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副总理任总指挥，交通运输部、民政部、卫计委、水利部、安监总局等一把手全部到位
　　6月7日清晨，湖北监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这天是“东方之星”号客轮遇难人员的“头七”祭日。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起吊船上的救援人员搭起一个摆满了蜡烛、菊花的简易祭台。
　　上午9时，随着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一声“请默哀”，所有人员面向遇难船舶脱帽伫立、低头默哀。在默哀的人群中，人们还看到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的身影，这已是他在监利的第六天。
　　6月1日深夜，“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的消息上报到京。习近平总书记当即做出指示，要求国务院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第二天一早，李克强总理率“应急救援班底”急飞事发地。国务院派出了副总理马凯、秘书长杨晶、常务副秘书长肖捷、副秘书长肖亚庆和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喆。飞机上，李克强及时召开会议，部署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以马凯任总指挥的搜救指挥部。人们发现这个“班底”里还包括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水利部部长陈雷、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国家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及军方将领等。
　　一场与死神较量的救援战役正式打响，而李克强和他的“应急救援班底”正是这场战役的现场指挥官。
　　“安上一个大脑”
　　李克强到达监利后，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并对救援行动提出9条具体要求。他多次前往现场听取汇报、指挥救援，工作部署会议甚至开到了深夜。在救援现场，他紧握获救老人的双手、在雨中为逝者默哀的情景，让人动容。
　　6月4日后的几天时间里，搜救指挥部总指挥马凯的日程，成为人们关注“东方之星”号搜救进展的一个“窗口”。应急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宏伟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说，这次事故属于交通灾难事故，而交通领域正是马凯在国务院的分工范围，“李克强总理没办法一直盯在灾区，所以许多工作都需要由马凯来负责”。

　　王宏伟认为，中国现有的救灾体制，涉及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地域分割甚至军地分割。如果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出面进行统筹协调，可最大限度争取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援助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国务院领导人出面统筹指挥，就像是给这种涉及多方的大救援，安上一个大脑。”
　　在处理难题上，现年69岁的马凯可谓经验丰富。2003年，他刚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时，就遇到中国经济“过热”的挑战。他率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稳健出手，为中国经济之后5年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今年1月，上海发生踩踏事件，马凯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及时总结了此次事件的惨痛教训。
　　面对这次复杂的沉船救援工作，马凯的指挥被外媒评价为“有条不紊”。据湖北省政府应急办透露，在飞往监利前，马凯已于6月2日凌晨拨通了湖北省省长王国生的电话，第一时间了解事故和救援开展情况。3日晚上，在主持召开救援工作组会议时，他强调要把“救人”看作现阶段工作展开的第一要务，调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
　　在江面指挥船的会议室里，马凯一抬头就能透过玻璃看到前方紧张有序的救援工作。除了保证救援工作有序推进外，他还要做好善后处理和事件原因调查工作。他反复嘱咐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用爱心、细心、耐心和将心比心解决好遇难者家属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情绪抚慰和心理辅导。对事件原因调查，马凯坚定表示，要“拿出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件调查报告”。
　　6月6日下午，马凯来到监利县安置遇难者家属的宾馆。连日的奔波，让马凯添了几许疲惫。但在与家属交谈时，他没显露出一点疲态，耐心地倾听家属们的需求。对于家属们的诉求，他不忘叮嘱随行的湖北省省长王国生一定落实好。事后，一位遇难者家属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用“温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当马凯副总理握着我的手，告诉我要坚强，那一瞬间我觉得他并不像一位国家领导人，而是像我自己的父亲。”
　　心急如焚的部长
　　“东方之星”号客轮事故救援工作的一位“主将”，是始终坚守在监利的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事实上，从接到警报那一刻起，杨传堂就立刻投入到救援工作中。6月2日凌晨，交通运输部成立应急处理领导小组，杨传堂担任组长，并连夜展开各项应急部署工作。随李克强总理到达监利后，他一直在第一线，根据情况进行调度。
　　6月2日晚，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杨传堂指挥交通运输部采取禁航交通管制。从宜昌至武汉间的交通运输部所属搜救力量，也被杨传堂第一时间调集起来，全力以赴参加救援。同时，他还紧急协调地方政府组织人员沿岸搜索遇险人员，并调集医疗救护力量对受伤人员及时医治。
　　当获知从简易码头到长江大堤的救援通道因过于狭窄，车辆无法抵达长江岸边后，杨传堂心急如焚。他迅速联系交通运输部门提出解决办法。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勘察，并调运大型机械设备支援。但现场情况并不便于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3日凌晨，350名武警湖北总队机动支队官兵和交通运输系统职工被紧急调集起来，开始对救援道路进行抢筑。清晨6时，3公里的生命通道终于抢筑成功。 　　在事故现场，人们一直能看到杨传堂忙碌的身影，有时凌晨两点他还在跟救援人员讨论救援问题。而这样的工作风格，他身边的人已习以为常。
　　杨传堂是个山东汉子，出身农家，参过军，当过工人。在走上交通运输部部长的岗位前，他有着丰富的地方从政经验。从两度进藏担任党政要职，到调任青海省长主政一方，杨传堂始终“踏实肯干，低调务实”。他知道青海经济落后，又缺少扶持。为了带领青海人民走上富裕道路，杨传堂曾花了4个月跑遍了最贫穷的“六州一地”。在任命他为交通运输部部长时，中组部给出这样的评价：“经过多岗位特别是复杂艰苦环境的锻炼”，“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比较强”，“敢于负责，处事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工作热情高”。
　　6月8日下午，随着多部门组成的联合验收组在验收清单上签字完毕，“东方之星”号客轮现场排查清理工作全部完成，而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开始逐批撤去。但杨传堂的工作远未结束。当天下午，他主持召开工作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对事发区域至吴淞口长江流域的搜寻力度，搜寻情况要每日一报。除了继续搜寻，他更多的精力将转向事故原因的探查。
　　“为了1%的可能”
　　截至6月8日上午11时，“东方之星”号救援工作共搜寻到434名遇难者，获救人员14名，失踪者还有8名。与该数字形成对比的是自事故发生起，就没停息的救援工作。
　　在这些争分夺秒的日子里，发动机的轰鸣声从白昼响至夜色深沉，大量搜救船舶沿江在下游水域拉网式搜寻。潜水员们被分成小组轮流下水摸探搜寻，有的在水下一泡就是10多个小时。在岸边也设置了流动医疗点，医疗救护人员在焦急等待着水下传来的消息。
　　新闻发布会在事故现场不断召开，救援、打捞、调查等信息被第一时间由各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传递出去，始终保持着对外信息的公开透明。善后工作也陆续展开。在武汉火车站和飞机场，旅游局的工作人员等候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沉船事件家属，并安排车辆把他们送往监利。在那里，卫生计生部门已经抽调专家和技术人员，设立好了医务室，随时开展对家属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工作千头万绪，都进行得有条不紊。这背后是各部委的各司其职和通力合作。紧急之时，解放军总参作战部从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南海舰队、海军工程大学和广州军区调动了180余名潜水员前往事故现场参与救援。“哪怕只有半点希望，我们也会尽万分努力！”总参谋长助理马宜明的决心代表了军人的心声。而维护现场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协调各警种参与遇难人员营救以及进行必要的公众隔离成了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最操心的事。
　　可能影响交通运输及搜救行动的天气和水情变化，始终处在气象局负责人和专家们的严密监控下。而为了降低沉船现场河道水位，减缓水流速度，为救援打捞创造条件，水利部部长陈雷当机立断，指挥应急调度三峡工程，连续三次压减三峡水库泄量。有专家指出，当时正处于长江汛期，如果不减排就会加剧“东方之星”号的下沉，连续减排为救援争取了时间。许多网友和外媒都为中国政府的这一行动点赞。
　　王宏伟认为，单纯从救援的角度来评价，这次的行动是非常成功的。在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后，这次救援行动非常强调科学施救和以人为本。在对外信息的公开透明上，也做得非常到位，极大减少了谣言的产生。“之所以没有救出更多的遇难人员，这是由事故的性质决定的。”“东方之星”号的倾覆在极短时间内发生，致灾因子作用的时间太短暂，并没有留给船上人员足够的逃生自救时间。当船倒扣在水下，又不存在类似地震过后的“黄金三角区”。随着氧气的迅速流失，人员存活的可能性就非常低。加上水下的特殊环境，极大地增加了救援难度。王宏伟说：“后期的这种救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1%的可能，在尽100%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