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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的时间里，李乾源多次奔走于北京和福建家乡之间，到处递资料和申诉，在遭遇了无数的白眼和歧视、经历了不断的争吵和周旋、动用了大量社会关系、花费了近10万元之后。李乾源终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但他也很无奈，“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如果要达到理想，一定会影响工作生活，代价会更大。我也不想继续下去了。”
虽然帮助过很多来信访的人。但轮到自己维权时，最初的信心也在渐渐流失，“我一开始很有信心。首先我觉得自己维权能力比较强。其次有信访的工作经验、而且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资源，最重要的是，我一直相信理在我这边。”一路下来，他只剩下了一个感受：在中国维权太难了。
2009年3月29日，是中央某机关公务员李乾源的人生转折点。
在此之前，他是令人羡慕的国家公务员，结了婚，分了房子，工作也有奔头，生活平稳有序。在近5年的机关生涯里，尽管也做过信访干部，但那些冤屈和不幸终究是别人的事，对他而言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并无切肤之痛。
弟弟因为交通意外去世后，为了替他讨个说法，李乾源成了一个上访者，原有的生活秩序彻底被打乱。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奔走于北京和福建家乡之间，到处递资料和申诉，在遭遇了无数的白眼和歧视、经历了不断的争吵和周旋、动用了大量社会关系、花费了近10万元之后，李乾源终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但他也很无奈，“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如果要达到理想，一定会影响工作生活，代价会更大，我也不想继续下去了。”
不能接受的现实
2009年3月29日是星期天，李乾源还处在刚刚装修完房子的疲惫当中。上午8点多他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弟弟李乾民在前一晚因为车祸已经去世了。晴天霹雳之下，李乾源坐上了上午11点回厦门的飞机，再从厦门赶往家乡南安市的殡仪馆。
李乾源的家庭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商：2004年，法学硕士毕业的李乾源幸运地考入了某国家机关，弟弟李乾民和妻儿则长期在安徽做生意。2009年3月28日下午，李乾民坐飞机从合肥回南安市水头镇家中，临上飞机前，他拨打了一个叫车服务电话(后来被厦门市公安局定性为非法经营电话)，预约一个多小时后来厦门机场接他，下机后坐上了约好的捷达小轿车，出了机场，车被另一名乘客拦住，他要前往離南安市不远的晋江市：于是，李乾民和这名乘客就以“拼车”的形式一起驶向了夜雨中的归家路。
在当地，类似的黑车是一种公开化的存在，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当地的公用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居民的需要，供需矛盾之下，黑车遂日益泛滥起来。尽管有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黑车的存在和使用仍然屡禁不止，时有恶性事件发生。
当天21时许，福厦路324国道234公里850米处南安市水头镇仁福村路段，李乾民的家已近在咫尺了，车辆突然冲向路右侧并碰撞到路旁的房屋。根据南安市交警大队的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司机和另一名乘客当场死亡，李乾民则被送往海都医院进行抢救。
回家后的第二天，李乾源来到了医院，急救病历上显示的心电图直线，让受过医学训练的李乾源疑窦顿生。“其实我弟弟当时就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120医生到事发现场，确认车上人员均已死亡后，开车回了医院，而交警擅自以死者手有余温为由，用警车将我弟弟送到了医院，转了一圈就直接送到殡仪馆了”李乾源感到非常气愤，他认为南安市交警弄玩尸体、不尊重死者尊严。
到底“两死一伤”还是“三死”，其中的差异并非仅仅关乎尊严，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三人以上死亡为特大交通事故。李乾源认定，就是其中牵涉的地方安全生产考核任务，致使南安市交警大队瞒报漏报。
带着弟弟的病历复印件，李乾源到了南安市交警大队。他得知，事故车辆并非司机张建峰所有，车主另有其人，是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邹军，由其弟弟邹火生负责该车的营运管理。“邹军和邹火生长期营运多辆私家车，无照经营，他们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罪”，李乾源认为，正是他们运营的“黑车”使弟弟丧命，他要求见车主。然而，南安市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显示，这辆车是借给司机的，与邹家兄弟并没有关系。“交警做完笔录就让车主走了，我问他们车辆登记表上的电话是雇主邹火生的吗，交警说不是，也不给电话，反正就是遮遮掩掩的，刚开始萌发出来要跟车主、雇主沟通的想法被交警阻拦掉了，我们不知道该找谁，感觉孤立无援。但我当时还想这是不是人家的隐私，交警不方便透露。”李乾源愤愤地说，他觉得自己太过书生气。
两天以后，李乾源见到了雇主邹火生。南安市交警大队在李乾源的要求下组织了第一次调解，邹火生的态度在他意料之中，“他说这是他哥哥的事”，李乾源随即质问交警：“邹火生到底是不是全权代表。”交警答复他，“人家只是来这边办别的事。”李乾源感到绝望了，“一开始我们气愤的只是车主和雇主，对交警还是比较信任，把发现的证据都交给了他们，但是交警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开让我们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了他们身上。”他开始对南安市交警大队试图扮演的“公亲”(闽南话，意为中间人)角色产生了彻底的怀疑。
2009年4月8日，李乾源做了两件事，先到泉州市信访局用朋友的身份证登记，“出事的三个人分别在惠安、晋江和南安，我预感到这事最后肯定要到管辖这一个地方的泉州市”，李乾源坦言自己当时并没有真的想信访，只是觉得应该去“挂个号”。另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地的律师，几个律师都不接手。这在李乾源的意料之中，“我自己是学法律的，也觉得打官司的意义不大。”李乾源感到无奈，但他并没有放弃打官司的想法，只是觉得时机未到。
4天后，南安交警大队的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却真正让李乾源火了。车辆检测报告激化了矛盾
事故车辆的检验由南安市交警大队委托福建方正司法鉴定所完成，结论是“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各机构、部件除事故损坏外，无其它故障缺陷，原技术状况符合车辆使用有关规范要求”，当李乾源看到“左右前轮无异常磨损”字样时怒不可遏：“那左右后轮呢?南安交警大队难道不知道一部轿车有几个轮?”他觉得南安市交警大队已经没法让他信任了。
事后他承认，正是这份报告促使他下定决心搜集证据，逐级向上反映情况。4月24日，他用特快专递分别寄给南安市交通局和南安市交警大队事故股，前者没有任何回应，后者给他的回答则是：“找不到该信了。”
不得已，李乾源动用自己在司法部的关系，做了第二次车辆鉴定。新的鉴定推翻了之前的结论：左右后轮不符合技术要求。这就证明了车主的责任，李乾源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关键点。拿到报告后的第二天，他就把报案材料寄向了南安市丰泽区公安局，控告车主邹军和雇主邹火生的非法经营罪，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事发以来， 李乾源第一次把自己格外珍惜的身份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报案材料却同样石沉大海。
5月7日，李乾源等待已久的事故认定书姗姗来迟，南安市交警大队承认了事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司机应承担全部责任，李乾民和另一名乘客无责任，至此，“病车”成为共识。车主也从开始时的0赔偿到4月20日决定赔偿1万元丧葬费，但李乾源仍然认为南安市交警大队回避了很多重要问题，关键事实未体现在认定书中，而且对方的1万元是出于让他无法接受的“人道主义”。面对对方抛出的“妥协”，他决定向更高一级部门反映情况。
5月11日，他把手里的资料同时撒向了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交通厅、泉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和泉州市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给他的复核结论是，维持南安市交警大队的认定；泉州市交通局给他的回复是无法认定非法经营行为。
在此期间，李乾源找了公安部和交通部信访办，“那么多人都跑到北京来信访，我守着这个资源没理由不利用”，李乾源开始尝试从上到下的另一条路。“公安部算是挺重视的，还派了一个交管局的年轻人来了解情况。”他觉得这已经很给他情面了。公安部和交通部交办下去之后，仍是同样的结果，维持原状。
端午临近的时候，李乾源决定利用去安徽出差的机会顺便回家。他找了福建省信访局和泉州市信访局，同时想到了报警，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交通肇事罪、非法经营罪控告邹氏兄弟，连续报案的4天里，他每天都要和公安局、交警队的人吵一架。“交警大队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报警的。”李乾源回忆当时的情景。
报警和吵架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效果，8月初，南安市公安局以不予立案回答李乾源。“3条人命，研究四五个月，填充8个汉字，法律文书还错1个字”，李乾源看到把“犯罪事实”写成“犯罪现实”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更多的感受不是愤怒，而是可笑，“这就是他们的水平”
8月下旬，李乾源又回家了，他再一次动有了关系，找了福建电视台的一个朋友报道这件事。也许是新闻报道起了作用，南安市交警大队声称要组织重新调查，在李乾源看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只是认认真真走过场”。8月27日，南安市交警大队组织了第五次调解，最终车主愿意将“人道主义”赔偿偿提高到2万元，李乾源咨询律师后，提出的赔偿偿数额是75万元。“其实真正的调解也就两次，中间几次车主和雇主找各种理由不来。”李乾源至今仍坚持，如果他们的态度好一些，能够诚恳地道个歉、请求宽恕，他不会一直追究。
不立案，调解终结。李乾源觉得再去找泉州市的信访部门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决定只向省级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过年前的最后一次回家，他仍抱着一丝侥幸找了福建省信访办的领导，不出所料，结论还是不变。他还曾多次给省长信箱发邮件，得到的答复也是无法立案、非法经营罪无法认定。与刚开始的愕然相比，李乾源已经能够很平静地面对了。
在此期间，对方及有关部门要反告他的传言一直不绝于耳，说泉州公安局要来找他算账。12月中旬，出差回来的李乾源看到了南安市交警大队寄给他单位的一封信，虽然措辞含蓄，但希望单位领导给予过问的意图很叫显。“单位领导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他们也感到很气愤”，在此之前，李乾源的同事大都不知道这件事。“这是我的私事，跟单位没有关系，我不想把个人的事带到工作的环境里。”李乾源不想让自己的公职牵涉其国。传言和来信相继到来的时候，愤怒之余，他感到了一丝害怕，2010年春节，担心遭到报复的李乾源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
2010年初，南安市政府提出要为整件事“埋单”的时候，李乾源一口回绝了，“我不是乞讨，不是向政府要钱，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理。”“两会”期间，他和对方在北京见了面，南安市政府明确提出赔偿40万，李乾源有些动摇了，他已经筋疲力尽。虽然一年来工作生活没有出大的纰漏，但他已经错过了太多发展机会。
一年得与失
弟弟李乾民出事的时候，李乾源调到现在这个期盼已久的岗位不到一个月，他壮志满怀地要好好工作、积累经验，横祸的降临让美好的计划和憧憬戛然而止，出国机会懒得去争取，托福、雅思和资格证的考试也懒得准备，弟弟的死让他完全失去了奋斗的热情。“其实我上高中后就很少跟弟弟见面了，他初中毕业后就出去做生意，我们一年也就见一两次面。”在李乾源的记忆里，兄弟俩有时候会吵架，弟弟对他这个大哥也常常不服气，暗暗竞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李乾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弟弟来北京玩。
爱写诗的李乾源用阶梯体的诗歌写了控告书、还为弟弟写了一首《满江红》的词。这一年来，他写的材料和文章大概有10万字。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寄来的报告和答复后面，几乎都有李乾源的批注。“幽默一下：警察调查希特勒的手下，他杀人了吗?没有!回过头来问希特勒：你杀人了吗?当然没有。于是得出结论：希特勒没有杀人。照猫画虎，之前某交警调查了车主、雇主没有犯罪‘现实’!!”在泉州市交警大队寄给他不予立案的信访件答复函后面，他如此写到。李乾源把泉州市公安局的报告称作‘三无报告”——“民事无赔偿、行政无处罚、刑事无立案”，他自己针锋相对地写了一份“三合报告”——合情、合理、合法，从事故示意图到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如何联合调查，再到怎样打击黑车，无所不包。
其实，李乾源对信访并不陌生，刚到单位时，他就在信访工作，“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时间长了之后才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老百姓真苦。”他觉得没有人会特别愿意大老远跑到北京来上访。“大部分信访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雖然帮助过很多来信访的人，但轮到自己维权时，最初的信心也在渐渐流失，“我一开始很有信心，首先我觉得自己维权能力比较强，其次有信访的工作经验、而且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资源，最重要的是，我一直相信理在我这边。”一路下来，他只剩下了一个感受：在中国维权太难了。“但我从来都没有绝望过，”李乾源相信正义和公理在他这边，“面对这件事，有的人选择拳头相向，有的人选择直接打官司，有的人甚至去堵政府大门，我的要求合情合理，我的行为理智、合法。”
上访一年多，李乾源的体会是信访的人先要会写三种文章：给领导的，要以情动人：给媒体的，要发掘其中的社会意义；给公检法的，则要懂法律，引经据典。其次要有证据意识，“很多老百姓的维权能力和意识不成比例，不懂得拿证据，最终，对自己有利的客观事实无法上升为法律事实。”第三还要有耐心，“现在的信访条例规定，有关部门15天内决定是否受理，60天内给予答复，必要情况下还可延长30天。这样一来，一个层级就需要105天，一层层下来，至少得一年多。”但对时间有限、能力不足、没学法律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同时具备这三样又是何其难。
在李乾源看来，维权之所以这么难，一个原因是信访过程中信息传递方式的片面性，社会底层的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逐级传递过程中急剧缩减、错漏，才会有这么多信访人拼命向上反映，以达上下信息均衡：另一个原因就是基层执法机构和人员的素质和知法、守法水平堪忧，再加上地方利益的盘根错节，使得很多明显的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
“弟弟的生命换来了我的进步”，李乾源平静地说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理智了。这一年他读了大大小小50本书，包括交通事故法规、公安法典、交通法典、疑难问题解析、刑事犯罪、交通肇事罪、车辆鉴定检测等等，从对交通事故纠纷完全不懂到熟知了其中的细节，一些专有名词的解释，他马上就能背出。“我跟一个朋友开玩笑，我现在已经完全具备去你们公安系统就职的资格了。”李乾源自嘲。为了引起媒体的兴趣，他甚至还读了新闻采编方面的书。
现在李乾源已经能够做到上班的时候不想这件事情了。前些天，他去了北京盘水桥一家书店，从午后两点直到晚上7点，买了几十本书。也许对这个走出校门5年多的年轻人来说，读书才能带给他最终的平静。
虽然帮助过很多来信访的人。但轮到自己维权时，最初的信心也在渐渐流失，“我一开始很有信心。首先我觉得自己维权能力比较强。其次有信访的工作经验、而且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资源，最重要的是，我一直相信理在我这边。”一路下来，他只剩下了一个感受：在中国维权太难了。
2009年3月29日，是中央某机关公务员李乾源的人生转折点。
在此之前，他是令人羡慕的国家公务员，结了婚，分了房子，工作也有奔头，生活平稳有序。在近5年的机关生涯里，尽管也做过信访干部，但那些冤屈和不幸终究是别人的事，对他而言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并无切肤之痛。
弟弟因为交通意外去世后，为了替他讨个说法，李乾源成了一个上访者，原有的生活秩序彻底被打乱。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奔走于北京和福建家乡之间，到处递资料和申诉，在遭遇了无数的白眼和歧视、经历了不断的争吵和周旋、动用了大量社会关系、花费了近10万元之后，李乾源终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但他也很无奈，“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如果要达到理想，一定会影响工作生活，代价会更大，我也不想继续下去了。”
不能接受的现实
2009年3月29日是星期天，李乾源还处在刚刚装修完房子的疲惫当中。上午8点多他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弟弟李乾民在前一晚因为车祸已经去世了。晴天霹雳之下，李乾源坐上了上午11点回厦门的飞机，再从厦门赶往家乡南安市的殡仪馆。
李乾源的家庭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商：2004年，法学硕士毕业的李乾源幸运地考入了某国家机关，弟弟李乾民和妻儿则长期在安徽做生意。2009年3月28日下午，李乾民坐飞机从合肥回南安市水头镇家中，临上飞机前，他拨打了一个叫车服务电话(后来被厦门市公安局定性为非法经营电话)，预约一个多小时后来厦门机场接他，下机后坐上了约好的捷达小轿车，出了机场，车被另一名乘客拦住，他要前往離南安市不远的晋江市：于是，李乾民和这名乘客就以“拼车”的形式一起驶向了夜雨中的归家路。
在当地，类似的黑车是一种公开化的存在，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当地的公用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居民的需要，供需矛盾之下，黑车遂日益泛滥起来。尽管有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黑车的存在和使用仍然屡禁不止，时有恶性事件发生。
当天21时许，福厦路324国道234公里850米处南安市水头镇仁福村路段，李乾民的家已近在咫尺了，车辆突然冲向路右侧并碰撞到路旁的房屋。根据南安市交警大队的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司机和另一名乘客当场死亡，李乾民则被送往海都医院进行抢救。
回家后的第二天，李乾源来到了医院，急救病历上显示的心电图直线，让受过医学训练的李乾源疑窦顿生。“其实我弟弟当时就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120医生到事发现场，确认车上人员均已死亡后，开车回了医院，而交警擅自以死者手有余温为由，用警车将我弟弟送到了医院，转了一圈就直接送到殡仪馆了”李乾源感到非常气愤，他认为南安市交警弄玩尸体、不尊重死者尊严。
到底“两死一伤”还是“三死”，其中的差异并非仅仅关乎尊严，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三人以上死亡为特大交通事故。李乾源认定，就是其中牵涉的地方安全生产考核任务，致使南安市交警大队瞒报漏报。
带着弟弟的病历复印件，李乾源到了南安市交警大队。他得知，事故车辆并非司机张建峰所有，车主另有其人，是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邹军，由其弟弟邹火生负责该车的营运管理。“邹军和邹火生长期营运多辆私家车，无照经营，他们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罪”，李乾源认为，正是他们运营的“黑车”使弟弟丧命，他要求见车主。然而，南安市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显示，这辆车是借给司机的，与邹家兄弟并没有关系。“交警做完笔录就让车主走了，我问他们车辆登记表上的电话是雇主邹火生的吗，交警说不是，也不给电话，反正就是遮遮掩掩的，刚开始萌发出来要跟车主、雇主沟通的想法被交警阻拦掉了，我们不知道该找谁，感觉孤立无援。但我当时还想这是不是人家的隐私，交警不方便透露。”李乾源愤愤地说，他觉得自己太过书生气。
两天以后，李乾源见到了雇主邹火生。南安市交警大队在李乾源的要求下组织了第一次调解，邹火生的态度在他意料之中，“他说这是他哥哥的事”，李乾源随即质问交警：“邹火生到底是不是全权代表。”交警答复他，“人家只是来这边办别的事。”李乾源感到绝望了，“一开始我们气愤的只是车主和雇主，对交警还是比较信任，把发现的证据都交给了他们，但是交警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开让我们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了他们身上。”他开始对南安市交警大队试图扮演的“公亲”(闽南话，意为中间人)角色产生了彻底的怀疑。
2009年4月8日，李乾源做了两件事，先到泉州市信访局用朋友的身份证登记，“出事的三个人分别在惠安、晋江和南安，我预感到这事最后肯定要到管辖这一个地方的泉州市”，李乾源坦言自己当时并没有真的想信访，只是觉得应该去“挂个号”。另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地的律师，几个律师都不接手。这在李乾源的意料之中，“我自己是学法律的，也觉得打官司的意义不大。”李乾源感到无奈，但他并没有放弃打官司的想法，只是觉得时机未到。
4天后，南安交警大队的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却真正让李乾源火了。车辆检测报告激化了矛盾
事故车辆的检验由南安市交警大队委托福建方正司法鉴定所完成，结论是“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各机构、部件除事故损坏外，无其它故障缺陷，原技术状况符合车辆使用有关规范要求”，当李乾源看到“左右前轮无异常磨损”字样时怒不可遏：“那左右后轮呢?南安交警大队难道不知道一部轿车有几个轮?”他觉得南安市交警大队已经没法让他信任了。
事后他承认，正是这份报告促使他下定决心搜集证据，逐级向上反映情况。4月24日，他用特快专递分别寄给南安市交通局和南安市交警大队事故股，前者没有任何回应，后者给他的回答则是：“找不到该信了。”
不得已，李乾源动用自己在司法部的关系，做了第二次车辆鉴定。新的鉴定推翻了之前的结论：左右后轮不符合技术要求。这就证明了车主的责任，李乾源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关键点。拿到报告后的第二天，他就把报案材料寄向了南安市丰泽区公安局，控告车主邹军和雇主邹火生的非法经营罪，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事发以来， 李乾源第一次把自己格外珍惜的身份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报案材料却同样石沉大海。
5月7日，李乾源等待已久的事故认定书姗姗来迟，南安市交警大队承认了事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司机应承担全部责任，李乾民和另一名乘客无责任，至此，“病车”成为共识。车主也从开始时的0赔偿到4月20日决定赔偿1万元丧葬费，但李乾源仍然认为南安市交警大队回避了很多重要问题，关键事实未体现在认定书中，而且对方的1万元是出于让他无法接受的“人道主义”。面对对方抛出的“妥协”，他决定向更高一级部门反映情况。
5月11日，他把手里的资料同时撒向了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交通厅、泉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和泉州市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给他的复核结论是，维持南安市交警大队的认定；泉州市交通局给他的回复是无法认定非法经营行为。
在此期间，李乾源找了公安部和交通部信访办，“那么多人都跑到北京来信访，我守着这个资源没理由不利用”，李乾源开始尝试从上到下的另一条路。“公安部算是挺重视的，还派了一个交管局的年轻人来了解情况。”他觉得这已经很给他情面了。公安部和交通部交办下去之后，仍是同样的结果，维持原状。
端午临近的时候，李乾源决定利用去安徽出差的机会顺便回家。他找了福建省信访局和泉州市信访局，同时想到了报警，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交通肇事罪、非法经营罪控告邹氏兄弟，连续报案的4天里，他每天都要和公安局、交警队的人吵一架。“交警大队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报警的。”李乾源回忆当时的情景。
报警和吵架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效果，8月初，南安市公安局以不予立案回答李乾源。“3条人命，研究四五个月，填充8个汉字，法律文书还错1个字”，李乾源看到把“犯罪事实”写成“犯罪现实”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更多的感受不是愤怒，而是可笑，“这就是他们的水平”
8月下旬，李乾源又回家了，他再一次动有了关系，找了福建电视台的一个朋友报道这件事。也许是新闻报道起了作用，南安市交警大队声称要组织重新调查，在李乾源看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只是认认真真走过场”。8月27日，南安市交警大队组织了第五次调解，最终车主愿意将“人道主义”赔偿偿提高到2万元，李乾源咨询律师后，提出的赔偿偿数额是75万元。“其实真正的调解也就两次，中间几次车主和雇主找各种理由不来。”李乾源至今仍坚持，如果他们的态度好一些，能够诚恳地道个歉、请求宽恕，他不会一直追究。
不立案，调解终结。李乾源觉得再去找泉州市的信访部门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决定只向省级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过年前的最后一次回家，他仍抱着一丝侥幸找了福建省信访办的领导，不出所料，结论还是不变。他还曾多次给省长信箱发邮件，得到的答复也是无法立案、非法经营罪无法认定。与刚开始的愕然相比，李乾源已经能够很平静地面对了。
在此期间，对方及有关部门要反告他的传言一直不绝于耳，说泉州公安局要来找他算账。12月中旬，出差回来的李乾源看到了南安市交警大队寄给他单位的一封信，虽然措辞含蓄，但希望单位领导给予过问的意图很叫显。“单位领导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他们也感到很气愤”，在此之前，李乾源的同事大都不知道这件事。“这是我的私事，跟单位没有关系，我不想把个人的事带到工作的环境里。”李乾源不想让自己的公职牵涉其国。传言和来信相继到来的时候，愤怒之余，他感到了一丝害怕，2010年春节，担心遭到报复的李乾源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
2010年初，南安市政府提出要为整件事“埋单”的时候，李乾源一口回绝了，“我不是乞讨，不是向政府要钱，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理。”“两会”期间，他和对方在北京见了面，南安市政府明确提出赔偿40万，李乾源有些动摇了，他已经筋疲力尽。虽然一年来工作生活没有出大的纰漏，但他已经错过了太多发展机会。
一年得与失
弟弟李乾民出事的时候，李乾源调到现在这个期盼已久的岗位不到一个月，他壮志满怀地要好好工作、积累经验，横祸的降临让美好的计划和憧憬戛然而止，出国机会懒得去争取，托福、雅思和资格证的考试也懒得准备，弟弟的死让他完全失去了奋斗的热情。“其实我上高中后就很少跟弟弟见面了，他初中毕业后就出去做生意，我们一年也就见一两次面。”在李乾源的记忆里，兄弟俩有时候会吵架，弟弟对他这个大哥也常常不服气，暗暗竞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李乾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弟弟来北京玩。
爱写诗的李乾源用阶梯体的诗歌写了控告书、还为弟弟写了一首《满江红》的词。这一年来，他写的材料和文章大概有10万字。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寄来的报告和答复后面，几乎都有李乾源的批注。“幽默一下：警察调查希特勒的手下，他杀人了吗?没有!回过头来问希特勒：你杀人了吗?当然没有。于是得出结论：希特勒没有杀人。照猫画虎，之前某交警调查了车主、雇主没有犯罪‘现实’!!”在泉州市交警大队寄给他不予立案的信访件答复函后面，他如此写到。李乾源把泉州市公安局的报告称作‘三无报告”——“民事无赔偿、行政无处罚、刑事无立案”，他自己针锋相对地写了一份“三合报告”——合情、合理、合法，从事故示意图到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如何联合调查，再到怎样打击黑车，无所不包。
其实，李乾源对信访并不陌生，刚到单位时，他就在信访工作，“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时间长了之后才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老百姓真苦。”他觉得没有人会特别愿意大老远跑到北京来上访。“大部分信访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雖然帮助过很多来信访的人，但轮到自己维权时，最初的信心也在渐渐流失，“我一开始很有信心，首先我觉得自己维权能力比较强，其次有信访的工作经验、而且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资源，最重要的是，我一直相信理在我这边。”一路下来，他只剩下了一个感受：在中国维权太难了。“但我从来都没有绝望过，”李乾源相信正义和公理在他这边，“面对这件事，有的人选择拳头相向，有的人选择直接打官司，有的人甚至去堵政府大门，我的要求合情合理，我的行为理智、合法。”
上访一年多，李乾源的体会是信访的人先要会写三种文章：给领导的，要以情动人：给媒体的，要发掘其中的社会意义；给公检法的，则要懂法律，引经据典。其次要有证据意识，“很多老百姓的维权能力和意识不成比例，不懂得拿证据，最终，对自己有利的客观事实无法上升为法律事实。”第三还要有耐心，“现在的信访条例规定，有关部门15天内决定是否受理，60天内给予答复，必要情况下还可延长30天。这样一来，一个层级就需要105天，一层层下来，至少得一年多。”但对时间有限、能力不足、没学法律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同时具备这三样又是何其难。
在李乾源看来，维权之所以这么难，一个原因是信访过程中信息传递方式的片面性，社会底层的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逐级传递过程中急剧缩减、错漏，才会有这么多信访人拼命向上反映，以达上下信息均衡：另一个原因就是基层执法机构和人员的素质和知法、守法水平堪忧，再加上地方利益的盘根错节，使得很多明显的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
“弟弟的生命换来了我的进步”，李乾源平静地说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理智了。这一年他读了大大小小50本书，包括交通事故法规、公安法典、交通法典、疑难问题解析、刑事犯罪、交通肇事罪、车辆鉴定检测等等，从对交通事故纠纷完全不懂到熟知了其中的细节，一些专有名词的解释，他马上就能背出。“我跟一个朋友开玩笑，我现在已经完全具备去你们公安系统就职的资格了。”李乾源自嘲。为了引起媒体的兴趣，他甚至还读了新闻采编方面的书。
现在李乾源已经能够做到上班的时候不想这件事情了。前些天，他去了北京盘水桥一家书店，从午后两点直到晚上7点，买了几十本书。也许对这个走出校门5年多的年轻人来说，读书才能带给他最终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