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甲午战争至今已有120年,中国与日本至今龃龉难平。《菊与刀》以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日本人的性格是服膺强者。然而,至今中国仍未成为让日本人敬畏的强者——一些日本人在侵华问题上屡次反复;日本政府及领导人对于其历史上的战争责任一直不肯直面;历任首脑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既是谋取选票的政治策略,也是日本国民傲慢心理的显现。
然而,对国人而言,反躬自省更应该成为思考甲午战争的基本起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曲折艰难,迄今仍未完成。如果说,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认识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进而开启了范围和程度有限的自强运动。那么,甲午战争则使他们认识到了物质背后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为戊戌变法奠定了基础。两场战争之间,对于清廷的统治集团认识外部世界存在直接的促进和递进关系。尽管如此,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一旦真正触及统治者的皇权专制和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阻碍。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屈辱背后,两场战争的败因隐而不显。军事上的失利,不过是其的外在表象。
鸦片战争使清廷官员见识了“船坚炮利”
在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中,作者以扎实的研究,详述了中国的兵制和组织形态的落后,以及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差距。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连林则徐这样的大臣,对于英国以及中华文明之外的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林则徐1839年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帝写的一道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浙江定海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再次给道光上书重申:“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对于这场战争,茅海建认为,“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正如樊美平在《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中指出的那样,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在樊美平看来,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在我看来,樊美平的思考比茅海建更进了一步。在信息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维系着自身的稳定和运行。当西方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兴起并对外扩张之后,各据一方的国家自我封闭,不可避免地受到严厉冲击。明清两代统治者,虽然也有开放海禁的时候,但是,为了皇权专制的稳固和牢靠,总体上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这种闭关锁国,不仅包括空间和地理上的限制,更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和文化上的固步自封,以及意识上的愚昧落后。此前的很长时间里,因为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统治者的闭关锁国,难于冲破,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统治反复循环。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开始对外扩张之后,统治者想要继续以闭关锁国,奴役民众,将外来文明的冲击拒之于国门之外,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做到。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就是要建立全球性的商业体系,不可能任由某一地域的统治者认为制造藩篱。其次,自西方启蒙运动之后,自由、民主等价值被发现,奴隶制和君主专制等前现代国家的野蛮统治形式,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就很明晰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深层因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朝贡体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不幸的是,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为痛苦。”
在我看来,徐中约先生称,“中国人对商业鄙视”尚需商榷。确切地说,主要是统治者对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控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繁荣的商业交流,不利于专制统治者实施严密的社会控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商业交流有着自身的规则,它需要开放的市场环境,以及尽可能少的国家管控。而这种需求,与专制体制的无孔不入显然方枘圆凿。专制体制为什么要控制经济发展?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认为,经济发展在国家之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同时还产生了下放决策力这一功能性的需要。显然,作为前现代国家的清廷,之前不愿向当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开放市场——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正如我们看到的史实,英国人在与清廷的战争中所向披靡,以不多的兵力就打败了清廷。但是,清廷朝野上下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鸦片战争并没有使清朝的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认识到清朝全面的落后。只是在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后, 他们才认识到西方人的船坚炮利。然而,他们的认识极为有限,张之洞提出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标不治本策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主要停留于器物层面。对于物质背后的政治制度以及现代国家特性,则缺乏认知。
以郭嵩焘为例。郭嵩焘作为首位驻外公使去英国、法国,善于学习,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财政制度,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郭嵩焘在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然而其副手刘锡鸿对其多加诋毁,称其为“汉奸”,在国内,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1879年回国后,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政治舞台。在其之后所著《玉池老人自叙》中,他对清廷的外交官不能与时俱进颇为忧虑,称“刘锡鸿使德意志,则昏狂谬戾,乖忤百端,德人至今以为笑。所以然者,为仰承枢府意旨,动与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气骨。所谓气骨者,以理求胜,无所屈挠。迎合希宠,以为气骨,而自处于无理,使外人失望,如此是无益反有损矣。” 这种“有损”不久之后就酿成了恶果。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离世。他死后仅三年,甲午战争就打掉了刘锡鸿、翁同龢这类士大夫的傲气,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形势比人强。
甲午战争:彻底打掉了士大夫的傲气
鸦片战争只是使清廷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认识到了自己在科技和物质文明上的落后,但中国的文明教化等仍优于西方。但是,甲午战争的爆发,彻底打掉了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的傲气和残存的优越感。
约翰·惠特尼·霍尔的《日本史》显示,在民治维新之前,日本已经实施西方化进程。1860年,幕府派遣了一个有80个武士官员的代表团去美国签署商务条约,其中的福泽渝吉后来成了日本最主要的西方化鼓吹者之一。第二个幕府使团分别于1862年、1863年访问了英国、荷兰和法国。1863年,长州秘密派遣了包括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内的五个武士到英国。1865年萨摩派了包括寺岛宗泽和五代友厚在内的19个人出国。由此,日本建立了西式的兵工厂、造船厂和军事学校、外语学校。明治维新以后,交流的节奏加快。最引人注目的官方出使是1872-1873年共计数十名政府官员在内的使团,他们去了美国和欧洲考察,并提出了长篇报告。
不仅如此,岩仓使团之后,日本政府有意识雇佣外国顾问,希望他们参与必要的改革。到1875年大约有五六百个横滨雇佣的专家。在商务条约签订和1890年之间,大约有3000个外国政府顾问来到日本。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日本初步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由此形成了“大陆政策”,学习西方对外扩张。对朝鲜和中国的染指,正是“大陆政策”的实施。
然而,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清朝一直末引起高度的警惕。从1894年6月上旬日本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到7月25日不宣而战袭击清朝海军,再到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且不说朝臣中主和与主战之争持续不断,即使在主战派内部,也存在着“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而且这一争论到战争后期仍未停息
一个是励精图治、有备而来,知己知彼且动员了全国之力;一个是众多朝廷要员知己而不知彼,兵制和组织都很落后,而且无法组织起有效和大面积的战争动员,仅仅依靠李鸿章麾下海军的力量打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显然,胜负的天平明显倾向了日本。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对甲午战争都做出了自己的研究,诸如宗泽亚利用日方史料为主写出的《清日战争》,戚其章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新讲》等。有学者爬梳,清流派的翁同龢出于个人私怨,多方掣肘李鸿章。其时,主管财政开支的翁同龢,1891年6月以户部之名义上书皇帝,要求“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及至甲午开战前夕,面对李鸿章的主和策略,翁同龢极力主战,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曾记述:翁极力主战的时候,王与他辩论,翁同龢称:“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也就是说,翁同龢是要借中日战事检验北洋军力,以寻找借口对其整顿,借以打击李鸿章的势力。而事后的结果很明显,正如石泉《甲午前后晚清之政局》揭示的那样,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淮系势力遭到削弱,清流派官员趁此再起,代表人物翁同龢、李鸿藻在皆重入军机,掌握大权。
清流派流于空谈,对日本海军实力,及明治维新之后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缺乏基本的了解。翁同龢等人与李鸿章等人的权力之争,造成了北洋水师在武器装备上未能及时更新。然而,即便北洋水师武器更新了,能否打败日军也未可知。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倾全国之力,无论从后勤供应,到事先准备,战术运用,士气以及士兵素质都明显胜过俄军,以极小的代价打得俄国舰队溃不成军。
显然,日军的这些优势,清廷军队并不具备。张鸣把“开枪不瞄准”,看做甲午兵败的另类原因。他引用了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回忆:“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各师团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一动不动。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
对于甲午战争失利的原因,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有四个:日本当时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政体基本处于中世纪,政府和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第三,朝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第四,李鸿章的外交局限,他过分相信“以夷制夷”的老策略。
在我看来,徐中约先生尚未触及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前现代、中世纪式的皇权专制体制,对应于日本的现代国家体制之时,无论是在统治效率、资源整合、军事体制、组织形态、情报搜集,还是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都显得相形见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痼疾所致。它既是战争的失败,也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正是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与西方现代国家体系的格格不入,加上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坐井观天的盲目自大,导致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然而,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耻辱,并没有让他们从麻木中惊醒,更不必说产生彻底变革的紧迫感和足够的变革动力。他们不仅无心考察当时的西方文明,以谦虚的态度学习其长处,连郭嵩焘以自身经历说的一些实话,都不能容忍!正是因为失败未能成为成功之母和发愤图强之源,清廷这才有了败于英国之后,再尝败于日本的苦果。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甲午战争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日本的胜利,使得其举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外扩张的野心进一步得到了膨胀和强化。此后对于中国的的侵略步步紧逼,直到1937年的抗战全面爆发。对于中国而言,败于日本,使得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大受刺激。众所周知,在很长时间里,作为弹丸小国的日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仰慕者和追随者、学习者。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对日本一直意存轻视。但是,甲午惨败狠狠教训了他们。也正是甲午战争,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融入当时的现代国家体系,清廷将继续受挫。他们残存的“天朝大国”的崖岸自高,在这次失败之后荡然无存。连得势受益的翁同龢,四年之后都开始支持戊戌变法,向光绪举荐了康有为等人。然而,正如当下的研究者所指,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由于操之过急。由此可见,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在统治集团与知识精英脑海中是多么顽固。
改良失败,革命兴起
包括甲午战争在内,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系列失败,构成了中国人屈辱的历史记忆。在反思历史教训之时,简单粗暴的“落后就要挨打”尤其需要警惕。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魏源于1842年出版了《海国图志》。到1852年,该书扩充为百卷本。在书中,魏源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联邦选举和议会制度。然而,这本书在清朝影响有限,在日本却成为了畅销书。只要看看日本在1860年之前的落后,与1894年打败清廷即不难得出结论,如果国力落后,当权者能够辨识天下大势,以开放的心态引进和输入最为核心的制度文明,那么历史又将是另一番景象。如果统治者一心以保住自己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而不思进取,甚至不惜牺牲民众利益,那么甲午惨败就是必然。
1894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问世之后,很快轰动社会,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评论此书曰“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然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动摇最高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两相权衡,他们宁可舍全民利益而维护自己的私利。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统治集团心态的最好反应。中华物力受损,遭殃的是普通民众,统治者的专制合法性虽然有所削弱,但权力和既得利益确保无虞。这就是“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真正原因。显然,这样的统治并无正当性、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言。清廷改良的犹疑、缓慢和拖延,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后的北洋时期虽有军阀割据,但联省自治之下,本来很有可能制度创新。但是,由于苏俄向中国输出了暴力革命,并且在经济上大力辅助国民党,导致了暴力革命之兴起。
暴力革命的兴起,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潮,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记忆正相吻合。由此,中国走向了不断革命的道路,现代化过程再历坎坷艰辛。
然而,对国人而言,反躬自省更应该成为思考甲午战争的基本起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曲折艰难,迄今仍未完成。如果说,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认识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进而开启了范围和程度有限的自强运动。那么,甲午战争则使他们认识到了物质背后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为戊戌变法奠定了基础。两场战争之间,对于清廷的统治集团认识外部世界存在直接的促进和递进关系。尽管如此,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一旦真正触及统治者的皇权专制和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阻碍。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屈辱背后,两场战争的败因隐而不显。军事上的失利,不过是其的外在表象。
鸦片战争使清廷官员见识了“船坚炮利”
在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中,作者以扎实的研究,详述了中国的兵制和组织形态的落后,以及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差距。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连林则徐这样的大臣,对于英国以及中华文明之外的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林则徐1839年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帝写的一道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浙江定海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再次给道光上书重申:“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对于这场战争,茅海建认为,“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正如樊美平在《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中指出的那样,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在樊美平看来,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在我看来,樊美平的思考比茅海建更进了一步。在信息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维系着自身的稳定和运行。当西方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兴起并对外扩张之后,各据一方的国家自我封闭,不可避免地受到严厉冲击。明清两代统治者,虽然也有开放海禁的时候,但是,为了皇权专制的稳固和牢靠,总体上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这种闭关锁国,不仅包括空间和地理上的限制,更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和文化上的固步自封,以及意识上的愚昧落后。此前的很长时间里,因为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统治者的闭关锁国,难于冲破,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统治反复循环。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开始对外扩张之后,统治者想要继续以闭关锁国,奴役民众,将外来文明的冲击拒之于国门之外,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做到。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就是要建立全球性的商业体系,不可能任由某一地域的统治者认为制造藩篱。其次,自西方启蒙运动之后,自由、民主等价值被发现,奴隶制和君主专制等前现代国家的野蛮统治形式,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就很明晰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深层因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朝贡体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不幸的是,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为痛苦。”
在我看来,徐中约先生称,“中国人对商业鄙视”尚需商榷。确切地说,主要是统治者对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控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繁荣的商业交流,不利于专制统治者实施严密的社会控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商业交流有着自身的规则,它需要开放的市场环境,以及尽可能少的国家管控。而这种需求,与专制体制的无孔不入显然方枘圆凿。专制体制为什么要控制经济发展?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认为,经济发展在国家之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同时还产生了下放决策力这一功能性的需要。显然,作为前现代国家的清廷,之前不愿向当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开放市场——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正如我们看到的史实,英国人在与清廷的战争中所向披靡,以不多的兵力就打败了清廷。但是,清廷朝野上下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鸦片战争并没有使清朝的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认识到清朝全面的落后。只是在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后, 他们才认识到西方人的船坚炮利。然而,他们的认识极为有限,张之洞提出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标不治本策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主要停留于器物层面。对于物质背后的政治制度以及现代国家特性,则缺乏认知。
以郭嵩焘为例。郭嵩焘作为首位驻外公使去英国、法国,善于学习,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财政制度,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郭嵩焘在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然而其副手刘锡鸿对其多加诋毁,称其为“汉奸”,在国内,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1879年回国后,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政治舞台。在其之后所著《玉池老人自叙》中,他对清廷的外交官不能与时俱进颇为忧虑,称“刘锡鸿使德意志,则昏狂谬戾,乖忤百端,德人至今以为笑。所以然者,为仰承枢府意旨,动与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气骨。所谓气骨者,以理求胜,无所屈挠。迎合希宠,以为气骨,而自处于无理,使外人失望,如此是无益反有损矣。” 这种“有损”不久之后就酿成了恶果。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离世。他死后仅三年,甲午战争就打掉了刘锡鸿、翁同龢这类士大夫的傲气,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形势比人强。
甲午战争:彻底打掉了士大夫的傲气
鸦片战争只是使清廷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认识到了自己在科技和物质文明上的落后,但中国的文明教化等仍优于西方。但是,甲午战争的爆发,彻底打掉了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的傲气和残存的优越感。
约翰·惠特尼·霍尔的《日本史》显示,在民治维新之前,日本已经实施西方化进程。1860年,幕府派遣了一个有80个武士官员的代表团去美国签署商务条约,其中的福泽渝吉后来成了日本最主要的西方化鼓吹者之一。第二个幕府使团分别于1862年、1863年访问了英国、荷兰和法国。1863年,长州秘密派遣了包括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内的五个武士到英国。1865年萨摩派了包括寺岛宗泽和五代友厚在内的19个人出国。由此,日本建立了西式的兵工厂、造船厂和军事学校、外语学校。明治维新以后,交流的节奏加快。最引人注目的官方出使是1872-1873年共计数十名政府官员在内的使团,他们去了美国和欧洲考察,并提出了长篇报告。
不仅如此,岩仓使团之后,日本政府有意识雇佣外国顾问,希望他们参与必要的改革。到1875年大约有五六百个横滨雇佣的专家。在商务条约签订和1890年之间,大约有3000个外国政府顾问来到日本。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日本初步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由此形成了“大陆政策”,学习西方对外扩张。对朝鲜和中国的染指,正是“大陆政策”的实施。
然而,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清朝一直末引起高度的警惕。从1894年6月上旬日本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到7月25日不宣而战袭击清朝海军,再到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且不说朝臣中主和与主战之争持续不断,即使在主战派内部,也存在着“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而且这一争论到战争后期仍未停息
一个是励精图治、有备而来,知己知彼且动员了全国之力;一个是众多朝廷要员知己而不知彼,兵制和组织都很落后,而且无法组织起有效和大面积的战争动员,仅仅依靠李鸿章麾下海军的力量打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显然,胜负的天平明显倾向了日本。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对甲午战争都做出了自己的研究,诸如宗泽亚利用日方史料为主写出的《清日战争》,戚其章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新讲》等。有学者爬梳,清流派的翁同龢出于个人私怨,多方掣肘李鸿章。其时,主管财政开支的翁同龢,1891年6月以户部之名义上书皇帝,要求“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及至甲午开战前夕,面对李鸿章的主和策略,翁同龢极力主战,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曾记述:翁极力主战的时候,王与他辩论,翁同龢称:“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也就是说,翁同龢是要借中日战事检验北洋军力,以寻找借口对其整顿,借以打击李鸿章的势力。而事后的结果很明显,正如石泉《甲午前后晚清之政局》揭示的那样,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淮系势力遭到削弱,清流派官员趁此再起,代表人物翁同龢、李鸿藻在皆重入军机,掌握大权。
清流派流于空谈,对日本海军实力,及明治维新之后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缺乏基本的了解。翁同龢等人与李鸿章等人的权力之争,造成了北洋水师在武器装备上未能及时更新。然而,即便北洋水师武器更新了,能否打败日军也未可知。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倾全国之力,无论从后勤供应,到事先准备,战术运用,士气以及士兵素质都明显胜过俄军,以极小的代价打得俄国舰队溃不成军。
显然,日军的这些优势,清廷军队并不具备。张鸣把“开枪不瞄准”,看做甲午兵败的另类原因。他引用了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回忆:“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各师团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一动不动。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
对于甲午战争失利的原因,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有四个:日本当时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政体基本处于中世纪,政府和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第三,朝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第四,李鸿章的外交局限,他过分相信“以夷制夷”的老策略。
在我看来,徐中约先生尚未触及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前现代、中世纪式的皇权专制体制,对应于日本的现代国家体制之时,无论是在统治效率、资源整合、军事体制、组织形态、情报搜集,还是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都显得相形见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痼疾所致。它既是战争的失败,也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正是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与西方现代国家体系的格格不入,加上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坐井观天的盲目自大,导致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然而,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耻辱,并没有让他们从麻木中惊醒,更不必说产生彻底变革的紧迫感和足够的变革动力。他们不仅无心考察当时的西方文明,以谦虚的态度学习其长处,连郭嵩焘以自身经历说的一些实话,都不能容忍!正是因为失败未能成为成功之母和发愤图强之源,清廷这才有了败于英国之后,再尝败于日本的苦果。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甲午战争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日本的胜利,使得其举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外扩张的野心进一步得到了膨胀和强化。此后对于中国的的侵略步步紧逼,直到1937年的抗战全面爆发。对于中国而言,败于日本,使得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大受刺激。众所周知,在很长时间里,作为弹丸小国的日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仰慕者和追随者、学习者。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对日本一直意存轻视。但是,甲午惨败狠狠教训了他们。也正是甲午战争,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融入当时的现代国家体系,清廷将继续受挫。他们残存的“天朝大国”的崖岸自高,在这次失败之后荡然无存。连得势受益的翁同龢,四年之后都开始支持戊戌变法,向光绪举荐了康有为等人。然而,正如当下的研究者所指,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由于操之过急。由此可见,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在统治集团与知识精英脑海中是多么顽固。
改良失败,革命兴起
包括甲午战争在内,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系列失败,构成了中国人屈辱的历史记忆。在反思历史教训之时,简单粗暴的“落后就要挨打”尤其需要警惕。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魏源于1842年出版了《海国图志》。到1852年,该书扩充为百卷本。在书中,魏源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联邦选举和议会制度。然而,这本书在清朝影响有限,在日本却成为了畅销书。只要看看日本在1860年之前的落后,与1894年打败清廷即不难得出结论,如果国力落后,当权者能够辨识天下大势,以开放的心态引进和输入最为核心的制度文明,那么历史又将是另一番景象。如果统治者一心以保住自己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而不思进取,甚至不惜牺牲民众利益,那么甲午惨败就是必然。
1894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问世之后,很快轰动社会,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评论此书曰“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然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动摇最高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两相权衡,他们宁可舍全民利益而维护自己的私利。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统治集团心态的最好反应。中华物力受损,遭殃的是普通民众,统治者的专制合法性虽然有所削弱,但权力和既得利益确保无虞。这就是“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真正原因。显然,这样的统治并无正当性、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言。清廷改良的犹疑、缓慢和拖延,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后的北洋时期虽有军阀割据,但联省自治之下,本来很有可能制度创新。但是,由于苏俄向中国输出了暴力革命,并且在经济上大力辅助国民党,导致了暴力革命之兴起。
暴力革命的兴起,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潮,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记忆正相吻合。由此,中国走向了不断革命的道路,现代化过程再历坎坷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