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反战影片，《白色严冬》却没有任何战争场面。它杜绝了爆破与火光营造出的残酷，也剔除了嘶喊和啼哭堆砌出的悲情。挪威导演彼得·纳斯以极简的场景和最安静的讲述方式描写了一个最具人性冲突的故事。
　　英德双方的战机在挪威上空将对方击落。三名德军士兵与两名英军士兵生还。他们在极寒之中同时找到了一座狩猎木屋。一天前，在天空中殊死搏斗的敌人突然间以这样意想不到的方式相见。
　　与好莱坞导演在二战影片中乐于展现的“正义对抗邪恶”的模式不同，挪威导演彼得·纳斯冒着某种程度上的道德风险试图将纳粹政权的军人还原成“人”。导演将那座风雪之中的小木屋演绎成了一间告解室和伦理困境的试验场。封闭的空间中，敌对的双方在极端环境下开始了猜疑、沟通、合作与谅解。这是一个完整的从仇视到宽恕的过程。
　　那是战时，消灭敌人是天经地义的唯一选择。但问题是，这些原本在天空击落无数敌机的战士，在此之前，消灭的都是“抽象的敌人”，只是符号和数字，被自己效力的国家政权统计进冷漠的表格。但此刻，在这个挪威木屋中，是五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能感觉到彼此的体温和呼吸，可以交流与对话，这让原本爱憎分明的军人们不知所措。
　　德军利用人数和武器优势，对英国人宣称，他们已經成为了德军的俘虏。两名英国人玩世不恭地要求人道主义待遇。于是，五个人开始一边互相提防一边挣扎求生。在一次次彼此激怒，互相嘲讽之后，敌对的五个人之间渐渐生出了某种兄弟般的感情。

　　他们逐渐向对方敞开心扉。一直故意以冷硬姿态保持尊严的德军士兵也不再宣称为了元首而战，他们入伍的原因或者为了逃避早已厌恶的家族生意，或者为了逃避失败的婚姻。士兵们逐渐从“军人”变成了“人”。军队、战斗、敌人、国家一切宏大的宣教词汇慢慢退潮，曾蒙蔽已久的真实内心开始显露。他们一起狩猎，一同支撑起差点坍塌的木屋，一起聊着各自的过去与未来的打算。一次聊到兴起，突然，德军少尉霍斯特将手下士兵一直珍藏的有希特勒签名的《我的奋斗》扔进了火炉……在这部对情感极度节制的反高潮式的影片中，这个突然的举动成为了一个安静却极为令人震撼的情节。
　　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曾写过一本著作《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他认为将人与罪责分离开来，有几个重要的环节，比如“道歉、供认和请求宽恕以及表示悔恨和许诺不再重复犯罪。”导演彼得·纳斯在《白色严冬》的那座木屋中呈现了这个过程。德军对英国士兵敞开心扉的交流与合作正是一种道歉，而将《我的奋斗》扔进火炉则彻底表明自己对于罪责的供认以及对不义之战的厌恶。
　　在一片瑰丽的极光下，两个阵营的男人们穿着各自的军装，一同唱起了歌。那是一个犹如童话般的片段。但外部的战争正酣，这个小小的告解室中完成的和解很快就被残酷的战争摧毁。挪威军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毫不犹豫地击毙了一名德军士兵。导演让现实毁掉了那个刚刚圆满的结局，战争的残酷与荒诞，暴力造成的人类的非理性随着枪声展露无疑。
　　残酷之后，导演展露了一丝暖意。1977年，幸存的英国士兵达文波特给远在慕尼黑的德国少尉霍斯特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去一次伦敦。两位曾经的敌人相见，犹如故人重逢。

欧洲视角下的二战人性故事

　　《钢琴家》
　　斯皮尔曼是波兰一家电台的钢琴师。家人和亲戚最终被纳粹杀害，而斯皮尔曼本人侥幸得到一位朋友的帮助，有了藏身之处。在废墟的阁楼上他遇见了一名德国军官，在军官的要求下他弹奏了钢琴曲。美妙的琴声令德国军官萌发了恻隐之心。
　　《死亡终点站》
　　1943年，住在柏林的犹太人经历着大屠杀，全德国只剩下了688个犹太人。他们在半夜被拖上了火车。车上的一部分人开始计划逃脱，可一些人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愿冒险，他们有人在激烈地争执、互相埋怨，而火车正在快速地驶向死亡终点站……
　　《卡廷惨案》
　　纳粹德国向波兰发动闪电战。16天后，苏俄由东部进入波兰，并俘虏了约25万波兰军人。1943年，入侵苏联境内的德国宣布，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埋葬波兰军人尸骨的万人坑，而苏俄正是残忍杀害这些军人的真正凶手……
　　《我们的父辈》
　　由于战争爆发，五个好友被迫离开家乡，离开彼此，三个去了东线，两个留在了柏林。这场战争带来的不光有牺牲，还有终生难忘的痛苦回忆。他们中有些人加入军队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其他人却痛苦地挣扎于良心道德与国家责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