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
　　
　　一代哲学宗师任继愈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骤然西去，堪为学界椎心之痛。任继愈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承熊十力、汤用彤、钱穆、贺麟等大家，是1949年之后新一代学者中的翘楚人物。
　　六十年来，任先生为中国哲学贡献良多: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1963年出版后，长期作为高校哲学教材，影响了数代学人；1964年他创建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育人无数；他提出“儒家是教说”，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
　　
　　任继愈先生1916年生于山东平原县的小康之家，1938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因战事赴昆明入西南联大北大文科所读硕士。彼时的西南联大，可谓群贤毕至，硕学通儒不胜枚举。他师从汤用彤诸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及佛教史，四年后毕业留校任教，直至1964年转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任继愈是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之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开此先河，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继之，随后又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整个60年代，哲学界学者纷纷开始服膺马克思。为此，任继愈与其老师熊十力还有过一段君子之交的故事。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开山祖师，但任继愈1956年给熊写信说:“您讲的儒家、佛教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称其“诚信不欺，有古人风”。60年代左倾狂飙之时，熊十力备受批判，被认定是“反动复古主义”，熊曾独自一人在上海街头大喊“中国文化亡了”，惨不可状。
　　任继愈虽然在哲学观点上已经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但他也没能避免如火如荼的各种运动。1970年他被下放到信阳五七干校劳动，在捡牲口粪的时候见到一堆人粪，心里颇为踌躇，此时想起毛泽东的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认为粪不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为此写诗说“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他的内心是真正服膺毛泽东的教导的。
　　上个世纪中国的哲学大家冯友兰、张岱年都曾多次修改自己的著作以适应环境。这些变化可以从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三次序言中看到。张岱年1937年的《自序》颇为自信，而1957年的《新序》与1980年的《再序》中，却从唯心唯物对立的角度，对自己进行了语气严厉的批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初版中则一再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同时向苏联学习，力争运用唯物史观去否定自己过去的认识。冯先生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后来冯重写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任继愈与这两位前辈均有亲谊。张岱年之妻冯让兰是冯友兰的堂妹，而任继愈之妻冯钟芸则是冯友兰之弟冯景兰的女儿。也就是说，任继愈是冯友兰和张岱年的侄女婿。冯友兰与张岱年分别在1990年与2004年过世。虽说三人均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但任继愈的学术观点却自成体系。
　　在建国之初，任继愈就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试图以此重新建立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体系。他是最早为毛泽东所注意到的哲学史家，在毛的支持下，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宗教学。他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达二十多年，门下弟子众多。他的弟子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人在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在张岱年之后，他当选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第二任会长，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
　　任继愈晚年埋首于古籍整理，成就斐然。他名为“继愈”，自云是中学入学时老师给起的名字，希望他能“继承韩愈”。他对中国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皈依。他晚年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最大的理想，在这点上，任继愈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