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样的题目似乎对先生不恭。其实，任何人与钱的关系都是千姿百态、千丝万缕，更何况是像启先生这样“一字千金’’的书画大家。
　　第一次去先生家的时候，我就认定他很有钱。那是1983年的一个傍晚，中文系学生办刊物，我去先生家求刊名题字。到他家时，他正在和他的侄子吃晚饭。一张圆餐桌，暖色的灯光下，瓷餐具发着清亮的光。饭菜量不大，但餐具是成套的。在我这个来京求学的贫寒子弟的眼中，这大概就是京城大户人家的锦衣玉食。
　　1984年我毕业留校，更认定了启先生是有钱人。当时，中文系有一台宝贝似的复印机，这样的高端设备只在校长办公室和图书馆有。中文系的这台就是启先生从日本讲学回来送给系里的。有的老师从图书馆借来善本，整本复印。中文系的老师比别的系也就多了一份阔绰。
　　真正与启先生有接触，也是因为钱的事儿。1991年，先生捐出160多万的书法义卖款，以他恩师陈垣老校长书屋的名字设立“励耘奖学金”。当时我讲师级别的月薪不足百元，启先生一次性捐出了我1600年的工资，也就是我三四十辈子挣的钱。
　　领导安排我为此写报道，我拿着题为《佛陀心境的启功先生》的初稿去找先生。他首先圈掉了“佛陀心境”，然后反复说自己很惭隗，因为捐款浪得回报恩师的虚名，而老校长的恩情又岂是用钱能报答得了的。这篇文章最后改名为《愉快而惭愧的启功先生》，还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好新闻一等奖。在这次改稿的过程中，有一位大人物来启先生家讨字。大人物就是有大人物的范儿，他在启先生动笔后就开始四处溜达，并一下推开了启先生卧室的门。只见里面空间逼仄，一张简陋的单人木床，一床泛自的蓝花被。大人物大声地发了好几声感慨，启先生似听非听。似听是抬了一下头，以示客气和写字需要安静，非听是迅即低头写字，不再回应。有了“励耘奖学金”后，所有机构求启先生题字都由校长办公室统一安排，所得款项不经启先生的手，都直接进入奖学金。我想，启先生凭着名望和造诣，像有些名家那样设一个个人展览馆应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没有。
　　也许是受启先生的影响，我也没把他的字和金钱划等号。一次，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托人来京找我，想请启先生为将要出版的某家晚报题写贺辞。启先生不仅写了，写的还是一首应景自编的七言绝句。我把字交来人带走，后来我的同学特地打来电话批评我，说我应该将字直接交到他的手中。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我还是没什么长进。有一次去启先生家，只见书柜门上突兀地挂着一副对联。问询后得知，这是先生不甚满意的作品，他挂起来看看，是留还是毁。在场的另一人几乎本能地接话，毁了多可惜，您就送给我吧。直到出门，他一直将这幅副对联攥在手里。
　　太多的人把启先生的字直接等于钱，包括海关。出关的时候一看护照，嗯，启功，就问：“您带没带启功的字，那是文物。”启先生说，我带了写字的手。还真有人就盯着启先生的手。启先生下榻的酒店一般都会在他的房间准备整套的笔墨，说是不能败了先生想写字的雅兴。甚至有一次在香港，餐厅服务员要启先生把想吃的菜名写下来，说是听不懂他说的话。启先生说，人家是用普通话说听不懂我说的普通话。而且写完菜名还要写上我自己的名字，我启功也是一道菜啦。
　　启先生80多岁了，还有人劝他续弦。启先生问，为什么呀。那人说，您有基础。启先生一字一顿笑着说，我是有基没础呀。
　　（溜达的鱼摘自《看天下》20l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