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郑振铎先生的名字，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他的散文《燕子》《猫》目前仍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入选课文。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收藏家、翻译家、艺术史家。在文学领域，他更是“俗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将“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戏曲、小说、变文、弹词等“非正统文学”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内容，并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在文学领域掀起了“俗文学”研究的浪潮。吴晓铃就是其中之一。吴晓铃（1914年3月10日—1995年2月7日），我国著名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家、著名印度文学专家、藏书家、目录学家、翻译家、博物学家，曾受教于郑振铎。作为在吴晓铃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人物，郑振铎如明灯一般指引他在学术道路上前行，是吴晓铃一生最为尊敬的师长之一，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给予了他莫大的指点，同时吴晓铃亦成为郑振铎最倚重的学生之一、工作的左膀右臂，甚至成为身后藏书、文字资料整理的主要负责人。
　　郑振铎于1931年至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任中文系教授，这时恰值吴晓铃在燕京大学读医学预科，尽管医学与文学学科相差甚远，但吴晓铃凭着对文学的热爱，与郑振铎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在《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中曾这样回忆道：
　　郑振铎后来担任了燕京大学系主任，对本系学生所付出的心血就更多了。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吴晓铃、吴世昌等先生，就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
　　由此看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吴晓铃的确得到了郑振铎的亲炙。如若不是吴晓铃在文学方面的突出表现以及对郑振铎文学观念的认同，吴晓铃也不会在读医学两年后，下定决心“弃医从文”，转学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直接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修读语言文学。如此之大的人生道路转变，想必郑振铎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郑振铎的学术研究，“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20世纪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李英《郑振铎和赵景深的俗文学研究》）系学界共识。吴晓铃在《古剧杂考·序》中这样写道：
　　我的老师郑西谛（振铎）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他也许不会想到普通的一句闲话会影响了一个孩子的治学方法。他说：“《全唐诗》的历史价值可能比新、旧《唐书》更高，因为那是诗人真正用眼睛看见的社会和时代的纪录。”于是，我从倡优的口里去聆听历史的回声。
　　而俗文学领域，正是郑振铎为吴晓铃开启的学术大门。郑振铎是20世纪俗文学研究的发起、倡导者，他“特别重视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在学术著作中给予俗文学以足够重视，并为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作出重要贡献”。（李英《郑振铎和赵景深的俗文学研究》）？
　　吴晓铃在《俗文学者的供状》中这样描述：
　　研究俗文学史的人却要告诉读者那朵奇卉是怎样的从野草生移到暖室，同时，还采集了更多的野生花蕾，拿来告诉读者，“就是它”。
　　严格地来讲，俗文学的范围可以包括民俗学的全部，同时他又和广义的艺术不能分家。并不只是限于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俗文学者的工作必须研究与创作并重，说明与事例并重，我们却还只是在研究方面兜圈子，而且我们兜圈子的范围又只是限制在过去的俗文学方面。
　　吴晓铃不仅继承了郑振铎俗文学理论的要核，更加入自己的理解，他指出俗文学的特点、提出文学演进的观点，主张将俗文学的范围要放宽一些，不仅要研究过去更要把握当下，还着重强调演技与创作并重、说明与事例并重的研究方法以及当下俗文学研究者的局限所在，是對郑振铎俗文学理论传承和发展，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思考，丰富了俗文学的基础理论。
　　郑振铎在他的学术研究方法中推崇“归纳的思考”和“进化的观念”，注重以社会实证的方法与历史唯物论的观念为指导。尤其对于俗文学，其内容一定是与社会演进和历史发展相互印证的，所以郑振铎既能熟练运用传统的考据、校注等方法，也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尝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充分体现历史与文学相承发展的观念。而在吴晓铃的学术研究中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恩师观点的认同。“所谓‘历史的眼光’，也就是郑西谛先生所说的‘进化的观念’……胡先生（胡适）对于‘科学的方法’的解释很简单，只有‘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八个大字，也就是郑西谛先生所说的‘归纳的观察’。”翻开吴晓铃的著述，那些论证充足、对版本问题的精细研究和“随时摘抄笔录，记下读后感，或写成读书笔记”（董乃武《论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之路》）的大多短小而言之有物的序跋，则再一次将郑、吴二人的师生学术承袭和发展展现得淋漓尽致。
　　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过程中，十分看重对戏曲领域的探究。他曾用众多篇幅来论述自己对于戏曲起源、元杂剧、南戏、昆曲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戏剧学术史进入到了“剧学”本位确立时期，郑振铎跳出只关注“案头”、专注于研究戏剧文学的圈子，转变观念，“……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只知着眼于剧本和剧作家的探讨，而完全忽略了舞台史或演剧史的一面。不知舞台上的技术的演变，和剧本的写作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郑振铎为张次溪纂辑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序言）从而对于当时活跃的昆剧、京剧和其他地方戏都给予足够的研究重视。尤其对于昆剧，郑振铎在1956年11月29日昆剧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极大的热情阐述了自己对于昆剧的定位、演出，对于昆剧宣传、改编和组织等的问题的独到见解。而这次讲话，很可能是郑振铎1958年逝世前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的有关于戏曲的内容。
　　处于戏曲研究范式转变时期的吴晓铃，自然受到了大环境和老师的影响。他曾在《我是怎么写起散曲来的》这篇文章里写道：“郑西谛（振铎）师说：‘抱着《元曲选》和《六十种曲》研究戏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此他开始自己创作，开始大量接触演员，开始亲自“粉墨登场”，马连良、郝寿臣、韩世昌、白云生等京剧、昆剧大家都是吴晓铃的好友。在与名家演员的交往、亲自登台表演和走访考察戏曲历史遗迹的过程中，吴晓铃实践了“案头兼场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学术研究，是“剧学本位”确立期以此理论指导治学的代表学者。 　　郑振铎生前有两桩宏愿，一是重编《全唐诗》，二是收齐“曲藏”。第二个愿望的落实结果就是“古本戏曲丛刊”的伟大工程。从1954开始陆续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系列，是郑振铎以“一部中国戏曲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戏曲史”？（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的宏愿而主导的项目。吴晓铃作为郑振铎优秀的学生，当然被委以重任，“‘有事弟子服其劳’，尽些奔走之劳”（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成为郑振铎的得力助手。到1958年年底，《古本戏曲丛刊》共出版四集，郑振铎为这四集一一撰写了序言。然而，1958年10月16日，写完《古本戏曲丛刊》四集的序言，郑振铎就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團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友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郑振铎及全体出访人员不幸遇难。这一突发事件，可谓“古本戏曲丛刊”项目的“灭顶之灾”，更是对吴晓铃的巨大打击，“……特别是吴晓铃终身把这位恩师视为父亲。当郑振铎壮烈殉职的噩耗从电台播出后，他是当年学生中第一个赶到郑家去慰问的，他双眼红肿，语调哽咽，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常说‘没有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然而，“古本戏曲丛刊”的工作绝不能停，吴晓铃为实现老师生前的遗愿，肩负起了这项重任，按着郑振铎的规划，组织团队继续编订“丛刊”系列。至1995年吴晓铃去世，他共主持项目组完成了第九编（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和第五编（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工作，并为之作序，尽心竭力，鞠躬尽瘁。
　　郑振铎逝世后，吴晓铃受郑振铎夫人高蕴华（君箴）女士之托，整理恩师遗篇。他在《西谛题跋·序》中这样写道：
　　……村舍雨窗，展对手泽，如亲砚席，诚不胜山阳邻之痛；因亟付劂，庶其不坠。溯自弱冠立雪，匆匆四十余载，抠衣奉手，获承绪论，顽劣蹉跎，樸樕无成，亦垂垂入老境，负师启诱，弥以腐心矣！”
　　可见他对恩师的尊敬和想念。郑振铎不仅引导了吴晓铃的学术之路，更将自己的朋友圈介绍给他，让吴晓铃有机会与赵景深等学者切磋、交流，让他在文学研究领域有了自己的天地。翻开吴晓铃的著述，“西谛师”“我的老师郑西谛（振铎）先生”等对于恩师无数次的提及，都是吴晓铃对于这位如明灯般的引路人的深切怀念。郑振铎与吴晓铃的师生情缘，虽未有长年直接授课的时间积累，可其能量却远远超乎了我们所理解的一位老师带给学生的改变。
　　遇到一位指引人生方向的恩师，遇到一个好学交心的学生，有一段如若亲人般感情的师生情，大概是所有身为老师、学生的期盼。郑振铎和吴晓铃，这两位文学界的大家，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鲜活地向后人展现了师生之间最深厚的感情。今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先生，纪念他与晓铃先生的这段师生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