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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帮：持炬前行
无论是政府主导，或是民间力量的自主爆发，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近40年中狂奔突进。其间，中国企业家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绚烂夺目。他们中的一支重要且愈发重要的力量，是出身大学，在学校中找到或明确了价值追求的读书人。
在读书人的商业世界中，商业逻辑从来不是全部。将商业上升到人文高度，有所选择，有所坚守，借商业关照社会，是他们的价值追求和选择。事实上，越来越多地，我们看到他们广泛涉足非营利领域，贡献其商业财富，也贡献其商业智慧。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像文明的一丛明火，迎来送往，给来者能量，也给来者温度。只要有人愿意，出发远行时，他可以视这丛火为寄托，并用它引燃手中之炬。
武汉大学，历中国百年兴衰，有置身永恒人性之上的文统、学统，薪火相传，英杰辈出。《中国慈善家》本期封面专题中，此五位武大校友均是在中国商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改善社会的愿力、能力和作为，无论在商业建树中，抑或商业之外的社会参与和投入上，他们至今明亮着与母校武大高度统一的人文气质。他们以出身武大为傲，同时，也让武大引以为傲。他们，同属“武大帮”。
从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晋、徽、潮、甬开始，地域商帮绵延至今千百载，他们分化、融合、消失或萌发，虽不断演变，但本质并无不同。他们怀着乡愁从家乡走出，在外相互帮扶，同升同达，他们念着“苟富贵勿相忘”，达则济馈一方乡土。
随二十世纪一叶翻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随之开启。大学，有别于地域乡土，成了知识分子们的精神故乡。出发时，他们不必怀有乡愁，因为大学能给的是知识和人文熏染，他们都带得走，他们也不必担心忘记彼此，有相同价值追求的人，总会在途中相遇。他们不再只是回报乡亲父老，同时也将资源与智慧投入到更大的公共空间里。
从地域纽带到精神纽带，大学商帮像某种进化，或许会成为未来中国商帮的主流形态，现在，他们很可能正在萌芽。
校友捐赠的武大样本
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武汉大学校友累计为母校捐款16.41亿元，位居中国高校校友捐赠排行榜第三位。以第五套百元人民币的规格来计算，这笔钱重18.87吨，如果将其一字排开，长度约为2543公里—这大约是北京到拉萨的直线距离。
据统计，累计为武汉大学捐款最多的五位校友分别是：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东升（1.47亿元）；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雷军（1.14亿元）；武汉当代集团创始人艾路明、周汉生等（1.02亿元）；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1亿元），以及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6000万元）。仅这五位校友，就为武汉大学共计捐款5.23亿元。这些款项，有些被用于进行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有些被用来设立奖学金、资助科研项目。
“他们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是武大的骄傲。”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正隆保险董事长、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蹇宏在说起这五位企业家向母校捐赠的善举时，这样评论到，“我们曾在聊天时说起，一家企业做成一个百年老店是很难的，但把一所大学建成千年大学则是有可能的。他们几个人认为，作为武大的毕业生，用这样一种方式回馈培养过自己的母校，是一件很荣耀的事。通过捐赠，让他们在离开母校后，又重新得以和她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们也希望这种对学校回馈的文化，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继续传承下去。”
这种传承的起点，在对艾路明的采访中，我们找到了一些线索。
1930年，沈祝三的汉协盛營造厂经过招标，以较低的价格承担了武汉大学新校舍的大部分工程。在承建武汉大学新校舍之前，沈祝三在武汉三镇早已久负盛名，是武汉建筑业的“龙头企业家”，当时的汉口总商会（今武汉市工商联大楼）、景明洋行大楼（今武汉市民主党派大楼）等著名建筑，均出自他的汉协盛营造厂。由他来承建武汉大学的新校舍，实在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沈祝三对武大新校舍的工程亦是踌躇满志，他曾对朋友说：“我给洋人盖了一辈子房子，今天，我要给国家盖一所最好的学校。” 但是，他不曾想到的是，武大新校舍的建成之日，几乎也是他的破产之时……
沈祝三遭遇的当头一棒，是他在开工之后，才发现汉协盛的承建标价中遗漏了开山筑路的费用；接踵而来的1931年武汉水灾以及因当时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则将沈祝三和他的汉协盛逼入绝境。但即便如此，沈祝三一不主动向业主提高造价；二不拖欠供应商货款；三不拖欠建筑工人的工资。他的解决方案，是将名下的多个产业抵押给银行，贷款40万银元继续武大新校舍的工程建设。
1932年1月，沈祝三顶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如期完成了武汉大学新校舍一期工程，除此之外，他信守承诺，奉送了水塔、水池两项工程—当武大第二期校舍工程开始时，他和他的汉协盛已无力参加……为了修建武大，沈祝三从银行借贷的款项，连本带利已滚成100万银元。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感谢他（沈祝三），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担任这个巨大而困难的工程。”1932年5月26日，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典礼上，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发表演说称。
“沈祝三‘毁家兴学’，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履行合同，从那时起，他就把一个基因注入到这所学校中，这个基因，是他对武大、对教育的一片赤誠。时至今日，这份赤诚，依然历久弥新。”艾路明说，“武大学子对母校的感恩与回馈，发端于此。”
得益于这份对武大感恩的传承，武汉大学在近10年中，又获校友捐建了7栋大楼，它们分别是：万林艺术博物馆（陈东升捐赠）、计算机学院大楼（雷军捐赠）、亿纬电化学楼（刘金成捐赠）、卓尔体育馆（阎志捐赠）、文科综合楼（毛振华捐赠）、研究生大楼（艾路明捐赠）以及科技楼（雷军捐赠）。它们，已经或即将与当年沈祝三所修建的武大校舍一起，静静地矗立在珞珈山上。
“武大校友的捐资助建不仅能大大缓解学校的财政预算压力，也使得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快的改善。”武汉大学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副处长徐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武汉大学除了有以陈东升、雷军等为代表巨额捐赠母校的校友外，更有数以万计的以小额捐赠的方式感恩回馈母校的校友——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有据可查的校友捐赠始于1980年，而距离本文发稿最近的两笔校友捐赠，则发生在2017年6月2日。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教育发展基金会及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发起的小额捐赠项目“微爱珞珈”，在这一天收到了两笔匿名捐赠，一笔365元，一笔0.01元——至此，通过该平台向武大捐赠的校友，达13123人次，共计向武大捐赠774608.77元。
武汉大学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处长邓小梅说，正是由于有了精英校友的带动，才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校友致力于回馈母校。
“我是在陈东升学长的感召之下作出这个捐赠决定的。”2016年10月20日，雷军再次向武大捐款时表示，“我想告诉大家，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报答母校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真诚地回馈母校，帮助学弟学妹们。”那天，雷军为母校捐赠的数额，是99999999元。
雷军的发言，在武大校友的身上，得到了温暖的回应。一位通过“微爱珞珈”平台受到资助的武大学生在某次座谈会上分享说：“大学四年，每年都会拿奖学金，现在读研也获得了奖学金。我常怀感恩、励志之心，传递母校和校友的爱心，本科到新疆支教一年，每月我都从支教补助里拿出100元资助贫困学生。”
也许，武大校友对母校的捐赠行为，恰似一团燃烧的火焰，当它被点燃后，就再也不会熄灭—当回馈母校成为更多武大学子的共识，它只会愈燃愈烈，愈燃，愈亮。
无论是政府主导，或是民间力量的自主爆发，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近40年中狂奔突进。其间，中国企业家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绚烂夺目。他们中的一支重要且愈发重要的力量，是出身大学，在学校中找到或明确了价值追求的读书人。
在读书人的商业世界中，商业逻辑从来不是全部。将商业上升到人文高度，有所选择，有所坚守，借商业关照社会，是他们的价值追求和选择。事实上，越来越多地，我们看到他们广泛涉足非营利领域，贡献其商业财富，也贡献其商业智慧。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像文明的一丛明火，迎来送往，给来者能量，也给来者温度。只要有人愿意，出发远行时，他可以视这丛火为寄托，并用它引燃手中之炬。
武汉大学，历中国百年兴衰，有置身永恒人性之上的文统、学统，薪火相传，英杰辈出。《中国慈善家》本期封面专题中，此五位武大校友均是在中国商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改善社会的愿力、能力和作为，无论在商业建树中，抑或商业之外的社会参与和投入上，他们至今明亮着与母校武大高度统一的人文气质。他们以出身武大为傲，同时，也让武大引以为傲。他们，同属“武大帮”。
从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晋、徽、潮、甬开始，地域商帮绵延至今千百载，他们分化、融合、消失或萌发，虽不断演变，但本质并无不同。他们怀着乡愁从家乡走出，在外相互帮扶，同升同达，他们念着“苟富贵勿相忘”，达则济馈一方乡土。
随二十世纪一叶翻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随之开启。大学，有别于地域乡土，成了知识分子们的精神故乡。出发时，他们不必怀有乡愁，因为大学能给的是知识和人文熏染，他们都带得走，他们也不必担心忘记彼此，有相同价值追求的人，总会在途中相遇。他们不再只是回报乡亲父老，同时也将资源与智慧投入到更大的公共空间里。
从地域纽带到精神纽带，大学商帮像某种进化，或许会成为未来中国商帮的主流形态，现在，他们很可能正在萌芽。
校友捐赠的武大样本
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武汉大学校友累计为母校捐款16.41亿元，位居中国高校校友捐赠排行榜第三位。以第五套百元人民币的规格来计算，这笔钱重18.87吨，如果将其一字排开，长度约为2543公里—这大约是北京到拉萨的直线距离。
据统计，累计为武汉大学捐款最多的五位校友分别是：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东升（1.47亿元）；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雷军（1.14亿元）；武汉当代集团创始人艾路明、周汉生等（1.02亿元）；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1亿元），以及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6000万元）。仅这五位校友，就为武汉大学共计捐款5.23亿元。这些款项，有些被用于进行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有些被用来设立奖学金、资助科研项目。
“他们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是武大的骄傲。”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正隆保险董事长、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蹇宏在说起这五位企业家向母校捐赠的善举时，这样评论到，“我们曾在聊天时说起，一家企业做成一个百年老店是很难的，但把一所大学建成千年大学则是有可能的。他们几个人认为，作为武大的毕业生，用这样一种方式回馈培养过自己的母校，是一件很荣耀的事。通过捐赠，让他们在离开母校后，又重新得以和她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们也希望这种对学校回馈的文化，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继续传承下去。”
这种传承的起点，在对艾路明的采访中，我们找到了一些线索。
1930年，沈祝三的汉协盛營造厂经过招标，以较低的价格承担了武汉大学新校舍的大部分工程。在承建武汉大学新校舍之前，沈祝三在武汉三镇早已久负盛名，是武汉建筑业的“龙头企业家”，当时的汉口总商会（今武汉市工商联大楼）、景明洋行大楼（今武汉市民主党派大楼）等著名建筑，均出自他的汉协盛营造厂。由他来承建武汉大学的新校舍，实在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沈祝三对武大新校舍的工程亦是踌躇满志，他曾对朋友说：“我给洋人盖了一辈子房子，今天，我要给国家盖一所最好的学校。” 但是，他不曾想到的是，武大新校舍的建成之日，几乎也是他的破产之时……
沈祝三遭遇的当头一棒，是他在开工之后，才发现汉协盛的承建标价中遗漏了开山筑路的费用；接踵而来的1931年武汉水灾以及因当时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则将沈祝三和他的汉协盛逼入绝境。但即便如此，沈祝三一不主动向业主提高造价；二不拖欠供应商货款；三不拖欠建筑工人的工资。他的解决方案，是将名下的多个产业抵押给银行，贷款40万银元继续武大新校舍的工程建设。
1932年1月，沈祝三顶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如期完成了武汉大学新校舍一期工程，除此之外，他信守承诺，奉送了水塔、水池两项工程—当武大第二期校舍工程开始时，他和他的汉协盛已无力参加……为了修建武大，沈祝三从银行借贷的款项，连本带利已滚成100万银元。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感谢他（沈祝三），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担任这个巨大而困难的工程。”1932年5月26日，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典礼上，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发表演说称。
“沈祝三‘毁家兴学’，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履行合同，从那时起，他就把一个基因注入到这所学校中，这个基因，是他对武大、对教育的一片赤誠。时至今日，这份赤诚，依然历久弥新。”艾路明说，“武大学子对母校的感恩与回馈，发端于此。”
得益于这份对武大感恩的传承，武汉大学在近10年中，又获校友捐建了7栋大楼，它们分别是：万林艺术博物馆（陈东升捐赠）、计算机学院大楼（雷军捐赠）、亿纬电化学楼（刘金成捐赠）、卓尔体育馆（阎志捐赠）、文科综合楼（毛振华捐赠）、研究生大楼（艾路明捐赠）以及科技楼（雷军捐赠）。它们，已经或即将与当年沈祝三所修建的武大校舍一起，静静地矗立在珞珈山上。
“武大校友的捐资助建不仅能大大缓解学校的财政预算压力，也使得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快的改善。”武汉大学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副处长徐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武汉大学除了有以陈东升、雷军等为代表巨额捐赠母校的校友外，更有数以万计的以小额捐赠的方式感恩回馈母校的校友——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有据可查的校友捐赠始于1980年，而距离本文发稿最近的两笔校友捐赠，则发生在2017年6月2日。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教育发展基金会及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发起的小额捐赠项目“微爱珞珈”，在这一天收到了两笔匿名捐赠，一笔365元，一笔0.01元——至此，通过该平台向武大捐赠的校友，达13123人次，共计向武大捐赠774608.77元。
武汉大学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处长邓小梅说，正是由于有了精英校友的带动，才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校友致力于回馈母校。
“我是在陈东升学长的感召之下作出这个捐赠决定的。”2016年10月20日，雷军再次向武大捐款时表示，“我想告诉大家，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报答母校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真诚地回馈母校，帮助学弟学妹们。”那天，雷军为母校捐赠的数额，是99999999元。
雷军的发言，在武大校友的身上，得到了温暖的回应。一位通过“微爱珞珈”平台受到资助的武大学生在某次座谈会上分享说：“大学四年，每年都会拿奖学金，现在读研也获得了奖学金。我常怀感恩、励志之心，传递母校和校友的爱心，本科到新疆支教一年，每月我都从支教补助里拿出100元资助贫困学生。”
也许，武大校友对母校的捐赠行为，恰似一团燃烧的火焰，当它被点燃后，就再也不会熄灭—当回馈母校成为更多武大学子的共识，它只会愈燃愈烈，愈燃，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