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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年前，在网上读过一篇旅行者的文章，他描写了为了“开发”，草原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情况，以及作者对这种状态的隐忧。文章中说，开车去内蒙古东部，走了几个盟，途经二十多个旗。沿途所见，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古和蒙古国接壤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要是仔细观察你踩下的那个脚印，在那么小的面积上，我感觉就能聚集着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些丰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生长得又密又厚，几乎就没有重样的。有些蕨类、灌木什么的，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形成它们的根系。什么叫生物多样化？这就是最典型的状态。那都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着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到对它的破坏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可是现在，能保持那种生态环境的仅仅是沿着国境线的窄窄一条。稍微往内地走一点，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种上了庄稼。草原的面貌立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上面覆盖的植物变成了单一物种，或是麦子，或是油菜，看上去显得整齐、单纯，毛茸茸一片，颜色全是一样的。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特别好。但草原上千年时间里形成的腐殖质层只有一尺多厚。开垦者先是用火一烧，把需要百年才能长成的植被烧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腐殖质犁开。那种土壤肥沃得只需要撒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丰收。然而甜头也就是三年，三年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质层下面就是沙子。破坏了原来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植被的固定，再加上犁来翻去，表面那层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风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来，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沙化。
大自然因为人类的急功近利造成了生态失衡，受到自然的惩罚，欲益反损。社会、人群有没有“生态”问题，有没有因为生态失衡而导致负面社会现象丛生的？我以为也有。例如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写给“苏门六君子”张耒的一封信中，评论当时的文风、士风时说：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苏氏说的“王氏”就是王安石。当时安石为相，不仅在政治、经济的制度上推行一套新法，而且他又借宰相之力，推行自己的学术主张，变私学为官学。或说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变成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以统一士大夫思想、使人同于己。他还借助科举考试的力量，使之成为取士的标准，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这种做法破坏了北宋建立以来的文化积累，正像草原的“腐殖质”被犁庭扫穴一样。因此，尽管王安石自己是特立独行的人物、其学术诗文也各有成就，但当他用自己作为原型复制人才时，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的士大夫群的生态，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局面不见了，得到只是一片黄茅白苇。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虽然写的是他们的生活学术经历，但从中可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知识人群生态的演变过程，而且非常生动地再现了在这个变化中知识人的种种情态。
二十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解体，几届民国政府都属于弱势政府，对于知识人很少有控制力，再加上欧美思想的传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人自我意识觉醒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逐渐形成了知识人群落的自然生态系统。赵俪生夫妇及他们书中所写到的知识人群大多是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长成的。由于这样的自然的生态系统适合知识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于是形成了一个被外人所艳称的“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
高昭一用三个“主义”概括赵俪生，“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其实这三点是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知识人的底色，特别是活跃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知识人。在这种底色上，每个人由于出身、经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各有特色，用褒义词来形容是丰富多样，用贬义词形容则是光怪陆离。但这些往往都是自自然然的，既非设计，也非打造。
今人很难理解的是知识人在上世纪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空前未有的贡献，他们在教育、出版、新闻等领域所达到的高度直至今日仍然很难企及。我们还经常感慨，为什么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培养那么多世界级科学家、学者？自然生态中滋长出来物种，往往优于人们有意识、有计划培植出来的。正如俗话所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惊叹大自然的伟力时，往往忽略了社会变化势态的自然力。
二
赵俪生是位左派学者，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远较其他领域为多，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几乎全部被打倒，使得“文革”当中毛主席多次说到他要“保护几个史学家”，但连翦伯赞这样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自杀了），这个本来符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作为史学家，他所关注的领域也非远离主流，例如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界最热衷的“五朵金花”（指当时史学研究讨论最多的五个专题——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中赵俪生涉猎其中的就有三四朵，如中国土地制度、历史分期、农民武装斗争、资本主义萌芽等。当时史学界有许多专家对这种讨论毫无兴趣，注重史料的考订与研究（一九五八年被斥为“厚古薄今”）。与这些学者相比，赵俪生应该被主管史学界的领导看做“红教授”、“红专家”了。其实，远非如此，他不是赶时髦的人，更不会趋奉，其研究成果很难与主流所认可的结论一一对应。因此他的研究领域属于主流，但结论往往大悖主流。如讲历史分期不同意主流的战国封建论，坚持魏晋封建论；讲农民战争不突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而承认统治阶级在许多激烈的农民战争之后还有让步政策；在历史分期上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明里暗里挑战《联共党史》鼓吹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当然，这倒不是他有意背时，而是他坚持独立思考研究的结果。这些虽说都是学术问题，但含有极强的政治性（那时的政治运动往往在史学领域发端），因此一九五七年被划为“极右”，差点命丧夹边沟，就不是偶然的了。
赵俪生不仅在学术上“另类”，在为人行事上，更是特立独行。他在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革命，但却秉持独立精神，不肯参加任何组织，这在今人看来非常奇特，可是在当时知识人看来却是极其正常的。因此，他在华北大学直接挑战副校长成仿吾，批评他不该以征服的胜利者自居，羞辱其他知识人；在科学院不同意郭沫若对于副手摧辱，而且诉诸媒体，也就不奇怪了，这正是他“自由主义”人格的一贯表现。赵一生持此态度而不变，被妻子称为“天生的自由主义”。想一想，在那个以知识分子为整肃对象的时期，这样的性格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无怪直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时候，他仍然被有些领导视为“谁也掌握不住”的人，连一些荣誉职务也不肯给他，就是怕他把这些职务当做真正的权力去使用，让大家下不了台。
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赵俪生都是一个强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急风暴雨，他都能挺住。在学术上，他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并在中国土地制度史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方面有杰出贡献。不过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史学教师，有的老先生说，解放前史学界讲课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是赵俪生。他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培养学生上，被学生誉为“五绝教授”（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其中高才捷足者，比比皆是。
不过赵俪生所选择的道路在习惯于组织化秩序的时代还是充满艰辛的，但他是“虽九死而未悔”的。在他晚年见到当年一块打游击的老战友时，已经成为省部级高干的老战友语重心长地劝他反思自己的选择。他写道：
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我和高昭一连续两次到昆明开会。当年游击队的组织部长孙雨亭同志刚从省委副书记的任上退下来，担任省人大副主任。他在翠湖饭店盛宴招待我夫妻，记得席间有麂子肉、鹿筋、猴头等，最后上来“过桥米线”。酒过三巡，孙对我说：“老赵啊，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部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啊。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我回答说：“老孙，你说错了。不是我吃亏，是党吃亏。这类事实，替入党做官论打造下坚实的基础，这跟不正之风和党干部腐化有密切的关系。”
这段对话很值得深思，它反映了相信组织化秩序还是坚持自然秩序不同的思考。
三
赵俪生笔下的知识人虽然都是学者，大多也是以文史研究教学为业，但他们面目各异，各有真性情。与强者赵俪生相对的是另一位大学者童书业，过去读他的《春秋左传研究》，佩服其思考、研究之细密。上世纪九十年代朋友以《童书业美术论集》见赠，读了之后更是惊叹其学问之博雅。特别是其论画部分，如《中国美术史札记》、《绘画史论集》、《唐宋绘画谈丛》、《谈画》等比我曾读的《中国美术史》还好看，论述生动亲切，看来与童博学、又精于此道有关。读其书想知其为人，不过那时仅从其女童教英教授《美术论集》的“前言”对童先生有个极简单的了解。得知如此大才，仅仅享寿六十，死于“文革”当中，令人唏嘘。待读了赵俪生回忆录中的《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对童书业才有了个真实而全面的认识。赵先生是从童的“怕”写起，他“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运动”指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头天开过吹风会，第二天便面如死灰。赵回忆更多的是童书业被外力“扭曲”的一面，因为生动而被读者记住了，屡屡见诸征引。其实书中也记录了童书业“本我”的一面。如他聪慧、记忆力之佳，更是令人震惊。
童的本我就是以学业为生命。几十年来，在学术单位工作，也看到过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学者，思想境界高的，把学问看做个事业，努力为这个事业添砖加瓦；境界一般的就是以此为职业；更下者就是混饭吃。而像童书业把学问看做自己的生命，看做安身立命的基础、舍此而无他的，不能说没有，真是少之又少。赵写道：
童书业最爱谈学问。谈到高兴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管听的人爱听还是不爱听，他一直谈下去，谈到午夜以后。他最怕黑夜中出事，但谈起学问来就什么都不怕了，因而造成过小事故，有时迷路，有时被警察收容。因此很多人讨厌他谈学问，径直撵他走。我夫妻能有耐心听他谈，所以他认为我们二人是他终身好友，一到周末或星期天，就一定到家里来。……他谈的，都是治学中新收获的萌芽，或者说，是一些论文未成形前的毛坯。并且在这里又须加一笔，童有时很傻，但有时又很精。例如，他跟一个人谈过某个他自己的“精义”，过些时候这“精义”不知不觉被人摄入该人的论文中去了。从此，他就不再到这家去谈学问；我们问起来，他只把眼睛弯成蛾眉那样眯眯地笑着，不出一语。再者，他总有一种偏执，认为我夫妻二人接近革命早一步，接触马列早一步，而他晚一步，从而对我们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信赖，仿佛我们听后没有认为大谬的论点，就是可以站住脚了。
这就是童书业，以学问为生命，他的生活的动力、乐趣都在于学问。他不仅热情地与别人讨论新知，让别人分享自己新发现，即使自己发现被别人窃取，仍然保持着学者风度（不像现在有些学者偶有新发现，仿佛独得之秘，那是深秘不宣的），而且积极地向他人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这也是现代知识人的圈子中不多见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受到置疑，童书业便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据说当时在解放前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中，童书业是最先运用马列主义方法、术语写专业文章的，使许多熟悉他的学者感到诧异。当然，除了学问与书画，这些在当年世人看来都是“封资修”，因而童书业不仅是一无所能，而且有害。在那个不要文化、鄙视文化的时代，童书业悲惨地被迫害而死是“又替人民节约了二百多元人民币”。如果全体国人都这样看，中国岂不又回到蛮荒时代。
四
赵俪生描写了知识人圈子的众生相，特别关注在社会变革中他们的命运。当然，社会变了，处在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都应该变，以适应新社会的需求，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是求变太急，二是过多地运用“群众运动”方式来推动这个变化，三是对于知识人整体思想意识估计的错误。于是，过早、过急地摧毁了知识人群落原有的生态，又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态，这样不仅造成了许多知识人的悲剧，而且大大影响了新的知识人群体建设，从而造成知识人断层与整体素质的下降。
上述这些做法都与向苏联学习有关。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说到知识分子的改造，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以形容，中国知识人道路艰辛有过于此。在如此激烈的折腾中只有特别强悍、或特别具有韧性者才能支持下来，如赵俪生，几次面临凶险，他都冲过来、或熬过来了。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贾宝玉（以贾宝玉的才学也应该算个知识人了）要活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会发生些什么？实际上童书业就有点像贾宝玉，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是前清进士，曾在安徽省做道台，署理臬台（掌管一省的司法）。童出生恰逢这个家庭的鼎盛之时，家里有花木园林之胜，还收藏了许多金石书画，甚至要请人替这些藏品编“庋藏目录”。童是这个家中的嫡长子，自生下来就受到祖父母的宠爱，备受呵护。到学龄时，怕孩子受气，不肯送外面上洋学堂，而是在家里请先生教授传统知识。因此直到二十余岁的时候，童基本上没有在正规学校中上过学，这样他不仅没有学历，而且使他没有与社会接触的经验，没有社会阅历，不通人情世故。学问很大，能在大学任教，能从事研究，但为人做事，却像个小孩子，显得十分幼稚。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对赵俪生笔下的童书业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赵俪生说童书业最怕政治运动，回想一下在那个时代除了天生的棍子手、或刽子手谁不怕运动？连侯宝林那样练达人情世故的艺人在临终前接待记者时都说，他一生“一怕打仗，二怕运动”。更不用说幼稚而有些强迫症的童书业了。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之初就被内定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的历史反革命，童书业检查交代了九次，都没有通过。后来他写了《请求书》，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请求政府把他抓起来。他还写了数万字的《童书业供状》，交代说：“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一句还有‘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大多网络其中。如果当时真照此处理，真是史学界一厄。不过，那次“肃反”还比较理性，我从其女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中看到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肃反领导小组”的“关于童书业教授问题的结论”中否定了那些荒唐的揭发和自供。“文革”是一场浩劫，各界损失都很大，史学界尤巨，史学界的许多名宿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极大侮辱，死于运动者也不少，童书业也在其中。
因为求变太急，深信强力、行政力量、群众运动的声势可以改变一切，结果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仅仅伤害了许多知识人，而且毁坏了知识人群落原有的自然生态。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第一版，38.00元）
几年前，在网上读过一篇旅行者的文章，他描写了为了“开发”，草原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情况，以及作者对这种状态的隐忧。文章中说，开车去内蒙古东部，走了几个盟，途经二十多个旗。沿途所见，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古和蒙古国接壤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要是仔细观察你踩下的那个脚印，在那么小的面积上，我感觉就能聚集着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些丰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生长得又密又厚，几乎就没有重样的。有些蕨类、灌木什么的，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形成它们的根系。什么叫生物多样化？这就是最典型的状态。那都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着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到对它的破坏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可是现在，能保持那种生态环境的仅仅是沿着国境线的窄窄一条。稍微往内地走一点，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种上了庄稼。草原的面貌立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上面覆盖的植物变成了单一物种，或是麦子，或是油菜，看上去显得整齐、单纯，毛茸茸一片，颜色全是一样的。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特别好。但草原上千年时间里形成的腐殖质层只有一尺多厚。开垦者先是用火一烧，把需要百年才能长成的植被烧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腐殖质犁开。那种土壤肥沃得只需要撒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丰收。然而甜头也就是三年，三年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质层下面就是沙子。破坏了原来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植被的固定，再加上犁来翻去，表面那层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风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来，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沙化。
大自然因为人类的急功近利造成了生态失衡，受到自然的惩罚，欲益反损。社会、人群有没有“生态”问题，有没有因为生态失衡而导致负面社会现象丛生的？我以为也有。例如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写给“苏门六君子”张耒的一封信中，评论当时的文风、士风时说：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苏氏说的“王氏”就是王安石。当时安石为相，不仅在政治、经济的制度上推行一套新法，而且他又借宰相之力，推行自己的学术主张，变私学为官学。或说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变成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以统一士大夫思想、使人同于己。他还借助科举考试的力量，使之成为取士的标准，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这种做法破坏了北宋建立以来的文化积累，正像草原的“腐殖质”被犁庭扫穴一样。因此，尽管王安石自己是特立独行的人物、其学术诗文也各有成就，但当他用自己作为原型复制人才时，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的士大夫群的生态，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局面不见了，得到只是一片黄茅白苇。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虽然写的是他们的生活学术经历，但从中可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知识人群生态的演变过程，而且非常生动地再现了在这个变化中知识人的种种情态。
二十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解体，几届民国政府都属于弱势政府，对于知识人很少有控制力，再加上欧美思想的传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人自我意识觉醒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逐渐形成了知识人群落的自然生态系统。赵俪生夫妇及他们书中所写到的知识人群大多是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长成的。由于这样的自然的生态系统适合知识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于是形成了一个被外人所艳称的“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
高昭一用三个“主义”概括赵俪生，“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其实这三点是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知识人的底色，特别是活跃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知识人。在这种底色上，每个人由于出身、经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各有特色，用褒义词来形容是丰富多样，用贬义词形容则是光怪陆离。但这些往往都是自自然然的，既非设计，也非打造。
今人很难理解的是知识人在上世纪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空前未有的贡献，他们在教育、出版、新闻等领域所达到的高度直至今日仍然很难企及。我们还经常感慨，为什么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培养那么多世界级科学家、学者？自然生态中滋长出来物种，往往优于人们有意识、有计划培植出来的。正如俗话所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惊叹大自然的伟力时，往往忽略了社会变化势态的自然力。
二
赵俪生是位左派学者，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远较其他领域为多，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几乎全部被打倒，使得“文革”当中毛主席多次说到他要“保护几个史学家”，但连翦伯赞这样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自杀了），这个本来符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作为史学家，他所关注的领域也非远离主流，例如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界最热衷的“五朵金花”（指当时史学研究讨论最多的五个专题——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中赵俪生涉猎其中的就有三四朵，如中国土地制度、历史分期、农民武装斗争、资本主义萌芽等。当时史学界有许多专家对这种讨论毫无兴趣，注重史料的考订与研究（一九五八年被斥为“厚古薄今”）。与这些学者相比，赵俪生应该被主管史学界的领导看做“红教授”、“红专家”了。其实，远非如此，他不是赶时髦的人，更不会趋奉，其研究成果很难与主流所认可的结论一一对应。因此他的研究领域属于主流，但结论往往大悖主流。如讲历史分期不同意主流的战国封建论，坚持魏晋封建论；讲农民战争不突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而承认统治阶级在许多激烈的农民战争之后还有让步政策；在历史分期上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明里暗里挑战《联共党史》鼓吹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当然，这倒不是他有意背时，而是他坚持独立思考研究的结果。这些虽说都是学术问题，但含有极强的政治性（那时的政治运动往往在史学领域发端），因此一九五七年被划为“极右”，差点命丧夹边沟，就不是偶然的了。
赵俪生不仅在学术上“另类”，在为人行事上，更是特立独行。他在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革命，但却秉持独立精神，不肯参加任何组织，这在今人看来非常奇特，可是在当时知识人看来却是极其正常的。因此，他在华北大学直接挑战副校长成仿吾，批评他不该以征服的胜利者自居，羞辱其他知识人；在科学院不同意郭沫若对于副手摧辱，而且诉诸媒体，也就不奇怪了，这正是他“自由主义”人格的一贯表现。赵一生持此态度而不变，被妻子称为“天生的自由主义”。想一想，在那个以知识分子为整肃对象的时期，这样的性格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无怪直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时候，他仍然被有些领导视为“谁也掌握不住”的人，连一些荣誉职务也不肯给他，就是怕他把这些职务当做真正的权力去使用，让大家下不了台。
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赵俪生都是一个强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急风暴雨，他都能挺住。在学术上，他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并在中国土地制度史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方面有杰出贡献。不过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史学教师，有的老先生说，解放前史学界讲课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是赵俪生。他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培养学生上，被学生誉为“五绝教授”（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其中高才捷足者，比比皆是。
不过赵俪生所选择的道路在习惯于组织化秩序的时代还是充满艰辛的，但他是“虽九死而未悔”的。在他晚年见到当年一块打游击的老战友时，已经成为省部级高干的老战友语重心长地劝他反思自己的选择。他写道：
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我和高昭一连续两次到昆明开会。当年游击队的组织部长孙雨亭同志刚从省委副书记的任上退下来，担任省人大副主任。他在翠湖饭店盛宴招待我夫妻，记得席间有麂子肉、鹿筋、猴头等，最后上来“过桥米线”。酒过三巡，孙对我说：“老赵啊，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部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啊。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我回答说：“老孙，你说错了。不是我吃亏，是党吃亏。这类事实，替入党做官论打造下坚实的基础，这跟不正之风和党干部腐化有密切的关系。”
这段对话很值得深思，它反映了相信组织化秩序还是坚持自然秩序不同的思考。
三
赵俪生笔下的知识人虽然都是学者，大多也是以文史研究教学为业，但他们面目各异，各有真性情。与强者赵俪生相对的是另一位大学者童书业，过去读他的《春秋左传研究》，佩服其思考、研究之细密。上世纪九十年代朋友以《童书业美术论集》见赠，读了之后更是惊叹其学问之博雅。特别是其论画部分，如《中国美术史札记》、《绘画史论集》、《唐宋绘画谈丛》、《谈画》等比我曾读的《中国美术史》还好看，论述生动亲切，看来与童博学、又精于此道有关。读其书想知其为人，不过那时仅从其女童教英教授《美术论集》的“前言”对童先生有个极简单的了解。得知如此大才，仅仅享寿六十，死于“文革”当中，令人唏嘘。待读了赵俪生回忆录中的《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对童书业才有了个真实而全面的认识。赵先生是从童的“怕”写起，他“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运动”指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头天开过吹风会，第二天便面如死灰。赵回忆更多的是童书业被外力“扭曲”的一面，因为生动而被读者记住了，屡屡见诸征引。其实书中也记录了童书业“本我”的一面。如他聪慧、记忆力之佳，更是令人震惊。
童的本我就是以学业为生命。几十年来，在学术单位工作，也看到过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学者，思想境界高的，把学问看做个事业，努力为这个事业添砖加瓦；境界一般的就是以此为职业；更下者就是混饭吃。而像童书业把学问看做自己的生命，看做安身立命的基础、舍此而无他的，不能说没有，真是少之又少。赵写道：
童书业最爱谈学问。谈到高兴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管听的人爱听还是不爱听，他一直谈下去，谈到午夜以后。他最怕黑夜中出事，但谈起学问来就什么都不怕了，因而造成过小事故，有时迷路，有时被警察收容。因此很多人讨厌他谈学问，径直撵他走。我夫妻能有耐心听他谈，所以他认为我们二人是他终身好友，一到周末或星期天，就一定到家里来。……他谈的，都是治学中新收获的萌芽，或者说，是一些论文未成形前的毛坯。并且在这里又须加一笔，童有时很傻，但有时又很精。例如，他跟一个人谈过某个他自己的“精义”，过些时候这“精义”不知不觉被人摄入该人的论文中去了。从此，他就不再到这家去谈学问；我们问起来，他只把眼睛弯成蛾眉那样眯眯地笑着，不出一语。再者，他总有一种偏执，认为我夫妻二人接近革命早一步，接触马列早一步，而他晚一步，从而对我们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信赖，仿佛我们听后没有认为大谬的论点，就是可以站住脚了。
这就是童书业，以学问为生命，他的生活的动力、乐趣都在于学问。他不仅热情地与别人讨论新知，让别人分享自己新发现，即使自己发现被别人窃取，仍然保持着学者风度（不像现在有些学者偶有新发现，仿佛独得之秘，那是深秘不宣的），而且积极地向他人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这也是现代知识人的圈子中不多见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受到置疑，童书业便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据说当时在解放前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中，童书业是最先运用马列主义方法、术语写专业文章的，使许多熟悉他的学者感到诧异。当然，除了学问与书画，这些在当年世人看来都是“封资修”，因而童书业不仅是一无所能，而且有害。在那个不要文化、鄙视文化的时代，童书业悲惨地被迫害而死是“又替人民节约了二百多元人民币”。如果全体国人都这样看，中国岂不又回到蛮荒时代。
四
赵俪生描写了知识人圈子的众生相，特别关注在社会变革中他们的命运。当然，社会变了，处在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都应该变，以适应新社会的需求，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是求变太急，二是过多地运用“群众运动”方式来推动这个变化，三是对于知识人整体思想意识估计的错误。于是，过早、过急地摧毁了知识人群落原有的生态，又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态，这样不仅造成了许多知识人的悲剧，而且大大影响了新的知识人群体建设，从而造成知识人断层与整体素质的下降。
上述这些做法都与向苏联学习有关。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说到知识分子的改造，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以形容，中国知识人道路艰辛有过于此。在如此激烈的折腾中只有特别强悍、或特别具有韧性者才能支持下来，如赵俪生，几次面临凶险，他都冲过来、或熬过来了。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贾宝玉（以贾宝玉的才学也应该算个知识人了）要活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会发生些什么？实际上童书业就有点像贾宝玉，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是前清进士，曾在安徽省做道台，署理臬台（掌管一省的司法）。童出生恰逢这个家庭的鼎盛之时，家里有花木园林之胜，还收藏了许多金石书画，甚至要请人替这些藏品编“庋藏目录”。童是这个家中的嫡长子，自生下来就受到祖父母的宠爱，备受呵护。到学龄时，怕孩子受气，不肯送外面上洋学堂，而是在家里请先生教授传统知识。因此直到二十余岁的时候，童基本上没有在正规学校中上过学，这样他不仅没有学历，而且使他没有与社会接触的经验，没有社会阅历，不通人情世故。学问很大，能在大学任教，能从事研究，但为人做事，却像个小孩子，显得十分幼稚。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对赵俪生笔下的童书业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赵俪生说童书业最怕政治运动，回想一下在那个时代除了天生的棍子手、或刽子手谁不怕运动？连侯宝林那样练达人情世故的艺人在临终前接待记者时都说，他一生“一怕打仗，二怕运动”。更不用说幼稚而有些强迫症的童书业了。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之初就被内定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的历史反革命，童书业检查交代了九次，都没有通过。后来他写了《请求书》，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请求政府把他抓起来。他还写了数万字的《童书业供状》，交代说：“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一句还有‘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大多网络其中。如果当时真照此处理，真是史学界一厄。不过，那次“肃反”还比较理性，我从其女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中看到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肃反领导小组”的“关于童书业教授问题的结论”中否定了那些荒唐的揭发和自供。“文革”是一场浩劫，各界损失都很大，史学界尤巨，史学界的许多名宿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极大侮辱，死于运动者也不少，童书业也在其中。
因为求变太急，深信强力、行政力量、群众运动的声势可以改变一切，结果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仅仅伤害了许多知识人，而且毁坏了知识人群落原有的自然生态。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第一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