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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也是新中国故事的女主角。
她们的事迹,书写了“男女平等,如日方东”的传奇;
她们的名字,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闪闪发光。
从她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亿万女性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她们,是共和国最闪亮的星。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自古就是要与河道抢耕地、与老天抢粮食的地方。村民说,他们这里的人比起信老天,更愿信劳动的力量。
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耋老者,年复一年,仍坚持着自己劳作。春天播种,下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渐蹒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满力量。除了不时整理行装进京开会,几乎没什么能把她和普通农妇一眼区别开。
她是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一嫁到西沟村,她就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成了副社长。这对奉行“好男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古训的山里人来说,已让人刮目相看。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过不去:为啥妇女的劳动报酬要少一半?
申纪兰介绍说:“按照当时的分工计酬方式,如果男人干一天活计10个工分,那么妇女只能计5个。”不平等的报酬不仅挫伤着妇女的劳动积极性,还成为阻碍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
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纪兰走家串户,向妇女宣传“劳动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做男社员的思想工作,积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开始,很多男社员不同意。申纪兰认为,只有干出成果,才能让妇女不再受歧视。
村里本来是男女共同协作劳动的。经申纪兰申请,社里专门给女社员划出一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后,女社员赢得了竞赛。
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支持男女同工同酬。到1952年,西沟村已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83年,西沟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1984年,申纪兰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大胆进行改革。
1985年,结合申纪兰外出考察的经验,利用当地的硅矿资源优势,西沟村建立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
但为了响应党中央保护环境的号召,不把污染留给子孙后代,2012年,申纪兰和西沟村民决定,拆除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重新寻找发展定位。几年间,西沟村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一一兴建,新产业基地拔地而起,引进的知名服饰公司开工生产。
作为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通过建议和议案,将老区脱贫振兴带入了快车道。中西部开发、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促进了经济发展;平顺县提水工程、平顺县二级公路建设、平顺县集中供热、集中供气工程等,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申纪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疟疾,世界上最主要的高死亡率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法,在过去的20多年间,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中医药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声音铿锵有力。60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每当谈起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屠呦呦总是会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而鲜为人知的是,起步时的屠呦呦团队,只有屠呦呦和两名从事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后来才逐步成为化学、药理、生药和制剂的多学科团队。
“在对青蒿素抗疟机理研究方面,我们目前正在深入探讨‘多靶点学说’,并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福龙说,“青蒿中除青蒿素以外的某些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却能促进青蒿素的抗疟效果。”
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该物质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屠呦呦介绍,根据现有临床探索,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明显疗效。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透露,“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试验。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2019年4月25日,第十二個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
屠呦呦说:“青蒿素价格低廉,每个疗程仅需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因此,研发廉价青蒿素联合疗法,对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意义非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未来我们要把青蒿素研发做透,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屠呦呦说。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1955年4月生,泰国籍,泰王国扎克里王朝王室主要成员。深受泰国民众的爱戴。对华十分友好并怀有深厚感情,中国文学、历史文化造诣深厚。已访华48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广泛、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泰友好,为中泰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曾参加我国庆祝香港、澳门回归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在涉及中方重大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心系中国人民,在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1935年2月生,俄罗斯籍,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著名汉学家。1957年参与创建苏中友协,1960年进入苏联对外友协工作。1989年当选为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并赴苏联(俄罗斯)驻华使馆工作,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推动中苏(俄)民间外交作出杰出贡献。现年84岁,仍坚持工作在中俄民间交往第一线。其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俄罗斯和中国:民间外交》一书,用大量详实的图文资料,真实记录了两国人民7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曾获“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和全国对外友协“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伊莎白·柯鲁克,女,1915年12月生,加拿大籍,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1980年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生于中国成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1947年,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越重重封锁来到边区,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留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世纪之久,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综合《中国妇女》《每日新华电讯》、共产党网整理)(责编 满天)
她们的事迹,书写了“男女平等,如日方东”的传奇;
她们的名字,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闪闪发光。
从她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亿万女性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她们,是共和国最闪亮的星。
申纪兰:“勿忘人民、勿忘劳动”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自古就是要与河道抢耕地、与老天抢粮食的地方。村民说,他们这里的人比起信老天,更愿信劳动的力量。
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耋老者,年复一年,仍坚持着自己劳作。春天播种,下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渐蹒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满力量。除了不时整理行装进京开会,几乎没什么能把她和普通农妇一眼区别开。
她是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一嫁到西沟村,她就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成了副社长。这对奉行“好男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古训的山里人来说,已让人刮目相看。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过不去:为啥妇女的劳动报酬要少一半?
申纪兰介绍说:“按照当时的分工计酬方式,如果男人干一天活计10个工分,那么妇女只能计5个。”不平等的报酬不仅挫伤着妇女的劳动积极性,还成为阻碍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
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纪兰走家串户,向妇女宣传“劳动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做男社员的思想工作,积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开始,很多男社员不同意。申纪兰认为,只有干出成果,才能让妇女不再受歧视。
村里本来是男女共同协作劳动的。经申纪兰申请,社里专门给女社员划出一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后,女社员赢得了竞赛。
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支持男女同工同酬。到1952年,西沟村已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83年,西沟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1984年,申纪兰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大胆进行改革。
1985年,结合申纪兰外出考察的经验,利用当地的硅矿资源优势,西沟村建立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
但为了响应党中央保护环境的号召,不把污染留给子孙后代,2012年,申纪兰和西沟村民决定,拆除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重新寻找发展定位。几年间,西沟村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一一兴建,新产业基地拔地而起,引进的知名服饰公司开工生产。
作为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通过建议和议案,将老区脱贫振兴带入了快车道。中西部开发、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促进了经济发展;平顺县提水工程、平顺县二级公路建设、平顺县集中供热、集中供气工程等,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申纪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屠呦呦:与青蒿结缘,用中医药造福世界
疟疾,世界上最主要的高死亡率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法,在过去的20多年间,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中医药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声音铿锵有力。60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每当谈起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屠呦呦总是会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而鲜为人知的是,起步时的屠呦呦团队,只有屠呦呦和两名从事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后来才逐步成为化学、药理、生药和制剂的多学科团队。
“在对青蒿素抗疟机理研究方面,我们目前正在深入探讨‘多靶点学说’,并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福龙说,“青蒿中除青蒿素以外的某些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却能促进青蒿素的抗疟效果。”
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该物质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屠呦呦介绍,根据现有临床探索,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明显疗效。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透露,“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试验。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2019年4月25日,第十二個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
屠呦呦说:“青蒿素价格低廉,每个疗程仅需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因此,研发廉价青蒿素联合疗法,对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意义非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未来我们要把青蒿素研发做透,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屠呦呦说。
3位获“友谊勋章”的外国女性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1955年4月生,泰国籍,泰王国扎克里王朝王室主要成员。深受泰国民众的爱戴。对华十分友好并怀有深厚感情,中国文学、历史文化造诣深厚。已访华48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广泛、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泰友好,为中泰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曾参加我国庆祝香港、澳门回归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在涉及中方重大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心系中国人民,在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1935年2月生,俄罗斯籍,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著名汉学家。1957年参与创建苏中友协,1960年进入苏联对外友协工作。1989年当选为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并赴苏联(俄罗斯)驻华使馆工作,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推动中苏(俄)民间外交作出杰出贡献。现年84岁,仍坚持工作在中俄民间交往第一线。其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俄罗斯和中国:民间外交》一书,用大量详实的图文资料,真实记录了两国人民7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曾获“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和全国对外友协“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伊莎白·柯鲁克,女,1915年12月生,加拿大籍,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1980年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生于中国成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1947年,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越重重封锁来到边区,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留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世纪之久,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综合《中国妇女》《每日新华电讯》、共产党网整理)(责编 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