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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地产界，有一艘隐形的航母级企业，“不差钱”的它并不像万科那样很早就实现了A股上市，它的掌舵者也不像华远任志强那样为人熟知，但是论实力和世界排名，它或许已经超过了同行的万科、恒大们。
这就是上海绿地集团（下称绿地）。在2013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上，绿地以31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359位，而在2012年的榜单上，绿地则刚刚爬上榜单，排名第483位。仅仅从榜单排名的变动来看，绿地的发展速度极其惊人。
事实上，自成立以来，绿地一直保持着火箭般的发展速度。21年前，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创立绿地之时，其资产只有2000万元，而21年后，绿地的资产规模已经高达3000亿元，营业收入高达3000亿元。
21年前，张玉良是上海市的一名公务员，他的工作就是帮机关建房、分房，当时他的能力已崭露头角，如果一路从政的话，他应该会有很多机会。但在1992年改革的春风响彻神州之际，他毅然辞官下海，拿着政府划拨的2000万元，带领着十几个年轻人，成立了地产开发公司。
张玉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92年，我从机关下海，当时2000万人民币的投资，由于各种原因，真正到位的是1400万。经过21年的发展，我们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今年的经营收入预计会超过3200亿元，资产规模超过了3000多亿，21年来企业壮大了1万多倍。现在绿地已经成了一个房地产综合开发能力非常突出、同时又有能源和金融同步发展的企业。我们预计明年经营收入会超过4000亿元，后年会超过5000亿元。现在我们在世界500强当中的排名是第359位，按照这样的进度，今年年底，我估计会在200多位，后年在100多位。”
由于绿地的国资背景，尤其张玉良处理政商之道的熟稔，有人把张玉良与清朝的胡雪岩对比，称他是当代的“红顶商人”。如今，这位“红顶商人”不执着于国内市场，而是大步迈向海外。
张玉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以来，我们国际化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在美国投入50亿美元购买了位于纽约的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综合项目，这个项目包括酒店、商业、住宅等，成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当然也是近十年来，美国房地产招商规模最大的一项，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了60万平方米。预计今年，我们整个海外销售收入可以达到30亿人民币，明年我预计会超过100亿以上，后年会200亿以上的收入，这样一个国际化的步伐，在地产行业里头算是做得比较快的。”
对于“走出去”的战略，张玉良思考得很透彻：“第一，房地产业的国际化，跟其他行业是一样的，都最终面临全球性的竞争；第二，像绿地这样的大企业，我们的专业能力、建筑水平、开发管理、品牌影响力，都已经具备了走向世界的能力；第三，我们比一般海外企业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另外，全球的经济慢慢复苏，此时资产、资源的价格都比较合理，国际化成本更低。”
绿地的发展速度让人称奇，当记者问及其背后的“秘诀”时，他却说出了最为简单朴素的道理，“绿地做企业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政府导向、市场需要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政府都是主流价值的导向。主流价值的导向，准确来讲，我们应该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方向，顺着潮流来做，自然容易做成事情。这种取向与‘红顶商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反过来讲，我们也必须要用市场行为去做。”
对话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
未来十年，房地产龙头企业仍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房地产行业发展前景如何？最近北京出台自住型商品住房的政策，适合在全国推广吗？
张玉良：这首先要看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人唱衰中国，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从高速到中速的发展阶段，而且我们处在一个新型城镇化、人口跟产业转型的阶段，对于中国未来，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还是新型城镇化的需要，都需要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思路，这将形成经济的持续利好。房地产开发企业仍是城市建设开发的主体成员之一，是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企业应发挥参与、建议的作用。我认为，未来10年，房地产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仍大有作为。
自住型商品住房的政策，首先，北京市委市政府推动的政策，是对民生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它跟房地产市场是属于两个体系，它是从保障社会基本功能的角度去思考的，我认为应该受到欢迎。第二，我觉得可以推广，但要分情况分区域，在有些城市是没法借鉴的，如在沈阳，房价就五六千元钱一平方米，有必要做每平方米四千元的房子吗？第三，自住型商品住房更多的是做保障，市场的情况还是要看市场里的供需关系，从市场情况来看，总体上对房价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周刊》：当年您作为上海的一个公务员，毅然脱去官服，到商海中闯荡。但是今天大学生一毕业，拼了命往您辞官的地方扎，国考今年又创新高。对于这些年轻人您有何看法？
张玉良：我在各种场合都发自内心地说过，如果所有的大学生都跑机关，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现在考公务员的比例那么高，我认为我们的大学生，现在对机关、对公务员的了解不够，其实现在机关也很难做，大家都有很多的感受，现在机关真正要做事也很难做成，年轻人去做，那更难做。21年前的下海给了我深切体会，想做事，就到企业去，到基层去，在机关，简短锻炼两三年是可以的。所以当今的大学生，我觉得还是要到有活力的地区、有活力的行业。
当然我也不主张大学生毕业全去创业，创业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我觉得应该前期熟悉这个市场、熟悉这个社会，熟悉一段时间以后，再来创业。
这就是上海绿地集团（下称绿地）。在2013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上，绿地以31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359位，而在2012年的榜单上，绿地则刚刚爬上榜单，排名第483位。仅仅从榜单排名的变动来看，绿地的发展速度极其惊人。
事实上，自成立以来，绿地一直保持着火箭般的发展速度。21年前，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创立绿地之时，其资产只有2000万元，而21年后，绿地的资产规模已经高达3000亿元，营业收入高达3000亿元。
21年前，张玉良是上海市的一名公务员，他的工作就是帮机关建房、分房，当时他的能力已崭露头角，如果一路从政的话，他应该会有很多机会。但在1992年改革的春风响彻神州之际，他毅然辞官下海，拿着政府划拨的2000万元，带领着十几个年轻人，成立了地产开发公司。
张玉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92年，我从机关下海，当时2000万人民币的投资，由于各种原因，真正到位的是1400万。经过21年的发展，我们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今年的经营收入预计会超过3200亿元，资产规模超过了3000多亿，21年来企业壮大了1万多倍。现在绿地已经成了一个房地产综合开发能力非常突出、同时又有能源和金融同步发展的企业。我们预计明年经营收入会超过4000亿元，后年会超过5000亿元。现在我们在世界500强当中的排名是第359位，按照这样的进度，今年年底，我估计会在200多位，后年在100多位。”
由于绿地的国资背景，尤其张玉良处理政商之道的熟稔，有人把张玉良与清朝的胡雪岩对比，称他是当代的“红顶商人”。如今，这位“红顶商人”不执着于国内市场，而是大步迈向海外。
张玉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以来，我们国际化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在美国投入50亿美元购买了位于纽约的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综合项目，这个项目包括酒店、商业、住宅等，成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当然也是近十年来，美国房地产招商规模最大的一项，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了60万平方米。预计今年，我们整个海外销售收入可以达到30亿人民币，明年我预计会超过100亿以上，后年会200亿以上的收入，这样一个国际化的步伐，在地产行业里头算是做得比较快的。”
对于“走出去”的战略，张玉良思考得很透彻：“第一，房地产业的国际化，跟其他行业是一样的，都最终面临全球性的竞争；第二，像绿地这样的大企业，我们的专业能力、建筑水平、开发管理、品牌影响力，都已经具备了走向世界的能力；第三，我们比一般海外企业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另外，全球的经济慢慢复苏，此时资产、资源的价格都比较合理，国际化成本更低。”
绿地的发展速度让人称奇，当记者问及其背后的“秘诀”时，他却说出了最为简单朴素的道理，“绿地做企业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政府导向、市场需要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政府都是主流价值的导向。主流价值的导向，准确来讲，我们应该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方向，顺着潮流来做，自然容易做成事情。这种取向与‘红顶商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反过来讲，我们也必须要用市场行为去做。”
对话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
未来十年，房地产龙头企业仍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房地产行业发展前景如何？最近北京出台自住型商品住房的政策，适合在全国推广吗？
张玉良：这首先要看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人唱衰中国，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从高速到中速的发展阶段，而且我们处在一个新型城镇化、人口跟产业转型的阶段，对于中国未来，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还是新型城镇化的需要，都需要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思路，这将形成经济的持续利好。房地产开发企业仍是城市建设开发的主体成员之一，是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企业应发挥参与、建议的作用。我认为，未来10年，房地产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仍大有作为。
自住型商品住房的政策，首先，北京市委市政府推动的政策，是对民生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它跟房地产市场是属于两个体系，它是从保障社会基本功能的角度去思考的，我认为应该受到欢迎。第二，我觉得可以推广，但要分情况分区域，在有些城市是没法借鉴的，如在沈阳，房价就五六千元钱一平方米，有必要做每平方米四千元的房子吗？第三，自住型商品住房更多的是做保障，市场的情况还是要看市场里的供需关系，从市场情况来看，总体上对房价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周刊》：当年您作为上海的一个公务员，毅然脱去官服，到商海中闯荡。但是今天大学生一毕业，拼了命往您辞官的地方扎，国考今年又创新高。对于这些年轻人您有何看法？
张玉良：我在各种场合都发自内心地说过，如果所有的大学生都跑机关，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现在考公务员的比例那么高，我认为我们的大学生，现在对机关、对公务员的了解不够，其实现在机关也很难做，大家都有很多的感受，现在机关真正要做事也很难做成，年轻人去做，那更难做。21年前的下海给了我深切体会，想做事，就到企业去，到基层去，在机关，简短锻炼两三年是可以的。所以当今的大学生，我觉得还是要到有活力的地区、有活力的行业。
当然我也不主张大学生毕业全去创业，创业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我觉得应该前期熟悉这个市场、熟悉这个社会，熟悉一段时间以后，再来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