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年时期的游历生活，对毛泽东影响极大。
　　游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顾炎武曾谓：春秋以后，游士日多。尤其是在青年文士心中，“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是他们对游历生活的接续唱叹。这种仗剑远游的传统，既源于儒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学思想，又浸染着墨家任侠苦行的精神。特别是生逢乱世之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情怀和担当，更成为青年书生的价值追寻。
　　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时代，也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维新志士谭嗣同感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神州陆沉，豪杰辈出。青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的舞台，并一步步走到舞台的中心。一个农家子弟，何以开辟出如此的丰功伟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和毛泽东的游历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17岁之前的毛泽东，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他的脚下反复丈量的无外乎韶山冲的那片山水田地，以及外婆家唐家圫的沟渠河汊;接受的教育也是传统的《三字经》《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家思想。但那颗游荡不羁的意念种子却早已埋下。
　　培育这颗种子的土壤有多个层面，首先是家庭环境。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虽是个农民，但也有着较为不凡的经历。他曾因为负债外出当过兵，后来又做过生意，把一个贫困家庭经营得比较富裕，算是比较有能力的人。但他性情暴躁，在毛泽东的眼里是位“脾气很坏”的“执政党”，动辄就武力相向。这种家庭环境，培养了毛泽东的叛逆性格。
　　其次是会党影响。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各种矛盾的积蓄，致使会党昌兴，湖南情况尤甚。在1900年自立军起事、1904年长沙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和1911年湖南光复中，都有湖南会党的身影。这种浓郁的会党之风，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如他所说，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毛泽东忆述当时情形说：“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留在毛泽东记忆深处的，是领导抢米风潮的会党首领“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更直接的是其后在韶山发生的哥老会会员与当地地主的冲突，领导农民揭竿而起的“彭铁匠”最终被捕砍头，但在毛泽东心中，他却“是一位英雄”。1911年，毛泽东自己家里也遭到灾民劫掠，将他父亲贩运的一船米给劫去了，而毛泽东对父亲的遭遇并不表同情。
　　再次是从书中感受到的侠义精神和游民文化。毛泽东虽然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但他“不喜欢那些东西”。他喜欢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包括《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如学者王学泰所指出的，是反映游民意识的载体，毛泽东说他“深受这些书的影响”。
　　已经养成“反叛性的青年头脑”的毛泽东，在反抗封建家长压迫和农村沉闷窒息环境的同时，也开始尝试游历生活。其中一个不成功的事例，是在他13岁的时候，一次由于逃学而离家出走。在外漂泊三天之后，毛泽东这样说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才真正开启了他称得上“游历”的远足。“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这时我是十六岁。”16岁是周岁，虚岁应该是17岁。从此，毛泽东的脚步迈出了韶山的乡土，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青年阶段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的标准，青年的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历史不无巧合，按照这一标准，毛泽东的青年时期正是他走出乡村再到重返乡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青年毛泽东舞出了人生中的一个圆舞曲。据此考察青年毛泽东的游历生活，可以将其分为求学、探索和革命三个阶段。

二

　　从1910年秋天考入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到1918年6月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这是毛泽东的求学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毛泽东的成长阶段，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政治观念是思想层面的，社会行动是实践层面的，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而这又都离不开他的游历生活。
　　虽然1910年前往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毛泽东第一次远离家乡，他也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但这还称不上真正的游历，毕竟才走了50里路。求学阶段，毛泽东的游历生活更为曲折、丰富。
　　军旅行伍。求学的毛泽东，怎么又会去当兵呢？看似突兀的生活，却有着它自身的运行轨迹。东山小学堂给毛泽东开启了一扇思想的窗户，让他在传统文化之外，接触到了一些外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康梁的维新变革思想，更是让他“心悦诚服”地崇拜。透过这扇窗户，毛泽东期冀更广阔的世界，1911年春他考入了位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在这里，毛泽东通过阅读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等，更深入地接触了社会新思潮，他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甚至一度提出，“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在思想渐趋激进的背景下，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后，湖南戒严，长沙城内形势紧张。在听了一个革命党号召建立民国的演讲后，毛泽东决心加入革命军。他先是想去湖北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借了些旅费后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发去汉口。这时革命军已经沿着粤汉路向长沙进军，毛泽东又重新回到长沙城中。10月22日，长沙起义，湖南宣布独立。投笔从戎的思想一直支配着毛泽东，虽然学校里也组织了学生军，但他“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完成革命”。月底，毛泽东成了驻长沙的起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 　　军旅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的回忆比较简单，主要是阅读《湘江日报》等报刊。而据他的好友萧三回忆：毛泽东所在的连队驻扎在法院中，尚未开始作战。除了正规训练外，这些新兵须做许多琐碎之事。搬到新营房时，他们得为军官搬运床板、被褥、衣筐和其他东西。最甚的是，一些士兵每天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打水，路途是很遥远的。毛泽东的饷银是每月七元，这些钱一部分被他用来买水（毛泽东自己也说，他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另外就是买报来读，阅读报纸能够使毛泽东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段军旅生活虽然很短，但还是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毛泽东的经历。比如，在军队中他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并替他们写了不少的信。另外，他还结交了湖南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他通过读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行乞游历。求学期间的外出游历，代表性的当是1917年暑假他与萧瑜的“行乞”经历。萧瑜，字子升，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关于这段行乞游学经历，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有简单讲述;萧瑜则在一本名为《我与毛泽东行乞记》的书中作过详细披露，该书后以《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为名在大陆出版。至于这趟游学的起因，毛泽东说是他1916年在《民报》上读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这使他大为感动，并决定以他们为榜样，先来游历湖南;萧瑜则说是他提议发起了这趟行程。不管起因如何，萧瑜的讲述为我们了解這次行乞游学的历程提供了详细材料。随身只携带了雨伞和一个小包裹、身无分文的两个年轻人，在这趟历时一个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近千里的游历中，经历了颇为传奇的遭遇。
　　比如，坐“霸王船”强渡湘江：启程当天，为了过湘江西上，他们俩强行登上一艘收费的小渡船，到岸后在船夫的呵斥声中竟扬长而去。投诗行乞刘翰林：出长沙后，为解决饥饿问题，他俩合作写了一首诗投送给当地一位姓刘的退隐翰林，诗中写道：“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最终竟获得40枚铜元的馈赠。造访何叔衡家：途中，他们专程造访一师同学何叔衡，当一路打探到达何叔衡位于宁乡县杓子冲的家时，已是深夜时分。探寻沩山密印寺：密印寺是禅宗沩仰宗的起源地，已有千年的传承，在这里毛泽东、萧瑜与寺院方丈探讨了宗教问题。安化卖字：在安化县城，为了付早餐的费用，他们给店铺送上撰写的对联以换取酬劳。大闹益阳县衙：到达益阳后，得知县长曾是一师教员张康峰后，两人上演了一场“乞丐拜访官吏”的好戏，在遭受县府卫兵、门房的种种责难后，终成县长的座上宾……当然，整个行程也并非如毛泽东后来所讲的“不论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的，呵斥、辱骂、碰壁的场景是难免的。无论如何，这趟行程顺利完成了，两人也是获益匪浅。
　　在毛泽东来说，类似这样的游学经历还不止一次。比如1917年9月16日，他和同学张昆弟游览了湘潭的昭山，并夜宿昭山寺;9月30日，和同学罗学瓒、李端纶、张超、邹蕴真、彭道良等16人乘船环游长沙水陆洲;1918年春，他更是与好友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又游历了半个多月。当然，这一时期的游历，大多是漫无目的地游逛。随着岁月的增长，毛泽东的游历也发生着变化。

三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踏出了进入社会的脚步。从1918年8月的北京之行开始，到1921年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止，这一时期可称为青年毛泽东的探索阶段。
　　首次北京行。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从长沙出发去北京筹备相关事宜，一直到次年的3月12日返回湖南，毛泽东用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他的首次北京之行，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行前，在给舅父的信中，他虽说“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但事实上他是准备着远渡重洋去往异国他乡勤工俭学的。这趟行程，对毛泽东来说，颇为艰难，也颇有收获。
　　说到艰难，主要是资金短缺使他到处捉襟见肘。旅费是向朋友借的，到了北京之后的生活，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是十分困苦的”。刚开始，他们借住在老师杨昌济的家中，后来，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又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在三间小屋里睡通铺大炕，“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隆冬时节，几个人只有一件大衣，“气温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轮流穿着大衣出去”。毛泽东到北京，本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也因为经济拮据等原因，最终留了下来。为了在北京生活，他经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一名助理员，以打扫卫生、登记图书报刊借阅等，换取每月八块大洋的薪水。薪水不多，与他1911年在长沙当兵时的饷银相差无几，更主要的是，这里的氛围并不让毛泽东满意，“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再加上一些其他事情，使毛泽东感觉“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这样的生活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困难可想而知。
　　说到收获，首先是游历的范围更加广阔。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在许昌停留了一两天。据罗章龙回忆：润之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在北京，毛泽东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做过调查，游览过莲花池公园。故宫和北海公园，更是见证了他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在那里他们一同漫步，看洁白的梅花盛开，看倒垂湖面的杨柳依依，“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他还和萧三、罗章龙一起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 　　除了视野上的开拓，思想上的收获亦是不少。北京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才汇聚。毛泽东积极接触新思想、新人物、新报刊，汲取精神养分。就接触的人物来说，包括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此外还有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等当时的一批青年才俊。就思想来说，他在天安门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通过和邓中夏的交流，增强了思想的激进性;与无政府主义派的朱谦之也有颇多交往;邵飘萍创办的《京报》也对他有很大帮助;和老师杨昌济、黎锦熙以及同学们的交流也增长了他的见识。总之，新鲜的思想和见闻，充斥了他的头脑。
　　再度北京行。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毛泽东，回到湖南之后，很快将其转化为行动。以新民学会为基点，改组并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响应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创办《湘江评论》，积极传播新思想，号召民众的联合，关注现实问题;领导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等等。
　　正是驱张运动，促成了毛泽东的再度北京行。1919年12月6日，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湖南学联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为了取得社会各界支持并向当局请愿，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赶赴北京。驱张运动促成了毛泽东的这趟行程，但收获却不只是驱张运动的胜利，而更在其思想上的蜕变。
　　在领导开展驱张运动的同时，毛泽东思考的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新湖南。这牵扯到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大源”的问题，亦即思想主张的选择。当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没有最终定型，新村主義、工读互助运动、自治运动等都还吸引着他。1920年2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作了介绍，认为很有趣味。1920年3月14日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他讲到，“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思想上的求索，是毛泽东第二次北京行的主要收获。到北京后，毛泽东交往广泛、多方游历。他多次拜访黎锦熙，与他探讨根本解决湖南问题的方式。和李大钊的交往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祈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的，由此他与李大钊的交往更为深入。后来在陕北时期，毛泽东曾回忆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帮助，主要体现于给毛泽东介绍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由此使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段回忆，尽管细节上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才出版的，倒是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1920年3月首次刻印了《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但毛泽东思想上的转变是确切无疑的。
　　1920年4月1日，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的“湖南改造促进会”在上海成立，为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再加上为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送行，毛泽东于4月11日带着思想上的满满收获，离开北京赶赴上海。途中，毛泽东专程游览了曲阜，“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还顺带参观了天津、济南、南京等地，登游了泰山。
　　上海之行。从北京启程后，毛泽东一路漫游了25天，直到5月5日才抵达上海。如果说第二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广泛阅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初步建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那这次上海之行更加坚定了他为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初到上海后，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曾经向往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等几个一师同学，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实践证明，没有现实基础的乌托邦理想，就如肥皂泡一样，虽然美丽但一戳就破。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一同工读互助的彭璜也说，“这种工读的生活”，“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现在竟不能说不失败”。
　　工读互助团的试验以失败告终，但对毛泽东来说未必不是好事，这既证明种种主义皆走不通，逼得他不得不新发明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俄国的道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我们不得不说，毛泽东是幸运的。在上下求索进行思想上的比较选择时，在北京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在上海他又得到了陈独秀的引导。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毛泽东还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至此，毛泽东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破茧成蝶，并在1921年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踏上了为革命而奔波的新历程。相比于前期主要是思想上的探索和成长，此后他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实践的躬行上。读破了万卷书，路依然要探索前行。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工作不断发展，毛泽东的游历范围也得到了极大拓展。当然，对毛泽东来说，这时已不是恰同学少年时的学生，而是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游历便不能再如以往那样漫无目的，而有了明确目标——为了革命。
　　从党的一大结束后游历杭州、南京一带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开启新的革命阶段止，毛泽东主要奔波于湖南、上海、广东等地，因此这一时期他活动的足迹也多在这些地方。其中，集中的、代表性的游历活动有两次：一是1925年2月，在韶山等地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一是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的为期32天的农村考察。
　　1925年韶山调查。毛泽东这次回韶山，主要是养病。自中共一大后踏上革命征途，毛泽东的脚步似乎就没有停歇过，在湖南领导工农运动，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去广州与国民党合作，一直忙碌不停。1924年12月，因工作过于劳累他患了病，神经衰弱，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于1925年底回到湖南疗养。
　　也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这次从上海回湖南，是工作不顺受到了排挤。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秘书，从而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积极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受组织安排，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负责，毛泽东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胡汉民秘书的身份兼任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因胡、叶之间的矛盾等原因，毛泽东受到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的排挤。1924年11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回湖南休养前，他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主任的名义，领衔14人联名致信途经上海北上的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的经费问题和工作状况，直言“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要求派员解决”。就中共党内来说，这时候毛泽东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也有意见分歧，而陈独秀又有明显的家长制作风，容不得不同意见。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连原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也没能继续当选。有论者指出，毛泽东这次“回湘养疴”，“恐怕还有别的原因，诸如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麻烦和在中共党内同陈独秀的关系等等。要不然，他不会在就要召开中共四大的时候，离开政治中心”。

　　这次回湘，既是养病又携家带口，自然不能像往常那样四处漫游。毛泽东主要是以“行人家”，也就是串门的方式游历，范围主要在韶山。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到韶山。在这里，他一边养病一边做些社会调查，到朋友、同学、亲戚和左邻右舍农家走访，或邀请亲友到韶山南岸家中，谈家常、讲时事。此外，还访问了韶山一带的知名人士，如老学者毛简臣、李漱清，开明士绅庞坦直等。4月份的时候，他还去了趟安化，待了八到十天。通过这些接触和调查，毛泽东更深入地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更为重要的收获是，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鸿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透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为如何解决革命的敌我友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为科学制定革命政策和策略奠定了基础。
　　1927年湖南五县考察。1925年8月，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由于领导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特别是“平粜阻禁”谷米斗争的不断胜利，触怒了当地利益集团，在韶山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的告密下，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一纸逮捕密令使毛泽东不得不踏上转赴广州的旅程。到广州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主要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领导开展宣传工作，但他的兴趣却是农民问题。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全国革命中心转移到武汉、上海等地。1926年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这时，中共中央也决定组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农民运动的中心当时主要集中于湘、鄂、赣、豫四省，毛泽东由此也转而北上。1926年12月，在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后，基于对农民运动相关问题的思考，他决定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这便有了1927年湖南五县的考察。
　　具体行程如下：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的陪同下，从长沙启程前往湘潭。此时的毛泽东，一如上学时的行乞游历那样，仍是脚穿草鞋，手执雨伞，没有多少行李。1月4日至9日，他们先后在湘潭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在韶山期间，在与农协干部毛福轩、王淑兰等人谈话时，毛泽东提到，“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月9日至14日，在湘乡县考察。毛泽东特意去了趟唐家坨的外祖父家，在和舅父、表兄等人座谈时说，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在湘乡县城，他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询问农会组织、农民武装等问题，指出农民要有自己的武装，要组织农民自卫队。1月15日至23日，在衡山县考察。他先后去了白果、福田铺、宋家桥等地，考察中当听说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时，他鼓励农协干部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讓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衡山考察结束时，在出席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协及各界团体举行的欢送会上，毛泽东指出，农民要团结起来，提防反动派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1月24日，回到长沙，并在长沙郊区考察。1月27日至2月3日，在醴陵考察。在醴陵县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听取当地农运情况，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等问题。他还到城郊和东富寺作了考察。2月4日，再次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邀请农协负责人座谈，了解长沙农运情况。2月5日，毛泽东历时32天的湖南五县考察宣告结束，原来计划中要考察的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地，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成行。 　　湖南五县考察的最大收获，是毛泽东其后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通过实地考察，答复了中共党内外对于农民斗争的各种责难和疑问，敘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这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成为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对于进一步推动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两万多字，先是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首刊，后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由长江书店印发了单行本。瞿秋白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称赞毛泽东和彭湃一样，是“农民运动的王！”这篇考察报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共产国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这篇报告，这也是毛泽东第一篇被译介到国外的文章。

五

　　不无巧合的是，青年毛泽东以游历方式开启了从农村迈进城市的道路，从韶山冲这个小乡村起步，进而到了湘乡县、长沙市;又从湖南出发，进而北京、上海、广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又转而北上武汉、南昌等地。游历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奋进后，毛泽东的视线却又重新转向了乡村，注目于农民和农村问题。青年毛泽东以自己的脚步画了一个圆，看似简单的回归，实际上却是艰辛探索、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这样的回归，相比于他的起步，已经有了质的变化。随后爆发的土地革命，以及毛泽东领导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青年时期的游历生活，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那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状态，成为他灵魂深处的畅意，神往不已。毛泽东曾评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对于这位地理学家的经历，毛泽东一直心向往之。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他“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直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这个支票，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想搞这个事”。他还特意向与会者推荐了《徐霞客游记》，讲了一通徐霞客的事迹，说徐霞客一辈子就是走路，全国差不多都走遍了。骑马沿黄河而上到其源头，再从长江源头顺流而下进行考察，成为毛泽东一生中的三个愿望之一。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毕竟，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青年。（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编辑三处处长，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