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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群体，原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文化素养以及社会文化语境潜在规制等诸多不同，两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模式形成了较为显性的代际差异。这一差异对两代农民工的身份定位与城市融入机制又形成了反向制约作用，因而考察这一代际差异的审美表征及其文化意义对深入探讨现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原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代际差异；审美表征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代际差异研究”（项目编号：AH201510364065）]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特定群体，农民工已然成为现下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农民工群体定性化的时段，衍化出原生代与新生代两种不同层次的农民工结构形态。原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交替不仅意味着农民工个体的观念演绎与身份转型，同时也与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与文化嬗变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对应关系。两代农民工之间从生活现状、身份认同以及文化消费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也颇为明显，“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的变迁，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上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 [1]。因此，在梳理两代农民工日常的文化娱乐方式及其文化消费观念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两代农民工秉持的不同的文化理念与演绎逻辑存在的代际差异，进而探寻这一代际差异所蕴含的文化消费转型的时代符码，对深入考察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态现状及其制定与推行与之匹配的文化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个体意识
与社会制约因素
通常来说，原生代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一批农民为提高自己的经济条件、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水平，放弃本有的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化性质的生产工作。相对而言，由于自身能力与知识水平的限制，这一类农民工多集中于建筑、餐饮、家政服务等知识技能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服务行业，从事着形态较为简单的物质生产以及个人身份的再生产。由于文化语境以及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物质与文化条件所限，这一代农民工在长达几十年的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形塑着较为独特的社会理念与文化价值，物质生活上的农民化形态与工作语境上的现代工人身份使得这一代农民工的自身定位较为模糊，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生产、生活语境造成了这一代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危机。与其生活现状相适应，原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观念在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的宏大语境中陷入了非此非彼、或此或彼的二律背反。可以断言，这一代农民工文化观念与文化消费所呈现出的独特的时代症候，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碰撞的微观缩影，反映出中国早期农民务工者应对与接受城市文化的审美机制与心理状态。
首先，落后的经济条件是制约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根本原因。作为“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用和使用” [2]的主要方式，文化消费以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言之，只有在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并形成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社会层面的文化消费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上层建筑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呈现形式。对原生代农民工而言，脆弱的经济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极大限制了这一群体建构自身文化形态的实践功能，制约着文化消费的运营机制。诚然，进城务工某种意义上确实提高了原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但由于他们从事的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加上自身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与知识储备，这一代农民工的收入因自身能力和从事行业的限制很难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低端、重复性的工作模式将其劳动收入限定在城市基准工资水平附近。同时，由于原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工作地点处于城市，经历着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消费环境，相对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与日常生活支出使得原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多投向基本的物质生活，文化消费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对这一代农民工而言，将自身有限的经济收入投入文化消费的动力不足，现实生活的语境也增设了多元化的壁垒，文化投入与文化消费对原生代农民工而言仅是难以仰止的奢侈行为。
其次，自身的文化素养是制约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主观因素。由于原生代农民工多出身并成长在农村，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阻碍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都市化转向的一大障碍。较强的小农意识与乡土情怀，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所在的城市所衍生的认同与归属感不强，对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趋同性意识也较为消极，加上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原生代农民工欠缺主动参与并融入所属城市文化的经济资本与主观意愿。因此，他们对城市主流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消费形态是被动的甚至是抵触的。再者，由于所处时代及文化环境所限，原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对需要较高知识储备与审美素养的城市文化形态的接受机制难以顺畅。换言之，由于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的限制自觉区隔了这一代农民工融入所在城市文化场域的主要通道。缺少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沟通与对话，使得农民工文化生活处于城市文化的边缘地带，从而呈现现代城市文化中特有的一种孤岛效应，“他们往往处于与城市文化的某种隔膜中，形成一种文化生活的真空状态，即文化孤岛状态 [3]。”可以这样说，原生代农民工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决定了这一群体所秉持的封闭、保守甚至较为消极的文化消费心态与审美理念，从而让他们“不愿”、也“不能”参与城市文化消费。
第三，城市文化的排斥性机制是制约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潜在因素。由于农民工作为一种外来移民群体，是改革开放与城镇化进程的产物，在既定的城市结构体例与文化格局中，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农民工文化的接纳、融入机制，换句话说，现代城市对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定位与文化接纳仍然处于不够完善的阶段。尽管现代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群体从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使得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不能获得与市民相同的待遇，“市民准入”制度严重干扰并阻碍了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真正融入，现代城市造就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不平等局面无形中形成了原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准入门槛，进而消解了农民工城市文化消费的积极性，降低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体系的主动意愿。除此之外，城市文化所具备的审美特征对原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也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与传统、保守、稳定的农村文化模式不同，现代城市文化模式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于一体，特别是大众文化日渐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主流形态，这一去中心化、去传统化，强调娱乐性与即时性的文化形态与原生代农民工经久以来所浸染的传统农业文化是彼此对立、格格不入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的“速度”“节奏”为农民工接纳城市文化的机制设置了壁垒，限制了原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与文化消费的场域。不可否认，原生代农民工对新鲜、新奇乃至怪诞的城市文化的审美体验理应是一种“艳羡”与“震惊”，其融入这一文化体例的主观意愿不可谓没有，但艰深的准入机制严格限制了这种意愿的实践路径，并以一种常态的压力左右着农民工的文化世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4]。” 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范式的差异，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在崇奉城市文化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排斥、逃避的文化消费心态，由此，原生代农民工成为游离于现代城市文化生活与文化建设的“旁观者”与“局外人”，看似包容的现代城市文化背后却隐现着原生代农民工文化诉求的诸般无奈。 二、新生代农民工审美消费的
时代演绎与观念变革
与原生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指出生并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时代背景下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是现代城镇化建设直接催生的产物。较其父辈而言，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出生的时代语境与生活背景不同，这一代的农民工尽管出生于农村，但其拥有的物质条件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诉求与文化消费呈现出不同于原生代的典范特征，加上这一代农民工浸染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元洗礼，在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催化下，新生代农民工形塑着自身独特的文化范式与审美旨趣，演绎着农民工文化消费的新形态，衍生出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实践样式，建构了现代城市农民工本体文化的别样景观。
首先，社会经济的结构转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提供了物质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实现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化，“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富裕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准，新的消费观念和模式的兴起，闲暇和假日经济的出现，这些都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那就是消费社会 [5]。”就某种程度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从出生到步入社会的时间轨迹与我国消费社会基本形态形成的时间跨度是基本吻合的，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时代是我国消费意识颇为勃兴的时期，消费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普泛形态与基本逻辑。消费不仅决定着个体的存在与生活方式，同时规约着个体融入社会的身份机制与阶级地位。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耳濡目染下，崇尚实用、节俭节约、理性花费、量入为出等父辈所持有的消费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即时消费”的消费理念。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相对开放的消费观念主导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其父辈所不曾有的文化消费意识，从原生代农民工的“不敢消费”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怕消费”，这一转变背后涌动着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投身城市文化消费的本体冲动，主体意识的转变决定着文化实践的多元呈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的嬗变，为其文化消费的时代演绎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内在驱动。大众文化是消费主义语境下衍生出的新型文化形态，它以普泛民众为主体，以大众传媒为介质，以商业性、娱乐性和亲民性为文化表征，以意识形态构建为隐性目的。作为植根于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典范的文化范式，大众文化借助高科技孕育下发达的现代传播技术日益衍化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文化的主流样式。与传统形态的主流文化及其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大众文化主导的文化机制借助其商业性、娱乐性和亲民性的显性特征消解了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一元化、中心化以及严肃性的审美风格，以碎片式、多元化的审美策略加以呈现。秉持对大众文化的切身观照，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观在大众文化的浸染下形成了一种聚变效应。一方面，大众文化通俗化、娱乐性、拒绝深度思考的外在品格，打破了传统城市主流、精英文化高深、严肃的壁垒，契合了新生代农民工大众化的审美层次与接受能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较为自觉、主动地融入城市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下，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处于文化消费的被动地位，大众文化亲民性的生产策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了一定的文化生产权与阐释权，这无疑激发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大众文化还是遵循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它把个体融入到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流程中……其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由大众到顶层的影响路线赢得了广泛民众的阵阵喝彩[6]。” 在大众文化的多元熏染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接纳机制与消费意愿显著增强，并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进行文化创作的动机，从打工民谣到打工歌曲，从网络自拍视频到参加电视选秀，无一不是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三，城市化身份的趋同意愿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主观因素。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农民工的身份定位一直较为模糊，“亦工亦农”与“非工非农”相互交织使得农民工群体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认同很难统一而明确，尤其对原生代农民工而言，其城市身份的认同机制一直未能确立，造成原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验证与生活语境的长久对立。与原生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所受的教育程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其从业的工作类型比前代更显多元化、技能化，加之自身的经济条件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在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双重促进下，其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自身身份转型的主观意愿要强烈得多。在他们看来，对“农民工”身份标签认同的几率与意愿要弱得多，而改变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实现“城市化”的身份转型成为这一代农民工急迫的内在诉求。作为自身身份趋同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改善自身的文化观念，实现与城市化同一性的文化消费路径则成为这一代农民工重构自身文化身份的必然选择。“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受到社会脉络与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区隔方式。人们在消费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无不表征着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7]”。文化消费作为一种被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构建社会认同的新途径，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型的内在驱动，可以这样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不仅承载着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娱乐需求，更衍化为一种实现市民化身份定位的象征符号。正是在趋同城市化文化消费的接受机制中，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消解着原初身份的影响因子，建构着自身理想的身份模式，进而有意地弥合了自身与市民阶层的区隔效应，实现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
三、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代际差异的理性反思
诚如前言，与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缺失效应及真空状态不同，在消费意识与大众文化双重合力的驱动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自觉性显著增强，文化参与的自信力不断提升，其衍生出的文化消费实践样式更趋多元，进而形塑着属于自身的独特的文化范式与审美旨趣。诚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消费上展现的显性差异不仅表征着两代农民工文化观念的深度嬗变，凸显城镇化与信息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对农民工群体的巨大推动力，同时也验证着农民工文化的衍进脉络与审美诉求。然而，作为现代社会的特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融入机制的路径并非是直接通达的，其文化消费的背后仍然涌动着城乡二元机制经久对立的身影，主观的趋同与客观的区隔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机制的二律背反。在强化自身文化消费城市化趋势的探索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也衍生出诸多的问题，引发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 其一，“文化无根”是现下农民工文化消费都市化转型中亟待破解的一大困境。“文化无根”状态是指现下的农民工文化生活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既无法顺利融入城市文化体制，也无法重返乡村文化语境，从而导致了农民工群体在文化上的“无根”现象。可以说，农民工“文化无根”状态不仅是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危机的体现，而且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现下农民工在文化形态建构上的焦虑与迷茫，是农民工“文化孤岛”现象的深度恶化。“文化孤岛”现象作为对原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态的书写，仅仅反映了原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文化生活上的匮乏与不足，而这一代农民工生长于乡村文化语境，有着浓郁的乡土情怀，乡村仍是他们文化诉求的寄托，其农业文化的宽泛语境有效驱离了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效应，填补了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缺失。而“文化无根”则不同，它更多表现为农民工群体在文化诉求上的无所寄托，渐而衍化为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造成“文化无根”状态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方面，市民对于农民工角色的刻板印象，形成了对农民工群体“脏”“乱”“素质低”等标签化的角色定位，这在无形中限制和排斥了农民工群体主动积极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意愿；另一方面，文化传播渠道的“窄众化”趋势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又一新兴制约因素。作为与“大众化”对立的一个概念，文化窄众化传播的主体不再是广大民众，而是部分受众。文化传播渠道由“大众化”向“窄众化”嬗变的趋势，是符合消费社会一以贯之的经济逻辑的。“市场经济的兴盛和繁荣，人们的消费需求从一般性需求转向特殊性需求，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价值消费观得到大力张扬” [8]，因此面对受众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窄众化”的传播渠道是基于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对自身产品的潜在消费者进行评估与定位，从而锁定市场消费主体，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往往处于被文化生产者忽视的地位，加之农民工群体普遍不高的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在城市文化生活中缺少与之匹配的文化消费产品。这种隐性的排斥性机制，为农民工群体顺利融入城市文化生活平添了又一道障碍。
其二，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尽管其文化消费实践日益呈现多元化，但其文化消费的质量与内涵尚可提升。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意识形式，消费意识成为现代个体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伴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商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运转机制。某种程度而言，现代消费意识遮蔽了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凭依商品的营销策略与文化包装，商品的输出与接受并非是一一对应与交互均衡的，非理性消费、虚假消费成为现代消费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出于对城市文化趋同的主观意愿，其非理性消费的趋势要凸显得多。这一代农民工为了弥合自身的身份认同，对新的消费方式较为敏感，在求新求变意识的作用下攀比消费、炫耀性消费或成为一种常态。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结构尚待改善与提高，严格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未能完全融入城市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格调仍然未能达到城市文化的常态水准，片面追求娱乐化、狂欢化、大众化的审美诉求，有意拒斥精英化、经典化的审美形态使得农民工的文化消费始终徘徊于城市文化的低级层次，很难形成文化消费的立体型格局与多元化架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生代农民工应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9]。
历经三十余年的衍化与构架，从原生代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转化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其文化观念与文化消费实践的多元变局则更为深远。我们无法推导出文化的变革在深入推动农民工阶层最终融入城市生活趋势中所承载的意义，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一个阶层与另一阶层的融合最为关键的突破正是体现在文化上，而两代农民工现实生活所呈现的差异也同时说明，文化消费的不断衍进已然在弥合农民工“市民化”的迢迢征途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菲菲.农民工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3，（02）：169-172.
[2]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04）：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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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4.
[5]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8.
[6]张伟.大众文化与现代“公民性”建构[J].学术界，2014，（01）：70—78.
[7]Comaroff J，Comaroff J L.Millennial eapitalism ， First thoughts on a second coming， Public Culture， 2002， （02）：291—343.
[8]陈小波.传播学语境下80后文学受众的“窄众化”分析[J].新闻界，2010，（03）：64-65.
[9]金晓彤，崔宏静.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1）：101-108.
作者单位：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关键词：原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代际差异；审美表征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代际差异研究”（项目编号：AH201510364065）]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特定群体，农民工已然成为现下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农民工群体定性化的时段，衍化出原生代与新生代两种不同层次的农民工结构形态。原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交替不仅意味着农民工个体的观念演绎与身份转型，同时也与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与文化嬗变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对应关系。两代农民工之间从生活现状、身份认同以及文化消费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也颇为明显，“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的变迁，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上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 [1]。因此，在梳理两代农民工日常的文化娱乐方式及其文化消费观念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两代农民工秉持的不同的文化理念与演绎逻辑存在的代际差异，进而探寻这一代际差异所蕴含的文化消费转型的时代符码，对深入考察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态现状及其制定与推行与之匹配的文化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个体意识
与社会制约因素
通常来说，原生代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一批农民为提高自己的经济条件、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水平，放弃本有的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化性质的生产工作。相对而言，由于自身能力与知识水平的限制，这一类农民工多集中于建筑、餐饮、家政服务等知识技能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服务行业，从事着形态较为简单的物质生产以及个人身份的再生产。由于文化语境以及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物质与文化条件所限，这一代农民工在长达几十年的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形塑着较为独特的社会理念与文化价值，物质生活上的农民化形态与工作语境上的现代工人身份使得这一代农民工的自身定位较为模糊，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生产、生活语境造成了这一代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危机。与其生活现状相适应，原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观念在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的宏大语境中陷入了非此非彼、或此或彼的二律背反。可以断言，这一代农民工文化观念与文化消费所呈现出的独特的时代症候，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碰撞的微观缩影，反映出中国早期农民务工者应对与接受城市文化的审美机制与心理状态。
首先，落后的经济条件是制约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根本原因。作为“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用和使用” [2]的主要方式，文化消费以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言之，只有在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并形成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社会层面的文化消费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上层建筑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呈现形式。对原生代农民工而言，脆弱的经济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极大限制了这一群体建构自身文化形态的实践功能，制约着文化消费的运营机制。诚然，进城务工某种意义上确实提高了原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但由于他们从事的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加上自身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与知识储备，这一代农民工的收入因自身能力和从事行业的限制很难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低端、重复性的工作模式将其劳动收入限定在城市基准工资水平附近。同时，由于原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工作地点处于城市，经历着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消费环境，相对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与日常生活支出使得原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多投向基本的物质生活，文化消费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对这一代农民工而言，将自身有限的经济收入投入文化消费的动力不足，现实生活的语境也增设了多元化的壁垒，文化投入与文化消费对原生代农民工而言仅是难以仰止的奢侈行为。
其次，自身的文化素养是制约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主观因素。由于原生代农民工多出身并成长在农村，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阻碍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都市化转向的一大障碍。较强的小农意识与乡土情怀，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所在的城市所衍生的认同与归属感不强，对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趋同性意识也较为消极，加上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原生代农民工欠缺主动参与并融入所属城市文化的经济资本与主观意愿。因此，他们对城市主流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消费形态是被动的甚至是抵触的。再者，由于所处时代及文化环境所限，原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对需要较高知识储备与审美素养的城市文化形态的接受机制难以顺畅。换言之，由于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的限制自觉区隔了这一代农民工融入所在城市文化场域的主要通道。缺少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沟通与对话，使得农民工文化生活处于城市文化的边缘地带，从而呈现现代城市文化中特有的一种孤岛效应，“他们往往处于与城市文化的某种隔膜中，形成一种文化生活的真空状态，即文化孤岛状态 [3]。”可以这样说，原生代农民工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决定了这一群体所秉持的封闭、保守甚至较为消极的文化消费心态与审美理念，从而让他们“不愿”、也“不能”参与城市文化消费。
第三，城市文化的排斥性机制是制约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潜在因素。由于农民工作为一种外来移民群体，是改革开放与城镇化进程的产物，在既定的城市结构体例与文化格局中，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农民工文化的接纳、融入机制，换句话说，现代城市对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定位与文化接纳仍然处于不够完善的阶段。尽管现代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群体从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使得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不能获得与市民相同的待遇，“市民准入”制度严重干扰并阻碍了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真正融入，现代城市造就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不平等局面无形中形成了原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准入门槛，进而消解了农民工城市文化消费的积极性，降低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体系的主动意愿。除此之外，城市文化所具备的审美特征对原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也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与传统、保守、稳定的农村文化模式不同，现代城市文化模式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于一体，特别是大众文化日渐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主流形态，这一去中心化、去传统化，强调娱乐性与即时性的文化形态与原生代农民工经久以来所浸染的传统农业文化是彼此对立、格格不入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的“速度”“节奏”为农民工接纳城市文化的机制设置了壁垒，限制了原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与文化消费的场域。不可否认，原生代农民工对新鲜、新奇乃至怪诞的城市文化的审美体验理应是一种“艳羡”与“震惊”，其融入这一文化体例的主观意愿不可谓没有，但艰深的准入机制严格限制了这种意愿的实践路径，并以一种常态的压力左右着农民工的文化世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4]。” 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范式的差异，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在崇奉城市文化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排斥、逃避的文化消费心态，由此，原生代农民工成为游离于现代城市文化生活与文化建设的“旁观者”与“局外人”，看似包容的现代城市文化背后却隐现着原生代农民工文化诉求的诸般无奈。 二、新生代农民工审美消费的
时代演绎与观念变革
与原生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指出生并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时代背景下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是现代城镇化建设直接催生的产物。较其父辈而言，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出生的时代语境与生活背景不同，这一代的农民工尽管出生于农村，但其拥有的物质条件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诉求与文化消费呈现出不同于原生代的典范特征，加上这一代农民工浸染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元洗礼，在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催化下，新生代农民工形塑着自身独特的文化范式与审美旨趣，演绎着农民工文化消费的新形态，衍生出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实践样式，建构了现代城市农民工本体文化的别样景观。
首先，社会经济的结构转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提供了物质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实现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化，“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富裕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准，新的消费观念和模式的兴起，闲暇和假日经济的出现，这些都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那就是消费社会 [5]。”就某种程度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从出生到步入社会的时间轨迹与我国消费社会基本形态形成的时间跨度是基本吻合的，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时代是我国消费意识颇为勃兴的时期，消费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普泛形态与基本逻辑。消费不仅决定着个体的存在与生活方式，同时规约着个体融入社会的身份机制与阶级地位。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耳濡目染下，崇尚实用、节俭节约、理性花费、量入为出等父辈所持有的消费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即时消费”的消费理念。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相对开放的消费观念主导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其父辈所不曾有的文化消费意识，从原生代农民工的“不敢消费”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怕消费”，这一转变背后涌动着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投身城市文化消费的本体冲动，主体意识的转变决定着文化实践的多元呈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的嬗变，为其文化消费的时代演绎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内在驱动。大众文化是消费主义语境下衍生出的新型文化形态，它以普泛民众为主体，以大众传媒为介质，以商业性、娱乐性和亲民性为文化表征，以意识形态构建为隐性目的。作为植根于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典范的文化范式，大众文化借助高科技孕育下发达的现代传播技术日益衍化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文化的主流样式。与传统形态的主流文化及其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大众文化主导的文化机制借助其商业性、娱乐性和亲民性的显性特征消解了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一元化、中心化以及严肃性的审美风格，以碎片式、多元化的审美策略加以呈现。秉持对大众文化的切身观照，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观在大众文化的浸染下形成了一种聚变效应。一方面，大众文化通俗化、娱乐性、拒绝深度思考的外在品格，打破了传统城市主流、精英文化高深、严肃的壁垒，契合了新生代农民工大众化的审美层次与接受能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较为自觉、主动地融入城市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下，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处于文化消费的被动地位，大众文化亲民性的生产策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了一定的文化生产权与阐释权，这无疑激发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大众文化还是遵循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它把个体融入到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流程中……其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由大众到顶层的影响路线赢得了广泛民众的阵阵喝彩[6]。” 在大众文化的多元熏染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接纳机制与消费意愿显著增强，并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进行文化创作的动机，从打工民谣到打工歌曲，从网络自拍视频到参加电视选秀，无一不是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三，城市化身份的趋同意愿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主观因素。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农民工的身份定位一直较为模糊，“亦工亦农”与“非工非农”相互交织使得农民工群体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认同很难统一而明确，尤其对原生代农民工而言，其城市身份的认同机制一直未能确立，造成原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验证与生活语境的长久对立。与原生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所受的教育程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其从业的工作类型比前代更显多元化、技能化，加之自身的经济条件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在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双重促进下，其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自身身份转型的主观意愿要强烈得多。在他们看来，对“农民工”身份标签认同的几率与意愿要弱得多，而改变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实现“城市化”的身份转型成为这一代农民工急迫的内在诉求。作为自身身份趋同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改善自身的文化观念，实现与城市化同一性的文化消费路径则成为这一代农民工重构自身文化身份的必然选择。“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受到社会脉络与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区隔方式。人们在消费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无不表征着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7]”。文化消费作为一种被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构建社会认同的新途径，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型的内在驱动，可以这样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不仅承载着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娱乐需求，更衍化为一种实现市民化身份定位的象征符号。正是在趋同城市化文化消费的接受机制中，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消解着原初身份的影响因子，建构着自身理想的身份模式，进而有意地弥合了自身与市民阶层的区隔效应，实现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
三、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代际差异的理性反思
诚如前言，与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缺失效应及真空状态不同，在消费意识与大众文化双重合力的驱动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自觉性显著增强，文化参与的自信力不断提升，其衍生出的文化消费实践样式更趋多元，进而形塑着属于自身的独特的文化范式与审美旨趣。诚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消费上展现的显性差异不仅表征着两代农民工文化观念的深度嬗变，凸显城镇化与信息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对农民工群体的巨大推动力，同时也验证着农民工文化的衍进脉络与审美诉求。然而，作为现代社会的特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融入机制的路径并非是直接通达的，其文化消费的背后仍然涌动着城乡二元机制经久对立的身影，主观的趋同与客观的区隔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机制的二律背反。在强化自身文化消费城市化趋势的探索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也衍生出诸多的问题，引发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 其一，“文化无根”是现下农民工文化消费都市化转型中亟待破解的一大困境。“文化无根”状态是指现下的农民工文化生活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既无法顺利融入城市文化体制，也无法重返乡村文化语境，从而导致了农民工群体在文化上的“无根”现象。可以说，农民工“文化无根”状态不仅是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危机的体现，而且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现下农民工在文化形态建构上的焦虑与迷茫，是农民工“文化孤岛”现象的深度恶化。“文化孤岛”现象作为对原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态的书写，仅仅反映了原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文化生活上的匮乏与不足，而这一代农民工生长于乡村文化语境，有着浓郁的乡土情怀，乡村仍是他们文化诉求的寄托，其农业文化的宽泛语境有效驱离了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效应，填补了原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缺失。而“文化无根”则不同，它更多表现为农民工群体在文化诉求上的无所寄托，渐而衍化为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造成“文化无根”状态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方面，市民对于农民工角色的刻板印象，形成了对农民工群体“脏”“乱”“素质低”等标签化的角色定位，这在无形中限制和排斥了农民工群体主动积极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意愿；另一方面，文化传播渠道的“窄众化”趋势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又一新兴制约因素。作为与“大众化”对立的一个概念，文化窄众化传播的主体不再是广大民众，而是部分受众。文化传播渠道由“大众化”向“窄众化”嬗变的趋势，是符合消费社会一以贯之的经济逻辑的。“市场经济的兴盛和繁荣，人们的消费需求从一般性需求转向特殊性需求，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价值消费观得到大力张扬” [8]，因此面对受众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窄众化”的传播渠道是基于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对自身产品的潜在消费者进行评估与定位，从而锁定市场消费主体，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往往处于被文化生产者忽视的地位，加之农民工群体普遍不高的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在城市文化生活中缺少与之匹配的文化消费产品。这种隐性的排斥性机制，为农民工群体顺利融入城市文化生活平添了又一道障碍。
其二，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尽管其文化消费实践日益呈现多元化，但其文化消费的质量与内涵尚可提升。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意识形式，消费意识成为现代个体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伴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商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运转机制。某种程度而言，现代消费意识遮蔽了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凭依商品的营销策略与文化包装，商品的输出与接受并非是一一对应与交互均衡的，非理性消费、虚假消费成为现代消费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出于对城市文化趋同的主观意愿，其非理性消费的趋势要凸显得多。这一代农民工为了弥合自身的身份认同，对新的消费方式较为敏感，在求新求变意识的作用下攀比消费、炫耀性消费或成为一种常态。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结构尚待改善与提高，严格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未能完全融入城市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格调仍然未能达到城市文化的常态水准，片面追求娱乐化、狂欢化、大众化的审美诉求，有意拒斥精英化、经典化的审美形态使得农民工的文化消费始终徘徊于城市文化的低级层次，很难形成文化消费的立体型格局与多元化架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生代农民工应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9]。
历经三十余年的衍化与构架，从原生代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转化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其文化观念与文化消费实践的多元变局则更为深远。我们无法推导出文化的变革在深入推动农民工阶层最终融入城市生活趋势中所承载的意义，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一个阶层与另一阶层的融合最为关键的突破正是体现在文化上，而两代农民工现实生活所呈现的差异也同时说明，文化消费的不断衍进已然在弥合农民工“市民化”的迢迢征途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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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