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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人都称杜可风为老杜。
老杜有各种各样的帽子,《英雄》拍摄那会儿,张导演在现场戴的防沙的帽子就是老杜送的。在敦煌当今山的时候,为了好区分,好些工作人员的帽子上都贴了字母,老杜看见了就如法炮制,在自己的帽子上贴了两个字:老杜。生怕别人认不出他来。
圣诞节是西方人绝对的假期。眼看圣诞节就要到了,天天赶拍摄进度的张艺谋似乎没有放假的意思,这把老杜急坏了,他不好意思当面跟导演提要求,又想过圣诞节。老杜是个聪明人,自有办法。12月24日那天,从一大早开始老杜就戴着预先准备的圣诞老人的红帽子,在张艺谋身边晃来晃去,那顶鲜红的帽子无疑是在提醒导演圣诞到了,还不赶紧放假。导演还是跟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指挥着现场,大家插着空打趣着老杜,老杜很是沮丧。这样过了一天。到了晚饭时间,导演在对讲里说:明儿是圣诞节!放假一天!祝大家圣诞快乐……”老杜瞪着蓝眼睛,走过去不停的问导演:“确定吗?”旁边人拽着他赶紧走,生怕导演反悔。这可是《英雄》拍摄半年唯一的一天休假,同志们心里美坏了。当晚剧组人不约而同地偷偷在彼此的房门上贴上了祝福的卡片,很多房间整夜亮着灯。老杜有个助手是澳洲人,他不会讲一句中文。在敦煌阿克塞城,有天拍摄收工后去剪头发。他在街上随便找了家理发店。外国男人剪发习惯用卡尺,他跟当地人说“two”(两寸的卡尺)。当地人不明白two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是要把头发剃秃了,第二天开工他就秃着头来到片场。大家感觉很奇怪,拍摄现场挺晒的,没有必要秃着头。后来老杜跟我们说了这个故事。也许事后受了些刺激,他开始学了些中文。他的英文名叫bread,剧组中方的工作人员就叫他面包。老杜还有另外一个女助理,我们都叫她茉莉花。大家一叫茉莉花她就知道是在叫她了。老杜一开会就睡觉,一看回放就趴在地上说:“又开会了!”有些时候他已经快睡着了,但他为了表示自己还在专注的听着,时不时还要插句话,让别人意识到他还没有睡着。老杜生活中不拘小节,开会的时候穿着睡裤,手里一定还离不开一瓶啤酒。
老杜两个助理都不懂中文,只能由他来充当翻译。他面和助理们说英文,一面和剧组的其他人说中文。语言不通时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说老杜的两个助理从来都是自己扛机器的,决不让其他人碰。而剧组的人看到个女孩(茉莉花,老杜的女助理)扛特沉的机器,就都想帮帮她。面包和茉莉花却死活都不让。为此剧组人和他们还有过误会。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不涉及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渐渐地大家用一些简单的手势或者简单的中文来交流,相处得很融洽。《英雄》拍完后,他们两人还专门留在中国半年,学习中文。老杜特别喜欢喝啤酒,一刻也离不开。他还发明了很多装置,以供他随时随地都能很方便地享用啤酒。在片场的老杜永远都是有啤酒相伴的。他从来不喝饮料,认为让他喝饮料是在侮辱他,啤酒就是他的水源。老杜的口袋里每天都装着很多大白兔奶糖,见到谁就给谁发。于是我们就叫他大白兔叔叔,只要在片场见着他就管他要大白兔。有时肚子特别饿,但又没到吃中饭的时候,他的大白兔就显得尤其珍贵了。老杜在剧组特别招人喜欢,他自己买了很多啤酒,吃饭的时候会和每个工人起分享。
有一次在片场,他看见镜头里有撮灰白的东西,以为录音部门没有把话筒藏好,便很不高兴地跟录音组的人说你们录音部门,怎么老穿帮啊?话筒再高点。录音组想想觉得不太可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老杜一直说不行,还是穿帮。录音组怎么想也找不出破绽了,只能对着老杜苦笑。后来才发现那个灰白的东西是老杜自己的头发,刚好有一撮挡在了镜头前面。是他自己的头发穿帮了l录音组总算松了口气,又成就了一个笑话。
老杜自然是个非常好的摄影师,但因为张艺谋也是摄影师出身,对很多问题都把握得比较细致。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老杜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剧组的人说:我们留在这儿吧,我们独立算了,不要给他(张艺谋)线(监视器的线),不要让他看到回放。压力好大啊!
就是这样一个老杜!
老杜有各种各样的帽子,《英雄》拍摄那会儿,张导演在现场戴的防沙的帽子就是老杜送的。在敦煌当今山的时候,为了好区分,好些工作人员的帽子上都贴了字母,老杜看见了就如法炮制,在自己的帽子上贴了两个字:老杜。生怕别人认不出他来。
圣诞节是西方人绝对的假期。眼看圣诞节就要到了,天天赶拍摄进度的张艺谋似乎没有放假的意思,这把老杜急坏了,他不好意思当面跟导演提要求,又想过圣诞节。老杜是个聪明人,自有办法。12月24日那天,从一大早开始老杜就戴着预先准备的圣诞老人的红帽子,在张艺谋身边晃来晃去,那顶鲜红的帽子无疑是在提醒导演圣诞到了,还不赶紧放假。导演还是跟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指挥着现场,大家插着空打趣着老杜,老杜很是沮丧。这样过了一天。到了晚饭时间,导演在对讲里说:明儿是圣诞节!放假一天!祝大家圣诞快乐……”老杜瞪着蓝眼睛,走过去不停的问导演:“确定吗?”旁边人拽着他赶紧走,生怕导演反悔。这可是《英雄》拍摄半年唯一的一天休假,同志们心里美坏了。当晚剧组人不约而同地偷偷在彼此的房门上贴上了祝福的卡片,很多房间整夜亮着灯。老杜有个助手是澳洲人,他不会讲一句中文。在敦煌阿克塞城,有天拍摄收工后去剪头发。他在街上随便找了家理发店。外国男人剪发习惯用卡尺,他跟当地人说“two”(两寸的卡尺)。当地人不明白two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是要把头发剃秃了,第二天开工他就秃着头来到片场。大家感觉很奇怪,拍摄现场挺晒的,没有必要秃着头。后来老杜跟我们说了这个故事。也许事后受了些刺激,他开始学了些中文。他的英文名叫bread,剧组中方的工作人员就叫他面包。老杜还有另外一个女助理,我们都叫她茉莉花。大家一叫茉莉花她就知道是在叫她了。老杜一开会就睡觉,一看回放就趴在地上说:“又开会了!”有些时候他已经快睡着了,但他为了表示自己还在专注的听着,时不时还要插句话,让别人意识到他还没有睡着。老杜生活中不拘小节,开会的时候穿着睡裤,手里一定还离不开一瓶啤酒。
老杜两个助理都不懂中文,只能由他来充当翻译。他面和助理们说英文,一面和剧组的其他人说中文。语言不通时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说老杜的两个助理从来都是自己扛机器的,决不让其他人碰。而剧组的人看到个女孩(茉莉花,老杜的女助理)扛特沉的机器,就都想帮帮她。面包和茉莉花却死活都不让。为此剧组人和他们还有过误会。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不涉及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渐渐地大家用一些简单的手势或者简单的中文来交流,相处得很融洽。《英雄》拍完后,他们两人还专门留在中国半年,学习中文。老杜特别喜欢喝啤酒,一刻也离不开。他还发明了很多装置,以供他随时随地都能很方便地享用啤酒。在片场的老杜永远都是有啤酒相伴的。他从来不喝饮料,认为让他喝饮料是在侮辱他,啤酒就是他的水源。老杜的口袋里每天都装着很多大白兔奶糖,见到谁就给谁发。于是我们就叫他大白兔叔叔,只要在片场见着他就管他要大白兔。有时肚子特别饿,但又没到吃中饭的时候,他的大白兔就显得尤其珍贵了。老杜在剧组特别招人喜欢,他自己买了很多啤酒,吃饭的时候会和每个工人起分享。
有一次在片场,他看见镜头里有撮灰白的东西,以为录音部门没有把话筒藏好,便很不高兴地跟录音组的人说你们录音部门,怎么老穿帮啊?话筒再高点。录音组想想觉得不太可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老杜一直说不行,还是穿帮。录音组怎么想也找不出破绽了,只能对着老杜苦笑。后来才发现那个灰白的东西是老杜自己的头发,刚好有一撮挡在了镜头前面。是他自己的头发穿帮了l录音组总算松了口气,又成就了一个笑话。
老杜自然是个非常好的摄影师,但因为张艺谋也是摄影师出身,对很多问题都把握得比较细致。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老杜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剧组的人说:我们留在这儿吧,我们独立算了,不要给他(张艺谋)线(监视器的线),不要让他看到回放。压力好大啊!
就是这样一个老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