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将至，正逢会议扎堆时。最近关于经济下滑，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各种会议论坛的议题之一。
　　11月6日～8日，第十二届北京论坛上，“中等收入陷阱”话题成为各国学者讨论的焦点。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学者、政界商界精英600余人汇聚一堂，探讨不同文明在和平环境中的交汇以及全球共同面对的变局和挑战，共同探寻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之路。
　　与会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实现中高速增长，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594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居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但能否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历史魔咒，对中国依然是个巨大挑战。

诸多变数

　　在与会的经济学家眼里，中国要在短期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易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别收入标准的指标是变化的。从1987年开始，世界银行划定了一系列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线，作为经济能力的分类标准，对国家按照收入水平加以分组，其目的是便于更好地开展发展援助。其中：高收入为6000美元以上、上中等收入为1941～6000美元、下中等收入为481～1940美元、低收入为480美元及以下。
　　在这一固定基数上，世界银行又根据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平均通货膨胀率逐年动态调整。根据其最新发布的数据，2014年的国别收入分组标准为：高收入为12276美元及以上、上中等收入为3976～12275美元、下中等收入为1006～3975美元、低收入为1005美元及以下。
　　“这个国别收入分组标准是动态的，目前是12276美元，但到2020年可能会调整到13000～14000美元，这就意味着每年GDP增长要达到10%以上才能在5年内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目前来看很难达到。”与会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即使2020年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但如果能保持每年5%～6%的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到2025年达到这一目标。
　　另一个可能会变化的指标是人口数量，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将全面放开二胎，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或将达到15亿人。对这个数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大树连连摇头：“不可能那么多，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是萎缩的，二孩放开的头两年可能有所加速，但以后仍会减速，最高峰时也就13亿～14亿人口。”
　　王大树提出，国别收入分组标准是按照人均收入排名，在同样的GDP总量下，人口的增长会增大分母，从而降低人均GDP的数值，增加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难度。
　　“从供给的角度，即使全面放开二胎，变成新的劳动力也得是20年后，未必能对GDP增长造成贡献。所以全面二胎政策提供的是‘口’而不是‘手’，是‘需求’而非‘供给’。”王大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短期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1亿人口以下的经济体而言比较容易实现，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难度很大。”王大树认为，除了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在2020年实现区域性的跨越还是极有可能，而且现在有的地方已经跨越了，所以政府要采取措施“抽肥补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减贫等方式“补痩”;另一方面，要对税收的分成比例和一些退税政策进行调整，比如退税按产地，而非消费地、出口地，“现在出口退税大部分是东部出口在东部退税，即使是西部生产的产品也退不到西部去。”

直面挑战

　　从世界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低质低价等都是恶性循环。
　　“中国要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结构必须要调整升级。”王大树表示，按现在的经济结构，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能还靠第二产业来增加GDP和国民收入，因为要受资源和环境的限制，现在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环境也面临很大问题，PM2.5严重超标。因此，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继续指望第二产业是不可持续的，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时，大力开展创新驱动，发展新动能，在新旧动能转型阶段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制造业高端化。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李东晚（音译）曾对42个中等收入国家和21个高收入国家1961年到199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对于教育和低收入的部分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大部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政府的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是那么大，也看不到政府支出占GDP比值长期升高的趋势。而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则正相反。
　　李东晚认为，比起投资本身，投资的效率更为重要。投资的效率用两种方法来衡量，一是增量资本，二是全要素的生产率。从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来看，一般是在3%～6%之间，但从2013年开始却出现大幅下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暂时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整个的增长率下降之后，这种情况会不会持续。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没有呈现出一种稳定的趋势，更没有呈现出一种稳定增长的趋势。”
　　李东晚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他们跳出陷阱的时候都是可以实现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或者至少是可以保持全要素增长率的水平。如果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现在出现了下降，确实令人感到担忧。”
　　此外，教育也是显示成功和失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之间差异的部分。“中国教育最大的差异在于体制机构的质量，在这一方面中国甚至落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国应该真正开始关注并开展工作。”李东晚建议。 　　除了投资，收入分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李实看来，中国要维持一个稳定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实际的挑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二是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日益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2007年，整个中国，包括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但是从2007～2013年，尽管全国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在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而居民之间财产分配差距的扩大速度超过了收入差距。从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从2002～2007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基尼系数从0.45上升到0.7，在城市地区则从0.45增长到了0.63，而2002～2010年，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从0.54增加到0.73，8年时间，中国财富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
　　李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过去30年里，一些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比如韩国、新加坡，在其初始阶段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小，而那些没有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拉美、南亚的一些国家，则有很大的收入差距。所以，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大。
　　在李实看来，中等收入经济体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发展速度，前期收入差距如果很大，后期增长率就会比较低，所以这些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必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找准对策

　　“尽管在过去10年中，政府在努力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包括提低、扩中、调高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但还不够。”在李实看来，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源头主要是收入秩序混乱，收入分配制度有失公平。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一是税收制度不合理，多是间接税，对收入调节的作用较弱;二是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特别是户籍制度歧视，很多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就业机会，或者收入被人为地压低，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一个不利地位，加上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等，都会对收入分配公平带来影响。
　　尽管中国要实现到202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变数很大，挑战不小，但在一些与会的经济学家眼里，依然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创新。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帝文·邓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目前需要一些高效率的企业，更需要一些在创新方面有效率、进展较快的企业。这就需要一个整体结构上的完善，在包括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能力，还有开展更全面更好的教育;此外，还需要建立新的公司、引进新的投资动力。但是，现在中国的国企还达不到这种创新和观念上的更新，如果他们能引进更多有效的观念，会更容易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实现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同样，李东晚也肯定了创新对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毫无疑问，技术特别是创新能力非常重要，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无论是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还是在前沿产业的投资，都是领先的。但我更要强调的是，高效率的投资和高质量的教育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