用来兑糖的废旧物品要比今天种类多，有废铜烂铁、鸡毛鸭毛、牙膏壳子、鸡胗皮、桔子皮、玻璃瓶、破鞋子、废旧纸……这些废品一股脑装在小鸡毛的箩筐里，仅仅用一大锅麦芽糖就可轻松换取，无需付出多大成本。在小镇的街头巷尾，人们邂逅小鸡毛兑糖，是件很幸运的事。看着他用铁凿贴着糖块，用小榔头敲打凿子的顶部，“叮当”一声敲下一块与所收废品价值相当的糖块，递给急不可耐的孩子们。边上的人观看小鸡毛敲糖的过程，似乎比吃糖本身更有魅力。
“客气點，客气点嘛！”兑换者一个劲地恳求小鸡毛。小鸡毛故意装出迟疑不决的样子，然后又敲了一小块，再敲一小块……几乎每次都不是一锤定音，总留有多次添加的余地。事后我才知，这是小鸡毛凭江湖经验掌握的招术，既能逗孩子们兴高采烈，或心花怒放，又能显示小鸡毛慷慨善良之心。每个孩子都觉得小鸡毛对自个儿偏爱，心底里对小鸡毛感激不尽。
由于小鸡毛是外地人，在镇上没户口，没人给他发粮票。没粮票就买不了粮食，更买不了大饼油条、包子馒头。这事关饿肚子的重大问题，让小鸡毛心急如焚。于是，他暗地里向居民户的孩子求购粮票，许诺每斤粮票换三毛钱，如此实惠的价格，尽管打动过很多人的心，但那时居民户的粮票极有限。小鸡毛无奈，只能用钱向农户家买粮，而农户家又是按人口分稻谷的，粮食同样有限。小鸡毛只能适量买些，平时更多靠杂粮调剂。
小鸡毛收购粮票为啥要偷偷摸摸，是因为怕被人告发搞投机倒把，这是他们这帮人最忌惮的罪名。“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处理起投机倒把者，轻则没收全部所得，重则绑起来，实施暴打和关押。小鸡毛这个年龄轻易折腾不起，所以他是谨慎行事的。
我终于逮到了机会，那年暑假，艰苦的“双夏”劳动结束了，学校给我们参加劳动的居民户学生每人补助了十斤粮票。我打算不上交母亲，把它卖给小鸡毛，可以换来三元钱。我盘算过，三元钱可以买很多东西，比如百货商场文具柜里漂亮的高级铅笔盒、画画的十二彩颜料盒、气派十足的英雄牌钢笔，还有水果店里每斤三角七分的最昂贵最香甜的金帅苹果……我计划好久了，如果母亲问起来，我就撒谎说学校没发过。趁着夜幕掩护，我跑到小鸡毛家，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这笔交易，我们彼此皆大欢喜。幸运的是，母亲后来没有盘问粮票的事，大概她忘了，或许根本不知道还能有粮票补助。
小鸡毛一路摇动拨浪鼓，一路先声夺人。孩子们大老远就能听到，都提早准备好家里可兑换的废品，静静地待在原地，等候小鸡毛挑担过来。麦芽糖的吸引力越大，废品收购的生意就越好，鱼目混珠的事也难免发生，好多兑换的牙膏壳里有大量的牙膏没挤完，完好无损的拖鞋被当作破鞋子，好端端的铜制水勺子故意敲瘪当做废铜烂铁……大人们发现后，往往先是严厉责骂孩子， 然后赶到小鸡毛家，陪着笑脸讨要被兑掉的物品。这时，小鸡毛总是二话不说，无偿将物品归还主人。平时只要发现可疑物品，小鸡毛立马拒绝兑换。
1979年过完大年后，我们全家离开小镇，迁徙到县城，我再也没见到过小鸡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鸡毛换糖的生意逐渐走向衰落，我料想小鸡毛无论如何会离开我的小镇，回到他的金华义乌那方热土，用多年兑糖换来的丰厚的资金创办企业。那段时间，成千上万分散到各地的兑糖客们纷纷返乡，开疆辟土，谋划商机。后来形成的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对于那批返乡的兑糖客人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后人为纪念这段传奇的历史，把“鸡毛换糖”的故事先后搬上舞台和银幕，并把它演绎成一项餐饮文化的品牌。
卖甘蔗的苗姨
从前，我们镇上卖水果有两处摊点，一处是集体合作商店，在老街中段;另一处是苗姨的露天摊，在车站广场边，或在广德桥畔（苗姨家门口）。合作商店卖的水果多半是高大上的，比如梨、李、杏、桔、苹果等，那时还看不到香蕉。我第一次邂逅香蕉，是厦门的姨父探亲时捎来的，一口咬下去，那滋味美好得难以用语言描述，多年后仍觉得齿颊留香。从那时起，我把厦门当作香蕉的代名词，认识厦门竟然从第一次吃香蕉开始。 苗姨的水果摊没那么多品种，更没有香蕉这种帝王级水果，因为她小桌子上的货架搁不了多少货物，只能挑重点卖。卖什么呢？苗姨想到了甘蔗，这种平民水果，货源充足，价格大众，销量广阔。苗姨一拍脑袋，便付诸行动。除了卖甘蔗，苗姨还会搭些菱角、炒蚕豆、烤红薯之类做买卖。
苗姨每天守着甘蔗摊，日晒雨淋，皮肤黧黑粗糙，40多岁的人，看上去有50多岁模样。大部分时间，苗姨把摊设在车站饭店门口偏北位置。那里不光是小镇重要的客流地，而且毗邻两所学校，学生们必定经过，必定瞥见，然后必定会挤到她的摊前。小部分时间，如逢学校放寒暑假、星期天，她把摊设在自家门口，那里是桥头堡，商业要地，黄金门面，剡江两岸的人天天过广德桥，肯定要经过她家门口，有很大概率在她的摊前逗留。苗姨对这两处宝地都特别珍惜，决不轻易放弃。尽管她没有分身术，但可以轮换去两处摆摊。她眼光深远，头脑活络，在小镇那一拨经商人当中出类拔萃。
甘蔗是上市时间最长的水果，镇上的男女老幼都百吃不厌。合作商店卖的甘蔗都两米多长，总价高，苗姨却把两米多的甘蔗，用铡刀切成一段段，每段30公分长，按照不同部位的质量，标价从2分钱至5分钱不同，顾客们可凭口袋实力，自由挑选哪一类甘蔗，这让苗姨的生意格外兴旺起来。
为巩固和扩大消费群体，苗姨对老顾客实行优惠政策。那些人如果遇到口袋没钱，又嘴馋时，咋办？赊账。事先跟苗姨打声招呼，拿了甘蔗就可走人，反正苗姨给记着账。苗姨的甘蔗生意越好，赊账的人也越多，苗姨也似乎越放心，因为赊账的人几乎每天都要经过她的摊前，她只要用眼睛轻轻一瞟，那些人就会立即亮明态度，承诺还钱的时间。苗姨用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制和约束着赊账的人，让他们时刻把账挂在心头。外界传说，苗姨的记忆力十分惊人，这也让苗姨对赊出去的账始终成竹在胸，在她面前很少出现赖账者。
苗姨家的甘蔗总也卖不完，一年四季从不见断货。我们都不知道她的甘蔗是从哪里进的货，而且奇怪一直没人说她搞投机倒把。事实上，苗姨的甘蔗销售量早与合作商店分庭抗礼，她完全凭一己之力抗衡合作商店里坐着的几个男伙计，她超乎寻常的经商能力让镇上的大多数人折服。
在小镇，苗姨和她的甘蔗摊渐渐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观。无论在车站广场，还是广德桥畔，这道风景都能迅捷映入小镇人的眼帘，紧密融入小镇人的寻常生活中。这个终日里穿着黑衣黑裤、系着黑布襕的中年女人，每天黑糊糊的一团驻守在那里，阅尽路上所有的风景和世事。如果遇到苗姨哪天不摆摊，镇上的人普遍会感到不习惯，然后去设法打听苗姨的下落，或挨个去她家探望。所以，苗姨遇到生病时，她的幸福感特别强烈，很多人上门来嘘寒问暖。人们如此关注苗姨，本质上是在维护小镇亘古形成的格局，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在小镇这条纷攘的老街里，充斥着所有的家长里短、凡人俗事，这里像是最热闹的话剧舞台，每天都在上演一出出新鲜生动的剧目。苗姨无形中成为这座舞台的主角，其一言一颦、一举一动尽在镇上人的耳目里，哪怕家里发生一件芝麻大的事，也会被津津乐道。
我每次路过苗姨家门口，都没见到过苗姨的老公。如果她家里有个男劳力该多好，卖甘蔗毕竟是气力活，可是苗姨的老公究竟去哪了？苗姨有一个女儿，属于独生子女，母女俩相依为命。国家彼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苗姨为啥不多生孩子？这些疑问，那时我压根不会去深究，我相信镇上的老辈人肯定晓得苗姨家的故事，这故事讲出来，说不定让人唏嘘。印象中，她的女儿从不走近她的甘蔗摊，或许是在同学面前怕羞，或许对母亲的生意缺乏兴趣，或许是出于其它原因。
意料之外的事，总在情理之中发生，两年后，苗姨推行的赊账政策终于出事了。那天，老街上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语气和表情都在替苗姨惋惜。原来苗姨把赊账记录的小本本给弄丢了（也许被偷了），那么多的赊账，苗姨无论如何记不住了，随后出现了一群企图赖账的人，大人小孩都有。
苗姨的秘密被意外捅破，人们纷纷得出结论：原来苗姨所谓超强的记忆力是假的，她的眼光完全是唬人的，她全靠本子记帐。现在可好了，口说无凭。赖账倒还其次，苗姨并未把它放在心上，要命的是，苗姨的脑子像是电脑犯了病毒，把赊账的张三李四们互相搞混了。明明没赊过账的，或赊过已还账了的，硬说人家还赊着;明明赊着的，却认为人家已还账。苗姨由此得罪了一部分人，这些人除了当面谩骂苗姨，暗地里还搞恶作剧，实施报复。
苗姨家后面是剡江的堤坝，一楼后半间的屋顶与江堤差不多高，一群顽劣的孩子开始拿苗姨家屋顶做出气筒。他们隔三差五往上面丢石块，哗啦啦砸碎了不少瓦片。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苗姨家灶间下小雨。等到苗姨追出去，熊孩子们已跑得杳无踪影，苗姨不止一次气得胸疼发作。这还不够，常常在黄昏，他们用大把稻草把苗姨家的烟囱塞个结结实实，正做饭的苗姨被满屋的浓烟呛得泪流满面。
苗姨好心办坏事，让她做梦也想不到，她开始反思这件事。后来，苗姨忍痛割愛，取消了这项优惠待遇，同时宣布所有的赊账一笔勾销。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赊账者们感动至极，也让那群顽童们愧疚不已。以后的夜晚，苗姨家的门缝陆续有窸窸窣窣声传来，那是钱币在塞进来。屋顶的碎瓦片也被人悄悄更换了，再也没人来堵塞烟囱了。这后续的事情，又让苗姨始料未及。
许多年后，我去小镇，苗姨早已不在人世。邻家大婶告诉我，苗姨生前把卖甘蔗积攒的钱，一半资助给了镇上的两名孤儿，另一半仅留给了自己的独生女儿。我突然感到鼻子有点发酸。
大礼堂看门老头
1970年代，镇上的大礼堂被我们深深眷顾并宠爱着。那时候，我们绝不会去念想一座金碧辉煌的影剧院，做梦也不会。很多年过去了，那座简陋的礼堂被我绵长的思念层层包裹，逐渐化成一块温润透亮的琥珀美玉，带着梦幻般的色彩，长久沉淀在我的心窝里。
大礼堂是我们少儿时期的“伊甸园”，在黑白电视还是凤毛麟角的年代，那里经常放映革命年代的电影，文宣队定期组织文艺演出;偶尔还有公社召开的重要大会，那肯定是上面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但那里大多数时间在放映电影，大多数时间我们在尽情玩耍。比如在一排排座椅间任意追逐和捉迷藏，在一把把座椅下趴着捡拾硬币;还有我们把大礼堂的看门老头当作“鬼子”，与他长期周旋，与他斗智斗勇。 说来你不信，大礼堂的看门老头竟然看不住门，尽管他年纪已经很老，老得老态龙钟，老得弯腰驼背，老得面目狰狞，但那不是他看不住大门的理由。他看不住大门是因为大门外没设门岗，唯一的门房改售票处了，专售电影票。他只能住在舞台右侧的化妆间，这化妆间恰好被舞台侧墙挡住了视线，当然看不到台下的数百号座位，哪怕下面翻江倒海般闹腾，只要不发出太大声音，老头是断然觉察不到的。
老头除了看门和管护大礼堂财产，还兼顾台上台下打扫的任务。每次放完电影，或演完戏，满场都是丢弃的垃圾，老头得及时扫清。这扫地累是累，但每次都能获得额外的福利，今天叫小确幸——捡到大大小小的硬币。那个时代，工资低，物价低，这1分、2分、5分的硬币挺值钱的，可买好多东西。我们多么艳羡看管大礼堂的老头，既能近水楼台免费看电影，又能不断地捡到钱币，我们无数次幻想取代他干这扫地的活。有一次，在大礼堂门外，我们几个小伙伴怯生生地向他开口，大意是学校老师布置了学雷锋做好事的任务，要求放完电影后，帮他打扫座位下地面。说这番话时，我们的心在怦怦直跳，生怕编造的谎言被他立马识破。也许是怀疑我们扫不干净，也许是不想让我们抢占隐藏的福利，总之，他当场拒绝了我们。瞧着他那副凶悍的面孔、不近人情的冰冷态度，我们对他愈加憎恶。
每当无聊时刻，我们总想去大礼堂玩，但前提是如何进入大礼堂，如何避开老头。大礼堂有左右两扇大门，老头进出一般走左门，用一根大链条锁住，出去时锁外面，进来时锁里面。右门是从里面用插销插住，外面根本推不动。老头多半喜欢下午外出，我们从外锁的门就能准确判断。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使劲往里推门，推出一条20公分的缝隙，让最瘦小的伙伴挤进去，把右门打开，大伙长驱直入。
我们在空旷的礼堂内尖叫，雀跃，奔跑;我们在舞台上假装各种角色，手舞足蹈地演戏;我们还用手拉扯台上的宽银幕布，不断摩挲着，试图从幕布中挤捏出神秘的电影画面来……当我们忘掉周遭一切、沉浸在无休止的快乐中时，外面望风的伙伴火急火燎进来报讯：“不好了，‘鬼子’来了！”我们大惊失色，全一猫腰钻进一排排座位通道里，隐蔽起来。
“鬼子”看到自己的营地被人家乘虚而入，气急败坏地端起一把扫帚，一排排地寻找起目标来。大伙屏住呼吸，从“鬼子”搜索的另一侧地面，小心地匍匐过去，然后飞快地跑出右大门。手脚不利索的人被“鬼子”截住，背部挨了好几下扫帚。其实老头是失策了，本可以瓮中捉鳖，他进来时，没把大门反锁，结果漏了网，让我们都逃脱了。后来几次，老头有经验了，进来时先把门反锁，再从容地一一捕捉。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事先在舞台左侧的窗口扒了个洞，作为应急逃生口。反正我们每次都有应对老头的策略，他也真拿我们没办法。
我一直惦念着哪天放完电影，能抢在老头扫地之前，钻进每排座位里去细细寻找硬币，但那是玩心跳的事。老头在舞台上像一个真实的“鬼子”，左右晃动着巡逻，居高临下监视全场。要在他的眼皮底下行事，可真不容易。后来我摸到了规律，一般前晚放完电影，老头在次日上午8点钟打扫，我必须赶在之前潜入，那会儿，说不定他还在做早饭呢。但他似乎有所提防，加强了警戒，往往在7点钟左右，就搬一把椅子，坐在舞台上，慢笃笃地抽着烟，呷着茶，眼珠一动不动盯着场地。
有天晚上，大礼堂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场内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观众们稀里哗啦洒了一地泪水。那晚我们并不关心湿漉漉的地面，而是盘算着这么多的观众在地上会遗落多少硬币。翌日清早，伙伴们相约来大礼堂，这次终于抢在老头起床之前，顺利完成了搜寻工作，意料之中，我们收获颇丰。以后几次，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败。老头从台上跑下来撵走我们，十分不方便，加上他的腿脚老化，走路蹒跚，全让我们轻易逃脱。
在老头眼里，我们这些顽童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大礼堂内，我们并没有真正损毁过一件公物，老头心中也明白，只是我们破坏了原本安静的秩序，隔三差五地惹他生气。
有一回，我们学校在大礼堂演戏，我扮演国军士兵甲，押着一位五花大绑的地下党员上台来。此时，老头就站在后台瞧着我，我担心被他认出，怕他冲上来揪住我，然后我被他押着，交给老师。我拼命压低帽沿，低下高傲的头颅。幸好他辨认不出我的相貌，在他眼里，我们的模样都差不多。虚惊一场。
那年初冬，在大礼堂门口，停放着一辆超高超重、满载芦苇秆的手拉车，一位顽皮的伙伴攀上悬着的车把手，不慎把支撑杆给碰倒了，负重数百斤的手拉车突然前倾，尖锐的车柱木戳穿了稚嫩的大腿，鲜血汩汩地流出来，伙伴疼得昏厥过去。最先看到的是大礼堂的看门老头，只见他一个箭步跑上去，一把抱起伤员，急吼吼地跑向医院……那次，他的身手从没这么敏捷过，他的步履从没这么疾速过，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他？
老头为医院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整个镇上都在夸赞他，我们都被这件事深深感动。大伙发誓，再也不去那里捡硬币了，再也不去骚扰他了，让那里的一切重归宁静。
1987年某天，我路过小镇，心血来潮去探寻曾经的大礼堂，可那里早被拆迁了，原址已被一座私企厂房取代。我去东面新建的影剧院参观，偌大的内部空间，所有的设施都是整洁簇新的，我感到異常陌生。这影院不单是改了新址，而且里外格局跟城里的没啥两样，只是没有了当年原始简朴的氛围，也没有了令人遐想的娱乐空间，更没有了看门老头伛偻苍老的身影。
轧米胖的阿忠伯
我是在镇上的老街长大的。在那段青草般鲜嫩的年龄里，我没有学习压力，也没有远大理想，我整天无所事事，不停地逛呀逛，逛遍了老街的每家店铺，认识了住在那里的每个人。我的那些无忧无虑的光阴呵，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
我的胆量在同龄人中不算小，比如去浩荡的剡江里游泳，我从不害怕河沙鬼;在夜晚的墓地里独立行走，我决不会心惊肉跳。可难以置信的是，在那条短短的老街上，我竟然惧怕两样东西——打针和放炮，相信其他小伙伴莫不如此。这打针，来自老街的胡纪达诊所，这胡纪达本是牙科医生，跟打针是两码事。据说他定期逮住小孩打针，专打手臂，疼得要命，人数凑不够，就满镇满街找，小孩们都吓得东躲西藏。后来我猜想这可能是疫苗针，也许是县里或公社下达的任务，他的牙科诊所兼有防疫职能。而这放炮，来自牙科诊所对面的阿忠伯家门口，是由50来岁的阿忠伯放的。他是镇上唯一的轧米胖师傅，这放炮是必须的，是轧米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炮不放，大米、玉米、年糕片等就不会膨胀，米胖就形不成。猝不及防中，身边“嘣嘭”一声，震耳欲聋，让人的魂魄顿然出窍，对孩子们来说，那是最难受的瞬间。 从概率上讲，胡医生打针充其量两年一次，只要躲过一阵子就好。而轧米胖则是每星期一次，煞是频繁。我掐指算过，一炉米胖需要轧15分钟，每小时可轧4炉，8小时就轧32炉，也就是，一整天至少要放炮32次以上。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炮声，老街里的房子也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小孩们则捂起耳朵缩起脖子，每隔15分钟，就飞速逃往老街的两端，或者猴似的闪进小巷小弄里。
阿忠伯家地处老街中心，隔壁是中药店，中药店临街的墙面是镇上的大批判专栏，内容图文并茂，而且隔三差五换新内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与阶级敌人，每天都在这块阵地上热火朝天地较量着，而一步之遥的阿忠伯家门口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
阿忠伯常年戴着一頂褪色的蓝布帽，布帽下藏着一副烟熏火燎的脸，耳朵上时常夹着一根廉价的雄狮烟，浑身散发着刺鼻的烟火味。
每逢轧米胖日的大清晨，阿忠伯先要完成广而告之的任务。在镇上的每条街弄里，他涨红着脖子，一路高喊着“轧米胖嘞、轧米胖嘞……”吆喝完毕，回到家门口，他就开始点火生炉，然后接纳第一炉米胖生意。他坐在小矮凳上，用力转动葫芦形铁锅炉的摇柄，一手攥着风箱杆来回拉动，漆黑的铁锅炉匀速旋转着，红色的火苗舔舐着锅的底部。阿忠伯的这些动作单调乏味，尽管已重复了千万遍，但还得千万遍地重复下去，因为每炉米胖、年糕干，或玉米胖，都寄托着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希望，尤其是在物质贫乏年代，人们的温饱还没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阿忠伯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厨师，一丝不苟地制作着顾客们的每一盆菜肴——米胖。他十分清楚，火候与时间掌控得是否精准，事关这炉米胖的产量高低和口味优劣，在他手里，绝不制造一炉半生不熟的疵品。
这会儿，阿忠伯家门口的人越聚越多，一炉接一炉的米胖爆出来，老街上弥漫着诱人的香气，人们全都喜气洋洋，小孩们更是兴奋得上蹿下跳。地上撒满碎米胖，犹如天女散花，有人蹲在地上捡着吃。放炮刚过的时段最安全，围观的人也特多，地上抢吃的人更多。越往后倒计时，围观的人就越少。待炮声过后，人们又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阿忠伯家门口于我而言，真是又怕又爱的地儿，怕的是惊魂的炮声，爱的是香喷喷的米胖。但米胖毕竟是我们小时候酷爱的零食，即使骇人的炮声，也抵挡不住来自它的诱惑。每个星期天，我在阿忠伯家门口停留的时间，被切割成一段段碎片，“嘣嘭、嘣嘭、嘣嘭”……我的耳畔时不时回荡着这震耳的炮声，我也一次次狼狈地做着折返跑。
阿忠伯的老婆多年前已改嫁，阿忠伯始终是光棍，幸亏家里由70多岁的老娘操持家务。每逢轧米胖时，老娘就马前鞍后做儿子的帮手。其余时间，阿忠伯便去地里干农活，种点蔬菜瓜果，补贴家用。阿忠伯家屋子逼仄，望进去总是黑咕隆咚的，家里的物件全落满黑色的灰尘，外间的那顶蚊帐又脏又黑，不忍卒看，这是长期被轧米胖的烟灰熏的。
阿忠伯最威风八面的时刻是放炮前。当气压表的指针滑向“15”时，阿忠伯停下手里所有的活，表情也骤然严肃起来。他拿起旁边的圆筒长竹篓，竹篓口扎着一圈面袋布，将面袋布套住铁炉口，再用脚踩住机器的头部，用一根铁棒插入开关口，令人窒息的时刻到了！所有孩子的耳朵被捂得像铜墙铁壁，阿忠伯仿佛惊涛骇浪中的哪吒，骑在恶龙的身上，掐住了它的咽喉，一副豪气冲天的架势。只见他“呸”的一声，把唾沫吐在乌黑的手心里，淡定地环顾一下四周，亮开嗓门大喊一声“放炮嘞”，并用力扳动开关……“嘣嘭”一声巨响，大片白烟冲天而起，珍珠般的米胖、喷香松脆的年糕干“轰”地一下蹦进了长竹篓，少量的飞溅到外面地上。
阿忠伯嘘出口气，像是又完成了一件称心如意的作品，表情也比先前放松多了。他开始从容地打扫起“战场”来，将竹篓里的米胖一粒不剩倒入主人的畚箕里，仔细清扫着地上的碎米胖，用布条将铁锅炉内壁擦拭得干干净净，又把下一户人家的生原料缓缓倒进铁锅炉的肚子里。
每个行业都有潜规则，轧米胖也不例外，这潜规则叫留底，即轧前乘人不备，从各家生原料中利索地抓出一把，放入自家容器里，这样集腋成裘，米胖师傅家的米缸总是绰绰有余的。然而阿忠伯却从不做留底的事，那可是良心上的事。阿忠伯说，我收了人家的加工钱，每一粒米、每一片年糕都归属人家，我要替主人家着想。
那年冬天，阿忠伯老娘去世。出殡那天，老太太被许多人从黑龊龊的屋里抬出来，准备放入棺材。懵懂的我大着胆子，挤进人缝看热闹。阿忠娘的脸色像阿忠轧的米胖一样白，但面容却十分安详。我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一位老人逝去的样子，内心非常震惊，那会儿，我多么盼望阿忠娘会突然睁眼爬起来。阿忠伯趴在棺材前，哭得呼天抢地，久久不肯起身。老娘走后，阿忠伯缺了个重要帮手，轧米胖时常常精神涣散，心力交瘁，人也比以前苍老了许多。
第二年，公社革委会来了一帮凶巴巴的人。阿忠伯被莫名其妙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罪行是在革命大批判专栏前放火、放炮，用心险恶，并屡教不改。即日起，停止轧米胖，并没收米胖机，去队里参加生产劳动，接受社员群众的监督。
我走过阿忠伯家门口再也不用捂耳朵了，再也听不见他“放炮嘞”的大声叫嚷，我的心头感到阵阵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