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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名叫刘端敏，2018年正值大姑九十周岁的生日，我们都去给她老人家庆生。望着一大家子人，那是四世同堂的欢愉哟，大姑自是心情舒畅，很满足的。大姑很乐观通达，别看已经这么大年纪，但是微信玩得很溜，发短信、发帖子，同我们讨论国际时事，乐此不疲，我们都为之惊叹。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路程，大姑说最怀念的是故乡北京，57年前她响应中央支援地方工作的号召，从北京的中央机关下放到河南的基层。虽然离开北京已经57年了，但大姑说她仍魂牵梦绕的，还是北京的那些胡同，以及在胡同中活动着的一个个亲人……
大姑出生在民国年间北京东四牛圈胡同7号，那是一座独门小院，她在那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上小学时是在离家不远的东四五条的“普育”小学，每天上学放学，她都穿着干净整齐的长袍，挎着书包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记得最清楚的是过年时，家里由奶奶或是姥姥带着她们几个孩子去隆福寺庙会，吃几样北京小吃，灌肠、茶汤、面茶、雪花酪什么的，还能买回个布娃娃。
大姑上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北京城外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还能听到尖利的步枪和机枪声。同学们都惊吓得不知所措。还没到放学的时间，妈妈就披散着头发（平日是梳得很齐整的），来学校接她回家，一路上妈妈不停地说：“日本人要打进城来了。”后来知道那天是“七七事变”。
回到家里，大姑没想到变了样，所有的玻璃窗都挡上了厚厚的棉被，上牙打着下牙的父亲战战兢兢地说，挡上棉被可以挡住飞来的流弹。父亲让家里人都坐在炕下铺的椅垫上，不许大声说话。爷爷重病在床，也不能躺在炕上，父亲把他抱在炕下的椅垫上趴着，但由于惊吓和这么来回折腾，爷爷终没有扛过去，就这么去世了。父亲不敢大声哭泣，只是捶胸顿足，悄悄地把爷爷停放到北新桥的娘娘庙发葬。
国家的破碎，亲人的离去，使大姑悲愤又辛酸。“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奋战日军失败，北京很快沦陷。老百姓没有抵抗能力，对日本人的愤恨只能藏匿在心中。这期间大姑全家的两次搬家就是为了躲避日本人。先是从牛圈胡同搬到后坑胡同，是因为原来牛圈胡同住宅的前面有一个高丽人开了个“白面馆”，整日来一些日本浪人。后来又从后坑胡同搬家是因为房东把外院租给了日本人，大姑全家不愿意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全家又搬到了什锦花园胡同29号。日本占领时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经济也不景气，人们都在艰苦度日。
日本兵占领北平后，大姑就感到生活变了，原来白净的“船面”吃不上了，只能吃发黑的“一风吹面”。街上有呼啸而过的运兵车，还有荷枪实弹巡逻的日本兵。妈妈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她非常痛恨日本兵，生怕大姑上学放学时遇到日本兵，就每天接送。
然而就在这时，辛苦一生的妈妈也病倒了。她咳嗽不止，洗完衣服就大汗淋漓，后来听说妈妈得的是肺痨，就是现在说的肺结核病，搁现在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然而那时这种病就是绝症，根本无药可治。1941年的旧历八月初六，妈妈撇下孩子们走了，结束了苦痛的一生，被抬到金鱼胡同贤良寺里院的西配殿停放。于是，大姑最听不得寺庙里撞击的晨钟声，那声音是大姑心里永远的痛。
转过年来的1942年是大灾荒，粮食奇缺，物价一天三涨，“一风吹面”也吃不上了，吃的是所谓的“混合面”，吃时不能合牙，牙硌得生疼。但就是这样的面也得半夜起来到粮店前排队，天亮了才卖。
没妈疼爱的日子灾难接踵而来。由于大妹每天凌晨去粮店排队买“混合面”，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一下子病倒了，每日高烧不退说胡话，继而昏迷不醒，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家里给大妹入殓的衣服都做好了。正当全家人手足无措时，三妹也患了肋膜炎和脑囊虫病。父亲急得把食指竖在嘴上，嘱咐谁都不能把家里有人得病的事向外乱说，可是他也不敢带两个孩子去医院看病，因为日本人严查传染病，只要被日本人查到，二话不说就会被处死呢。大姑的堂兄二哥就是因为患病被日本人查到，被当作传染病人拉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堂兄是被焚烧或活埋了。父亲听说后吓得不轻，揉着红肿的眼睛，除再三叮嘱家人不要到外面乱说外，还让已病得不成样子的三妹，勉强起身拿起掃炕笤帚装作扫炕，以作应对日本人入户检查时的演习。父亲私下里悄悄地请来一位姓刘的年轻中医大夫，给大妹和三妹看病。大妹吃了几服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病情慢慢有了好转，而三妹却始终不见起色。
那年秋日的一天，大姑中午放学回家，径直去看望病中的三妹，见她像是睡着一样，然而下午放学后，却看到三妹已经让人穿好入殓的衣服，停放在堂屋了。大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可爱的三妹已经离她而去，再也不能喊她大姐了。大姑不禁悲从中来，如果没有日本人，如果还能去医院看病，她的三妹就还能活蹦乱跳地和她一起玩。大姑从心里恨死日本人了。所幸的是，大妹的高烧逐渐退下去了，慢慢清醒了，大病了一个多月啊！三妹的病和去世她全然不知。
终于，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鬼子，大姑全家由什锦花园胡同搬到了刚察胡同3号，过了不久，又搬到了马大人胡同9号。这是一座有前院和后院的院落，大姑全家是住在与门房一起的前院。然而，人们的生活更糟糕了，物价每天都在涨，买东西要带着成捆的“金圆券”。大姑当时在女二中读高中，因面临毕业，就和她所要好的同学商量，准备去报考北京大学。可过了几天，同学张皇失措地跑来告诉大姑，报考北京大学需要先交纳几万块钱的报名费哪！
还有更让大姑揪心的事。一次是在晚上，胡同里鸡飞狗跳，警察挨门挨户查户口，说是查户口，其实是在抓壮丁。父亲吓得上牙打下牙，坐在床上都能明显感到父亲在发抖，所幸那日大姑的哥哥有事没有在家。大姑那些日子也为哥哥不被抓壮丁而提心吊胆。还有一次是在解放前夕，北平城里很乱。大姑有天下学后，看到胡同里摆小摊的、跑买卖的、拉三轮的、打小鼓收旧货的，全都是很害怕的样子，进了家门才知道，她住的院子进驻了好多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兵们进进出出都要经过大姑全家住的屋子，枪械相撞碰出哗啦的声响，让大姑全家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女孩子们进出时弄不好就会碰上院子里的大兵，极不安全。父亲皱着眉头想出了办法，他悄悄地把每间屋子的门窗都用钉子钉牢，挂上窗帘，告诉大姑她们姐妹，晚上就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准去！到了晚上，北平城里断了电，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大姑全家胆战心惊地持续了一段日子后，大兵们又撤出了她们住的这所院子，院里又恢复了平静，但房东担忧国民党的散兵们来抢劫，在院子里拉上了电网。父亲见状喃喃自语道：“这儿也不能住了，这儿也不能住啦！” 大姑到現在也不明白，那天国民党军为什么进驻马大人胡同的那所民宅院落，而又在几天之后突然撤离了？其实，那些日子大姑她们也正在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女二中教工和学生中中共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姑她们平日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她知道城外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年轻的心兴奋起来，预感到将会有大事发生，从心里企盼着新生活的到来。
再以后，激烈的炮声逐渐停了下来，然后好像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市民们奔走相告，平津战役结束了，北平和平解放了。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大姑企盼的新的生活来到了。那是火热的年代。大姑就是想投入这燃烧的年代，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经别人介绍，大姑了解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北京招生，她也看到了由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签署的“招生简章”，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创建的一所大学。她兴奋异常，自己毅然跑到东城的沙滩“华北革大”招生处报了名，经过政审、体检和国文、数学、政治、史地等科目的考试，1949年8月大姑被“华北革大”录取了，成为“革大”二期学生。那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成为“华北革大”学生的大姑，和她在革大的同学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的游行一直持续到很晚。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位于北京西苑的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的别名就是西苑兵营，原建于清代，是八旗演兵场的所在地，曾经是近卫军的兵营。北平沦陷后，日本人用来做兵营，也关押中国的抗日战士和无辜平民，那里就是传说中的西苑集中营。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集中营改成兵营后就被称为西苑兵营。
“华北革大”因在北京西郊的西苑，大姑平时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每次都是坐燕京大学的班车，到米市大街的芮克电影院（后改为红星电影院）下，然后再坐有轨电车回到东四四条的家。
大姑被分到“革大”三部学习，二部离她们很近，仅有一段矮墙隔着。夏天吃饭时都在院内，大姑能看到二部有很多名人，比如老上海电影演员梅熹，还有京剧演员高玉倩等。那时是供给制，吃饭穿衣不用交钱，学习文件统一印发，每人每月还给三四元钱零花。平时开饭时六个人吃高粱米饭一大盆菜，但每周改善两次伙食：一次是肉菜，另一次是肉包子。
在“革大”学习期间，大姑迸发出了全部青春的活力和智慧，追求进步、热爱学习的天性最大程度地得到了释放。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唱歌跳舞样样行，认真听讲，努力发言，学习成绩优秀，并且积极要求进步，在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而后又提前毕业，分配到了中直机关党委。
现在回想起来，大姑觉得那时是她这辈子最辉煌的时光，享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工作虽然繁忙，但心情是愉快的，大姑仍像在“华北革大”一样，认真工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得到了机关同志们的认可，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和机关团支部副书记，每年都被评为机关的先进工作者，还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三八红旗手”呢。
从那以后，大姑走上了她并不轰轰烈烈极其平凡的革命的人生路程。
责任编辑 王 童
大姑出生在民国年间北京东四牛圈胡同7号，那是一座独门小院，她在那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上小学时是在离家不远的东四五条的“普育”小学，每天上学放学，她都穿着干净整齐的长袍，挎着书包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记得最清楚的是过年时，家里由奶奶或是姥姥带着她们几个孩子去隆福寺庙会，吃几样北京小吃，灌肠、茶汤、面茶、雪花酪什么的，还能买回个布娃娃。
大姑上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北京城外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还能听到尖利的步枪和机枪声。同学们都惊吓得不知所措。还没到放学的时间，妈妈就披散着头发（平日是梳得很齐整的），来学校接她回家，一路上妈妈不停地说：“日本人要打进城来了。”后来知道那天是“七七事变”。
回到家里，大姑没想到变了样，所有的玻璃窗都挡上了厚厚的棉被，上牙打着下牙的父亲战战兢兢地说，挡上棉被可以挡住飞来的流弹。父亲让家里人都坐在炕下铺的椅垫上，不许大声说话。爷爷重病在床，也不能躺在炕上，父亲把他抱在炕下的椅垫上趴着，但由于惊吓和这么来回折腾，爷爷终没有扛过去，就这么去世了。父亲不敢大声哭泣，只是捶胸顿足，悄悄地把爷爷停放到北新桥的娘娘庙发葬。
国家的破碎，亲人的离去，使大姑悲愤又辛酸。“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奋战日军失败，北京很快沦陷。老百姓没有抵抗能力，对日本人的愤恨只能藏匿在心中。这期间大姑全家的两次搬家就是为了躲避日本人。先是从牛圈胡同搬到后坑胡同，是因为原来牛圈胡同住宅的前面有一个高丽人开了个“白面馆”，整日来一些日本浪人。后来又从后坑胡同搬家是因为房东把外院租给了日本人，大姑全家不愿意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全家又搬到了什锦花园胡同29号。日本占领时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经济也不景气，人们都在艰苦度日。
日本兵占领北平后，大姑就感到生活变了，原来白净的“船面”吃不上了，只能吃发黑的“一风吹面”。街上有呼啸而过的运兵车，还有荷枪实弹巡逻的日本兵。妈妈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她非常痛恨日本兵，生怕大姑上学放学时遇到日本兵，就每天接送。
然而就在这时，辛苦一生的妈妈也病倒了。她咳嗽不止，洗完衣服就大汗淋漓，后来听说妈妈得的是肺痨，就是现在说的肺结核病，搁现在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然而那时这种病就是绝症，根本无药可治。1941年的旧历八月初六，妈妈撇下孩子们走了，结束了苦痛的一生，被抬到金鱼胡同贤良寺里院的西配殿停放。于是，大姑最听不得寺庙里撞击的晨钟声，那声音是大姑心里永远的痛。
转过年来的1942年是大灾荒，粮食奇缺，物价一天三涨，“一风吹面”也吃不上了，吃的是所谓的“混合面”，吃时不能合牙，牙硌得生疼。但就是这样的面也得半夜起来到粮店前排队，天亮了才卖。
没妈疼爱的日子灾难接踵而来。由于大妹每天凌晨去粮店排队买“混合面”，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一下子病倒了，每日高烧不退说胡话，继而昏迷不醒，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家里给大妹入殓的衣服都做好了。正当全家人手足无措时，三妹也患了肋膜炎和脑囊虫病。父亲急得把食指竖在嘴上，嘱咐谁都不能把家里有人得病的事向外乱说，可是他也不敢带两个孩子去医院看病，因为日本人严查传染病，只要被日本人查到，二话不说就会被处死呢。大姑的堂兄二哥就是因为患病被日本人查到，被当作传染病人拉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堂兄是被焚烧或活埋了。父亲听说后吓得不轻，揉着红肿的眼睛，除再三叮嘱家人不要到外面乱说外，还让已病得不成样子的三妹，勉强起身拿起掃炕笤帚装作扫炕，以作应对日本人入户检查时的演习。父亲私下里悄悄地请来一位姓刘的年轻中医大夫，给大妹和三妹看病。大妹吃了几服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病情慢慢有了好转，而三妹却始终不见起色。
那年秋日的一天，大姑中午放学回家，径直去看望病中的三妹，见她像是睡着一样，然而下午放学后，却看到三妹已经让人穿好入殓的衣服，停放在堂屋了。大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可爱的三妹已经离她而去，再也不能喊她大姐了。大姑不禁悲从中来，如果没有日本人，如果还能去医院看病，她的三妹就还能活蹦乱跳地和她一起玩。大姑从心里恨死日本人了。所幸的是，大妹的高烧逐渐退下去了，慢慢清醒了，大病了一个多月啊！三妹的病和去世她全然不知。
终于，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鬼子，大姑全家由什锦花园胡同搬到了刚察胡同3号，过了不久，又搬到了马大人胡同9号。这是一座有前院和后院的院落，大姑全家是住在与门房一起的前院。然而，人们的生活更糟糕了，物价每天都在涨，买东西要带着成捆的“金圆券”。大姑当时在女二中读高中，因面临毕业，就和她所要好的同学商量，准备去报考北京大学。可过了几天，同学张皇失措地跑来告诉大姑，报考北京大学需要先交纳几万块钱的报名费哪！
还有更让大姑揪心的事。一次是在晚上，胡同里鸡飞狗跳，警察挨门挨户查户口，说是查户口，其实是在抓壮丁。父亲吓得上牙打下牙，坐在床上都能明显感到父亲在发抖，所幸那日大姑的哥哥有事没有在家。大姑那些日子也为哥哥不被抓壮丁而提心吊胆。还有一次是在解放前夕，北平城里很乱。大姑有天下学后，看到胡同里摆小摊的、跑买卖的、拉三轮的、打小鼓收旧货的，全都是很害怕的样子，进了家门才知道，她住的院子进驻了好多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兵们进进出出都要经过大姑全家住的屋子，枪械相撞碰出哗啦的声响，让大姑全家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女孩子们进出时弄不好就会碰上院子里的大兵，极不安全。父亲皱着眉头想出了办法，他悄悄地把每间屋子的门窗都用钉子钉牢，挂上窗帘，告诉大姑她们姐妹，晚上就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准去！到了晚上，北平城里断了电，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大姑全家胆战心惊地持续了一段日子后，大兵们又撤出了她们住的这所院子，院里又恢复了平静，但房东担忧国民党的散兵们来抢劫，在院子里拉上了电网。父亲见状喃喃自语道：“这儿也不能住了，这儿也不能住啦！” 大姑到現在也不明白，那天国民党军为什么进驻马大人胡同的那所民宅院落，而又在几天之后突然撤离了？其实，那些日子大姑她们也正在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女二中教工和学生中中共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姑她们平日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她知道城外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年轻的心兴奋起来，预感到将会有大事发生，从心里企盼着新生活的到来。
再以后，激烈的炮声逐渐停了下来，然后好像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市民们奔走相告，平津战役结束了，北平和平解放了。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大姑企盼的新的生活来到了。那是火热的年代。大姑就是想投入这燃烧的年代，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经别人介绍，大姑了解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北京招生，她也看到了由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签署的“招生简章”，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创建的一所大学。她兴奋异常，自己毅然跑到东城的沙滩“华北革大”招生处报了名，经过政审、体检和国文、数学、政治、史地等科目的考试，1949年8月大姑被“华北革大”录取了，成为“革大”二期学生。那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成为“华北革大”学生的大姑，和她在革大的同学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的游行一直持续到很晚。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位于北京西苑的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的别名就是西苑兵营，原建于清代，是八旗演兵场的所在地，曾经是近卫军的兵营。北平沦陷后，日本人用来做兵营，也关押中国的抗日战士和无辜平民，那里就是传说中的西苑集中营。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集中营改成兵营后就被称为西苑兵营。
“华北革大”因在北京西郊的西苑，大姑平时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每次都是坐燕京大学的班车，到米市大街的芮克电影院（后改为红星电影院）下，然后再坐有轨电车回到东四四条的家。
大姑被分到“革大”三部学习，二部离她们很近，仅有一段矮墙隔着。夏天吃饭时都在院内，大姑能看到二部有很多名人，比如老上海电影演员梅熹，还有京剧演员高玉倩等。那时是供给制，吃饭穿衣不用交钱，学习文件统一印发，每人每月还给三四元钱零花。平时开饭时六个人吃高粱米饭一大盆菜，但每周改善两次伙食：一次是肉菜，另一次是肉包子。
在“革大”学习期间，大姑迸发出了全部青春的活力和智慧，追求进步、热爱学习的天性最大程度地得到了释放。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唱歌跳舞样样行，认真听讲，努力发言，学习成绩优秀，并且积极要求进步，在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而后又提前毕业，分配到了中直机关党委。
现在回想起来，大姑觉得那时是她这辈子最辉煌的时光，享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工作虽然繁忙，但心情是愉快的，大姑仍像在“华北革大”一样，认真工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得到了机关同志们的认可，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和机关团支部副书记，每年都被评为机关的先进工作者，还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三八红旗手”呢。
从那以后，大姑走上了她并不轰轰烈烈极其平凡的革命的人生路程。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