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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07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以来各项方针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党的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温家宝说，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继续建设一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搞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档案保护。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坚持开展扫黄打非。
龙新民:
(全国人大代表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新闻出版总署正研究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
目前网络上盛行的博客、播客等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将着手根据其类别纳入管理范畴。从网络出版的角度，新闻出版总署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 我们将在充分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维护健康、活跃的互联网出版环境。我们必须看到，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监管措施和手段都面临新的考验，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宠因其定性难，成为新课题之一。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规定出台后，将对属网络图书、报刊等网络出版活动规范管理，并为网络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繁荣提供良好的服务。
赵启正：
（全国政协委员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网络媒体对青少年教育负有责任
网络媒体对青少年教育负有责任。网络媒体应该考虑到受众对象是广泛的，对不适合少年儿童的内容，应该自行节制。网络媒体传播的内容，不能违反国家利益，危害民族团结，有碍青年成长。网络文化建设事关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广大青少年伴随着互联网成长，互联网对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媒体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现在网上低俗之风屡禁不止，赌博、欺诈等各类网络犯罪严重危害网络环境，广大群众特别是家长和老师对此深恶痛绝，强烈呼吁建设网络文明，净化网络环境。网络媒体始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做到不制作发布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稳定、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的有害信息；不为淫秽色情、诈骗、赌博、暴力等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不发送垃圾短信、垃圾邮件、庸俗广告；不运行违法游戏，不提供危害信息安全的网络工具。
沈仁干：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
如何加强版权法律保护的几点建议
版权产业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盗版，建议加强版权法律保护，促进版权产业发展。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版权产业还不够发达，阻碍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侵权盗版是当前阻碍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致命因素。他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国际数据公司(IDC)200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我国软件盗版率下降10个百分点，全国整个信息技术产业收入到2009年将会是2005年的3倍。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产值会因此增加870亿美元，本地软件产业产值将超过670亿美元，政府将增加65亿美元的税收。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盗版对发展版权产业的危害。
如何加强版权法律保护，严厉打击侵权盗版，促进我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建议是：
进一步完善健全版权法律。首先是修订现行著作权法，对扼杀创新精神、严重制约版权产业发展、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盗版行为加大制裁力度，特别是刑事制裁力度。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特别是盗版行为的司法审判，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省市以及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高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加强中央和地方，特别是地市一级的版权行政执法力量，切实改变“越是需要执法的地方，行政执法力量越弱”的状况。加强知识产权法律的宣传普及工作。首先是加强对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宣传工作。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向中央政治局看齐，带头学习知识产权法律，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使他们能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工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把它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完善和落实责任制。尽快建立和健全版权集体管理机构，充分发挥版权行业协会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积极宣传版权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和企业，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和企业的带头示范作用。
于友先:
（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署署长）
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才是“走出去”的真正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国的出版物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这个现实差距。然后要认识到，我国的出版物只有在国外一些主流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需求，才能起到作用。不是我们想走出去，就可以走出去的。过去我们在版权贸易当中，只给一少部分国外的汉学家提供文史方面的知识。现在应该看到，已经拓宽了这个路子，我们现在在国外办了一百多个孔子学院，提供学中文的图书，这样我们的“走出去”就有了市场。有了市场就一定要做好，现在很多外国人和海外侨胞都在学习中国文化，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教汉语，同时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这才是我们“走出去”的真正意义所在。
现在往往是我们的翻译太生硬，不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同时翻译水平差，因此我们应该请一些懂外国文化的中国专家学者来翻译，也请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专家审议，在这方面一定要多花气力。于委员还主张，针对不同的国家，多搞一些双语对照的少年儿童出版物。这样便于外国孩子的学习，更好地理解原著。他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热情就会更加高，也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渠道了解中国文化，当然这对形成我们出版业的“走出去”需求是很重要的。
桂晓风：
（全国政协委员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
要创新出版方式
《于丹〈论语〉心得》的成功，增加了出版界对出版传统文化、古代经典的信心，增加了对读者的信心、对出版市场的信心。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要创新出版方式，不能简单地运用原来的方法出书。要用现代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用现代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表现，用现代研究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补充。同时，一定要注意出版物的通俗化，倡导大学者写“小作品”，新闻出版总署应加强对通俗文化出版物的规划和奖励；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俗读物，作为通向古代典籍的桥梁；要加强与强大媒体的互动；要在出版界倡导薄利多销意识，加强行业自律，降低出版成本，合理定价，有力打击盗版。
聂震宁：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
两税合一有利出版业发展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是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我认为该法如获通过，对文化体制改革，对出版社转制为企业以及今后的发展，都将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聂震宁委员认为，两税合一，令人振奋。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从整体上讲，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也是我国经济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举措。
杨澜：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主持人）
应看重外文原版书的市场潜力
我觉得中国市场上中文版的引进书比较多，这很好；但是有的书如能在国内出版一些英文的原版作品会不会更好？当然有时候考虑到发行量，翻译过来的中文版可能更好卖一些；但是阅读外文版那种很解渴的感觉又是中文版难以代替的。相信图书市场上有一些原版书是可以发行的，现在懂外文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学习阅读原著的热情和积极性都会有，一些好的作品适当引进英文版权会有一定市场的。
周海婴：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
出版多种版本满足多方需求
“要为老百姓着想”。出版图书要分几类，如豪华的、讲究装帧的经典书。同时还要出一些普及本，甚至更便宜的，同一种书出到两三种版本，才能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出书总要想到为谁出，给谁看。现在卖得好的好书，为什么不可以出一些普及本，把价格降下来呢？既然编辑费、成本费已经算掉了，那廉价的普及本就等于现在“盗版价”了，六七块钱，也还有利润嘛，那么盗版不就没有市场了。跟作者说清楚，书出得多了，廉价的、普及的，给农村的，给贫民的，用再生纸印刷都行，看完可以扔掉。作者少拿点钱，但数量大嘛，他还是会愿意的。所谓堵塞盗版渠道，要给贫困读者留一条路，他有这个力量买五块钱的正版书，他就不会再去买盗版书。
欧可平：
（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建议对教材出版进行听证
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后，教材成了“摇钱树”，可能会使免费新政落了空。建议对教材出版实行听政，由经济、新闻、学生家长、主管部门进行价格听证，最终确定价格。据调查了解，国家不准收学杂费后，学校、主管部门、出版社纷纷打起了教材的主意。一套教材，全年定价是70元，第二年出版时，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版本不同，出版社不同，但价格也不同了，70元的教材变成了90元，甚至更高。随着教材价格的提高，国家减免的学杂费又被教材的涨价“吃”掉了，学生享受的是“空壳”减免政策。教材问题，可以说是教育中的最大腐败。虽然近年来推行了教材招标，但那只是一个幌子，人家早已做好了“工作”，最终获准出版发行的在投标之前早已确定了。教材出版要实行听证制度，要邀请经济、新闻、学生家长、主管部门进行价格听证，最终确定价格。对出版社应该进行质量、价格的约定，主管部门应严格管理，只有真正遏制住教材的腐败，才能使减免政策落实到实处。
弥松颐：
（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编校合一是“无错不成书”的根源
图书差错率高有很多原因，校对不把关、校对员水平低是出差错的重要原因。在这当中校对把关至关重要。有些报社、杂志社，甚至出版社取消了校对编制，采编校合一，表面工序很多，实际就是一个人。这怎么能不出错！
袁志发：
（全国政协委员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
图书质量“太多太滥”缘起出书门槛低
说到图书质量，人们就说“太多太滥”。怎么叫太多？就是出书的门槛太低，很多没必要出的书、不该出的书出了。一些买书号出的书，买卖双方自愿：出书的人为了出个名，出版社为了赚点钱。最突出的是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出的书，把一些讲话、报告收集在一起就出书。这些书有必要再出吗？他是名利双收了，但是图书市场增加了混乱，也浪费了纸张材料。所以领导干部必须自律，外界也总得有个约束。
李卓娟：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景东县一中副校长）
要大力清理文化垃圾
在一些边远农村地区，拿出一元钱都很不容易，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天价。雪上加霜的是，某些教辅书价格偏高、质量低劣等问题还比较严重。非常误人子弟。
目前孩子们爱读的课外书令人担忧。在巡查课堂或者自习课时，我曾没收过不少被学生们看得如痴如醉的书——多数是小开本、内容不够健康的图书，尤以日本漫画为多，租看一天只要一毛钱。在这些书中，几乎没有《红楼梦》等经典名著。这使我不由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方向偏了。成长期的少年有强烈好奇心，又缺乏辨别能力，如果市场上大量不良出版物占领了我们的主阵地，他们将很容易被坏的内容吸引。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清理文化市场力度，同时家长、学校乃至全社会联合起来对中学生阅读给予必要的引导。
席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旌旗席殊书屋公司总裁）
图书设计要以阅读功能为前提
说图书质量，不能不提及版式设计。好的图书设计是阅读者的第一感觉。但现在有些图书好像在“创新”，注重了画面感觉，却没有考虑到阅读性，这是书家大忌。图书设计有标准吗？有，就是大家共同的阅读习惯。比如字体，我们一般很熟悉的是书宋、报宋，一种最容易接受的形式、甚至是暗示性的习惯，包括字号大小，行距、字距的大小，都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不是你一拍脑袋想打破就打破的。但是现在有些设计师没有考虑、或者自己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版式设计上搞得人非常不舒服。在我印象中比较专业的设计师，如三联的陆智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吕敬人，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又非常适合大众阅读习惯。这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石汉基：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汉荣书局董事 总经理）
书价其实并不贵
有人投诉书价太贵，我就说，你应该接受。以前书很便宜，但是你看到书的种类很少。现在价钱虽然贵一点，但两三千本都可以出版，你至少有机会看到很多品种，增加选择机会。买不买由你选择。我还劝他们用图书跟别的东西比较，以前别的东西什么价？现在什么价？这样一比较，你就会觉得不那么太贵。
温家宝说，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继续建设一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搞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档案保护。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坚持开展扫黄打非。
龙新民:
(全国人大代表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新闻出版总署正研究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
目前网络上盛行的博客、播客等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将着手根据其类别纳入管理范畴。从网络出版的角度，新闻出版总署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 我们将在充分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维护健康、活跃的互联网出版环境。我们必须看到，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监管措施和手段都面临新的考验，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宠因其定性难，成为新课题之一。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规定出台后，将对属网络图书、报刊等网络出版活动规范管理，并为网络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繁荣提供良好的服务。
赵启正：
（全国政协委员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网络媒体对青少年教育负有责任
网络媒体对青少年教育负有责任。网络媒体应该考虑到受众对象是广泛的，对不适合少年儿童的内容，应该自行节制。网络媒体传播的内容，不能违反国家利益，危害民族团结，有碍青年成长。网络文化建设事关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广大青少年伴随着互联网成长，互联网对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媒体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现在网上低俗之风屡禁不止，赌博、欺诈等各类网络犯罪严重危害网络环境，广大群众特别是家长和老师对此深恶痛绝，强烈呼吁建设网络文明，净化网络环境。网络媒体始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做到不制作发布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稳定、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的有害信息；不为淫秽色情、诈骗、赌博、暴力等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不发送垃圾短信、垃圾邮件、庸俗广告；不运行违法游戏，不提供危害信息安全的网络工具。
沈仁干：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
如何加强版权法律保护的几点建议
版权产业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盗版，建议加强版权法律保护，促进版权产业发展。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版权产业还不够发达，阻碍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侵权盗版是当前阻碍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致命因素。他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国际数据公司(IDC)200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我国软件盗版率下降10个百分点，全国整个信息技术产业收入到2009年将会是2005年的3倍。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产值会因此增加870亿美元，本地软件产业产值将超过670亿美元，政府将增加65亿美元的税收。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盗版对发展版权产业的危害。
如何加强版权法律保护，严厉打击侵权盗版，促进我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建议是：
进一步完善健全版权法律。首先是修订现行著作权法，对扼杀创新精神、严重制约版权产业发展、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盗版行为加大制裁力度，特别是刑事制裁力度。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特别是盗版行为的司法审判，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省市以及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高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加强中央和地方，特别是地市一级的版权行政执法力量，切实改变“越是需要执法的地方，行政执法力量越弱”的状况。加强知识产权法律的宣传普及工作。首先是加强对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宣传工作。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向中央政治局看齐，带头学习知识产权法律，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使他们能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工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把它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完善和落实责任制。尽快建立和健全版权集体管理机构，充分发挥版权行业协会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积极宣传版权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和企业，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和企业的带头示范作用。
于友先:
（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署署长）
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才是“走出去”的真正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国的出版物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这个现实差距。然后要认识到，我国的出版物只有在国外一些主流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需求，才能起到作用。不是我们想走出去，就可以走出去的。过去我们在版权贸易当中，只给一少部分国外的汉学家提供文史方面的知识。现在应该看到，已经拓宽了这个路子，我们现在在国外办了一百多个孔子学院，提供学中文的图书，这样我们的“走出去”就有了市场。有了市场就一定要做好，现在很多外国人和海外侨胞都在学习中国文化，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教汉语，同时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这才是我们“走出去”的真正意义所在。
现在往往是我们的翻译太生硬，不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同时翻译水平差，因此我们应该请一些懂外国文化的中国专家学者来翻译，也请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专家审议，在这方面一定要多花气力。于委员还主张，针对不同的国家，多搞一些双语对照的少年儿童出版物。这样便于外国孩子的学习，更好地理解原著。他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热情就会更加高，也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渠道了解中国文化，当然这对形成我们出版业的“走出去”需求是很重要的。
桂晓风：
（全国政协委员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
要创新出版方式
《于丹〈论语〉心得》的成功，增加了出版界对出版传统文化、古代经典的信心，增加了对读者的信心、对出版市场的信心。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要创新出版方式，不能简单地运用原来的方法出书。要用现代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用现代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表现，用现代研究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补充。同时，一定要注意出版物的通俗化，倡导大学者写“小作品”，新闻出版总署应加强对通俗文化出版物的规划和奖励；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俗读物，作为通向古代典籍的桥梁；要加强与强大媒体的互动；要在出版界倡导薄利多销意识，加强行业自律，降低出版成本，合理定价，有力打击盗版。
聂震宁：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
两税合一有利出版业发展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是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我认为该法如获通过，对文化体制改革，对出版社转制为企业以及今后的发展，都将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聂震宁委员认为，两税合一，令人振奋。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从整体上讲，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也是我国经济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举措。
杨澜：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主持人）
应看重外文原版书的市场潜力
我觉得中国市场上中文版的引进书比较多，这很好；但是有的书如能在国内出版一些英文的原版作品会不会更好？当然有时候考虑到发行量，翻译过来的中文版可能更好卖一些；但是阅读外文版那种很解渴的感觉又是中文版难以代替的。相信图书市场上有一些原版书是可以发行的，现在懂外文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学习阅读原著的热情和积极性都会有，一些好的作品适当引进英文版权会有一定市场的。
周海婴：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
出版多种版本满足多方需求
“要为老百姓着想”。出版图书要分几类，如豪华的、讲究装帧的经典书。同时还要出一些普及本，甚至更便宜的，同一种书出到两三种版本，才能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出书总要想到为谁出，给谁看。现在卖得好的好书，为什么不可以出一些普及本，把价格降下来呢？既然编辑费、成本费已经算掉了，那廉价的普及本就等于现在“盗版价”了，六七块钱，也还有利润嘛，那么盗版不就没有市场了。跟作者说清楚，书出得多了，廉价的、普及的，给农村的，给贫民的，用再生纸印刷都行，看完可以扔掉。作者少拿点钱，但数量大嘛，他还是会愿意的。所谓堵塞盗版渠道，要给贫困读者留一条路，他有这个力量买五块钱的正版书，他就不会再去买盗版书。
欧可平：
（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建议对教材出版进行听证
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后，教材成了“摇钱树”，可能会使免费新政落了空。建议对教材出版实行听政，由经济、新闻、学生家长、主管部门进行价格听证，最终确定价格。据调查了解，国家不准收学杂费后，学校、主管部门、出版社纷纷打起了教材的主意。一套教材，全年定价是70元，第二年出版时，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版本不同，出版社不同，但价格也不同了，70元的教材变成了90元，甚至更高。随着教材价格的提高，国家减免的学杂费又被教材的涨价“吃”掉了，学生享受的是“空壳”减免政策。教材问题，可以说是教育中的最大腐败。虽然近年来推行了教材招标，但那只是一个幌子，人家早已做好了“工作”，最终获准出版发行的在投标之前早已确定了。教材出版要实行听证制度，要邀请经济、新闻、学生家长、主管部门进行价格听证，最终确定价格。对出版社应该进行质量、价格的约定，主管部门应严格管理，只有真正遏制住教材的腐败，才能使减免政策落实到实处。
弥松颐：
（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编校合一是“无错不成书”的根源
图书差错率高有很多原因，校对不把关、校对员水平低是出差错的重要原因。在这当中校对把关至关重要。有些报社、杂志社，甚至出版社取消了校对编制，采编校合一，表面工序很多，实际就是一个人。这怎么能不出错！
袁志发：
（全国政协委员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
图书质量“太多太滥”缘起出书门槛低
说到图书质量，人们就说“太多太滥”。怎么叫太多？就是出书的门槛太低，很多没必要出的书、不该出的书出了。一些买书号出的书，买卖双方自愿：出书的人为了出个名，出版社为了赚点钱。最突出的是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出的书，把一些讲话、报告收集在一起就出书。这些书有必要再出吗？他是名利双收了，但是图书市场增加了混乱，也浪费了纸张材料。所以领导干部必须自律，外界也总得有个约束。
李卓娟：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景东县一中副校长）
要大力清理文化垃圾
在一些边远农村地区，拿出一元钱都很不容易，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天价。雪上加霜的是，某些教辅书价格偏高、质量低劣等问题还比较严重。非常误人子弟。
目前孩子们爱读的课外书令人担忧。在巡查课堂或者自习课时，我曾没收过不少被学生们看得如痴如醉的书——多数是小开本、内容不够健康的图书，尤以日本漫画为多，租看一天只要一毛钱。在这些书中，几乎没有《红楼梦》等经典名著。这使我不由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方向偏了。成长期的少年有强烈好奇心，又缺乏辨别能力，如果市场上大量不良出版物占领了我们的主阵地，他们将很容易被坏的内容吸引。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清理文化市场力度，同时家长、学校乃至全社会联合起来对中学生阅读给予必要的引导。
席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旌旗席殊书屋公司总裁）
图书设计要以阅读功能为前提
说图书质量，不能不提及版式设计。好的图书设计是阅读者的第一感觉。但现在有些图书好像在“创新”，注重了画面感觉，却没有考虑到阅读性，这是书家大忌。图书设计有标准吗？有，就是大家共同的阅读习惯。比如字体，我们一般很熟悉的是书宋、报宋，一种最容易接受的形式、甚至是暗示性的习惯，包括字号大小，行距、字距的大小，都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不是你一拍脑袋想打破就打破的。但是现在有些设计师没有考虑、或者自己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版式设计上搞得人非常不舒服。在我印象中比较专业的设计师，如三联的陆智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吕敬人，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又非常适合大众阅读习惯。这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石汉基：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汉荣书局董事 总经理）
书价其实并不贵
有人投诉书价太贵，我就说，你应该接受。以前书很便宜，但是你看到书的种类很少。现在价钱虽然贵一点，但两三千本都可以出版，你至少有机会看到很多品种，增加选择机会。买不买由你选择。我还劝他们用图书跟别的东西比较，以前别的东西什么价？现在什么价？这样一比较，你就会觉得不那么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