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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胡乔木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8年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75年后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国史上一位起过独特作用的重要人物。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后，又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享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美誉。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胡乔木传记编写组编撰了大型文献史书《胡乔木传》，并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今年初正式出版。全书详实记录了胡乔木同志的生平和对我党宣传思想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本刊得到当代中国出版社授权，选登书中的一个章节（第十章领导新闻工作），以飨读者。
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
作为政务院下设的行政机构，新闻总署负责领导新中国新闻工作，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这时，胡乔木担任两个新闻单位的领导职务：1948年春到达西柏坡以后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6月新华社改组，他出任新华社社长；1949年8月《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和党组书记之后，他直接领导的新闻单位又加上了广播事业局。新闻总署于1949年10月19日正式成立。胡乔木上任后，一面调配干部，健全机构，同时把新闻总署领导和管理的工作担负起来。他同直接领导的三个单位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中央文件不发这三个单位，胡乔木规定三单位负责人每两个星期到他的办公室看一次中央文件。
当时，新闻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全国300多家报纸，不论公营和私营，都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每年损耗即达2500万公斤小米。为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新闻总署于1949年12月17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报纸经理会议。会议分析了产生严重亏损的原因，研究了改善报纸经营管理的办法。会议作出《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决定采取两大措施：一是报纸经营实行企业化方针，一是报纸发行实行“邮发合一”方针。决议指出：“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的经营，必须采取与贯彻企业化的方针，即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决议对用纸、定价、广告、编制、会计和管理民主化等问题也都作了规定。
《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贯彻后，各报社的经营状况都有改善。到1950年8月，全国有33家公私营报纸已经或开始做到全部自给且有盈余。
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又召开了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发布新闻制度，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发展方向和相互关系，各级新闻组织间的分工，京津公私营报纸间的分工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规定。关于发布新闻，要求必须严格执行1949年12月9日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重要新闻、公告等一般由新华社统一发布。规定报纸应当向发表言论、单独采访、建立广泛的群众通讯网、办好各种副刊及进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展；明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工人日报》都是全国性报纸，应注意建立全国各地专电与通讯，与新华社互相配合；《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应为干部和先进的群众，《光明日报》应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新华通讯社应以发布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新闻为基本任务，口、有总社有发布新闻之权，其总分社、分社、记者口、能按级对总社负责，不能单独对外发布任何新闻；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广播电台对全国及对国际广播节目，应集中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等。这些规定的贯彻，在全国建立了良好的新闻工作秩序。
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对当前全国新闻工作的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对面临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通讯社的组织和工作，建立全国广播收音网等。会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3月28日）。会议第一天，3月29日，胡乔木作了《关于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的报告。月底，朱德给会议代表作了军事报告。4月13日，毛泽东与代表们会面并讲话。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全国报纸展览会。
这次新闻工作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研讨新闻工作的会议，是全面调整和发展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会议，被誉为新中国新闻事业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胡乔木在会议第一天的报告中，讲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改进报纸工作问题；二、新华社机构和工作的统一问题。[这个报告的摘要收入《胡乔木文集》第2卷和《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以下关于这个报告的引文均据此。]
一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问题 胡乔木指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报纸工作：一、联系实际，二、联系群众，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指出：“我们的报纸在联系实际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所说的实际是和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作有直接重要联系的实际。而我们的报纸在这方面登得比较少。”胡乔木说：“如果我们的报纸口、发表那些与地方生活无关的东西或发表一些政府机关（中央机关也是一样）的指令、决议、会议等等，那么它们怎么会有生命呢？一切政府的会议的精华，并不在于某月某日开幕，某月某日闭幕，这是无生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许多报纸常把这些东西发表得津津有味，而对这些会议讨论的问题、背景以及它们所要求的东西变为群众生活的实际状况，却没有努力去发表。这样，我们的报纸就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布告牌了。”
胡乔木特别强调，“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报纸不能，又是把活动范围限制在干部里面，而应该面向群众”。他提出：“任何报纸，都要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
由联系群众薄弱，胡乔木说到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他指出：“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才有声音。”“报纸是应该有声音的。今天我们报纸上听到的这种声音——新东西反对旧东西，正确的反对不正确的，是很不充分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报纸对于群众要求的责任心是不够的。”胡乔木说，报纸用了这样大的篇幅每天出版，一出就是几万张，“无非是有很多话要告诉人民，人民有很多话要利用这个篇幅讲出来，要把种种情况告诉大家。”
对于怎样克服缺点、改进报纸工作，胡乔木指出，要按照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导思想，把正确的办报方针坚持下去；要改变编辑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改善与领导机关的关系”，“报纸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领导工作”，“报社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调查机关、研究机关和监察机关。它同领导者的关系不，又是取得指示，而且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所得，可以对他提出许多建议”；要“改善与群众的联系”，报纸应该“把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起来，提高到适应我们国家社会前进的轨道，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建设工作上去，使大家关心我们的建设工作。”“不但要研究在什么问题上去联系群众，而且要研究着重联系群众的什么部分”；“共产党的报纸应当首先联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首先跟积极分子建立联系”，而联系的方法，要重视组织通讯员网和成立读报组。
对评论工作和副刊工作，胡乔木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整个报纸篇幅中都有评论”。“口、要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有了生气。它就是负责地每天告诉人民群众：应该走向何处去，不应该走向何处去。”“我们报纸的副刊也应该有所改进。”“我们的报纸从头至尾都应该是有兴趣的，而报纸的副刊应该和主要的篇幅在编辑方针上一致。”“无论是专门性的专刊或是综合性的副刊，都应该和整个报纸编辑的精神一致，都应该在报纸总编辑的统一领导之下，服务于人民群众所关切的问题。应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且加以确定的解决。”
二
关于新华社机构和工作统一问题
胡乔木指出：“新华社现在已在全国范围内担负起每天供给国内外重要新闻的巨大任务”，“新华社的稿件需要在政治上、文字水平上更加提高，使全国各地的报纸利用时更加便利，供给的消息更加丰富与及时。”“为着要担负起这样浩大的任务，新华社在机构上和工作上，都需要统一，需要把过去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存在着的分散状态加以改变。”
胡乔木追溯了新华社产生的背景、条件和发展的历程，说明这种分散状态是历史形成的，“现在有必要也有可能加以改变”。“新华社需要集中全部力量当作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讯社，代表我们中国人民，代表我们整个国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表消息。”“新华社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华社，这对我们的新闻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克服困难，“迅速地完成统一的要求”。
会后，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新闻总署根据中央指示和会议讨论结果，对几个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4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9次政务会议。胡乔木在会上作《关于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这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的六个问题：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社、改进广播工作、调整各级新闻机构的编制、调整各新闻组织间的分工、改进新闻总署的工作。会议批准了胡乔木的报告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新闻总署关于分发（参考消息）的办法》。4月22日，胡乔木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同一天，新华社播发了新闻稿《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对会议内容作了详细报道。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25日，新闻总署发出《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
毛泽东以胡乔木名义 撰文驳斥艾奇逊的谈话
胡乔木就任新闻总署署长不久，发生了一件外界不知而影响较大的事——1950年1月19日，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以身在北京的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重要谈话：《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而斯大林看后因误解而生不满，惹得毛泽东很不愉快。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晤，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苏联对中国贷款、中苏两国贸易等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1950年1月2日，胡乔木等通过紧急安排，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和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苏联《真理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的消息，破除了西方国家对毛泽东在莫斯种情况的各种猜测和谣言。
十天以后，谣言又起。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谈话，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东北地区实行合并”。对此，在苏方提议下，决定中苏双方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予以严正驳斥。毛泽东决定，中国的这个声明以新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1月19日清晨，毛泽东亲自写就一篇将近1400字的新华社电讯，导语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清晨5时完稿后写一短信给“少奇同志并告乔木”，说“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又交代“译音注意（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三）今（十九）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8页。]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以胡乔木名义所写的这篇谈话；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登载。谈话严正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明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谈话把同是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昕说的事实同艾奇逊造的谣言进行对照。瓦尔德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返回美国后说，“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指出，瓦尔德的这些话“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8页。]
这篇谈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确实是毛泽东的精心之作。然而，没有想到，斯大林却因误解而进行责难。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事先说明，主人方面口、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客人口、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翻译口、要师哲一人。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斯大林首先说是在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由莫洛托夫先说。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习惯，任何新闻记者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步调一致……”
听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番无端责难，毛泽东十分恼怒，始终一言不发。[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457页。]
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师哲坐在加座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十分沉闷。师哲想改变气氛，先同斯大林闲聊几句，然后问：“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斯大林的话还未讲完，毛泽东问师哲：“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师哲承认正谈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可见毛泽东对此事多么不愉快。
把《A民日报》办成 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
一初步实施邓拓的改革建议
1949年8月《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胡乔木即担任报社社长，邓拓为总编辑。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报告给陆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分析《人民日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12月4日，毛泽东在邓拓的报告上写批语给胡乔木：“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胡乔木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实施邓拓提出的改革建议。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是自己不再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调范长江专任这一职务。对邓拓提出的其他各项改革建议，胡乔木也指导和督促《人民日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予以实施。其中首先是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反复强调，“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张。胡乔木说：“我们报纸的名称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它的主人。”他指出，“报纸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是群众说话的地方”；“报纸是群众思想和生活的顾问”；“报纸要报道群众的活动，反映群众的思想、情趣、意见、要求和心声”；“要让编辑部里充满群众的声音”，“让群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到编辑部里来”。胡乔木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要方法是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506页。]
明确办报方针、任务以后，不到三个月，《人民日报》的工作有很大改进。
1950年3月上旬，范长江和邓拓代表编委会就三个月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指示进行初步改革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最近三个月来，在中央督促和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正全力克服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错误倾向。在结合实际，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纠正干部思想作风中危害最大的关门主义办报、形式主义和独立分散倾向三个方面，开始取得初步成效，使错误倾向基本上停止了发展。表示决心在中央领导下，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党报。[据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 二指导实行工作的大转变
3、4月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的领导决心按照胡乔木3月29日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问题”的精神，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动全社人员，使《人民日报》工作实现一个大转变。胡乔木对《人民日报》工作的大转变进行了切实具体的指导。
（一）加强报纸同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的联系。
胡乔木在强调应该以经济建设这个全国工作的中心为新闻报道中心[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的同时，与报社领导商议，请示中央批准，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一个措施是，报社领导、编委委员、编辑组长明确分工，联系中央各部门，列席各部委党的会议；并征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同意，列席它们的相应会议。社长范长江率先示范，亲自联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他在那里设了一个办公室，经常同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等领导人保持联系。这时国家处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刻，中财委担当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的重任，那里经济建设方面的信息多、新闻多，从那里可以及时获得新闻或评论的选题和内容，使报纸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个措施是，报社派出包括部分编委、组长在内的业务干部三十多人，分赴各大行政区首府和中心城市，沟通报社同各中央局、各省委的联系，及时了解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意见和要求，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各种报道。
（二）加强报纸的评论工作。
胡乔木从两方面人手指导《人民日报》加强评论工作：一是提倡编辑部人人写评论，亲自审改大量评论稿件；一是亲自为报纸写社论。为此，编辑部建立了每周开会议论座谈的制度。会议由范长江、邓拓主持，大家谈情况，拟题目，然后分工撰写。同时要求编辑、记者都来过评论关，写评论，提倡各种“武器”都会使用，都拿得起来。胡乔木大约每两周在颐园他的住处召开一次报纸评读会。
在一次报纸评读会上，胡乔木对写评论文章提出三点要求：一、使人看得懂；二、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底；三、能说服人，打动人。他说，要达到这三点要求，首先，评论文章的题目要小，题目小了才容易写得具体；其次是文章的结构不能平淡。农业生产喜欢坦荡的平原，文章则喜欢起伏的山岭。不是常说“文似观山不喜平吗”？胡乔木还说，文章想写得生动，就得有变化；当然更主要的是看能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没有感情和激情。他指出，夹叙夹议是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任何评论文章都应该尽量作到夹叙夹议。[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8页。]除一般指导外，对各人所写的社论或评论审阅修改和进行评点，是胡乔木喜欢用的方法。为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说胡乔木修改文章堪称一绝。他的修改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从标题到全篇，从观点到材料，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以至标点符号，无不经过斟酌推敲。严师出高徒，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带出了一批能干练达的文字工作者。
（三）对报纸版面安排的指导。
胡乔木认为，办好一张报纸，除了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丰富的新闻报道内容和议论风生的评论以外，还要有编排得新鲜生动的版面。[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胡乔木对报纸版面的安排，以至发表新闻和函电文件的格式、照片的说明等等，也都悉心指点，力求不断改善。
胡乔木十分重视报纸的标题，他说：“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他在1951年3月4日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这个要求，并对标题不好的问题进行批评。他说：“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当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纠正我国地理名称上的一个重要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胡乔木说：“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胡乔木说：“口、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是不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片等成分安排得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三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
当时《人民日报》差错较为严重。据1951年8月份31天统计，发现见报的事实与政治性错误达26处，平均6.8万字便有1处；未见报的，检查组检查出错误251处，平均每天八九处；至于文字上的缺点就更多了。消灭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错误，成为胡乔木最焦心的一件事。他感到单靠发现错误随时指正的办法，零打碎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一定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作保证，一定要动员全社人员，从上到下，集中行动，才能解决。
1951年9月，胡乔木发出了关于消灭版面上的错误并改进编辑工作的指示。为落实胡乔木的指示，报社秘书处起草了《消灭报纸错误改进编辑工作的建议》。经正副社长阅过，于9月10日发给各组组长及各版编辑征求意见，要求将书面意见于9月11日前报告秘书处。
在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讨论的基础上，胡乔木于1951年9月18日到报社作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报告。 胡乔木首先从《人民日报》与党中央的关系来论述《人民日报》的性质、地位和任务。胡乔木指出：“党需要有一个集中的代表每天和群众见面。这个集中的代表，不是全体党员，也不是毛主席，而是报纸。”《人民日报》“是每天和国内以至国外人民群众见面的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党中央的权威发言机关”。“口、有报纸不但能够代表党的政策、路线、方向和对各种工作的具体意见，而且能够代表党中央的风格。”“《人民日报》即使注意了政治，还要在技术上、在各方面都能代表党中央的风格。”正是从这样的高度，胡乔木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认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重要意义。
胡乔木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说：“要代表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事情。我们的知识和能力都很不够，就不能不依靠全党。报纸本来就是全党的报纸，不是报社几个人的报纸，要力求了解中央的各种工作的状况、意见，搜集群众工作情况，从党内党外得到指示、启发，把群众的逻辑集中起来变成自己的，绝不可以孤立地办报。”胡乔木又指出，在依靠全党、依靠群众的同时，“还要依靠自己思索，认真地辛苦地工作。否则是不能正确反映党的意见的”。他提倡“报社每个人都必须动脑筋”，“要自己能作判断，要能在中央帮助指导下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要求《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足以代表党中央的思想作风的思想工作者。
胡乔木还从领导者的高度，向报社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他说：“人民要求领导，就产生了共产党；党必须每天在各种事务上领导群众，就产生了党报。所以，《人民日报》要以领导者要求自己。党报每个工作人员都是领导者，校对员也是领导者，校错了一个字，也是领导错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想不做领导者都不可能。既然处在领导者的地位，就不能不对自己要求高些。”
胡乔木上述关于《人民日报》的性质、地位、任务、工作方法和关于《人民日报》工作人员肩负使命和应有素质的论述，对于办成没有错误的报纸是带有根本性、指导性的，足以启发和提高全体人员的自觉性和责任心。但同时还需要有规章制度作保证。胡乔木的讲话，最终落到关于办成一份没有错误的报纸的具体要求上面。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办成一个没有错误的报纸很不容易，但‘基本上’没有错误还是可能的……‘笔写下来的，斧头都砍不掉。’所以要严格要求《人民日报》，使报纸不出错误。”而要不出差错，就要有严格的检查制度。
胡乔木提出的“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号召，得到《人民日报》社上上下下的热烈响应，全社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消灭错误、提高质量的运动。为了实现这一政治任务，制订了一个“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规章制度草案。草案对编辑部、出版部和行政部门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实现没有错误的报纸这一目标，《人民日报》社还开展了合理化建议运动，推行了一套严格的责任制，要求严格执行按级负责制，凡可以用数字表现出来的，都要登记统计出来向群众公布。在秘书处设立统计小组，负责研究错误性质，检查错误责任，并建立按日登记、按周统计制度。另外，由工会成立评检委员会，听取统计小组报告，评定各组成绩，向行政部门提出奖励对象等。工会还编辑出版一份“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不定期小报，指导这一活动持续开展。此外，还加强小组与部门的墙报，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以交流经验，相互促进。
在“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口号鼓舞下，报社上下齐心协力，《人民日报》工作大有改进，报纸质量大大提高，向着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的目标迈进。胡乔木对报纸的领导工作，得到报社上下的赞誉。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袁鹰写道：“他的领导方法，并不口、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袁鹰的这番话，说出了在胡乔木领导下办报的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栏目责任编辑：牧歌）
胡乔木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8年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75年后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国史上一位起过独特作用的重要人物。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后，又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享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美誉。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胡乔木传记编写组编撰了大型文献史书《胡乔木传》，并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今年初正式出版。全书详实记录了胡乔木同志的生平和对我党宣传思想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本刊得到当代中国出版社授权，选登书中的一个章节（第十章领导新闻工作），以飨读者。
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
作为政务院下设的行政机构，新闻总署负责领导新中国新闻工作，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这时，胡乔木担任两个新闻单位的领导职务：1948年春到达西柏坡以后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6月新华社改组，他出任新华社社长；1949年8月《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和党组书记之后，他直接领导的新闻单位又加上了广播事业局。新闻总署于1949年10月19日正式成立。胡乔木上任后，一面调配干部，健全机构，同时把新闻总署领导和管理的工作担负起来。他同直接领导的三个单位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中央文件不发这三个单位，胡乔木规定三单位负责人每两个星期到他的办公室看一次中央文件。
当时，新闻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全国300多家报纸，不论公营和私营，都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每年损耗即达2500万公斤小米。为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新闻总署于1949年12月17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报纸经理会议。会议分析了产生严重亏损的原因，研究了改善报纸经营管理的办法。会议作出《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决定采取两大措施：一是报纸经营实行企业化方针，一是报纸发行实行“邮发合一”方针。决议指出：“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的经营，必须采取与贯彻企业化的方针，即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决议对用纸、定价、广告、编制、会计和管理民主化等问题也都作了规定。
《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贯彻后，各报社的经营状况都有改善。到1950年8月，全国有33家公私营报纸已经或开始做到全部自给且有盈余。
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又召开了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发布新闻制度，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发展方向和相互关系，各级新闻组织间的分工，京津公私营报纸间的分工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规定。关于发布新闻，要求必须严格执行1949年12月9日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重要新闻、公告等一般由新华社统一发布。规定报纸应当向发表言论、单独采访、建立广泛的群众通讯网、办好各种副刊及进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展；明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工人日报》都是全国性报纸，应注意建立全国各地专电与通讯，与新华社互相配合；《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应为干部和先进的群众，《光明日报》应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新华通讯社应以发布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新闻为基本任务，口、有总社有发布新闻之权，其总分社、分社、记者口、能按级对总社负责，不能单独对外发布任何新闻；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广播电台对全国及对国际广播节目，应集中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等。这些规定的贯彻，在全国建立了良好的新闻工作秩序。
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对当前全国新闻工作的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对面临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通讯社的组织和工作，建立全国广播收音网等。会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3月28日）。会议第一天，3月29日，胡乔木作了《关于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的报告。月底，朱德给会议代表作了军事报告。4月13日，毛泽东与代表们会面并讲话。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全国报纸展览会。
这次新闻工作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研讨新闻工作的会议，是全面调整和发展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会议，被誉为新中国新闻事业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胡乔木在会议第一天的报告中，讲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改进报纸工作问题；二、新华社机构和工作的统一问题。[这个报告的摘要收入《胡乔木文集》第2卷和《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以下关于这个报告的引文均据此。]
一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问题 胡乔木指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报纸工作：一、联系实际，二、联系群众，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指出：“我们的报纸在联系实际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所说的实际是和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作有直接重要联系的实际。而我们的报纸在这方面登得比较少。”胡乔木说：“如果我们的报纸口、发表那些与地方生活无关的东西或发表一些政府机关（中央机关也是一样）的指令、决议、会议等等，那么它们怎么会有生命呢？一切政府的会议的精华，并不在于某月某日开幕，某月某日闭幕，这是无生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许多报纸常把这些东西发表得津津有味，而对这些会议讨论的问题、背景以及它们所要求的东西变为群众生活的实际状况，却没有努力去发表。这样，我们的报纸就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布告牌了。”
胡乔木特别强调，“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报纸不能，又是把活动范围限制在干部里面，而应该面向群众”。他提出：“任何报纸，都要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
由联系群众薄弱，胡乔木说到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他指出：“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才有声音。”“报纸是应该有声音的。今天我们报纸上听到的这种声音——新东西反对旧东西，正确的反对不正确的，是很不充分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报纸对于群众要求的责任心是不够的。”胡乔木说，报纸用了这样大的篇幅每天出版，一出就是几万张，“无非是有很多话要告诉人民，人民有很多话要利用这个篇幅讲出来，要把种种情况告诉大家。”
对于怎样克服缺点、改进报纸工作，胡乔木指出，要按照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导思想，把正确的办报方针坚持下去；要改变编辑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改善与领导机关的关系”，“报纸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领导工作”，“报社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调查机关、研究机关和监察机关。它同领导者的关系不，又是取得指示，而且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所得，可以对他提出许多建议”；要“改善与群众的联系”，报纸应该“把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起来，提高到适应我们国家社会前进的轨道，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建设工作上去，使大家关心我们的建设工作。”“不但要研究在什么问题上去联系群众，而且要研究着重联系群众的什么部分”；“共产党的报纸应当首先联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首先跟积极分子建立联系”，而联系的方法，要重视组织通讯员网和成立读报组。
对评论工作和副刊工作，胡乔木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整个报纸篇幅中都有评论”。“口、要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有了生气。它就是负责地每天告诉人民群众：应该走向何处去，不应该走向何处去。”“我们报纸的副刊也应该有所改进。”“我们的报纸从头至尾都应该是有兴趣的，而报纸的副刊应该和主要的篇幅在编辑方针上一致。”“无论是专门性的专刊或是综合性的副刊，都应该和整个报纸编辑的精神一致，都应该在报纸总编辑的统一领导之下，服务于人民群众所关切的问题。应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且加以确定的解决。”
二
关于新华社机构和工作统一问题
胡乔木指出：“新华社现在已在全国范围内担负起每天供给国内外重要新闻的巨大任务”，“新华社的稿件需要在政治上、文字水平上更加提高，使全国各地的报纸利用时更加便利，供给的消息更加丰富与及时。”“为着要担负起这样浩大的任务，新华社在机构上和工作上，都需要统一，需要把过去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存在着的分散状态加以改变。”
胡乔木追溯了新华社产生的背景、条件和发展的历程，说明这种分散状态是历史形成的，“现在有必要也有可能加以改变”。“新华社需要集中全部力量当作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讯社，代表我们中国人民，代表我们整个国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表消息。”“新华社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华社，这对我们的新闻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克服困难，“迅速地完成统一的要求”。
会后，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新闻总署根据中央指示和会议讨论结果，对几个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4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9次政务会议。胡乔木在会上作《关于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这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的六个问题：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社、改进广播工作、调整各级新闻机构的编制、调整各新闻组织间的分工、改进新闻总署的工作。会议批准了胡乔木的报告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新闻总署关于分发（参考消息）的办法》。4月22日，胡乔木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同一天，新华社播发了新闻稿《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对会议内容作了详细报道。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25日，新闻总署发出《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
毛泽东以胡乔木名义 撰文驳斥艾奇逊的谈话
胡乔木就任新闻总署署长不久，发生了一件外界不知而影响较大的事——1950年1月19日，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以身在北京的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重要谈话：《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而斯大林看后因误解而生不满，惹得毛泽东很不愉快。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晤，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苏联对中国贷款、中苏两国贸易等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1950年1月2日，胡乔木等通过紧急安排，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和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苏联《真理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的消息，破除了西方国家对毛泽东在莫斯种情况的各种猜测和谣言。
十天以后，谣言又起。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谈话，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东北地区实行合并”。对此，在苏方提议下，决定中苏双方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予以严正驳斥。毛泽东决定，中国的这个声明以新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1月19日清晨，毛泽东亲自写就一篇将近1400字的新华社电讯，导语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清晨5时完稿后写一短信给“少奇同志并告乔木”，说“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又交代“译音注意（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三）今（十九）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8页。]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以胡乔木名义所写的这篇谈话；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登载。谈话严正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明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谈话把同是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昕说的事实同艾奇逊造的谣言进行对照。瓦尔德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返回美国后说，“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指出，瓦尔德的这些话“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8页。]
这篇谈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确实是毛泽东的精心之作。然而，没有想到，斯大林却因误解而进行责难。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事先说明，主人方面口、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客人口、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翻译口、要师哲一人。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斯大林首先说是在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由莫洛托夫先说。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习惯，任何新闻记者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步调一致……”
听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番无端责难，毛泽东十分恼怒，始终一言不发。[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457页。]
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师哲坐在加座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十分沉闷。师哲想改变气氛，先同斯大林闲聊几句，然后问：“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斯大林的话还未讲完，毛泽东问师哲：“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师哲承认正谈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可见毛泽东对此事多么不愉快。
把《A民日报》办成 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
一初步实施邓拓的改革建议
1949年8月《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胡乔木即担任报社社长，邓拓为总编辑。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报告给陆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分析《人民日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12月4日，毛泽东在邓拓的报告上写批语给胡乔木：“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胡乔木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实施邓拓提出的改革建议。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是自己不再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调范长江专任这一职务。对邓拓提出的其他各项改革建议，胡乔木也指导和督促《人民日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予以实施。其中首先是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反复强调，“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张。胡乔木说：“我们报纸的名称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它的主人。”他指出，“报纸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是群众说话的地方”；“报纸是群众思想和生活的顾问”；“报纸要报道群众的活动，反映群众的思想、情趣、意见、要求和心声”；“要让编辑部里充满群众的声音”，“让群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到编辑部里来”。胡乔木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要方法是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506页。]
明确办报方针、任务以后，不到三个月，《人民日报》的工作有很大改进。
1950年3月上旬，范长江和邓拓代表编委会就三个月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指示进行初步改革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最近三个月来，在中央督促和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正全力克服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错误倾向。在结合实际，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纠正干部思想作风中危害最大的关门主义办报、形式主义和独立分散倾向三个方面，开始取得初步成效，使错误倾向基本上停止了发展。表示决心在中央领导下，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党报。[据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 二指导实行工作的大转变
3、4月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的领导决心按照胡乔木3月29日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问题”的精神，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动全社人员，使《人民日报》工作实现一个大转变。胡乔木对《人民日报》工作的大转变进行了切实具体的指导。
（一）加强报纸同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的联系。
胡乔木在强调应该以经济建设这个全国工作的中心为新闻报道中心[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的同时，与报社领导商议，请示中央批准，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一个措施是，报社领导、编委委员、编辑组长明确分工，联系中央各部门，列席各部委党的会议；并征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同意，列席它们的相应会议。社长范长江率先示范，亲自联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他在那里设了一个办公室，经常同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等领导人保持联系。这时国家处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刻，中财委担当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的重任，那里经济建设方面的信息多、新闻多，从那里可以及时获得新闻或评论的选题和内容，使报纸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个措施是，报社派出包括部分编委、组长在内的业务干部三十多人，分赴各大行政区首府和中心城市，沟通报社同各中央局、各省委的联系，及时了解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意见和要求，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各种报道。
（二）加强报纸的评论工作。
胡乔木从两方面人手指导《人民日报》加强评论工作：一是提倡编辑部人人写评论，亲自审改大量评论稿件；一是亲自为报纸写社论。为此，编辑部建立了每周开会议论座谈的制度。会议由范长江、邓拓主持，大家谈情况，拟题目，然后分工撰写。同时要求编辑、记者都来过评论关，写评论，提倡各种“武器”都会使用，都拿得起来。胡乔木大约每两周在颐园他的住处召开一次报纸评读会。
在一次报纸评读会上，胡乔木对写评论文章提出三点要求：一、使人看得懂；二、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底；三、能说服人，打动人。他说，要达到这三点要求，首先，评论文章的题目要小，题目小了才容易写得具体；其次是文章的结构不能平淡。农业生产喜欢坦荡的平原，文章则喜欢起伏的山岭。不是常说“文似观山不喜平吗”？胡乔木还说，文章想写得生动，就得有变化；当然更主要的是看能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没有感情和激情。他指出，夹叙夹议是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任何评论文章都应该尽量作到夹叙夹议。[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8页。]除一般指导外，对各人所写的社论或评论审阅修改和进行评点，是胡乔木喜欢用的方法。为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说胡乔木修改文章堪称一绝。他的修改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从标题到全篇，从观点到材料，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以至标点符号，无不经过斟酌推敲。严师出高徒，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带出了一批能干练达的文字工作者。
（三）对报纸版面安排的指导。
胡乔木认为，办好一张报纸，除了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丰富的新闻报道内容和议论风生的评论以外，还要有编排得新鲜生动的版面。[据商恺：《胡乔木热心关注新闻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胡乔木对报纸版面的安排，以至发表新闻和函电文件的格式、照片的说明等等，也都悉心指点，力求不断改善。
胡乔木十分重视报纸的标题，他说：“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他在1951年3月4日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这个要求，并对标题不好的问题进行批评。他说：“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当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纠正我国地理名称上的一个重要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胡乔木说：“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胡乔木说：“口、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是不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片等成分安排得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三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
当时《人民日报》差错较为严重。据1951年8月份31天统计，发现见报的事实与政治性错误达26处，平均6.8万字便有1处；未见报的，检查组检查出错误251处，平均每天八九处；至于文字上的缺点就更多了。消灭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错误，成为胡乔木最焦心的一件事。他感到单靠发现错误随时指正的办法，零打碎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一定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作保证，一定要动员全社人员，从上到下，集中行动，才能解决。
1951年9月，胡乔木发出了关于消灭版面上的错误并改进编辑工作的指示。为落实胡乔木的指示，报社秘书处起草了《消灭报纸错误改进编辑工作的建议》。经正副社长阅过，于9月10日发给各组组长及各版编辑征求意见，要求将书面意见于9月11日前报告秘书处。
在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讨论的基础上，胡乔木于1951年9月18日到报社作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报告。 胡乔木首先从《人民日报》与党中央的关系来论述《人民日报》的性质、地位和任务。胡乔木指出：“党需要有一个集中的代表每天和群众见面。这个集中的代表，不是全体党员，也不是毛主席，而是报纸。”《人民日报》“是每天和国内以至国外人民群众见面的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党中央的权威发言机关”。“口、有报纸不但能够代表党的政策、路线、方向和对各种工作的具体意见，而且能够代表党中央的风格。”“《人民日报》即使注意了政治，还要在技术上、在各方面都能代表党中央的风格。”正是从这样的高度，胡乔木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认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重要意义。
胡乔木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说：“要代表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事情。我们的知识和能力都很不够，就不能不依靠全党。报纸本来就是全党的报纸，不是报社几个人的报纸，要力求了解中央的各种工作的状况、意见，搜集群众工作情况，从党内党外得到指示、启发，把群众的逻辑集中起来变成自己的，绝不可以孤立地办报。”胡乔木又指出，在依靠全党、依靠群众的同时，“还要依靠自己思索，认真地辛苦地工作。否则是不能正确反映党的意见的”。他提倡“报社每个人都必须动脑筋”，“要自己能作判断，要能在中央帮助指导下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要求《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足以代表党中央的思想作风的思想工作者。
胡乔木还从领导者的高度，向报社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他说：“人民要求领导，就产生了共产党；党必须每天在各种事务上领导群众，就产生了党报。所以，《人民日报》要以领导者要求自己。党报每个工作人员都是领导者，校对员也是领导者，校错了一个字，也是领导错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想不做领导者都不可能。既然处在领导者的地位，就不能不对自己要求高些。”
胡乔木上述关于《人民日报》的性质、地位、任务、工作方法和关于《人民日报》工作人员肩负使命和应有素质的论述，对于办成没有错误的报纸是带有根本性、指导性的，足以启发和提高全体人员的自觉性和责任心。但同时还需要有规章制度作保证。胡乔木的讲话，最终落到关于办成一份没有错误的报纸的具体要求上面。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办成一个没有错误的报纸很不容易，但‘基本上’没有错误还是可能的……‘笔写下来的，斧头都砍不掉。’所以要严格要求《人民日报》，使报纸不出错误。”而要不出差错，就要有严格的检查制度。
胡乔木提出的“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号召，得到《人民日报》社上上下下的热烈响应，全社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消灭错误、提高质量的运动。为了实现这一政治任务，制订了一个“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规章制度草案。草案对编辑部、出版部和行政部门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实现没有错误的报纸这一目标，《人民日报》社还开展了合理化建议运动，推行了一套严格的责任制，要求严格执行按级负责制，凡可以用数字表现出来的，都要登记统计出来向群众公布。在秘书处设立统计小组，负责研究错误性质，检查错误责任，并建立按日登记、按周统计制度。另外，由工会成立评检委员会，听取统计小组报告，评定各组成绩，向行政部门提出奖励对象等。工会还编辑出版一份“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不定期小报，指导这一活动持续开展。此外，还加强小组与部门的墙报，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以交流经验，相互促进。
在“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口号鼓舞下，报社上下齐心协力，《人民日报》工作大有改进，报纸质量大大提高，向着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的目标迈进。胡乔木对报纸的领导工作，得到报社上下的赞誉。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袁鹰写道：“他的领导方法，并不口、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袁鹰的这番话，说出了在胡乔木领导下办报的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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