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可谓满目惨楚，而痛中之极痛，对后世遗患至深者，莫过于黑龙江左岸和乌苏里迤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割占。出身宗室的御前大臣兼黑龙江将军奕山，怯惧加上无能，与俄督穆拉维约夫签署了《瑷珲条约》，被指为罪魁祸首。奕山当然是一个历史罪人，可整个失地之责岂其一人所能承担，京师那督催他找俄方谈判又不许谈崩的皇上，下游那平日敞开国门不管、事急袖手旁观的同僚，身边那些苦求缔约的边官将佐，难道就不须追究挞伐了吗？当时面对沙俄一波波侵略扩张的，是黑、吉两个将军衙门，黑龙江首当其冲，而吉林的失地之责不说更大，至少是更早。本文主要谈一个人：与奕山同时在职，比奕山早三年抵任、晚四年离职的吉林将军景淳。
　　有谁不知道奕山，又有谁还记得景淳？

一、失地是从吉林开始的

　　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俄关系的档案很多，在此先列出与东北失地相关的几个时间节点：
　　一八四九年五月，亦即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沙俄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率“贝加尔号”运输舰，绕过大半个地球送给养到堪察加，再由千岛群岛斜向西南，沿库页岛东侧向北贴岸航行，绕过该岛北端，潜入黑龙江的河口湾。经过几天的测量，他们得出该江有通海航道以及库页岛与大陆并不相连的结论，重新引燃沙俄对占领黑龙江的狂热。那时的库页岛、鞑靼海峡和毗邻大陆皆归吉林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相距遥远，于冲要之地全无设置，只有几个附近屯落的费雅喀人，乘登岸俄军疲累昏睡之机，拿走了他们的几件衣物。
　　一八五0年六月，又是涅维尔斯科伊，得到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力挺，带领一支“考察队”侵入黑龙江下江地区。该队虽仅有区区二三十人，枪械和食物严重匮乏，但很快兴建了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派人四处侦察勘测。吉林衙门不可能得不到信息，却毫无反应。
　　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春，景淳接任吉林将军，俄国人正在其统辖之地大肆扩张，在奇集和阔吞屯设立哨所和货栈，也在鞑靼海峡的迭卡斯特里湾建设兵营和炮台，伐木造房，鸣炮升旗。奇集有三姓衙门的行署木城，每年七月派员到那里颁发乌绫，接收下江与库页岛各屯部民贡缴的貂皮，应能得知俄军的情况，而景淳不要说派兵前往清剿，就连抗议也未见发出一声。
　　一八五四年夏，穆拉维约夫率大型船队闯入黑龙江，浮江而下，理由是前往海口防御英军和增援堪察加军港，并将多数部队部署在下江。后俄军以庙街和奇集为基地，与英法联合舰队在鞑靼海峡交火，在海岸山林问对抗，炮声隆隆。景淳派出的议界官员亲见阔吞屯等地被占情景，见俄军“伐木垫道，烧砖盖房，打铁练兵，沿江摆设铜炮”，奏报给他。景淳却在密折中对皇上说：“奴才愚昧之见，该夷占据阔吞屯等处，虽与进贡貂皮之费雅喀人等有碍，究因往征他国，在彼设备，似未便责问肇衅。”
　　一八五五年夏，穆拉维约夫再次率领船队强闯黑龙江，这一次已不用与英法打仗的借口，而是大举运兵和输送移民，主要在吉林地域内密集设点。景淳接到要他拦截俄督、宣示主权与抓紧勘界的谕旨，也是一再推托、夸大困难，一会儿说松花江汇流处距海口八千余里，一会儿又说六七千里，声称“地僻程纡，天寒冻早”“进退既在所难，饥寒必致就毙”，哪里有一点守土有责的样子？
　　一八五六年，沙俄与英法签订《巴黎和约》，部分俄军奉命从下江撤回，纷纷购买或抢劫赫哲等部的大小船只，溯江而上，吉林當局袖手旁观。而就在这一年，沙俄宣布设立滨海省，以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为首府，以马林斯克（奇集）为重镇，在黑龙江左岸修建驿道，三套车一路奔往外贝加尔……大规模的侵占和设置行政区划都发生在吉林界内，景淳只做选择性奏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一年的春天，奕山始任黑龙江将军。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瑷珲条约》正式签署。
　　殖民者的胆量与胃口都是逐渐加大的，沙俄亦然。潜入河口湾时难免提心吊胆，修一个彼得冬营，还要选在入海口之北的岸边——应是为了逃跑方便。两年多时间竟全无人过问，便放开手脚干起来，溯黑龙江向上、再向上，沿鞑靼海峡向南、再向南。景淳当政的时期，其不设边防和海防、放弃巡边、放弃管辖和治理等行为，对殖民者无疑是极大的鼓励。

二、怠玩与乖滑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一百多名天理教徒从东西两路攻入紫禁城，折腾了两天一夜才被肃清。嘉庆帝时在由承德返京的路上，闻知极为震惊，下罪己诏，认为“变在一时，祸积有日”，痛斥各级官员“因循怠玩”“悠忽为政”。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官场之弊愈演愈烈。以吉林为例，顺治朝的宁古塔梅勒章京通常是闻警即动，康熙问将军巴海每年亲自率部巡边，直至黑龙江口。久而久之，继任者便生懈怠，前任将军固庆就是个怠玩之辈，对沙俄考察队的侵入和盘踞浑然不觉，应负失职之责。景淳接任后不仅照常怠玩，还要加上在内务府养成的乖滑。
　　在皇权专制体系中，各级官员多会染上几分乖滑，然也大有差异，像吉林将军景淳（因避同治帝载淳讳，后改名景纶）这样的官场乖人，并不甚多。他的乖觉，体现在口头上处处紧跟，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不管对稳定边疆有利无利;体现在平日不修边备，不问边防，危急时却又拿出一副慷慨激昂的姿态、一整套应对措施，多数也只是说说而已;体现在善于规避个人风险，推卸应负职责;也体现在勤请示，多汇报，颂圣的同时大念苦经，生动细微地记述所做努力，以消解皇上对其办事不力的不满……整体论之，景淳的罪责并不比奕山小，惬怯怠玩的恶果也不比他少，但有此狡狯乖滑的全挂子武艺，景淳不光蒙骗了咸丰帝，也蒙骗了很多历史学家。
　　景淳出身汉军正黄旗，早年在内务府跑腿，渐渐混到章京，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擢为察哈尔副都统，咸丰三年擢吉林将军，在此任上待了十二个年头。《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军队和移民船只、木筏顺江而下，多数进入吉林辖区，景淳茫无应对，却因上游有个奕山而未受任何处分。奕山革职回京后，局势更为严峻，俄方公然捣毁乌苏里卡伦，驱逐守卡官军，景淳不敢回击，连在原地复建一个卡伦的勇气都没有，却在密奏中大讲三路用兵和多地设伏。咸丰帝心智不全，喜欢景淳的应变能力，也欣赏其积极而有气魄的姿态。所称设伏的英额岭远在乌苏里口以南两千里，属于今天的延边，最北边的江口出事，偏要派兵到源头之南的山隘打阻击，亏他想得出！景淳还提出在黑河口设伏，那里距乌苏里江口近一些，也有四五百里的距离。更有意思的是，俄军已然明火执仗，操练，演习，直接攻夺卡伦，景淳还要求所属“变装易服”，派一群少年兵（西丹）去打埋伏，也是醉了。 　　两年前，穆拉维约夫曾有一次中国行，率领“黑龙江舰队”直趋大沽口，布多戈斯基于大彼得湾携带测绘草图登上旗舰，航行中一直在修改和加工，然后装入一个华丽的大木匣，铜钮加封，隆重其事。而到了捣鬼有术的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口中，竟说此图为沙皇亲自封交专递。恭亲王将这套测绘图交与成琦，双方的谈判即依照俄方所绘地图展开。争议的焦点，在于实地找不到条约中所说的白棱河，俄图上也没有，清朝地图在兴凯湖西南有一条白珍河，较符合条约及俄图所说方位。此争涉及兴凯湖大量湖面与湖畔土地，俄方硬将奎屯河指为白棱河，清方据理力争，布多戈斯基则说条约的俄文本上括注“白棱河即奎屯河”，因无原件做证，清方不予承认。第二天下午，俄使派人到清方大营，送来一份照会，拟稿者中文水平甚差，但能看出不满和威胁之意;过两天又送来一份，写得仍夹缠不清，主旨是欲以穆楞河为界。该河远在西南方向，又向中国境内推进约二三百里，成琦等大惊，指着俄图上的红线发出抗议。俄方又说不必完全依照和约与地图，若以小河为界，日后容易发生纠纷，不如干脆找一条大河作为界河。
　　再次会谈设在清方大营，卡扎耶维奇“率领枪兵，挎刀乘马，入营后即将火枪排入营门，情甚汹汹”。当成琦阐述理由时，老卡突然发作，利用清方照会中暴露的误读，提出要以珲春河为界，并在东岸设卡盖房。成琦被击中软肋，慌忙辩解，说了一篓子的好话。老卡对条约的真实文义心知肚明，见好就收，命译员告知：穆楞河划界就算了，珲春河也让了，但奎屯河分支的白棱河必须定下来。成琦等人“诚恐又生枝节”，赶紧答应下来，而在奏报中却说“经奴才设法开导，反复譬喻，该使始觉理屈”，放弃了一系列无理要求。
　　就这样，双方正式签署《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互换签了名的標有分界红线的地图，确定竖立界牌的地点，并商定了界牌上文字。接下来该是实地踏勘和设立界牌了吧？不。成琦与景淳奏报：由于山林丛杂、河水涨阻、泥深数尺，俄使表示各派小官去立牌，我方不便“强约该使前往”，只好一一交代各处官员办理，率领司员章京束装回京。所谓俄使不愿意周履边界云云，出于二人之口，其实颇为可疑。更可疑的是密奏记述换约之后，成琦义正辞严，要求对方知恩感恩：
　　此次许分疆界，于该国极为有益，允宜感戴皇上恩德，
　　恪守合约，不可纵容兵民私行越界，方不负我皇上嘉惠远人
　　之至意。该公使等皆俯首称谢，摘帽为敬，颇知感激。今日读到这些，只能聊付一笑了，而咸丰帝显然很受用，从批谕见出对勘界结果大为满意。成琦等京中官员回去了，景淳也带着将军府的人马返回，但俄方上下均极为认真：组建了一个包含三名地形测量员、二十几名士兵和保障人员的立牌小分队，委派精通测绘的杜尔宾大尉负责，正使老卡和副使小布则亲历各处巡视检查，其结果自可推想。

四、罪孽远没有结束

　　刚接到已签《瑷珲条约》的奏报时，咸丰帝不仅没有愤怒，反倒像松了口气，急命转告正在天津纠缠不休的俄使普提雅廷。过了一年有余，清廷意识到沙俄殖民扩张的危害，才想起处分当事人，先将瑷珲副都统吉拉明阿革职枷号，后来又革掉奕山的御前大臣和黑龙江将军职。这些主要是做给俄方看的，命边将利用一切机会向俄国人宣布，奕山和吉拉明阿已因签约之事革职受罚，你们赶紧把人马撤回吧。穆督听后一通咆哮（清方官员听不懂，俄方通事也不给翻译），然后就下令捣毁清军在乌鲁苏和乌苏里的卡伦，这笔账也被记到奕山头上。
　　众恶归之，为不少史家相沿承的叙事模式，也是一些文人的评判积习。远的如商纣王，在先秦史籍中已被写得十恶不赦，《论语·子张篇》则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淮南子·缪称训》也说：“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而不管是“积善”还是“积毁”，都必然会遮蔽真相，产生误导，也无法为后世提供鉴戒。
　　奕山革职回京，黑吉的失地愈演愈烈，边备毫无振作，景淳等人怠玩依旧。勘界如此重大之事，两个钦差大臣根本不至黑龙江，也未到距离较近的乌苏里江。他们在密奏中说沿江划界很简单，咸丰帝闻说也觉得有理，其实江中汉道纷纭、岛屿众多，必须实地踏勘。至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地形就更为复杂。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办事较精细，见乌苏里江口所立“耶”字界牌在距岸三里许高阜之上，担心日后纠纷，经与俄方协商，又在近岸处“多立界牌一面，以为印证”。此牌不久被大水冲没，呈报补立，景淳则浑不在意，说“既被水冲，无庸补建”。后来大黑瞎子岛的失去，与此处界牌的缺失，应不无关联。
　　成琦和景淳口称勘界重点在兴凯湖至图们江一段，却又以山林丛杂、荒僻危险，谎称俄国人不愿意去，将立牌之事交给宁古塔佐领吉勒图堪。岂知这是一个鸦片鬼，勘查开始不久烟瘾发作，假称患病去宁古塔求医，转交给骁骑校永安，层层分包，完全听从俄方的操弄，对方要怎么签字就乖乖签上。这样的勘界立牌，只能是由着俄方的性子来，吕一燃《近代边界史》就指出：该段的“土”字和“倭”字界牌，均立于中国界内，侵占数里至二十余里土地。
　　两次鸦片战争带给中国人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愤痛之下，一些当事大员被钉在耻辱柱上，言恶必稽，如琦善、耆英、奕经、奕山，如穆彰阿、伊里布、叶名琛……名单还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尤其应该加上道光帝曼宁、咸丰帝奕詝，他们更应该为国家的灾难负总责。即便如此，也谈不上客观和全面，本文提到的景淳，就是一个不应放过的有罪之身。而在他的身后，还有更多漏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