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组人都称杜可风为老杜。
　　老杜有各种各样的帽子，《英雄》拍摄那会儿，张导演在现场戴的防沙的帽子就是老杜送的。在敦煌当今山的时候，为了好区分，好些工作人员的帽子上都贴了字母，老杜看见了就如法炮制，在自己的帽子上贴了两个字：老杜。生怕别人认不出他来。
　　圣诞节是西方人绝对的假期。眼看圣诞节就要到了，天天赶拍摄进度的张艺谋似乎没有放假的意思，这把老杜急坏了，他不好意思当面跟导演提要求，又想过圣诞节。老杜是个聪明人，自有办法。12月24日那天，从一大早开始老杜就戴着预先准备的圣诞老人的红帽子，在张艺谋身边晃来晃去，那顶鲜红的帽子无疑是在提醒导演圣诞到了，还不赶紧放假。导演还是跟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指挥着现场，大家插着空打趣着老杜，老杜很是沮丧。这样过了一天。到了晚饭时间，导演在对讲里说：明儿是圣诞节!放假一天！祝大家圣诞快乐……”老杜瞪着蓝眼睛，走过去不停的问导演：“确定吗？”旁边人拽着他赶紧走，生怕导演反悔。这可是《英雄》拍摄半年唯一的一天休假，同志们心里美坏了。当晚剧组人不约而同地偷偷在彼此的房门上贴上了祝福的卡片，很多房间整夜亮着灯。老杜有个助手是澳洲人，他不会讲一句中文。在敦煌阿克塞城，有天拍摄收工后去剪头发。他在街上随便找了家理发店。外国男人剪发习惯用卡尺，他跟当地人说“two”(两寸的卡尺)。当地人不明白two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是要把头发剃秃了，第二天开工他就秃着头来到片场。大家感觉很奇怪，拍摄现场挺晒的，没有必要秃着头。后来老杜跟我们说了这个故事。也许事后受了些刺激，他开始学了些中文。他的英文名叫bread，剧组中方的工作人员就叫他面包。老杜还有另外一个女助理，我们都叫她茉莉花。大家一叫茉莉花她就知道是在叫她了。老杜一开会就睡觉，一看回放就趴在地上说：“又开会了!”有些时候他已经快睡着了，但他为了表示自己还在专注的听着，时不时还要插句话，让别人意识到他还没有睡着。老杜生活中不拘小节，开会的时候穿着睡裤，手里一定还离不开一瓶啤酒。
　　老杜两个助理都不懂中文，只能由他来充当翻译。他面和助理们说英文，一面和剧组的其他人说中文。语言不通时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说老杜的两个助理从来都是自己扛机器的，决不让其他人碰。而剧组的人看到个女孩(茉莉花，老杜的女助理)扛特沉的机器，就都想帮帮她。面包和茉莉花却死活都不让。为此剧组人和他们还有过误会。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不涉及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渐渐地大家用一些简单的手势或者简单的中文来交流，相处得很融洽。《英雄》拍完后，他们两人还专门留在中国半年，学习中文。老杜特别喜欢喝啤酒，一刻也离不开。他还发明了很多装置，以供他随时随地都能很方便地享用啤酒。在片场的老杜永远都是有啤酒相伴的。他从来不喝饮料，认为让他喝饮料是在侮辱他，啤酒就是他的水源。老杜的口袋里每天都装着很多大白兔奶糖，见到谁就给谁发。于是我们就叫他大白兔叔叔，只要在片场见着他就管他要大白兔。有时肚子特别饿，但又没到吃中饭的时候，他的大白兔就显得尤其珍贵了。老杜在剧组特别招人喜欢，他自己买了很多啤酒，吃饭的时候会和每个工人起分享。
　　有一次在片场，他看见镜头里有撮灰白的东西，以为录音部门没有把话筒藏好，便很不高兴地跟录音组的人说你们录音部门，怎么老穿帮啊？话筒再高点。录音组想想觉得不太可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老杜一直说不行，还是穿帮。录音组怎么想也找不出破绽了，只能对着老杜苦笑。后来才发现那个灰白的东西是老杜自己的头发，刚好有一撮挡在了镜头前面。是他自己的头发穿帮了l录音组总算松了口气，又成就了一个笑话。
　　老杜自然是个非常好的摄影师，但因为张艺谋也是摄影师出身，对很多问题都把握得比较细致。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老杜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剧组的人说：我们留在这儿吧，我们独立算了，不要给他(张艺谋)线(监视器的线)，不要让他看到回放。压力好大啊！
　　就是这样一个老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