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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由于两岸的政治隔绝，两岸民间交往衍生出的诸多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为了化解恩怨，达成共融，两岸涌现出一批怀有家国情怀、报国理想的有识之士，为国家统一、同胞福祉而努力奔走。时至今日，当我们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之时，国家的统一比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前人的勇气和智慧更令人肃然起敬。其中，20年前两位老者的握手便牵动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弦。
继两岸“密使”曹聚仁（1900—1972，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记者和爱国人士，曾为了两岸和平统一，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之后，虽不时有人在台前幕后为两岸关系发展奔波，但道路曲折，均未有大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日趋频繁，由此衍生出了一些有关两岸民众权益的棘手问题。由于台湾当局僵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无法与祖国大陆进行正式接触、谈判。然而，台湾当局又感到有许多事务性、功能性问题，迫切需要两岸共同解决。
最典型的导火索则是震惊中外的“华航事件”：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许，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盘旋在广州白云机场上空，要求着陆。机长王锡爵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同行的另两名机械师要求回台湾。这一突发事件的发生，不仅打破了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也打破了两岸关系的坚冰。
为解决“华航事件”，海峡两岸在隔绝37年后，终于开始了由官方在背后主导下的公开接触谈判。谈判的成功举行，打破了台湾当局长期营造的“恐共”心理，使台湾民众认识到，共产党并不像当局宣传的那样可怕，两岸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涌现出一批为中国历史的展开而完成自己使命的有识之士，他们都怀有同一个理想——两岸的和平统一。南怀瑾便是其中一员。中共中央早在1988年就有意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南怀瑾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在南怀瑾香港的寓所中，两岸密使开始了接触……
一位神秘客人来访
1990年4月，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1932年出生，湖南湘潭人）。
张尚德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此行有意在内地委托一家印刷厂印制禅学研究书籍，并进行这方面的学术思想交流。与此同时，张尚德更是带了巨额投资意向而来，欲寻与上海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
几经周折，他托人终于与年高德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汪道涵联系上。汪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私交甚笃。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在地处上海市中心附近的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作了整整一天的“禅的超越性”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丁祯彦突然接到消息，汪道涵到临会场了。
华侨饭店即刻安排工作人员用最短的时间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冯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哲学系名誉主任）、张尚德引入会客厅……
此刻，一位儒宦（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哲人和一位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禅宗、投资——中国传统文化、天地、祖宗——孙中山、博爱、天下为公——制度、主义、信仰——和解、家和、国兴——渐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
汪道涵谈得兴趣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最后，他风趣地笑吟了一首客家民谣赠张尚德的秘书（吴秘书祖籍系广东梅县客家人）：“临别赠送酒一杯，望君早日衣锦归；路边花儿切莫采，家中还有一枝梅。”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
1990年11月21日，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这是以民间团体身份出现的半官方机构，直属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办理台湾当局“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
曾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这样形容海基会：“海基会，是一副白手套。蒋经国开放台胞去大陆，接触越来越多，难免会有问题。渔船来台、偷渡客，都需要谈，但双方又不承认对方。所以就想了一个点子——弄一个白手套，手是政府的，他们没有接触，接触到的是手套。”
出任海基会首任董事长的是国民党中常委、台水泥业巨富辜振甫。
辜振甫， 1917年出生，台湾省彰化县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获韩国高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成为台湾政商界的重量级人物，受到蒋氏父子的重视。1981年国民党第十二届全会上，蒋经国提名他为“中常委”，从此跻身于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决策核心。
辜振甫成长于中华文化孕育下的家庭，是唱着京戏、吟着《论语》长大的。因此，他的“一个中国”之报国情结从年轻时建立，之后日甚。
海基会的角色定位十分清楚。当时在海基会办公室的桌椅上、文件上，甚至茶杯上，都写有三句话：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
在海基会成立一年后，1991年12月16日，大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它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汪道涵被选为海协会首任会长。
汪道涵，1915年出生于安徽嘉山县。17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中，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他的影响下，曾是清末举人、又曾是同盟会元老的父亲汪雨相实施了一项壮举——率全家以及亲友28人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汪道涵工作在工业、财政、外经等战线上。1980年，时年65岁的汪道涵开始主政上海。
在人们眼里，汪道涵是一个学识渊博、涵养深厚、温文尔雅的人，他极富感召力和亲和力，有着大知识分子的风范。他早年经历了从学生到革命家的转变，目睹过国家的风雨飘摇，因而有着强烈的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家国情怀。 汪、辜两位老人，当年都已年过七旬，他们不但有非凡的历史背景，而且还与两岸高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特殊职业身份绝不仅仅限于海基会董事长和海协会会长的民间头衔，“他们几乎分别代表了国共两党的意愿”。
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后来回忆说：“海基会成立一年后，海协会成立。事先双方应该没有协商，唐树备（1989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后任海协会副会长）亲自跟我讲，他们也在苦恼，那个时候双方互不承认，没有一个交往的管道。两会成立后，他觉得有这样的方式（民间协会）很好。”
至此，两岸翻开了历史新页，“官方授权、民间接触”逐渐增多。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一年内，合作处理了各类突发事件24起，包括渔事纠纷6起，台军驱逐大陆渔民伤亡事件10起，刑事案件8起，建立起了相当良好的协调关系。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久，1992年1月8日，海协会向海基会发出了第一份邀请函。意即邀请对方派员访问大陆，就联系合作事宜交换意见。海基会不久便复函“愿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
不过，首次“汪辜会谈”未能在当年举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尚缺乏会谈的基础，即对“一中”（“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
为此，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就两岸事务性商谈如何表述“一中”原则进行讨论。
商谈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1月16日，双方才达成口头表述“一中”原则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这便是“九二共识”的达成，以后成为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焦仁和回忆说：“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等于双方都同意了这一共识，这才有了后来的汪辜会谈。”
到1993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已经进行17次函电往来以及预备会议磋商，决定于当年4月27日在新加坡举行负责人会谈。
会谈的地点为何选在了新加坡呢？这要从199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尚昆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到，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尚昆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李光耀在两地间传递信息。最终双方决定由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出面会谈，地点就在新加坡。
但是，两岸开创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这从当时双方对一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出来。
新加坡方面在海皇大厦选择了一间有两个门的会议室进行会谈。为了体现两岸的“平等”，汪道涵和辜振甫各由一个门进场，双方没有主宾之分。新加坡还特别安排双方分别乘坐两部电梯。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繁、简体字两个版本，落款有“日”无“年”，以尊重两岸纪年方式的不同。
4月27日早上，新加坡方面安排汪道涵和辜振甫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有趣的是，两位老人不仅在两岸政治舞台上角色近似，而且在年龄、阅历、爱好等方面也有许多近似之处。两人年龄相差两岁，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此外他们还都是京剧票友。
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其话题竟是从中国的国粹——京戏谈起。其实，二人在会谈之前并不相识。会谈前一周，汪道涵托人带信给辜振甫，信中说“没想到两人都喜欢京剧演员李宝春”，并附上一张李宝春演出《打金砖》的照片，注明“他旁边站的人就是我”。辜振甫看信后乐得合不拢嘴，直说汪道涵“很幽默”。
眼下，两位老先生终于见面了，仿佛久别的老友重逢，十分相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4层的谈判会场。
因为两老已经在上面握过手，因此进入谈判会场后，他们在谈判桌前落座，准备开始会谈。但记者们希望他们先握手照相。唐树备马上向汪道涵转达了记者的意思。汪道涵高兴地站起来将手伸向对面的辜振甫。
两位老先生隔着长方形会议桌相视而笑，相互伸出手——终于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四十多年来的首次握手。那种经过战乱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让人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兴奋了，他们使劲地拍个不停。两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道涵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当演员了”。自此，汪、辜二老开创了两会商谈必先握手之风。
菜谱之中深喻骨肉亲情
日后人们津津乐道和回味无穷的，还有当天晚上的宴会。
为庆祝 “汪辜会谈”的成功，汪道涵在新加坡董宫夏莲厅宴请了辜振甫一行。晚宴的菜单用毛笔书写于一张专用笺纸上。笺纸为白底黄边，下方印有一枝盛开的梅花。菜单的左上方书有“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的字样。晚宴的九道菜，菜名都很独特：情同手足（乳猪与鳝片）、龙族一脉（乳酪龙虾）、琵琶琴瑟（琵琶雪蛤膏）、喜庆团圆（董园鲍翅）、万寿无疆（木瓜素菜）、三元及第（三种海鲜）、燕语华堂（官燕炖双皮奶）、兄弟之谊（荷叶饭）、前程似锦（水果拼盘）。
将这九道菜名连起来，是一段令人感慨叫绝的妙文：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龙族一脉”，今夕“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和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海峡两岸的“兄弟之谊”定能“前程似锦”、“三元及第”。由此可见宴请者的殷切之情。
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海基会的代表兴致勃勃地拿着菜单请双方代表团的成员签名，以留作纪念。大家都在菜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双方成员在谈判桌以外非常和气，友善。毕竟大家同属中华民族，都讲中国话，都有同样的爱好：喝白酒、饮茶、吃中国菜。当年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现在是凤凰卫视主持人的石齐平，因为酒量大，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十七瓶”；曾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焦仁和，则获得同名字谐音的“叫人喝”。 不过，“汪辜会谈”也并不总是这般喜气洋洋，也会出现僵局。
海基会方面希望海协会同意签一个台商投资保护协议。但是，如果要由两会签相关协议，两岸双方都应当允许直接投资。而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当时来大陆投资的台商都是间接投资，他们是作为新加坡、美国、日本、香港等法人来大陆投资的。因此，中国大陆要求台湾方面首先要开放直接投资，并且取消对台商投资的许多限制。由于李登辉实际上并不希望台商来大陆投资，因此海基会不同意开放直接投资和取消各种限制。所以，双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陷入僵局。
此时，“汪辜会谈”已经接近尾声。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28日下午，两位会长开始“拐弯”。辜振甫说，我们两会商谈已经开了个头，很多事情还需要再谈，这次就到此为止吧。汪道涵也表示，可以再会、再议。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决，终于使会谈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29日上午，两会领导人汪道涵与辜振甫郑重地在双方达成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四项协议上签了字。
这次会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会谈成果的本身。它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来使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二来为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及人员往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高度评价“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有成果的”，“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国际舆论则评价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
在“汪辜会谈”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在会谈举办之前，十几个民进党人也跟到新加坡。他们每个人的西装里边穿着的T恤衫上，都写了字。他们分散在会场的大楼前，汪老的车队一到，他们就立刻排成队，将西装外套一脱，露出T恤上写的字，连在一起便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新加坡警察发现后，很快就将他们驱散了。
五载风雨后的第二次握手
第一次“汪辜会谈”后，“两会”按照《汪辜会谈协议》的规定，在处理两岸事务方面积极合作，解决了大量的突发性事件，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但1995年，李登辉访美给“两会”带来了消极影响，也极大地破坏了两岸关系，此后近3年两岸关系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
为了加强两会联系与接触、进一步缓和改善两岸关系，1998年6月25日，海协会正式发函邀请辜振甫率海基会董、监事团于9月或10月中旬来祖国大陆访问。8月24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欢迎辜振甫来访，并表示海协会愿意与海基会进行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有利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对话。谈话发表后，引起岛内各界强烈反响。
1998年10月14日，离开大陆53年的辜振甫携夫人辜严倬云重归祖国故土。这一年辜振甫虽已81岁，仍耳聪目明，谈吐风趣。有记者问：“请问辜先生这次和汪先生见面，与1993年‘汪辜会谈’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辜振甫回答说：“最大的不同，是这次会面没有在‘第三国’，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地方谈，解决自己的问题。”
14日下午5时35分，在上海和平饭店8楼的“和平厅”，汪道涵和夫人孙维聪特地在电梯口迎候辜振甫夫妇。汪道涵满面红光，笑容可掬；辜振甫精神矍铄，风度儒雅。当两位老先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全场几百只镁光灯频频闪烁，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此情此景使人们想起五年前新加坡汪、辜二老的第一次握手，场面虽相似，但时光飞逝，两人从七旬老人变为年过八旬，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让人欣慰的是，这是两人首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
这次会晤，两会达成四点共识：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辜振甫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
会晤间有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温馨感人。同是京剧爱好者的汪道涵与辜振甫这次见面自然也少不了共享共乐、增进友谊。辜振甫即兴唱起一段京剧《洪羊洞》。戏里说的是为国守疆的故事，第一句便是：“为国家哪何曾有半日闲空……”演唱完后，汪道涵走上前去向辜振甫握手道贺，一句唱词点破二人心意，真可谓：心心相印，意味深长。
然而，可惜的是，汪道涵与辜振甫的第二次会晤所促成的新局面，不久再次遭到李登辉的破坏。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拆毁了两会商谈的基础；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拒不承认两岸两会达成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持续陷入紧张僵局，两会未能再续协商，汪、辜无法再度会晤。
由于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很长时间两人不易见面。但是，友情常常萦绕心头，汪、辜二老相互间不时托朋友辗转赠送礼物，以寄思念，以相酬答。
有一年，汪道涵以竹筒为礼相送，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却一目了然：此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统”之义。辜振甫也回赠一竹制笔筒，意取“必统”之谐音。
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给处于冷冻状态的两岸关系增添了一分暖意。
2005年1月3日，辜振甫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同年的12月24日，汪道涵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消息传出，两岸各界人士纷纷扼腕。此前一天，正是辜振甫逝世的农历周年忌日。时间上的巧合更让人在悲伤中有了许多感慨。二老相继离世，但他们为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孜孜以求、不懈努力”的精神为后人所感念。
“汪辜会谈”以后，尽管两岸政治关系不时僵持对立，但其成果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加速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 “汪辜会谈”虽成历史绝唱，但两岸关系的进程不会停步。当汪、辜两人先后化蝶飞去，我们相信两岸间新的契机终将破茧而出！
（责任编辑/亚 闻）
（电子邮箱：2003xyw@163.com）
继两岸“密使”曹聚仁（1900—1972，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记者和爱国人士，曾为了两岸和平统一，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之后，虽不时有人在台前幕后为两岸关系发展奔波，但道路曲折，均未有大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日趋频繁，由此衍生出了一些有关两岸民众权益的棘手问题。由于台湾当局僵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无法与祖国大陆进行正式接触、谈判。然而，台湾当局又感到有许多事务性、功能性问题，迫切需要两岸共同解决。
最典型的导火索则是震惊中外的“华航事件”：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许，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盘旋在广州白云机场上空，要求着陆。机长王锡爵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同行的另两名机械师要求回台湾。这一突发事件的发生，不仅打破了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也打破了两岸关系的坚冰。
为解决“华航事件”，海峡两岸在隔绝37年后，终于开始了由官方在背后主导下的公开接触谈判。谈判的成功举行，打破了台湾当局长期营造的“恐共”心理，使台湾民众认识到，共产党并不像当局宣传的那样可怕，两岸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涌现出一批为中国历史的展开而完成自己使命的有识之士，他们都怀有同一个理想——两岸的和平统一。南怀瑾便是其中一员。中共中央早在1988年就有意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南怀瑾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在南怀瑾香港的寓所中，两岸密使开始了接触……
一位神秘客人来访
1990年4月，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1932年出生，湖南湘潭人）。
张尚德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此行有意在内地委托一家印刷厂印制禅学研究书籍，并进行这方面的学术思想交流。与此同时，张尚德更是带了巨额投资意向而来，欲寻与上海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
几经周折，他托人终于与年高德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汪道涵联系上。汪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私交甚笃。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在地处上海市中心附近的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作了整整一天的“禅的超越性”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丁祯彦突然接到消息，汪道涵到临会场了。
华侨饭店即刻安排工作人员用最短的时间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冯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哲学系名誉主任）、张尚德引入会客厅……
此刻，一位儒宦（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哲人和一位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禅宗、投资——中国传统文化、天地、祖宗——孙中山、博爱、天下为公——制度、主义、信仰——和解、家和、国兴——渐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
汪道涵谈得兴趣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最后，他风趣地笑吟了一首客家民谣赠张尚德的秘书（吴秘书祖籍系广东梅县客家人）：“临别赠送酒一杯，望君早日衣锦归；路边花儿切莫采，家中还有一枝梅。”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
1990年11月21日，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这是以民间团体身份出现的半官方机构，直属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办理台湾当局“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
曾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这样形容海基会：“海基会，是一副白手套。蒋经国开放台胞去大陆，接触越来越多，难免会有问题。渔船来台、偷渡客，都需要谈，但双方又不承认对方。所以就想了一个点子——弄一个白手套，手是政府的，他们没有接触，接触到的是手套。”
出任海基会首任董事长的是国民党中常委、台水泥业巨富辜振甫。
辜振甫， 1917年出生，台湾省彰化县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获韩国高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成为台湾政商界的重量级人物，受到蒋氏父子的重视。1981年国民党第十二届全会上，蒋经国提名他为“中常委”，从此跻身于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决策核心。
辜振甫成长于中华文化孕育下的家庭，是唱着京戏、吟着《论语》长大的。因此，他的“一个中国”之报国情结从年轻时建立，之后日甚。
海基会的角色定位十分清楚。当时在海基会办公室的桌椅上、文件上，甚至茶杯上，都写有三句话：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
在海基会成立一年后，1991年12月16日，大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它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汪道涵被选为海协会首任会长。
汪道涵，1915年出生于安徽嘉山县。17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中，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他的影响下，曾是清末举人、又曾是同盟会元老的父亲汪雨相实施了一项壮举——率全家以及亲友28人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汪道涵工作在工业、财政、外经等战线上。1980年，时年65岁的汪道涵开始主政上海。
在人们眼里，汪道涵是一个学识渊博、涵养深厚、温文尔雅的人，他极富感召力和亲和力，有着大知识分子的风范。他早年经历了从学生到革命家的转变，目睹过国家的风雨飘摇，因而有着强烈的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家国情怀。 汪、辜两位老人，当年都已年过七旬，他们不但有非凡的历史背景，而且还与两岸高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特殊职业身份绝不仅仅限于海基会董事长和海协会会长的民间头衔，“他们几乎分别代表了国共两党的意愿”。
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后来回忆说：“海基会成立一年后，海协会成立。事先双方应该没有协商，唐树备（1989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后任海协会副会长）亲自跟我讲，他们也在苦恼，那个时候双方互不承认，没有一个交往的管道。两会成立后，他觉得有这样的方式（民间协会）很好。”
至此，两岸翻开了历史新页，“官方授权、民间接触”逐渐增多。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一年内，合作处理了各类突发事件24起，包括渔事纠纷6起，台军驱逐大陆渔民伤亡事件10起，刑事案件8起，建立起了相当良好的协调关系。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久，1992年1月8日，海协会向海基会发出了第一份邀请函。意即邀请对方派员访问大陆，就联系合作事宜交换意见。海基会不久便复函“愿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
不过，首次“汪辜会谈”未能在当年举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尚缺乏会谈的基础，即对“一中”（“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
为此，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就两岸事务性商谈如何表述“一中”原则进行讨论。
商谈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1月16日，双方才达成口头表述“一中”原则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这便是“九二共识”的达成，以后成为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焦仁和回忆说：“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等于双方都同意了这一共识，这才有了后来的汪辜会谈。”
到1993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已经进行17次函电往来以及预备会议磋商，决定于当年4月27日在新加坡举行负责人会谈。
会谈的地点为何选在了新加坡呢？这要从199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尚昆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到，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尚昆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李光耀在两地间传递信息。最终双方决定由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出面会谈，地点就在新加坡。
但是，两岸开创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这从当时双方对一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出来。
新加坡方面在海皇大厦选择了一间有两个门的会议室进行会谈。为了体现两岸的“平等”，汪道涵和辜振甫各由一个门进场，双方没有主宾之分。新加坡还特别安排双方分别乘坐两部电梯。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繁、简体字两个版本，落款有“日”无“年”，以尊重两岸纪年方式的不同。
4月27日早上，新加坡方面安排汪道涵和辜振甫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有趣的是，两位老人不仅在两岸政治舞台上角色近似，而且在年龄、阅历、爱好等方面也有许多近似之处。两人年龄相差两岁，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此外他们还都是京剧票友。
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其话题竟是从中国的国粹——京戏谈起。其实，二人在会谈之前并不相识。会谈前一周，汪道涵托人带信给辜振甫，信中说“没想到两人都喜欢京剧演员李宝春”，并附上一张李宝春演出《打金砖》的照片，注明“他旁边站的人就是我”。辜振甫看信后乐得合不拢嘴，直说汪道涵“很幽默”。
眼下，两位老先生终于见面了，仿佛久别的老友重逢，十分相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4层的谈判会场。
因为两老已经在上面握过手，因此进入谈判会场后，他们在谈判桌前落座，准备开始会谈。但记者们希望他们先握手照相。唐树备马上向汪道涵转达了记者的意思。汪道涵高兴地站起来将手伸向对面的辜振甫。
两位老先生隔着长方形会议桌相视而笑，相互伸出手——终于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四十多年来的首次握手。那种经过战乱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让人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兴奋了，他们使劲地拍个不停。两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道涵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当演员了”。自此，汪、辜二老开创了两会商谈必先握手之风。
菜谱之中深喻骨肉亲情
日后人们津津乐道和回味无穷的，还有当天晚上的宴会。
为庆祝 “汪辜会谈”的成功，汪道涵在新加坡董宫夏莲厅宴请了辜振甫一行。晚宴的菜单用毛笔书写于一张专用笺纸上。笺纸为白底黄边，下方印有一枝盛开的梅花。菜单的左上方书有“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的字样。晚宴的九道菜，菜名都很独特：情同手足（乳猪与鳝片）、龙族一脉（乳酪龙虾）、琵琶琴瑟（琵琶雪蛤膏）、喜庆团圆（董园鲍翅）、万寿无疆（木瓜素菜）、三元及第（三种海鲜）、燕语华堂（官燕炖双皮奶）、兄弟之谊（荷叶饭）、前程似锦（水果拼盘）。
将这九道菜名连起来，是一段令人感慨叫绝的妙文：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龙族一脉”，今夕“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和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海峡两岸的“兄弟之谊”定能“前程似锦”、“三元及第”。由此可见宴请者的殷切之情。
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海基会的代表兴致勃勃地拿着菜单请双方代表团的成员签名，以留作纪念。大家都在菜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双方成员在谈判桌以外非常和气，友善。毕竟大家同属中华民族，都讲中国话，都有同样的爱好：喝白酒、饮茶、吃中国菜。当年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现在是凤凰卫视主持人的石齐平，因为酒量大，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十七瓶”；曾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焦仁和，则获得同名字谐音的“叫人喝”。 不过，“汪辜会谈”也并不总是这般喜气洋洋，也会出现僵局。
海基会方面希望海协会同意签一个台商投资保护协议。但是，如果要由两会签相关协议，两岸双方都应当允许直接投资。而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当时来大陆投资的台商都是间接投资，他们是作为新加坡、美国、日本、香港等法人来大陆投资的。因此，中国大陆要求台湾方面首先要开放直接投资，并且取消对台商投资的许多限制。由于李登辉实际上并不希望台商来大陆投资，因此海基会不同意开放直接投资和取消各种限制。所以，双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陷入僵局。
此时，“汪辜会谈”已经接近尾声。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28日下午，两位会长开始“拐弯”。辜振甫说，我们两会商谈已经开了个头，很多事情还需要再谈，这次就到此为止吧。汪道涵也表示，可以再会、再议。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决，终于使会谈柳暗花明又一村！
4月29日上午，两会领导人汪道涵与辜振甫郑重地在双方达成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四项协议上签了字。
这次会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会谈成果的本身。它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来使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二来为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及人员往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高度评价“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有成果的”，“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国际舆论则评价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
在“汪辜会谈”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在会谈举办之前，十几个民进党人也跟到新加坡。他们每个人的西装里边穿着的T恤衫上，都写了字。他们分散在会场的大楼前，汪老的车队一到，他们就立刻排成队，将西装外套一脱，露出T恤上写的字，连在一起便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新加坡警察发现后，很快就将他们驱散了。
五载风雨后的第二次握手
第一次“汪辜会谈”后，“两会”按照《汪辜会谈协议》的规定，在处理两岸事务方面积极合作，解决了大量的突发性事件，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但1995年，李登辉访美给“两会”带来了消极影响，也极大地破坏了两岸关系，此后近3年两岸关系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
为了加强两会联系与接触、进一步缓和改善两岸关系，1998年6月25日，海协会正式发函邀请辜振甫率海基会董、监事团于9月或10月中旬来祖国大陆访问。8月24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欢迎辜振甫来访，并表示海协会愿意与海基会进行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有利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对话。谈话发表后，引起岛内各界强烈反响。
1998年10月14日，离开大陆53年的辜振甫携夫人辜严倬云重归祖国故土。这一年辜振甫虽已81岁，仍耳聪目明，谈吐风趣。有记者问：“请问辜先生这次和汪先生见面，与1993年‘汪辜会谈’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辜振甫回答说：“最大的不同，是这次会面没有在‘第三国’，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地方谈，解决自己的问题。”
14日下午5时35分，在上海和平饭店8楼的“和平厅”，汪道涵和夫人孙维聪特地在电梯口迎候辜振甫夫妇。汪道涵满面红光，笑容可掬；辜振甫精神矍铄，风度儒雅。当两位老先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全场几百只镁光灯频频闪烁，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此情此景使人们想起五年前新加坡汪、辜二老的第一次握手，场面虽相似，但时光飞逝，两人从七旬老人变为年过八旬，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让人欣慰的是，这是两人首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
这次会晤，两会达成四点共识：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辜振甫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
会晤间有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温馨感人。同是京剧爱好者的汪道涵与辜振甫这次见面自然也少不了共享共乐、增进友谊。辜振甫即兴唱起一段京剧《洪羊洞》。戏里说的是为国守疆的故事，第一句便是：“为国家哪何曾有半日闲空……”演唱完后，汪道涵走上前去向辜振甫握手道贺，一句唱词点破二人心意，真可谓：心心相印，意味深长。
然而，可惜的是，汪道涵与辜振甫的第二次会晤所促成的新局面，不久再次遭到李登辉的破坏。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拆毁了两会商谈的基础；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拒不承认两岸两会达成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持续陷入紧张僵局，两会未能再续协商，汪、辜无法再度会晤。
由于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很长时间两人不易见面。但是，友情常常萦绕心头，汪、辜二老相互间不时托朋友辗转赠送礼物，以寄思念，以相酬答。
有一年，汪道涵以竹筒为礼相送，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却一目了然：此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统”之义。辜振甫也回赠一竹制笔筒，意取“必统”之谐音。
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给处于冷冻状态的两岸关系增添了一分暖意。
2005年1月3日，辜振甫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同年的12月24日，汪道涵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消息传出，两岸各界人士纷纷扼腕。此前一天，正是辜振甫逝世的农历周年忌日。时间上的巧合更让人在悲伤中有了许多感慨。二老相继离世，但他们为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孜孜以求、不懈努力”的精神为后人所感念。
“汪辜会谈”以后，尽管两岸政治关系不时僵持对立，但其成果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加速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 “汪辜会谈”虽成历史绝唱，但两岸关系的进程不会停步。当汪、辜两人先后化蝶飞去，我们相信两岸间新的契机终将破茧而出！
（责任编辑/亚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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