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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编纂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员范围最广的一部综合性丛书。乾隆皇帝一方面宣称“稽古右文”，另一方面“寓禁于征”，并谕令各省督抚助其完成这项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统治政策，也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乾隆皇帝实施的这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各省巡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乾隆皇帝转变治国策略、大兴文字狱之举的过程中，十多位满汉山东巡抚成为朝廷的忠诚耳目和中央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积极参与违碍书籍的查访、收集、呈缴和销毁工作，对于乾隆朝的政治思想文化控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时期；文化政策；山东巡抚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7-0130-05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编纂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员范围最广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共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图书3457种，保存了清代乾隆朝以前的众多重要典籍，堪称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宝库。根据清代纪昀等人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古籍和虽不予收录而存其目的古籍，总计10223种。“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尾”①，为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宏富的文献资料。
在乾隆皇帝实施的这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各省巡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以下试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下简称《档案》）为主要依据，参以其他相关文献，对山东巡抚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的情况简要加以论述，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及这项文化政策带来的深刻影响。
一
经过清初一百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政权比较稳定，经济社会日渐繁荣，良好的社会环境、充裕的物质条件以及利用汉族传统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和地方缙绅的文化政策，为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拉开了纂修《四库全书》的序幕。文曰：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障、寿言等
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但各省蒐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览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②
这份谕旨是乾隆帝让人纂修《四库全书》的初衷，也是纂修《四库全书》的总纲。纂修《四库全书》经历了几次大的阶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竣，藏于紫禁城文渊阁；乾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四十九年，第二、第三、第四份《四库全书》相继缮竣，分别藏于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并称“北四阁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又谕令续缮《四库全书》三份，迨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分别贮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并称“南三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部告竣后，乾隆皇帝又下令对这七部书进行了全面覆校和审阅，其间“添改抽挖”现象频现，直至嘉庆九年（1804）二月才全部归架完毕。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山东先后有七位巡抚任职；乾隆五十三年至乾隆六十年《四库全书》覆校和审阅阶段，山东先后有八位巡抚任职。嘉庆年间主要是办理书籍空函情况，故不录入。现将乾隆中后期参与过纂修《四库全书》相关工作的历任山东巡抚情况梳理一番。
《四库全书》纂修时期的山东巡抚的任职情况如下：
徐绩，汉军正蓝旗人，举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任。杨景素，江南甘泉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任。郝硕，汉军镶黄旗人，荫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任。国泰，满洲镶白旗人，荫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任。诺穆亲，满洲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署任。明兴，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任。 长麟，满洲正蓝旗人，进士，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任。
上述七位山东巡抚中，有四位满洲旗人，两位汉军旗人，只有杨景素一人未入旗籍。郝硕、诺穆亲任职时间较短，《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未见记载相关情况。其中通过对督抚大员的任命，可以看出朝廷当时对政治集权的高度掌控。
《四库全书》覆校和审阅时期的历任山东巡抚如下：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荫生，乾隆五十五年（1790）署任。惠龄，蒙古正白旗人，翻译生员，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初任，五十八年再任，嘉庆五年三任，后谥曰“勤襄”。江兰，安徽歙县人，贡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护任，五十七年再护。吉庆，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福宁，满洲镶蓝旗人，生员，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穆和兰，满洲旗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任。毕沅，江苏镇洋人，进士，状元，乾隆五十九年（1794）任。玉德，满洲正红旗，乾隆六十年（1795）任。
上述八位山东巡抚中，以山东巡抚身份被记载的只有惠龄、江兰、吉庆三位，胡季堂、穆和兰、毕沅是以其他身份收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山东巡抚的工作主要围绕三大中心任务而展开：一是搜集并进呈遗书；二是查缴汇解违碍书籍及版片并分缮清单呈览；三是查缴和抽改《通鉴纲目续编》等违碍书籍及版片。
二
山东巡抚徐绩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九年十月在任，主要参与了搜集和进呈遗书工作。徐绩，字树峰，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徐绩在官场沉浮数十年，足迹遍布山东、河南、京师、新疆等地，任过山东巡抚、河南巡抚、礼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正红旗汉军都统、三等侍卫、乌什办事大臣、大理寺少卿、宗人府府丞等职，嘉庆十年以病乞休，十二年赐二品衔。徐绩任山东巡抚期间，正是乾隆帝下诏纂修《四库全书》的起始阶段。相关档案共有四件，一是《寄谕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采买刊书梨板》，二是《山东巡抚徐绩等奏覆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三是《山东巡抚徐绩等奏采得古今书籍缮单呈览折》，四是《山东巡抚徐绩等奏续得遗书并进呈书目折》，详细记载了徐绩参与搜集并进呈遗书的始末。③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颁谕搜集民间遗书时，徐绩并未积极响应。同年十月中旬，朝廷下发了《寄谕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采买刊书梨板》（军机处上谕档），对当时修书所需购置材料的数量、质量、经费花销等方面记载颇细，称“现在需用刊书梨板约计五六万块，若于京城就近采买，恐难如数购觅。著交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饬令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者，即动支闲欵，悉依时价公平采买”，“不得混杂翘裂肿节潮湿等版，以致驳换稽悮”，至于“所动价银，统于板片解京时报明内务府，核定实数”，由“内务府银欵内拨解该省归欵，毋庸报部核销”。十一月初三日，徐绩首先呼应此事，递上《山东巡抚徐绩等奏覆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称“前奉谕旨，已行令各属善为购访，并出示晓谕。凡家有藏书者，如系刊本，即由地方官代为刷印；如系抄本，其子孙珍秘收藏者，即令地方官照原本抄出，仍将原本交还，并于省城设局收贮”，但“数月以来，据各属缴到书籍二十一种”，“谨开书目，先呈御览”，同时“仍饬属悉心访求，并委平日留心典籍之东昌府知府胡德琳、淄川县知县谢洙专司其事”。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徐绩等再次上折《山东巡抚徐绩等奏采得古今书籍缮单呈览折》，首先讲述了此前“体访东省故明旧家藏书各户，及国朝仕宦名宿藏书之家，饬令细加采取，所送书籍，仍属无几”的情况，分析了无书可缴的原因在于“藏书者观望不前”，而乾隆帝“以各省奏到书籍寥寥，或虑书中有忌讳字面，秘而不宣，特降谕旨，令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并不寻摘瑕疵”，放下思想包袱的“东省绅士伏读明诏，莫不踊跃欢欣，藏书日出”，专职办理搜集遗书事宜的“各学教官实力广为搜罗，卷帙渐充”，“得有古今书籍一百七十二种”，并将所缴书籍开具书目呈上。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山东巡抚徐绩等奏续得遗书并进呈书目折》称其“与藩司国泰、臬司孙廷槐，督饬济南府知府夏玢、东昌府知府胡德琳等，悉心选择，又得书一百九十二种”，“开具书目，缮折奏闻”。至此，经由徐绩之手，共搜集呈上古书386种。直至乾隆三十八年年底，全国搜集古籍图书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四库全书》进入了编纂阶段，查缴违碍书籍及版片的工作逐渐变成各地巡抚的工作重心。
三
徐绩之后的十几位山东巡抚，围绕纂修《四库全书》这一重大文化工程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查缴汇解违碍书籍及版片，并分缮清单呈交乾隆皇帝预览。
杨景素（1711—1799），字朴园，江南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历官保定知府，福建汀漳龙道、台湾道，河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闽浙、直隶总督等，卒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至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任山东巡抚期间，他先后给朝廷上奏折五次，分别是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遵旨查办违碍书及版片情形折》、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续解书籍折》、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遵旨查办违碍书籍情形折》、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查获应禁书籍委员解送折》、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借抄原本及捡存未解书籍俱已给原主折》④，可见当时朝廷“寓禁于征”目的之明确。举例证之。
《山东巡抚杨景素奏遵旨查办违碍书籍情形折》传达出三层含义：第一，杨景素接到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九日上谕后，认为“（时任江西巡抚）海成奏到搜罗遗书一折，据称绅士明理之人，现在宣扬恩旨，伊等天良难泯，自当呈献无遗。但恐村僻愚民本不知书，而家藏断简遗篇，或涉不经。更有读书旧家子孙零替，其败笥残筴中不无违碍书籍，而目不识丁，虽出示收缴，亦难必其尽献”，因此应“复饬各属，传集地保，逐户晓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按书偿以倍价，俾尽行缴出，以便分别办理等语”，令各省督抚加大力度查办违碍书籍等。第二，杨景素按照圣谕要求的章程搜罗遗书，并根据实际情况分类处理，“谆切通行晓谕，如其家有稍涉违碍之书，令其毋庸畏葸，速行呈献。或所藏系先世流传，本人未能深通文义，无从识别者，令地方官于采购之余，悉行送省，饬发局员细行检阅查办，俾无遗漏。业经具折奏覆，奉有朱批在案”。第三，杨景素认为山东跟江西的办事章程虽然约略相仿，但“东省自遵旨晓谕以来，尚无缴到违碍书籍，实难保其竟无隐匿之处”，故而应区别对待，“如有堪以入选者，即送局校阅；不堪入选者，仍行发还。其有违碍应禁书籍，卽查明有无旧存板片，及各书肆内有无存留别本，尽数缴送，以便进呈销毁。务令大家小户，僻壤穷乡，咸知奉公呈缴，不致稍有隐漏”，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各地巡抚倾力搜缴违碍禁书的高涨热情和审慎态度。
此后，国泰、明兴、长麟等人先后在查缴违碍书籍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缓之子，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由山东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任期至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在任期间，“婪索诸属吏，征赂诸州县，数辄至千万”，后遭御史钱沣弹劾，事情败露，乾隆帝命其在狱中自裁。《清史稿》卷三三九有《国泰传》。国泰的前任郝硕（1692-1784）是汉军镶黄旗人，两江总督郝玉麟之子，乾隆四十二年正月至十一月任山东巡抚。《清史稿》卷三三九有《郝硕传》。因其任职较短，《档案》中未见相关记载。《档案》中收录了国泰任职期间的相关奏折四道，即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国泰奏遵旨查缴颜季亨〈九十九筹〉情形片》、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山东巡抚国泰奏汇解违碍书籍并分缮清单呈览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山东巡抚国泰奏遵旨查办〈青霞集〉等空格书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国泰奏缴应毁违碍书籍板片折》⑤，则此期除了查缴应毁违碍书籍及板片外，已经注意到需要填补因违碍而空格的问题，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山东巡抚国泰奏遵旨查办〈青霞集〉等空格书情形折》云：“昨因各省进到遗书，有应抄之沈炼《青霞集》一种，内篇中凡违碍字样，俱行空格，已发交阿桂、和珅查核填补矣。此外，各省坊行刻本，如〈青霞集〉》之空格者谅复不少，俱应酌量填补”，“伏查各种书籍，有不应销毁而印本留有空格者，自应酌量填补，但各省自行查填，诚如圣谕，恐未妥协，亦难画一。今荷圣明训示，概行签出解京，交馆臣查明填补后，发回补刻，则所填字样咸归画一，自可传信于万世”，其应对可谓及时而审慎。 国泰的后任明兴，姓富察氏，初由笔帖式授保定同知，历任热河同知、天津府知府、直隶布政使等，曾会同和珅、刘墉成功查办国泰案。乾隆四十七六月，接替暂署山东巡抚的诺穆亲，任山东巡抚⑥，直至乾隆五十二年升任工部侍郎，曾再次奉命督办山东河道疏浚事宜。《档案》记载明兴先后五次向皇帝呈送奏折，分别是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明兴奏汇缴尹嘉铨著应毁书籍情形折（附清单一）》、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山东巡抚明兴奏覆本年查缴〈通鉴纲目续编〉数目折》、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七日《山东巡抚明兴为解缴挖出〈通鉴纲目续编〉违悖字迹事》、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明兴奏覆本年查缴〈御批通鉴纲目续编〉一部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山东巡抚明兴奏覆本年查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三部折》。⑦此期查缴的重点书籍乃是《通鉴纲目续编》。
四
大约从乾隆五十一年起，查缴工作增加了新内容，那就是对因违碍字样进行抽改或对因违碍而空缺的地方加以增补。朝廷统一的处理办法是：“着传谕各督抚饬属留心访查，将翻刻之板片、书本，务须全行查出，一律改正。其挖出正本、翻本书内违悖字样，无论一两页及三行或数字，均着收存汇齐，送京销毁，不致外间稍有流传，使无知诞妄之徒，又行抄播，方为妥善。”⑧明兴的继任长麟、惠龄、江兰、吉庆等巡抚主要做的就是关于违碍书籍的查缴、抽改和增补工作。
长麟，字牧庵，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福建兴泉永道、山西按察使、湖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刑部右侍郎、山东巡抚、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加太子太保衔、闽浙总督（署），加副都统衔、库尔喀拉乌苏领队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等职。乾隆五十二年二月至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任山东巡抚，因居曹有声、政绩突出而受到乾隆帝的嘉奖。《清史稿》卷三四三有传。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长麟上折《山东巡抚长麟奏查缴〈通鉴纲目续编〉情形折》，称“臣于本年抵任后，遵奉节次谕旨，通饬各属实力查缴去后”，“除将挖出违悖字样汇送军机处销毁，仍督饬各地方官广为晓谕，务期不动声色，缴收净尽，不使稍有存留外，今届岁底，合将本年收缴部数，遵例奏闻，伏乞皇上睿鉴”⑨，可见当时年底整理数据上报查缴情况已成定例。
惠龄是蒙古正白旗人，姓萨尔图克氏，做过山东巡抚、湖北巡抚等，乾隆、嘉庆年间曾三任山东巡抚：第一次任期在乾隆五十五年九月至五十六年十一月，期间由江兰护任；第二次任期较短，自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至九月；第三次任期在嘉庆五年闰四月至嘉庆六年十一月。惠龄首任山东巡抚期间所上《山东巡抚惠龄奏本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七部折》，称“臣莅任后，检阅旧卷，数年来东省共止查缴过二十部”，“即饬司檄行济南等十府、二直隶州，转饬各属实力妥办，专委各学教官在于境内坊肆中并绅士耆民家，妥协访查，务期蒐改净尽，不使稍有遗留去后”，因此又“查送《通鉴纲目续编》共七部，俱称并无翻刻板片，随经饬发该局员等照依样本改正，同挖下违悖字样呈缴前来”，“兹届五十五年年底，理合将抽改部数缘由，遵旨具奏，伏乞皇上睿鉴”⑩。
江兰字芳谷，号畹香，安徽歙县人（一说江苏扬州）。贡生出身，工诗文，有集传世。早年任职兵部，后历官河南、山东、云南布政使、按察使、巡抚等职，乾隆六十年后又回兵部任职，并终老于此。乾隆五十五年九月至五十六年十一月，江兰护理山东巡抚。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时任山东巡抚江兰上呈《护理山东巡抚江兰奏本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三部折》，对乾隆帝自乾隆四十八年始下令查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一书的缘起及相关情况简要加以介绍，指出自己“除将改正书本发还各本家，并将挖下违悖字样封送军机处销毁外，所有本年抽改部数，理合遵例具奏”。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时任山东巡抚吉庆遵例上奏《山东巡抚吉庆奏本年查缴〈通鉴纲目续编〉三部等情折》，称已将查出的三部《通鉴纲目续编》“照依样本详细抽改”，同时“留心察查，务将外省一切陋习禁革，归之以实”，“现在东省各官民咸知恪遵功令，并无续立德政、去思等碑，亦无制造衣伞、脱靴等事”，“臣仍不时督率所属，严切稽查，不敢稍有疏懈”。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吉庆调任浙江巡抚，同年十二月初九日以浙江巡抚身份上奏缴换《通鉴纲目续编》情形折。
乾隆五十八年年底，各省巡抚纷纷上奏当年查无《通鉴纲目续编》的情形折。至此，查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足见乾隆帝对这部著作的关注程度。
四、结语
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主官，清代巡抚的活动体现了国家的政治管理方向和思想文化导向。山东地处京畿附近，历来被视为“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因此朝廷对山东巡抚的甄选十分重视。终清一朝，重满轻汉的选官观念始终占据主流。朝廷大多以满洲贵族作为山东巡抚的首选对象，辅之以汉军八旗和忠于朝廷的汉族官吏，以实现对山东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掌控，从而有力地维护满清政权的统治地位和管理秩序。乾隆皇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大兴文字狱和查办禁书，表面上看体现出清朝统治者鲜明的民族统治政策，实质上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乾隆帝转变治国策略、大兴文字狱之举的过程中，因为对皇帝的震慑心存畏惧，担心“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追。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山东巡抚成为朝廷的忠诚耳目和中央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积极参与违碍书籍的查访、收集、呈缴和销毁工作，对于乾隆朝的政治思想文化控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①阮元：《研经室三集·纪文达公集序》，转引自《四库全书纂修档案·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以下凡征引此书内容，均简称《档案》，不一一注出。③分见《档案》第3、5、70、116件，第4、6—7、111—112、158—159页。④分见《档案》第227、228、232、289、336件，第322、323、330—331、444—445、531—532页。⑤分见《档案》第573、615、736、767件，第961—962、1032—1033、1236—1238、1297—1298页。⑥一说明兴于乾隆四十九年任山东巡抚，误。考《档案》第909件《山东巡抚明兴奏汇缴尹嘉铨著应毁书籍情形折（附清单一）》载有明确的时间，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⑦分见《档案》第909、1069、1082、1135、1180件，第1617—1618、1828—1829、1847—1849、1920—1923、1979—1980页。⑧参见《档案》第1180件，第1979—1980页。⑨参见《档案》第1286件，第2109—2110页。⑩参见《档案》第1380件，第2223—2224页。参见《档案》第1420件，第2269页。参见《档案》第1469件，第2333—2334页。引自《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六十四，“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条，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
责任编辑：行健
关键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时期；文化政策；山东巡抚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7-0130-05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编纂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员范围最广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共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图书3457种，保存了清代乾隆朝以前的众多重要典籍，堪称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宝库。根据清代纪昀等人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古籍和虽不予收录而存其目的古籍，总计10223种。“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尾”①，为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宏富的文献资料。
在乾隆皇帝实施的这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各省巡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以下试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下简称《档案》）为主要依据，参以其他相关文献，对山东巡抚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的情况简要加以论述，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及这项文化政策带来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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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初一百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政权比较稳定，经济社会日渐繁荣，良好的社会环境、充裕的物质条件以及利用汉族传统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和地方缙绅的文化政策，为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拉开了纂修《四库全书》的序幕。文曰：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障、寿言等
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但各省蒐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览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②
这份谕旨是乾隆帝让人纂修《四库全书》的初衷，也是纂修《四库全书》的总纲。纂修《四库全书》经历了几次大的阶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竣，藏于紫禁城文渊阁；乾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四十九年，第二、第三、第四份《四库全书》相继缮竣，分别藏于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并称“北四阁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又谕令续缮《四库全书》三份，迨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分别贮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并称“南三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部告竣后，乾隆皇帝又下令对这七部书进行了全面覆校和审阅，其间“添改抽挖”现象频现，直至嘉庆九年（1804）二月才全部归架完毕。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山东先后有七位巡抚任职；乾隆五十三年至乾隆六十年《四库全书》覆校和审阅阶段，山东先后有八位巡抚任职。嘉庆年间主要是办理书籍空函情况，故不录入。现将乾隆中后期参与过纂修《四库全书》相关工作的历任山东巡抚情况梳理一番。
《四库全书》纂修时期的山东巡抚的任职情况如下：
徐绩，汉军正蓝旗人，举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任。杨景素，江南甘泉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任。郝硕，汉军镶黄旗人，荫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任。国泰，满洲镶白旗人，荫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任。诺穆亲，满洲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署任。明兴，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任。 长麟，满洲正蓝旗人，进士，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任。
上述七位山东巡抚中，有四位满洲旗人，两位汉军旗人，只有杨景素一人未入旗籍。郝硕、诺穆亲任职时间较短，《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未见记载相关情况。其中通过对督抚大员的任命，可以看出朝廷当时对政治集权的高度掌控。
《四库全书》覆校和审阅时期的历任山东巡抚如下：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荫生，乾隆五十五年（1790）署任。惠龄，蒙古正白旗人，翻译生员，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初任，五十八年再任，嘉庆五年三任，后谥曰“勤襄”。江兰，安徽歙县人，贡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护任，五十七年再护。吉庆，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福宁，满洲镶蓝旗人，生员，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穆和兰，满洲旗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任。毕沅，江苏镇洋人，进士，状元，乾隆五十九年（1794）任。玉德，满洲正红旗，乾隆六十年（1795）任。
上述八位山东巡抚中，以山东巡抚身份被记载的只有惠龄、江兰、吉庆三位，胡季堂、穆和兰、毕沅是以其他身份收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山东巡抚的工作主要围绕三大中心任务而展开：一是搜集并进呈遗书；二是查缴汇解违碍书籍及版片并分缮清单呈览；三是查缴和抽改《通鉴纲目续编》等违碍书籍及版片。
二
山东巡抚徐绩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九年十月在任，主要参与了搜集和进呈遗书工作。徐绩，字树峰，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徐绩在官场沉浮数十年，足迹遍布山东、河南、京师、新疆等地，任过山东巡抚、河南巡抚、礼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正红旗汉军都统、三等侍卫、乌什办事大臣、大理寺少卿、宗人府府丞等职，嘉庆十年以病乞休，十二年赐二品衔。徐绩任山东巡抚期间，正是乾隆帝下诏纂修《四库全书》的起始阶段。相关档案共有四件，一是《寄谕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采买刊书梨板》，二是《山东巡抚徐绩等奏覆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三是《山东巡抚徐绩等奏采得古今书籍缮单呈览折》，四是《山东巡抚徐绩等奏续得遗书并进呈书目折》，详细记载了徐绩参与搜集并进呈遗书的始末。③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颁谕搜集民间遗书时，徐绩并未积极响应。同年十月中旬，朝廷下发了《寄谕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采买刊书梨板》（军机处上谕档），对当时修书所需购置材料的数量、质量、经费花销等方面记载颇细，称“现在需用刊书梨板约计五六万块，若于京城就近采买，恐难如数购觅。著交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饬令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者，即动支闲欵，悉依时价公平采买”，“不得混杂翘裂肿节潮湿等版，以致驳换稽悮”，至于“所动价银，统于板片解京时报明内务府，核定实数”，由“内务府银欵内拨解该省归欵，毋庸报部核销”。十一月初三日，徐绩首先呼应此事，递上《山东巡抚徐绩等奏覆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称“前奉谕旨，已行令各属善为购访，并出示晓谕。凡家有藏书者，如系刊本，即由地方官代为刷印；如系抄本，其子孙珍秘收藏者，即令地方官照原本抄出，仍将原本交还，并于省城设局收贮”，但“数月以来，据各属缴到书籍二十一种”，“谨开书目，先呈御览”，同时“仍饬属悉心访求，并委平日留心典籍之东昌府知府胡德琳、淄川县知县谢洙专司其事”。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徐绩等再次上折《山东巡抚徐绩等奏采得古今书籍缮单呈览折》，首先讲述了此前“体访东省故明旧家藏书各户，及国朝仕宦名宿藏书之家，饬令细加采取，所送书籍，仍属无几”的情况，分析了无书可缴的原因在于“藏书者观望不前”，而乾隆帝“以各省奏到书籍寥寥，或虑书中有忌讳字面，秘而不宣，特降谕旨，令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并不寻摘瑕疵”，放下思想包袱的“东省绅士伏读明诏，莫不踊跃欢欣，藏书日出”，专职办理搜集遗书事宜的“各学教官实力广为搜罗，卷帙渐充”，“得有古今书籍一百七十二种”，并将所缴书籍开具书目呈上。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山东巡抚徐绩等奏续得遗书并进呈书目折》称其“与藩司国泰、臬司孙廷槐，督饬济南府知府夏玢、东昌府知府胡德琳等，悉心选择，又得书一百九十二种”，“开具书目，缮折奏闻”。至此，经由徐绩之手，共搜集呈上古书386种。直至乾隆三十八年年底，全国搜集古籍图书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四库全书》进入了编纂阶段，查缴违碍书籍及版片的工作逐渐变成各地巡抚的工作重心。
三
徐绩之后的十几位山东巡抚，围绕纂修《四库全书》这一重大文化工程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查缴汇解违碍书籍及版片，并分缮清单呈交乾隆皇帝预览。
杨景素（1711—1799），字朴园，江南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历官保定知府，福建汀漳龙道、台湾道，河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闽浙、直隶总督等，卒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至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任山东巡抚期间，他先后给朝廷上奏折五次，分别是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遵旨查办违碍书及版片情形折》、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续解书籍折》、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遵旨查办违碍书籍情形折》、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查获应禁书籍委员解送折》、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杨景素奏借抄原本及捡存未解书籍俱已给原主折》④，可见当时朝廷“寓禁于征”目的之明确。举例证之。
《山东巡抚杨景素奏遵旨查办违碍书籍情形折》传达出三层含义：第一，杨景素接到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九日上谕后，认为“（时任江西巡抚）海成奏到搜罗遗书一折，据称绅士明理之人，现在宣扬恩旨，伊等天良难泯，自当呈献无遗。但恐村僻愚民本不知书，而家藏断简遗篇，或涉不经。更有读书旧家子孙零替，其败笥残筴中不无违碍书籍，而目不识丁，虽出示收缴，亦难必其尽献”，因此应“复饬各属，传集地保，逐户晓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按书偿以倍价，俾尽行缴出，以便分别办理等语”，令各省督抚加大力度查办违碍书籍等。第二，杨景素按照圣谕要求的章程搜罗遗书，并根据实际情况分类处理，“谆切通行晓谕，如其家有稍涉违碍之书，令其毋庸畏葸，速行呈献。或所藏系先世流传，本人未能深通文义，无从识别者，令地方官于采购之余，悉行送省，饬发局员细行检阅查办，俾无遗漏。业经具折奏覆，奉有朱批在案”。第三，杨景素认为山东跟江西的办事章程虽然约略相仿，但“东省自遵旨晓谕以来，尚无缴到违碍书籍，实难保其竟无隐匿之处”，故而应区别对待，“如有堪以入选者，即送局校阅；不堪入选者，仍行发还。其有违碍应禁书籍，卽查明有无旧存板片，及各书肆内有无存留别本，尽数缴送，以便进呈销毁。务令大家小户，僻壤穷乡，咸知奉公呈缴，不致稍有隐漏”，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各地巡抚倾力搜缴违碍禁书的高涨热情和审慎态度。
此后，国泰、明兴、长麟等人先后在查缴违碍书籍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缓之子，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由山东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任期至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在任期间，“婪索诸属吏，征赂诸州县，数辄至千万”，后遭御史钱沣弹劾，事情败露，乾隆帝命其在狱中自裁。《清史稿》卷三三九有《国泰传》。国泰的前任郝硕（1692-1784）是汉军镶黄旗人，两江总督郝玉麟之子，乾隆四十二年正月至十一月任山东巡抚。《清史稿》卷三三九有《郝硕传》。因其任职较短，《档案》中未见相关记载。《档案》中收录了国泰任职期间的相关奏折四道，即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国泰奏遵旨查缴颜季亨〈九十九筹〉情形片》、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山东巡抚国泰奏汇解违碍书籍并分缮清单呈览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山东巡抚国泰奏遵旨查办〈青霞集〉等空格书情形折》、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国泰奏缴应毁违碍书籍板片折》⑤，则此期除了查缴应毁违碍书籍及板片外，已经注意到需要填补因违碍而空格的问题，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山东巡抚国泰奏遵旨查办〈青霞集〉等空格书情形折》云：“昨因各省进到遗书，有应抄之沈炼《青霞集》一种，内篇中凡违碍字样，俱行空格，已发交阿桂、和珅查核填补矣。此外，各省坊行刻本，如〈青霞集〉》之空格者谅复不少，俱应酌量填补”，“伏查各种书籍，有不应销毁而印本留有空格者，自应酌量填补，但各省自行查填，诚如圣谕，恐未妥协，亦难画一。今荷圣明训示，概行签出解京，交馆臣查明填补后，发回补刻，则所填字样咸归画一，自可传信于万世”，其应对可谓及时而审慎。 国泰的后任明兴，姓富察氏，初由笔帖式授保定同知，历任热河同知、天津府知府、直隶布政使等，曾会同和珅、刘墉成功查办国泰案。乾隆四十七六月，接替暂署山东巡抚的诺穆亲，任山东巡抚⑥，直至乾隆五十二年升任工部侍郎，曾再次奉命督办山东河道疏浚事宜。《档案》记载明兴先后五次向皇帝呈送奏折，分别是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明兴奏汇缴尹嘉铨著应毁书籍情形折（附清单一）》、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山东巡抚明兴奏覆本年查缴〈通鉴纲目续编〉数目折》、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七日《山东巡抚明兴为解缴挖出〈通鉴纲目续编〉违悖字迹事》、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明兴奏覆本年查缴〈御批通鉴纲目续编〉一部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山东巡抚明兴奏覆本年查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三部折》。⑦此期查缴的重点书籍乃是《通鉴纲目续编》。
四
大约从乾隆五十一年起，查缴工作增加了新内容，那就是对因违碍字样进行抽改或对因违碍而空缺的地方加以增补。朝廷统一的处理办法是：“着传谕各督抚饬属留心访查，将翻刻之板片、书本，务须全行查出，一律改正。其挖出正本、翻本书内违悖字样，无论一两页及三行或数字，均着收存汇齐，送京销毁，不致外间稍有流传，使无知诞妄之徒，又行抄播，方为妥善。”⑧明兴的继任长麟、惠龄、江兰、吉庆等巡抚主要做的就是关于违碍书籍的查缴、抽改和增补工作。
长麟，字牧庵，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福建兴泉永道、山西按察使、湖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刑部右侍郎、山东巡抚、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加太子太保衔、闽浙总督（署），加副都统衔、库尔喀拉乌苏领队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等职。乾隆五十二年二月至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任山东巡抚，因居曹有声、政绩突出而受到乾隆帝的嘉奖。《清史稿》卷三四三有传。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长麟上折《山东巡抚长麟奏查缴〈通鉴纲目续编〉情形折》，称“臣于本年抵任后，遵奉节次谕旨，通饬各属实力查缴去后”，“除将挖出违悖字样汇送军机处销毁，仍督饬各地方官广为晓谕，务期不动声色，缴收净尽，不使稍有存留外，今届岁底，合将本年收缴部数，遵例奏闻，伏乞皇上睿鉴”⑨，可见当时年底整理数据上报查缴情况已成定例。
惠龄是蒙古正白旗人，姓萨尔图克氏，做过山东巡抚、湖北巡抚等，乾隆、嘉庆年间曾三任山东巡抚：第一次任期在乾隆五十五年九月至五十六年十一月，期间由江兰护任；第二次任期较短，自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至九月；第三次任期在嘉庆五年闰四月至嘉庆六年十一月。惠龄首任山东巡抚期间所上《山东巡抚惠龄奏本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七部折》，称“臣莅任后，检阅旧卷，数年来东省共止查缴过二十部”，“即饬司檄行济南等十府、二直隶州，转饬各属实力妥办，专委各学教官在于境内坊肆中并绅士耆民家，妥协访查，务期蒐改净尽，不使稍有遗留去后”，因此又“查送《通鉴纲目续编》共七部，俱称并无翻刻板片，随经饬发该局员等照依样本改正，同挖下违悖字样呈缴前来”，“兹届五十五年年底，理合将抽改部数缘由，遵旨具奏，伏乞皇上睿鉴”⑩。
江兰字芳谷，号畹香，安徽歙县人（一说江苏扬州）。贡生出身，工诗文，有集传世。早年任职兵部，后历官河南、山东、云南布政使、按察使、巡抚等职，乾隆六十年后又回兵部任职，并终老于此。乾隆五十五年九月至五十六年十一月，江兰护理山东巡抚。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时任山东巡抚江兰上呈《护理山东巡抚江兰奏本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三部折》，对乾隆帝自乾隆四十八年始下令查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一书的缘起及相关情况简要加以介绍，指出自己“除将改正书本发还各本家，并将挖下违悖字样封送军机处销毁外，所有本年抽改部数，理合遵例具奏”。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时任山东巡抚吉庆遵例上奏《山东巡抚吉庆奏本年查缴〈通鉴纲目续编〉三部等情折》，称已将查出的三部《通鉴纲目续编》“照依样本详细抽改”，同时“留心察查，务将外省一切陋习禁革，归之以实”，“现在东省各官民咸知恪遵功令，并无续立德政、去思等碑，亦无制造衣伞、脱靴等事”，“臣仍不时督率所属，严切稽查，不敢稍有疏懈”。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吉庆调任浙江巡抚，同年十二月初九日以浙江巡抚身份上奏缴换《通鉴纲目续编》情形折。
乾隆五十八年年底，各省巡抚纷纷上奏当年查无《通鉴纲目续编》的情形折。至此，查缴、抽改《通鉴纲目续编》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足见乾隆帝对这部著作的关注程度。
四、结语
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主官，清代巡抚的活动体现了国家的政治管理方向和思想文化导向。山东地处京畿附近，历来被视为“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因此朝廷对山东巡抚的甄选十分重视。终清一朝，重满轻汉的选官观念始终占据主流。朝廷大多以满洲贵族作为山东巡抚的首选对象，辅之以汉军八旗和忠于朝廷的汉族官吏，以实现对山东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掌控，从而有力地维护满清政权的统治地位和管理秩序。乾隆皇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大兴文字狱和查办禁书，表面上看体现出清朝统治者鲜明的民族统治政策，实质上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乾隆帝转变治国策略、大兴文字狱之举的过程中，因为对皇帝的震慑心存畏惧，担心“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追。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山东巡抚成为朝廷的忠诚耳目和中央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积极参与违碍书籍的查访、收集、呈缴和销毁工作，对于乾隆朝的政治思想文化控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①阮元：《研经室三集·纪文达公集序》，转引自《四库全书纂修档案·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以下凡征引此书内容，均简称《档案》，不一一注出。③分见《档案》第3、5、70、116件，第4、6—7、111—112、158—159页。④分见《档案》第227、228、232、289、336件，第322、323、330—331、444—445、531—532页。⑤分见《档案》第573、615、736、767件，第961—962、1032—1033、1236—1238、1297—1298页。⑥一说明兴于乾隆四十九年任山东巡抚，误。考《档案》第909件《山东巡抚明兴奏汇缴尹嘉铨著应毁书籍情形折（附清单一）》载有明确的时间，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⑦分见《档案》第909、1069、1082、1135、1180件，第1617—1618、1828—1829、1847—1849、1920—1923、1979—1980页。⑧参见《档案》第1180件，第1979—1980页。⑨参见《档案》第1286件，第2109—2110页。⑩参见《档案》第1380件，第2223—2224页。参见《档案》第1420件，第2269页。参见《档案》第1469件，第2333—2334页。引自《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六十四，“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条，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