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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和李鸿章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成长均受曾国藩较大影响，又都以洋务著称，也都因洋务而获骂名。二人同年入仕，彼此之间相知相敬以莫逆之交保持终身，但两人的人生际遇却几乎天壤之别。李鸿章自从靠洋枪队发家之后，因见识开明与操办洋务一路飞黄腾达，封侯拜相，位极人臣，成为晚清首屈一指的世界级名人。而郭嵩焘却因更高水平的洋务见识致使仕途挫折，只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当过两三年的实权派，其他时间大多赋闲，偶尔出仕也只是高参之类闲差，风云际会地作为首任出使钦差之后更是早早地“身败名裂”。
郭嵩焘是个老实人。曾国藩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学者刘蓉说他“莹彻无暇”，李鸿章也说他“学识宏通，志行坚卓”，应该都是比较贴切的。话虽然说得很好听，全是正面评价，但其实和李鸿章所说郭嵩焘有“呆气”完全是一个意思。咸丰九年，郭嵩焘以钦差的身份赴山东稽查财政，一路费用自理，“不住公馆，不受饮食”，行“历来钦差所未闻”之事。大才子王闿运评价：“君（郭嵩焘）何为若是，是特中涤公（曾国藩）之毒耳。”郭嵩焘一本正经，说我中曾国藩的毒，那曾国藩就是中了古今圣贤之毒。在郭眼中，曾国藩形象太完美了。其实，人家曾国藩是干大事的人，是一时枭雄，标榜纲常名教、道德文章只是做官为人的手段而已。郭嵩焘直到晚年总结中西文化差别，才得出“中外大势，一虚一实，一诚一伪”的认识，别人虽然总结不出来，也上升不到这样的理论高度，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郭嵩焘大半生未参透，的确有点呆。
李鸿章就不一样了，得恩师曾国藩之真传——“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没有菩萨心肠不好说，用霹雳手段达到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拿下太平军重兵防守的苏州城是李鸿章率淮军取得的重大战绩。苏州并不是打下来的，是谈判招降得来的。招降的条件李鸿章肯定答应得痛快，但投降的太平军将领起初并不敢相信李鸿章这样的“书剑飘零旧酒徒”，硬拉了李鸿章所依仗的洋枪队常胜军首领戈登作保人。事实证明，太平军降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保人也找的可靠。李鸿章得手后立即诱杀所有降将并在苏州城大开杀戒，凡苏州当地口音以外的太平军将士一律格杀勿论，苏州城顿时血流成河。戈登得到消息，勃然大怒，提着洋枪找李鸿章拼命，吓得李鸿章东躲西藏。太平军基本平定了，洋枪队的使命也完成了，李鸿章随即借机把常胜军这一让朝廷不放心的外国雇佣军也迅速裁撤了。戈登因气愤公然拒绝朝廷赏银和李鸿章先前允诺的犒赏共计白银七八万两（元），搞得朝廷很没面子。但这有什么，是你不要，又不是我不给。整个过程，李鸿章实在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李鸿章的做法朝廷满意，老师曾国藩也大为欣赏。这种大手笔，估计郭嵩焘是干不来的。
咸丰八年，郭嵩焘蒙皇上厚爱，朝堂上奏对天下大局如何办理时就强调“不过认真二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同治八年，郭嵩焘因官场派系倾轧从署理广东巡抚任上黯然去职后，有人评价他“考求一切措施之宜，无一不搜求底蕴，维持而匡正之”，说的也是认真二字。李鸿章也读圣贤书，和郭嵩焘是同年进士，但圣贤书是敲门砖，当不得真的。咸丰九年，官场四处碰壁，走投无路，再一次投奔恩师曾国藩，是李鸿章一生最落魄的时候。“昨梦封侯今已非”之类的感慨只是一时的丧气话而已，投奔恩师门下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有机会，立即另立门户，而且自淮军草创，有了自己的本钱就羽翼渐丰青云直上了，再也没有让机会从手边溜走。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怎容得像郭嵩焘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官场蹭蹬。“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封侯”还是“著史”？李鸿章所思考的不仅宏大，而且实际。纵横八千里当是英雄尽显风流之地，而万年后的史册却只能是身后之事了。
郭嵩焘几次为官，都是两袖清风，而李鸿章生前身后，贪污受贿风传不断，大概也是事出有因。其时，各级官员所掌控的国家财富和个人私产根本就难以有分明的界限，再加上官督商办的种种洋务企业流弊甚多，主要承办人盛宣怀都富甲一方，何况李中堂？左宗棠收复新疆成了名扬天下的大功臣，奉旨进宫陛见竟然受到太监的敲诈勒索，是李鸿章帮忙出钱摆平的，亦可见李中堂对种种官场潜规则谙熟于胸。
郭嵩焘太注重是非，而李中堂考虑的大概更多是利害。在中国待了四十五年之久的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夸赞李鸿章是中国当时最伟大的官员，说他魁梧高大的身材能越过众人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郭嵩焘身长几许，无需考证了，但其见识肯定是远过于李鸿章的，可惜李提摩太无缘相识。早在光绪二年郭嵩焘以年老衰病之躯，奔走七万里远赴英伦，以通好谢罪的名义成为中国第一任驻外正式使节时，就开始全面周详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尽最大可能地探究西洋文明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差异，成为学贯中西第一人。李提摩太对李鸿章的评价过誉了，但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学无术”，“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的说法大概又有点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梁任公也认识到李鸿章虽为一时之奸雄，但处于登峰造极的专制体制下，也是仰人鼻息，伸曲不能如意。李鸿章不能成为“造时势之英雄”，只能是“时势所造之寻常英雄”，一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也是其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郭嵩焘的洋务见识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以浙江学政幕僚的身份奔走于江浙一带，也算是战争的亲历者。郭嵩焘自己回忆：“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显然是愤青口气。所做“万里岛夷浮水至”、“旅獒不入王都贡”之类的诗篇也足以证明郭嵩焘俨然是天朝上国士大夫的正常心态。但郭嵩焘的赤子之心不仅面对中华文明，也面对世界文明。鸦片战争中，郭嵩焘认识到“西夷”的强大不同于以往的蛮夷。在当时即使这种简单明了的认识都需要有超人的勇气。
在办理洋务的历程中，郭嵩焘不但敢于承认西方的强大，而且竟然敢于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所谓的“夷狄”。郭嵩焘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也。”对待“夷人”的基本态度是“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及至出使英伦后，更进一步地认为“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完全不是“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认识之深刻也远非日后张之洞所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可比拟。郭嵩焘走得太远了，其思想见识远远地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引起的社会反响和反对之声自然不小，一时间舆论汹汹，千夫所指，谤满天下。 在郭嵩焘这些思想见识的形成、转变过程中，李鸿章自始至终都是郭嵩焘最重要的知己。及至郭嵩焘谤满天下，李鸿章也一直是他最坚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李鸿章一再为郭嵩焘开脱，一再为郭嵩焘寻找机会，也一再为郭嵩焘的遭遇表示同情与惋惜，很难设想其思想见识不受郭嵩焘的影响。海防和塞防之争时，李鸿章坚定地认为东夷日本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而最早提醒李鸿章注意日本威胁的正是郭嵩焘。
郭嵩焘的这些见识，依李鸿章之精明以及对郭嵩焘人格品行的信任也许应该是能够接受的。但接受了又当如何？像郭嵩焘那样“苟有所见，岂可不言”，如何能保得住锦绣前程？如何能在朝廷以及社会舆论信任许可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其实海防、塞防之争本无必要，都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只要把慈禧太后的万寿工程停下来，海防、塞防俱可保全。但太后已有懿旨在：“谁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让谁一世不痛快。”连精明有为、鼎力支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自家人恭亲王都几度被夺职不用，何况李鸿章这样的外姓家奴。所以，尽管认为海防问题那么重要，尽管视北洋水师和命根子一样，为满足太后的难填欲壑，尽管不情愿，尽管再三恳求几近哀告，还是依昏聩无能的醇亲王之意，用北洋水师的国防经费筑成供太后一人赏玩的园林。大厦将倾，独木岂能支？李鸿章晚年，几十年经营毁于一旦，竟获千古骂名。他得暇游历欧洲，至德国，所谓的东方俾斯麦见到了真正的铁血宰相。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记录这样的对话：
李鸿章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由何？”
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可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
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李默然云。
无需考证以上对答真伪几何了，“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抑郁”已经跃然纸上。李鸿章在这样的环境中竟能实现这样的功业实属难能可贵。
细细比较起来，郭嵩焘是深刻的、超前的，也是清醒的，早在从首任驻外使节任上黯然归国，就已经对朝廷表示了深深的绝望：“洋务不足与有为，决矣。鄙人愚直，尤不宜与闻。”不再对朝廷寄任何希望，但“流芳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诗句，却正是他作为先驱者坚定信念的自证。
而李鸿章是聪明的、现实的，尽管可能手脚有些不干不净，但对主子还算是忠贞不二，毕生所作所为一直是像个裱糊匠一样竭力修补晚清这栋将倾的大厦。清廷也实在离不开李鸿章这样忠心耿耿的好奴才。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回国后，挟参劾郭嵩焘之余威，状告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罪名比郭嵩焘还要严重。同样是诬告，这一次得到的却是“信口诬蔑，交部议处”的处罚。李鸿章不是郭嵩焘，若没有一点过人的道行，如何能在险恶的官场如鱼得水几十年。
郭嵩焘晚年万般无奈、抑郁颓唐的时候，李中堂是春风得意的，“八千里外觅封侯”的理想早已成为现实。
李鸿章的成功是建立在委曲求全的基础上。几十年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便有了蒸蒸日上的洋务事业和爵显名扬的无限风光，但甲午一战，强大的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以战败求和的名义远赴东瀛，在国外枪伤未愈，国内已获“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千古骂名。庚子之乱，以莫大之勇气“乱命不奉”，谋求“东南互保”，保住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又以年逾古稀之躯辗转求乞于西洋列强，再一次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大名，李鸿章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李鸿章的绝命诗里再也没有了早年间的轻狂和勃发意兴。及至身后，几乎所有的功业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以夷制夷”的小聪明给国家和民族留下无穷后患，毁誉至今难有定论。而郭嵩焘却凭借那些先知般的言论和思想，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中日益显示出熠熠光辉，从这一点看，郭嵩焘无疑又是成功者。
郭嵩焘是个老实人。曾国藩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学者刘蓉说他“莹彻无暇”，李鸿章也说他“学识宏通，志行坚卓”，应该都是比较贴切的。话虽然说得很好听，全是正面评价，但其实和李鸿章所说郭嵩焘有“呆气”完全是一个意思。咸丰九年，郭嵩焘以钦差的身份赴山东稽查财政，一路费用自理，“不住公馆，不受饮食”，行“历来钦差所未闻”之事。大才子王闿运评价：“君（郭嵩焘）何为若是，是特中涤公（曾国藩）之毒耳。”郭嵩焘一本正经，说我中曾国藩的毒，那曾国藩就是中了古今圣贤之毒。在郭眼中，曾国藩形象太完美了。其实，人家曾国藩是干大事的人，是一时枭雄，标榜纲常名教、道德文章只是做官为人的手段而已。郭嵩焘直到晚年总结中西文化差别，才得出“中外大势，一虚一实，一诚一伪”的认识，别人虽然总结不出来，也上升不到这样的理论高度，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郭嵩焘大半生未参透，的确有点呆。
李鸿章就不一样了，得恩师曾国藩之真传——“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没有菩萨心肠不好说，用霹雳手段达到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拿下太平军重兵防守的苏州城是李鸿章率淮军取得的重大战绩。苏州并不是打下来的，是谈判招降得来的。招降的条件李鸿章肯定答应得痛快，但投降的太平军将领起初并不敢相信李鸿章这样的“书剑飘零旧酒徒”，硬拉了李鸿章所依仗的洋枪队常胜军首领戈登作保人。事实证明，太平军降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保人也找的可靠。李鸿章得手后立即诱杀所有降将并在苏州城大开杀戒，凡苏州当地口音以外的太平军将士一律格杀勿论，苏州城顿时血流成河。戈登得到消息，勃然大怒，提着洋枪找李鸿章拼命，吓得李鸿章东躲西藏。太平军基本平定了，洋枪队的使命也完成了，李鸿章随即借机把常胜军这一让朝廷不放心的外国雇佣军也迅速裁撤了。戈登因气愤公然拒绝朝廷赏银和李鸿章先前允诺的犒赏共计白银七八万两（元），搞得朝廷很没面子。但这有什么，是你不要，又不是我不给。整个过程，李鸿章实在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李鸿章的做法朝廷满意，老师曾国藩也大为欣赏。这种大手笔，估计郭嵩焘是干不来的。
咸丰八年，郭嵩焘蒙皇上厚爱，朝堂上奏对天下大局如何办理时就强调“不过认真二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同治八年，郭嵩焘因官场派系倾轧从署理广东巡抚任上黯然去职后，有人评价他“考求一切措施之宜，无一不搜求底蕴，维持而匡正之”，说的也是认真二字。李鸿章也读圣贤书，和郭嵩焘是同年进士，但圣贤书是敲门砖，当不得真的。咸丰九年，官场四处碰壁，走投无路，再一次投奔恩师曾国藩，是李鸿章一生最落魄的时候。“昨梦封侯今已非”之类的感慨只是一时的丧气话而已，投奔恩师门下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有机会，立即另立门户，而且自淮军草创，有了自己的本钱就羽翼渐丰青云直上了，再也没有让机会从手边溜走。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怎容得像郭嵩焘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官场蹭蹬。“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封侯”还是“著史”？李鸿章所思考的不仅宏大，而且实际。纵横八千里当是英雄尽显风流之地，而万年后的史册却只能是身后之事了。
郭嵩焘几次为官，都是两袖清风，而李鸿章生前身后，贪污受贿风传不断，大概也是事出有因。其时，各级官员所掌控的国家财富和个人私产根本就难以有分明的界限，再加上官督商办的种种洋务企业流弊甚多，主要承办人盛宣怀都富甲一方，何况李中堂？左宗棠收复新疆成了名扬天下的大功臣，奉旨进宫陛见竟然受到太监的敲诈勒索，是李鸿章帮忙出钱摆平的，亦可见李中堂对种种官场潜规则谙熟于胸。
郭嵩焘太注重是非，而李中堂考虑的大概更多是利害。在中国待了四十五年之久的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夸赞李鸿章是中国当时最伟大的官员，说他魁梧高大的身材能越过众人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郭嵩焘身长几许，无需考证了，但其见识肯定是远过于李鸿章的，可惜李提摩太无缘相识。早在光绪二年郭嵩焘以年老衰病之躯，奔走七万里远赴英伦，以通好谢罪的名义成为中国第一任驻外正式使节时，就开始全面周详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尽最大可能地探究西洋文明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差异，成为学贯中西第一人。李提摩太对李鸿章的评价过誉了，但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学无术”，“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的说法大概又有点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梁任公也认识到李鸿章虽为一时之奸雄，但处于登峰造极的专制体制下，也是仰人鼻息，伸曲不能如意。李鸿章不能成为“造时势之英雄”，只能是“时势所造之寻常英雄”，一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也是其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郭嵩焘的洋务见识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以浙江学政幕僚的身份奔走于江浙一带，也算是战争的亲历者。郭嵩焘自己回忆：“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显然是愤青口气。所做“万里岛夷浮水至”、“旅獒不入王都贡”之类的诗篇也足以证明郭嵩焘俨然是天朝上国士大夫的正常心态。但郭嵩焘的赤子之心不仅面对中华文明，也面对世界文明。鸦片战争中，郭嵩焘认识到“西夷”的强大不同于以往的蛮夷。在当时即使这种简单明了的认识都需要有超人的勇气。
在办理洋务的历程中，郭嵩焘不但敢于承认西方的强大，而且竟然敢于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所谓的“夷狄”。郭嵩焘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也。”对待“夷人”的基本态度是“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及至出使英伦后，更进一步地认为“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完全不是“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认识之深刻也远非日后张之洞所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可比拟。郭嵩焘走得太远了，其思想见识远远地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引起的社会反响和反对之声自然不小，一时间舆论汹汹，千夫所指，谤满天下。 在郭嵩焘这些思想见识的形成、转变过程中，李鸿章自始至终都是郭嵩焘最重要的知己。及至郭嵩焘谤满天下，李鸿章也一直是他最坚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李鸿章一再为郭嵩焘开脱，一再为郭嵩焘寻找机会，也一再为郭嵩焘的遭遇表示同情与惋惜，很难设想其思想见识不受郭嵩焘的影响。海防和塞防之争时，李鸿章坚定地认为东夷日本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而最早提醒李鸿章注意日本威胁的正是郭嵩焘。
郭嵩焘的这些见识，依李鸿章之精明以及对郭嵩焘人格品行的信任也许应该是能够接受的。但接受了又当如何？像郭嵩焘那样“苟有所见，岂可不言”，如何能保得住锦绣前程？如何能在朝廷以及社会舆论信任许可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其实海防、塞防之争本无必要，都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只要把慈禧太后的万寿工程停下来，海防、塞防俱可保全。但太后已有懿旨在：“谁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让谁一世不痛快。”连精明有为、鼎力支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自家人恭亲王都几度被夺职不用，何况李鸿章这样的外姓家奴。所以，尽管认为海防问题那么重要，尽管视北洋水师和命根子一样，为满足太后的难填欲壑，尽管不情愿，尽管再三恳求几近哀告，还是依昏聩无能的醇亲王之意，用北洋水师的国防经费筑成供太后一人赏玩的园林。大厦将倾，独木岂能支？李鸿章晚年，几十年经营毁于一旦，竟获千古骂名。他得暇游历欧洲，至德国，所谓的东方俾斯麦见到了真正的铁血宰相。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记录这样的对话：
李鸿章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由何？”
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可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
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李默然云。
无需考证以上对答真伪几何了，“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抑郁”已经跃然纸上。李鸿章在这样的环境中竟能实现这样的功业实属难能可贵。
细细比较起来，郭嵩焘是深刻的、超前的，也是清醒的，早在从首任驻外使节任上黯然归国，就已经对朝廷表示了深深的绝望：“洋务不足与有为，决矣。鄙人愚直，尤不宜与闻。”不再对朝廷寄任何希望，但“流芳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诗句，却正是他作为先驱者坚定信念的自证。
而李鸿章是聪明的、现实的，尽管可能手脚有些不干不净，但对主子还算是忠贞不二，毕生所作所为一直是像个裱糊匠一样竭力修补晚清这栋将倾的大厦。清廷也实在离不开李鸿章这样忠心耿耿的好奴才。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回国后，挟参劾郭嵩焘之余威，状告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罪名比郭嵩焘还要严重。同样是诬告，这一次得到的却是“信口诬蔑，交部议处”的处罚。李鸿章不是郭嵩焘，若没有一点过人的道行，如何能在险恶的官场如鱼得水几十年。
郭嵩焘晚年万般无奈、抑郁颓唐的时候，李中堂是春风得意的，“八千里外觅封侯”的理想早已成为现实。
李鸿章的成功是建立在委曲求全的基础上。几十年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便有了蒸蒸日上的洋务事业和爵显名扬的无限风光，但甲午一战，强大的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以战败求和的名义远赴东瀛，在国外枪伤未愈，国内已获“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千古骂名。庚子之乱，以莫大之勇气“乱命不奉”，谋求“东南互保”，保住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又以年逾古稀之躯辗转求乞于西洋列强，再一次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大名，李鸿章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李鸿章的绝命诗里再也没有了早年间的轻狂和勃发意兴。及至身后，几乎所有的功业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以夷制夷”的小聪明给国家和民族留下无穷后患，毁誉至今难有定论。而郭嵩焘却凭借那些先知般的言论和思想，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中日益显示出熠熠光辉，从这一点看，郭嵩焘无疑又是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