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记者见到朱和平将军时，他刚从四川仪陇县参加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归来。虽然舟车劳顿，但谈起在祖父故乡的所见所闻，他毫无疲态。对祖父的追忆，也就从朱老总的乡情开始聊起。
　　尽忠尽孝堪称楷模
　　我们朱家是个大家族，到爷爷那一辈是最穷的时候，因为灾荒，家里的地和房子都抵押出去了，一家人到处租房住，所以爷爷的“故居”有三处。为改变贫穷面貌，朱家的亲戚一起凑钱供爷爷上学。他从老家步行70多天走到云南报考讲武堂，路费也是借的。这些债直到他在滇军当旅长后才还清。
　　爷爷在忠孝两个字上，都可说是楷模。他大孝为国，为救国而离开家庭、离开父母。但他内心深处很惦念自己的家乡、亲人。抗战时期，爷爷听到老母亲（朱钟氏）家里受灾，难以度日，非常着急。当时，他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蒋介石给的军饷不少。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士兵拿一样的军饷。为解决家里的困难，他写信给和自己有交情、家境比较富裕的滇军旧部戴与龄借钱。戴与龄看了信很感动，筹了200块钱寄到爷爷家里，爷爷的老母亲家才算度过了灾年。
　　中南海生活简朴而热闹
　　爷爷奶奶革命了一辈子，很长时间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北京有了安定的家。他把我哥哥（朱援朝）和我接到身边。我妹妹出生时，爷爷奶奶又想把她也接到北京。我父母不干了，我们家第三代只有一个女孩，父亲和爷爷奶奶都特别喜欢女孩。爷爷说不行就把和平换回去，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协议，放寒暑假时丫头来北京，换我们两个小子。
　　1953年，我出生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1955年以前实行供给制，有津贴，没工资，所以我小时候基本上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50年代时，工作人员、秘书、警卫等的子女都在中南海里生活，孩子很多，非常热闹。
　　那个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生活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在中南海也是这样。当时物质比较困难，我们家人口多，即使在特灶也是大锅饭、大锅菜。实行工资制后，爷爷工资649.6元，后来还主动减少到404.8元。我家人口多，经常超支。实行票证制后，买粮食不能超过定量。到困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减了定量，爷爷的定量才26斤，每月半斤油。在我印象中，那时候饭菜油水很少，全家一天一两油，基本上以炖菜为主。爷爷奶奶空闲时带我们在住房附近开垦出一片菜地，教我们培土、施肥等。当时我们用的是粪肥，难免有点味道，中办领导婉转地提了点意见。爷爷知道后，教我们施肥后盖上一层土，解决了问题。
　　困难时期，爷爷就不允许我们在特灶吃饭了，每个月给我们买饭票，大概十几块钱。除了重大节假日，我们几个孩子平时就在大灶吃饭。如果爷爷外出视察，奶奶也在大灶吃饭。那时，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也带着孩子们在大灶吃。
　　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对孩子们，爷爷要求我们“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红”就是要有坚定的信仰，用当年的话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专”就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爷爷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一门技术，成为行家里手。
　　我初中毕业后在首钢当工人，但我想当兵。爷爷知道后批评我“见异思迁”，希望我在钢铁行业为国家做贡献。后来我入伍了，爷爷找我谈话说：“你原来在工厂，那里有技术，接触社会多，学习条件也好，你偏偏要当兵。”“不要只想着当官，要做一个干实事、對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到部队后，爷爷让秘书给连队送来一批图书，包括当年北京市高中课本，要我抓紧学习。我按爷 爷的要求补习完高中课程，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爷爷对我们教育最多的是信仰问题。他要求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学好哲学。他说，你们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干什么工作都干不好。1964年，爷爷知道我还没有《毛泽东选集》时，立刻送了我一套。1973年以前，他已经通读毛选8遍，1974年第9次通读。那时他眼睛花了，我每次回家的一个任务就是读书给他听。他还经常给我讲述毛选中的故事。
　　爷爷始终记住“我是党员，应该接受大家的监督”，坚持过组织生活。他在中央办公厅第四党小组（后来改为中央办公厅朱德支部）过组织生活。重大节假日，他还会组织我们全家一起学习。他90岁高龄时，有一次我陪他读书，他忽然问：“怎么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他们都干嘛呢？”我说他们在开会。他让我扶起来，“咱们去看他们在开什么会”。我把他扶到客厅，工作人员正在开党小组会，他就在那一坐，“你们为什么不请我来？”秘书马上自我批评，说您年纪大了，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是研究首长保障，都是些琐事。爷爷说：“那我也得参加，我是个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权利不让我参加组织生活。”他的党费按标准应该交4元，但他每月都交10元。他去世后，生前所有存款两万多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上交了。
　　“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
　　毛主席曾经评价爷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确实形成了不同的山头。但爷爷一生从不拉山头搞圈子。不管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二、四方面军，都是党的队伍，在爷爷心目中都一视同仁。
　　爷爷对处境不顺的同志非常包容。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受到批判，只有爷爷和杨尚昆、汪东兴同志去看望他。杨、汪是代表毛主席、代表中办去看望，有工作上的关系，爷爷去看望则不同。在那个年代，看望一个被处理的同志，党内外还是会有一些说法的，但爷爷很坦然。其实这个事毛主席也知道，但他也默许总司令去看望彭老总。
　　历史上说过爷爷坏话的人不少。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一些干部曾经围攻他、批判他，甚至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调走，连奶奶都被调走，对他很不尊重。但爷爷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不计较这些。毛主席为什么评价爷爷“度量大如海”？就是因为爷爷的人品和胸怀在党内堪称楷模。正是如此，仅仅一年时间，红四方面军这支张国焘一手带出来的部队，集体转向支持朱老总，张国焘很孤立。这就是人品啊。
　　“文革”中，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我们家亲属都攻击过他，跟他脱离关系，但最后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爷爷从不追究。过去他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就是第一个“造反”的人。后来，这位同志来看爷爷，做检查说：“我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反对朱总司令，我‘造反’昏了头了。”爷爷一笑了之，继续该聊什么就聊什么，还说“以后你随时可以来看我”。这位同志非常感动。
　　毛主席对爷爷的最后一个公开评价是1973年说的“你是红司令”，还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在先嘛”。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毛主席说这句话不是客气表态，而是发自内心的。当然，他们确实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比如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对“文革”的看法等。但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信仰。爷爷对毛主席的政策提出过意见和建议，但对毛主席已经决定的事情，他都拥护、执行。
　　爷爷说过：“我一生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那么执着地去找党、入党，一生不争名不争利，完全是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能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