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和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被联合提名为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理由是：“凭借民间的力量，坚持20多年维护和伸张中国二战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和促进日本政府与加害企业解决二战遗留问题，与众多有识之士一道，采取法律诉讼等有效方式，最终迫使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向受害劳工谢罪和支付谢罪金，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华历史的前提下推动中日间的和平友好。”这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首次联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也是童增连续三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与三菱公司的交涉，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童增见证并参与了全过程。在三菱公司受害劳工及遗属眼中，童增是“民族英雄”，因为，三菱公司能有如今的谢罪，都源于童增34岁时写下的一份“万言书”。
　　1990年4月，童增偶尔从报纸上看到《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文章。受此启发，童增在经过研究后写下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历史将这个问题遗留下来，成为阻碍中日两国之间的障碍，我们要把它解决掉。”
　　“万言书”一经发表，全国各地的战争受害者及家属踏上了寻找童增的路，赴日受害劳工、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当时，童增在国家老龄委工作。选择这份工作，也是为了更多地接触受害者群体，因为他们大多已成老人。“来找我的，大部分都是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的诉求就是要求日本谢罪赔偿。”3年里，童增接待了大约800人。更多的人是以信件向他诉说。截至1995年，童增收到的来信超过一万封，他的办公室甚至专门有间屋子来存放信件。曾有一家荷兰电视台采访他，看到堆满的信时，大呼不可思议。他们说，这么多人把你当成“救世主”，在荷兰是无法想象的。那是一个需要倾吐的时代，童增成为了千千万万中国二战受害者的倾听者。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2002年“感动中国”人物王选曾说，童增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索赔的火种播向全国。童增也被称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1994年，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主动联系童增，希望代理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案件。按照日本法律，只有本国律师才可代理他国受害者参与诉讼。
　　从那时开始，童增和许多志愿者开始帮助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寻找并支持他们赴日出庭。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日本律师鼎力相助，有人不惜卖房抵车。2003年，童增以证人身份赴日出庭。当时，有十万日本民众支持中国二战受害者。然而法庭上，“包括日本政府和三菱公司、三井公司在内的日本加害企业根本不屑一顾”。从1995年到2007年，日本律师团帮助中国二战受害者打了30多场官司，均以败诉告终。但童增还是坚持着。
　　直到2016年6月1日，日本三菱公司正式向中国劳工谢罪，这场旷日持久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终于迎来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已经75岁的小野寺利孝指着自己的白发说：“22年了，这在日本都是极其罕见的。”
　　不屈不挠，童增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这段异常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以及所有参与到这场“斗争”中的中日两国人民。
　　有人将童增比作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这位坚毅的老人通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将10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童增说，自己无法与维森塔尔相比，他已經成功，而自己还在路上。童增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热议锐评：“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这是西蒙·维森塔尔的名言。在童增看来，它的中文简译就是：只有牢记历史，才能珍爱和平。这也正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意义所在。为此，童增即便历经艰辛，也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或放弃。他的坚忍与执着，彰显出的是民族的脊梁、爱国的担当。（南亭）
　　素材运用：英雄；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正视历史；坚忍与执着；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民族脊梁；良知；倾听者……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搜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