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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瘦高挑，温文尔雅，一如他的“稳健”风格。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在采访与几次交往中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回答提问一丝不苟、有条不紊，但不失亲切，好似他那一身笔挺的着装——朴实、规整而庄重。
如果张卓元走在大街上，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其20多年来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重大决策出台背景，他的不少经济理论已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改善民生的政策。而被称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纲领和路线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也注入了这位耄耋之年的学者参与起草的心血。
年已八旬的张卓元，思路异常清晰，但说话非常谨慎，字斟句酌，言近旨远。 走近张卓元，我们好像是在解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进程的某一个环节。
国策智囊：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市场化改革亮点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逾80岁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一次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 早在1993年，张卓元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十七大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等。
张卓元强调指出：自1992年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后，从十六大开始，提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又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创新性地提出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重大理论创新和亮点。
5000多字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22次提到“市场”。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当属将市场定位为“决定性作用”，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张卓元解释说，在一般情况下，由市场配置资源比由计划配置资源可以带来更高效率。我国要从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遵循这条规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凡是依靠市场机制能够带来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不要干预。张卓元认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是目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张卓元分析指出：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问题，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指向。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这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有关，也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够成熟有关。同时，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也不健全。有的地方搞市场封锁，假冒伪劣产品也时有出现，冲击市场，坑害消费者。“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其中，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个市场竞争主体在公平的舞台上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回答，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张卓元表示：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总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玻璃门”、“弹簧门”，在贷款方面的不合理规定致使许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很高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今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切实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而不只限于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由此不难看出，在勾勒未来发展蓝图的大背景之下，此次全会系统地将此前提过的、却没能完成的改革再次统一提出。张卓元认为：这对纠正已经存在多年的“国进民退”，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大师弟子：整理经济改革
理论先驱孙冶方最后名篇
采访时，记者在社科院经济所办公楼里见到一座经济所原所长孙冶方的半身铜像。每天经济所的同志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自然少不了向孙冶方这位中国顶级经济学家投以崇敬的目光。今天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可以说就是孙冶方当年的得意弟子。
1957年，孙冶方出任经济所所长。这位我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的到来，给经济所带来了清新的学术研究风气。孙冶方标新立异的理论思想观点，包括他做学问的态度，深深感染着张卓元等当时年轻的业务骨干。在孙治方的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张卓元渐渐了解孙冶方经济理论观点发展的脉络，也开始产生后来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思想萌芽。
张卓元步入经济学界纯属偶然引发的一个兴趣所致。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中时，张卓元无意中读到一本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描绘使他入了迷，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惊叹地球上除了他所熟悉的小山城之外，还有奇妙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那里既有令人羡慕的高度物质文明，又充满种种矛盾和摩擦；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像是初升的太阳，正朝气蓬勃地发展。
1950年，张卓元参加了高校入学考试，当时所报的3个学校的专业全是经济学专业。这一年，他被中山大学经济系录取。系主任林伦彦教授对《资本论》研究颇深，为人坦诚朴实。张卓元在他的教诲下受益匪浅。林教授的修养品质也深受他的敬佩。 1953年，在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张卓元被调整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理论班，在这里继续完成未竟的学业。张卓元在张寄涛老师系统而扎实的经济理论教学和训练下，学识与日俱增。毕业前，张卓元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万余字的经济学处女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
大学毕业后，张卓元凭借自己的过硬学识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归口于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组工作。这里可谓中国经济学神圣的殿堂，有国内一流的经济学研究专家。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张卓元自然如虎添翼，才干增长突飞猛进。
今天，学术界都知道中国经济学领域有一本权威性很高的理论刊物《经济研究》。其实，这本刊物是张卓元到经济研究所不久创刊的。当时，他从杂志的编辑干到编辑部主任，近30年的时间里倾注了几多心血与汗水，通过此刊物培养、激励了多少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决策者，恐怕只有他自己知晓。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张卓元曾几度作为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的助手，他们正好都是我国商品经济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张卓元直接得到过他们的指导，大师们的思想观点也给了他许多启迪与熏陶，大大促进了他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成熟与创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第二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谈起》，指出利润才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
1959年，孙冶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组织经济研究所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名张卓元作为他的主要学术助手。这是张卓元和孙冶方第一次紧密合作，从而使张卓元真正成了孙冶方的忠实追随者，而孙冶方也笑称张卓元是他的“关门弟子”。
1963年9月，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由于孙冶方竭力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他的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四清”时，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揪出了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被免去职务，下放到农村。
由于张卓元多年来跟随孙冶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受到孙冶方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评述。他在1962年《江汉学报》第8期上撰文论述了价格在组织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意义与作用，认为成本与盈利的确定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中心问题；价格首先是衡量社会劳动消耗的工具，同时也是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杠杆；主张按照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来制订价格，以充分运用价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杠杆作用。1964年，张卓元与何建章合作著文，系统地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定价主张。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来批判。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批判会上，孙冶方上台讲话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从而，孙冶方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台下的张卓元为这位好师长捏一把汗……
于是，斗争的矛头直指孙冶方，而且逐渐升级，酿成了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冤案。及至文革更加遭殃。1968年4月起，孙冶方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他虽身陷囹圄，但仍然心向真理，在没有纸笔的条件下，用打腹稿的办法反复默写，决心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孙冶方的冤案得到平反，组织上给他恢复了相应的待遇，安排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同时，上级领导也注意到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价值。1979年，社科院经济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帮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书稿。张卓元和吴敬琏当时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孙冶方的许多文章、著作都是由他们帮助整理出来的。
张卓元回忆说：1979年4月，孙冶方带领写作小组去了无锡，并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8月，孙冶方在与写作小组的同志去秦皇岛写作时突然发烧，被送回北京医院。“他在医院做了剖腹检查手术，发现得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所的领导决定加强写作组的工作，集中精力抢救孙冶方的学术成果。我们积极地工作，在病房听孙冶方的口授、录音，然后进行整理。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约20余章的初稿写作。”
1982年9月，孙冶方在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是他实在力不从心了。他向我口授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主题，请我代笔。我认真领会孙冶方的理论思想及文章意图，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当时，张卓元拿着草稿来到医院，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给孙冶方念，孙冶方一句句地改。然后，张卓元再带回去誊抄整理，再来听取孙冶方的意见。如此反复，孙冶方生命中最后的一篇著名文章就这样产生了。
当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代表党中央到北京医院探望了孙冶方，并对他说：“你对翻两番的意见很好，对‘基数大、速度低’的观点批判是有力的。中央开会讨论五年计划时，陈云同志特别提到你的观点，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你的文章。你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许多人都知道孙冶方的这篇文章，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诞生也包含着他的弟子张卓元的一份智慧和辛劳。孙冶方走了，他留下的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重任，以后由许涤新、刘国光、董辅礽等人担任，他们在学问、资历、品质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然真是难以服众。后来，经济所所长的职位空缺过一段时间，这才把张卓元从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岗位上调到经济所来担当此任。而今，张卓元已把这一重任传给年轻的同志。他自慰的是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辜负孙冶方老师和理论界的厚望。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每两年一次的所有组织评奖活动，张卓元都事无巨细，都要张罗处理。虽然有时“忙得上窜下跳的”，但是为弘扬孙冶方精神，他认为再苦再累也值。 稳中求进：提供稳健的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治国方策
清癯庄重，温文儒雅——曾有人把张卓元比成戏曲片中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温和的性格正与他“稳健改革派”的学术风格相得益彰。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论著称张卓元等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采访时，张卓元坦陈：“不错，我一直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同时应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和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
1983年，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原来是搞经济理论的，工作的变动要求他的研究领域也转移到市场流通方面，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当然地成了他研究的重点。
当时，正是中国改革蓬勃向前推进时期，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鸣和探讨。张卓元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一项深层次的改革。他提出：既要实现由行政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体制，又要保持物价水平的大体稳定，是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因此要分步推进；一调二放三挂钩（即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的改革思路，使中国价格改革进展顺利，走在经济改革前列；“双轨价”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单轨价；从实物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广义价格改革，是中国价格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对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国有经济主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对小型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放活。他认为要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多元、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结构。
1987年，由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主持、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当时有北京大学的厉以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的经济学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刘国光和张卓元参加。刘国光和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标志着“稳健改革派”诞生。那时，吴敬琏不完全同意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所以有人说他是“激进改革派”。
张卓元说：我在渐进式改革方面始终坚持两点，一个是价格改革方面，比较早地论证了以市场价格来替代行政定价，调放结合，总结国际上价格改革的经验，渐进式地进行物价改革。我国物价改革比较成功，证明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是对头的。一个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认为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根据中国国情，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8%的经济增长率和5%左右的物价上涨率是较佳的结合点，年货币供应量一般不宜超过GDP增长率的一倍，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这些观点与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接近，也可以说这些观点被采纳的稍微多一些吧。”
1988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物价还是保增长？文章认为：“如果以保持经济增长为放在首位的宏观控制目标，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今后3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政策转移。财政、金融非但不宜双双紧缩，而且应该保持适度的扩张。”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赞赏，但却受到了张卓元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卓元认为，通货膨胀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损于经济增长。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像我国，除了劳动力资源外，总的是资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过量，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这种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着而来的是比例失调和衰退，增大经济变动的波幅，因此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会损害宏观经济的效率。另外，他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使分配关系趋于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为此张卓元还出版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专著，就通货膨胀、物价问题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肯定。
张卓元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价格思想以中国价格改革实践为依托而逐步展开，直接影响和促进着中国的价格改革实践。可以说，他的价格思想是反映价格改革实践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价格改革的曲折历程。张卓元认为：价格理论研究的深化依赖于价格实践的发展，而引导价格改革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是价格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以稳健著称的张卓元主张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但他又非常重视政府对于价格的宏观管理。因此，他主张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这样可以减少价格改革的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他说：“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这意味着价格不再由政府普遍制定和调整，而是回到市场交换中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张卓元认为：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价格体制，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有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
20世纪80年代，他在着力研究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当时他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总是先发展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产品为原料和农业为主要市场的轻工业得到发展，然后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后来他主编了《论经济结构对策》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该书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1984年度著作奖。 张卓元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因此中央后来制定“八五”、“九五”计划时，都主动听取张卓元的建议。而张卓元在很多文章中都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则进行了战略性的分析，为中央决策层提供参考。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立，这个小组既包含了一批部长高官，又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张卓元也是“十五”计划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
“在‘十五’计划的起草中，我们有时为了一两个字的表述方式，都要反复斟酌、讨论、修改，也许有些繁琐，但这种认真负责是必要的。” 专家观点倍受重视，百姓心声也不可忽视。国家计委就曾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制定“十五”计划的意见和建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制定“十五”计划首次听取了国际专家学者的意见。开放时代开放的中国，在制定一个开放型的计划时，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意识。后来，“十五”计划的稳健实施使张卓元无比欣慰。
“十一五”之后，“计划”改称“规划”。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3.8%，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张卓元认为：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建立在对市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切莫小看“规划”代替“计划”这个词语上的变化，这是计划经济下的计划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的一个巨大转变和根本区别。
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尽管是一字之变，却使人们看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张卓元说，一字之易，绝不是简单的用语改变，而是反应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我国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重要会议。破解发展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赢得发展的新优势，根本动力在改革，根本出路也在改革。
张卓元说：现在的改革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有所不同。35年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来自于思想方面，当时还没有多少既得利益群体。经过35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今天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避免要调整一些利益结构，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冲击，很自然就会反抗。如果没有中央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就很难推进。“我们文件起草小组在讨论时，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为了征资源税，在国务院层面讨论了十几次才有个方案出来；而关于房产税已经讨论了十几次还没出来一个方案，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张卓元说，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寻找“利大一点，弊小一点”的方案，其难度是不小的。如果没有中央最高层次强有力的推动，我们有些改革在碰到困难时就会停滞不前，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组织保障。
张卓元认为，未来应该还会根据《决定》出台实施细则，一件件地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出台相应更加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同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和坚持独立的学术品格及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他始终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遵循改革发展的趋势，按照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展开理论和政策研究，从而取得了骄人的累累成果。
蓝图鼓舞人心，目标催人奋进。中国人民正行进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仅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也要求经济学家不断解答一系列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新对策。张卓元和他的同行们还在继续探索着、耕耘着……
（编辑：成岩）
如果张卓元走在大街上，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其20多年来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重大决策出台背景，他的不少经济理论已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改善民生的政策。而被称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纲领和路线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也注入了这位耄耋之年的学者参与起草的心血。
年已八旬的张卓元，思路异常清晰，但说话非常谨慎，字斟句酌，言近旨远。 走近张卓元，我们好像是在解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进程的某一个环节。
国策智囊：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市场化改革亮点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逾80岁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一次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 早在1993年，张卓元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十七大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等。
张卓元强调指出：自1992年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后，从十六大开始，提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又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创新性地提出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重大理论创新和亮点。
5000多字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22次提到“市场”。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当属将市场定位为“决定性作用”，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张卓元解释说，在一般情况下，由市场配置资源比由计划配置资源可以带来更高效率。我国要从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遵循这条规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凡是依靠市场机制能够带来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不要干预。张卓元认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是目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张卓元分析指出：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问题，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指向。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这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有关，也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够成熟有关。同时，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也不健全。有的地方搞市场封锁，假冒伪劣产品也时有出现，冲击市场，坑害消费者。“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其中，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个市场竞争主体在公平的舞台上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回答，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张卓元表示：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总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玻璃门”、“弹簧门”，在贷款方面的不合理规定致使许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很高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今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切实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而不只限于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由此不难看出，在勾勒未来发展蓝图的大背景之下，此次全会系统地将此前提过的、却没能完成的改革再次统一提出。张卓元认为：这对纠正已经存在多年的“国进民退”，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大师弟子：整理经济改革
理论先驱孙冶方最后名篇
采访时，记者在社科院经济所办公楼里见到一座经济所原所长孙冶方的半身铜像。每天经济所的同志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自然少不了向孙冶方这位中国顶级经济学家投以崇敬的目光。今天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可以说就是孙冶方当年的得意弟子。
1957年，孙冶方出任经济所所长。这位我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的到来，给经济所带来了清新的学术研究风气。孙冶方标新立异的理论思想观点，包括他做学问的态度，深深感染着张卓元等当时年轻的业务骨干。在孙治方的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张卓元渐渐了解孙冶方经济理论观点发展的脉络，也开始产生后来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思想萌芽。
张卓元步入经济学界纯属偶然引发的一个兴趣所致。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中时，张卓元无意中读到一本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描绘使他入了迷，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惊叹地球上除了他所熟悉的小山城之外，还有奇妙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那里既有令人羡慕的高度物质文明，又充满种种矛盾和摩擦；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像是初升的太阳，正朝气蓬勃地发展。
1950年，张卓元参加了高校入学考试，当时所报的3个学校的专业全是经济学专业。这一年，他被中山大学经济系录取。系主任林伦彦教授对《资本论》研究颇深，为人坦诚朴实。张卓元在他的教诲下受益匪浅。林教授的修养品质也深受他的敬佩。 1953年，在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张卓元被调整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理论班，在这里继续完成未竟的学业。张卓元在张寄涛老师系统而扎实的经济理论教学和训练下，学识与日俱增。毕业前，张卓元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万余字的经济学处女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
大学毕业后，张卓元凭借自己的过硬学识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归口于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组工作。这里可谓中国经济学神圣的殿堂，有国内一流的经济学研究专家。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张卓元自然如虎添翼，才干增长突飞猛进。
今天，学术界都知道中国经济学领域有一本权威性很高的理论刊物《经济研究》。其实，这本刊物是张卓元到经济研究所不久创刊的。当时，他从杂志的编辑干到编辑部主任，近30年的时间里倾注了几多心血与汗水，通过此刊物培养、激励了多少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决策者，恐怕只有他自己知晓。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张卓元曾几度作为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的助手，他们正好都是我国商品经济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张卓元直接得到过他们的指导，大师们的思想观点也给了他许多启迪与熏陶，大大促进了他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成熟与创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第二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谈起》，指出利润才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
1959年，孙冶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组织经济研究所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名张卓元作为他的主要学术助手。这是张卓元和孙冶方第一次紧密合作，从而使张卓元真正成了孙冶方的忠实追随者，而孙冶方也笑称张卓元是他的“关门弟子”。
1963年9月，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由于孙冶方竭力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他的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四清”时，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揪出了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被免去职务，下放到农村。
由于张卓元多年来跟随孙冶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受到孙冶方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评述。他在1962年《江汉学报》第8期上撰文论述了价格在组织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意义与作用，认为成本与盈利的确定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中心问题；价格首先是衡量社会劳动消耗的工具，同时也是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杠杆；主张按照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来制订价格，以充分运用价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杠杆作用。1964年，张卓元与何建章合作著文，系统地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定价主张。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来批判。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批判会上，孙冶方上台讲话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从而，孙冶方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台下的张卓元为这位好师长捏一把汗……
于是，斗争的矛头直指孙冶方，而且逐渐升级，酿成了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冤案。及至文革更加遭殃。1968年4月起，孙冶方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他虽身陷囹圄，但仍然心向真理，在没有纸笔的条件下，用打腹稿的办法反复默写，决心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孙冶方的冤案得到平反，组织上给他恢复了相应的待遇，安排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同时，上级领导也注意到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价值。1979年，社科院经济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帮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书稿。张卓元和吴敬琏当时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孙冶方的许多文章、著作都是由他们帮助整理出来的。
张卓元回忆说：1979年4月，孙冶方带领写作小组去了无锡，并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8月，孙冶方在与写作小组的同志去秦皇岛写作时突然发烧，被送回北京医院。“他在医院做了剖腹检查手术，发现得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所的领导决定加强写作组的工作，集中精力抢救孙冶方的学术成果。我们积极地工作，在病房听孙冶方的口授、录音，然后进行整理。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约20余章的初稿写作。”
1982年9月，孙冶方在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是他实在力不从心了。他向我口授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主题，请我代笔。我认真领会孙冶方的理论思想及文章意图，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当时，张卓元拿着草稿来到医院，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给孙冶方念，孙冶方一句句地改。然后，张卓元再带回去誊抄整理，再来听取孙冶方的意见。如此反复，孙冶方生命中最后的一篇著名文章就这样产生了。
当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代表党中央到北京医院探望了孙冶方，并对他说：“你对翻两番的意见很好，对‘基数大、速度低’的观点批判是有力的。中央开会讨论五年计划时，陈云同志特别提到你的观点，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你的文章。你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许多人都知道孙冶方的这篇文章，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诞生也包含着他的弟子张卓元的一份智慧和辛劳。孙冶方走了，他留下的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重任，以后由许涤新、刘国光、董辅礽等人担任，他们在学问、资历、品质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然真是难以服众。后来，经济所所长的职位空缺过一段时间，这才把张卓元从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岗位上调到经济所来担当此任。而今，张卓元已把这一重任传给年轻的同志。他自慰的是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辜负孙冶方老师和理论界的厚望。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每两年一次的所有组织评奖活动，张卓元都事无巨细，都要张罗处理。虽然有时“忙得上窜下跳的”，但是为弘扬孙冶方精神，他认为再苦再累也值。 稳中求进：提供稳健的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治国方策
清癯庄重，温文儒雅——曾有人把张卓元比成戏曲片中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温和的性格正与他“稳健改革派”的学术风格相得益彰。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论著称张卓元等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采访时，张卓元坦陈：“不错，我一直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同时应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和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
1983年，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原来是搞经济理论的，工作的变动要求他的研究领域也转移到市场流通方面，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当然地成了他研究的重点。
当时，正是中国改革蓬勃向前推进时期，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鸣和探讨。张卓元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一项深层次的改革。他提出：既要实现由行政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体制，又要保持物价水平的大体稳定，是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因此要分步推进；一调二放三挂钩（即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的改革思路，使中国价格改革进展顺利，走在经济改革前列；“双轨价”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单轨价；从实物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广义价格改革，是中国价格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对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国有经济主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对小型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放活。他认为要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多元、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结构。
1987年，由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主持、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当时有北京大学的厉以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的经济学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刘国光和张卓元参加。刘国光和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标志着“稳健改革派”诞生。那时，吴敬琏不完全同意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所以有人说他是“激进改革派”。
张卓元说：我在渐进式改革方面始终坚持两点，一个是价格改革方面，比较早地论证了以市场价格来替代行政定价，调放结合，总结国际上价格改革的经验，渐进式地进行物价改革。我国物价改革比较成功，证明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是对头的。一个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认为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根据中国国情，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8%的经济增长率和5%左右的物价上涨率是较佳的结合点，年货币供应量一般不宜超过GDP增长率的一倍，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这些观点与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接近，也可以说这些观点被采纳的稍微多一些吧。”
1988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物价还是保增长？文章认为：“如果以保持经济增长为放在首位的宏观控制目标，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今后3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政策转移。财政、金融非但不宜双双紧缩，而且应该保持适度的扩张。”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赞赏，但却受到了张卓元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卓元认为，通货膨胀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损于经济增长。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像我国，除了劳动力资源外，总的是资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过量，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这种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着而来的是比例失调和衰退，增大经济变动的波幅，因此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会损害宏观经济的效率。另外，他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使分配关系趋于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为此张卓元还出版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专著，就通货膨胀、物价问题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肯定。
张卓元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价格思想以中国价格改革实践为依托而逐步展开，直接影响和促进着中国的价格改革实践。可以说，他的价格思想是反映价格改革实践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价格改革的曲折历程。张卓元认为：价格理论研究的深化依赖于价格实践的发展，而引导价格改革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是价格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以稳健著称的张卓元主张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但他又非常重视政府对于价格的宏观管理。因此，他主张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这样可以减少价格改革的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他说：“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这意味着价格不再由政府普遍制定和调整，而是回到市场交换中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张卓元认为：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价格体制，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有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
20世纪80年代，他在着力研究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当时他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总是先发展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产品为原料和农业为主要市场的轻工业得到发展，然后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后来他主编了《论经济结构对策》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该书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1984年度著作奖。 张卓元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因此中央后来制定“八五”、“九五”计划时，都主动听取张卓元的建议。而张卓元在很多文章中都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则进行了战略性的分析，为中央决策层提供参考。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立，这个小组既包含了一批部长高官，又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张卓元也是“十五”计划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
“在‘十五’计划的起草中，我们有时为了一两个字的表述方式，都要反复斟酌、讨论、修改，也许有些繁琐，但这种认真负责是必要的。” 专家观点倍受重视，百姓心声也不可忽视。国家计委就曾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制定“十五”计划的意见和建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制定“十五”计划首次听取了国际专家学者的意见。开放时代开放的中国，在制定一个开放型的计划时，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意识。后来，“十五”计划的稳健实施使张卓元无比欣慰。
“十一五”之后，“计划”改称“规划”。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3.8%，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张卓元认为：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建立在对市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切莫小看“规划”代替“计划”这个词语上的变化，这是计划经济下的计划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的一个巨大转变和根本区别。
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尽管是一字之变，却使人们看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张卓元说，一字之易，绝不是简单的用语改变，而是反应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我国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重要会议。破解发展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赢得发展的新优势，根本动力在改革，根本出路也在改革。
张卓元说：现在的改革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有所不同。35年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来自于思想方面，当时还没有多少既得利益群体。经过35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今天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避免要调整一些利益结构，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冲击，很自然就会反抗。如果没有中央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就很难推进。“我们文件起草小组在讨论时，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为了征资源税，在国务院层面讨论了十几次才有个方案出来；而关于房产税已经讨论了十几次还没出来一个方案，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张卓元说，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寻找“利大一点，弊小一点”的方案，其难度是不小的。如果没有中央最高层次强有力的推动，我们有些改革在碰到困难时就会停滞不前，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组织保障。
张卓元认为，未来应该还会根据《决定》出台实施细则，一件件地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出台相应更加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同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和坚持独立的学术品格及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他始终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遵循改革发展的趋势，按照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展开理论和政策研究，从而取得了骄人的累累成果。
蓝图鼓舞人心，目标催人奋进。中国人民正行进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仅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也要求经济学家不断解答一系列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新对策。张卓元和他的同行们还在继续探索着、耕耘着……
（编辑：成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