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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体间关系”是相对于“主客间关系”而言的，其实质在于要视“他人”为主体，按照“主体—主体”的模式思考不同个人、群体、国家间的关系。这既不同于“视人为物”、“见物不见人”的客体主义，也不同于以“自我”为中心、“只见自己，不见他人”、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与“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对主体间关系的论述具有革命性质，这突出表现在他能够站在世界发展高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融合中西文明，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从“中西马”三种文化结合的宏大视野思考问题，建构中国新型主体间关系。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处理不同主体间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实现中国现代化，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主体间关系；革命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１）１２－０００９－０４
孙中山虽然没明确讲过“主体间关系”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思想。从孙中山留下的诸多文献看，他对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可以归结为努力实现三个平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１］他一再提醒国人，“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２］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３］一句话，中国人是“双重奴隶”［４］的身份。作为奴隶，基本人格都不存在，主体和主体间关系就谈不上。他主张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建设强大中国，从而使中华民族享有平等的国际地位，以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对内要推翻清政府统治，按“五权宪法”建立新型政治体制；发展实业，增加社会财富，通过“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均富政策，消灭贫富差距；通过恢复中华传统，培养中国人的主人气质，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平等。孙中山对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其理性视野极其宏大，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革命性飞跃。
一、适乎世界潮流，借鉴西方文明，建设与欧美平等并驾中国
孙中山以前的中国学者，虽然也论及主体间关系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们论述的基点大多没有超出中国，他们所涉及的矛盾，主要是华夷之间，或者中华内部各主体间的关系。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如何处理国家作为不同主体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孙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深入广泛地了解了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远观历代，横览九洲”，对欧洲时局变迁、历朝制度沿革，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天道人事”都已注目在心［５］。在与世界的接触中，孙中山力图吸取国外的先进思想观念，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造，振兴中华，争取中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在这样的思考中，他最为关注的是：
１．世界发展潮流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孙中山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是由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未能把握世界发展潮流。“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君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６］在这里，孙中山概括了革命所以成功的五个先决条件。平心而论，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需要”、“决志行之”等，并非孙中山首次论述。《易·革·彖辞》中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要求把前人的经验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下，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结合——“适乎世界之潮流”。他实际上道出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在古代，受自然经济的束缚，人们思考问题的范围限制在十分狭小的天地里，能够把握一国之情，能从一国之情出发，已属不易。但是现在，随着近代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革命、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世界已连为一个整体，民族的历史已被世界历史所取代。如果缺乏世界眼光，仍局限于狭小的圈子，不能体察世界发展大势，必然要被世界历史所淘汰。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他进一步申明他的主义、思想、纲领是基于“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７］。孙中山谈到新旧潮流之争，要人们正视和迎合新潮流，并以之作为评定新旧事物、人物的重要标准。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鼓励人们“猛进如潮”［８］。而他自己最为关注的则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世界潮流。可以说，“三民主义”所谓“民族、民权、民生”，正是这三种世界潮流的反映。
２．各国有助于中国发展的一切经验。一方面，孙中山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通过书本了解各国的发展状况。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初步统计，此中在孙中山生前出版的图书（包括有出版年月和可以推断者）共计１０２５册，其中有关外国者８２８册，有关中国者１９７册。就书名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２０余类，涉及到３０余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他亲自到各国进行实际考察，先后到过美、日、英、法、德、比、加拿大和东南亚１０余个国家和地区，他反复嘱咐他的同志：“随时随地留心考察研究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实情等等”［９］。据考证，现已刊行的孙中山著作，其中提到７０余个国家、地区，近２０００个地名，几乎遍及诸大洲和贯穿中外古今的人物超过１０００人，重要事件１００余件，提及各种主义、思想、学说约１５０多种［１０］。孙中山在读书、考察的过程中，时刻考虑着自己国家的建设，《建国方略》对于“行易知难”说的论证，对“实业计划”的设计，对社会建设的筹谋，其中所举例证、计划、方案、制度，等等，无不与西方各国的近代风俗习惯、科学知识、社会制度相联系。
３．欧美国家有利于中国建设的具体做法。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有先进的理论才会有先进的行动。孙中山尤其关注欧美国家的各种思想和制度，但他对欧美国家的学习并非没有任何原则。他说，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就是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因此，“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１１］。在西方思想家当中，孙中山特别推崇的是卢梭、林肯等人，他把卢梭视之为民权主义的“圣人”，高度赞扬卢梭为法国大革命作出的贡献。他认为，正是由于卢梭才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他直接引用卢梭民权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公意”一词为中国革命作注解。他说：“满清政府者，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１２］。孙中山形象地把共和制下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比之为“股东”和“办事人”的关系。“共和之真义在使人脱离奴隶，凡百政制以民为主。譬如商业，国家如一公司，人民即公司之股東，国民即公司之董事，政府即公司之办事人”［１３］，如果政府不能为人民谋利益，则人民随时可以推翻政府，即所谓“政府善则扶之，不善则推翻之”［１４］。这种思想正是来自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思想。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孙中山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分权制衡原则重建中国政治。辛亥革命前，他曾多次讲过：中国革命后要仿照美国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１５］、“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１６］。辛亥革命后，他再次讲：“现在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不同。专制政体之主权，为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体三权分立，各有范围，三者之中尤以立法机关为要”［１７］。孙中山也多次谈到欧美国家“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用以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并将之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追思中华传统，呼唤国民觉悟，造就和平仁爱中国
孙中山虽然推崇西方现代化的成就，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贬低自已的祖先。对比西方文明，他更加尊崇中华文明。正如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自述的：“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１８］在他看來，建构现代新型交往关系，必须把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制度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和品格。由他主持制定的“五权宪法”，其中的“监察权”和“考试权”就是借鉴了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１９］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２０］。政府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２１］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常常溢于言表。
１．向往中国“三代之治”的社会模式。早在学生时代，孙中山便“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到了晚年，孙中山仍然认为，中国两千多年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化，从前文化的进步是很快的。可是近两千多年以来，没有什么文化，现在的文化不如唐虞，不如秦汉。认为“三代之治”的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欧美“并驾齐驱。”［２２］所以，孙中山还以“三代之治”作为标准来衡量西方近代社会。认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２３］在兴中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便提出：“驱逐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２４］后来他又指出：“三代之治”令我们在几千年之后还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其一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其二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２５］。孙中山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良政府”，创造一个“使万民皆蒙乐利”的美好社会。而当孙中山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找不到这样一种美好社会的模式时，“三代之治”的历史传统便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敬重的具体对象。“吾国人追思往古，动称唐虞三代之治，其时确为太平盛世，人人安居乐业，为后世所不可企及。本党目的即在达到此种境地也。”［２６］“三代之治”强调了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和爱心，以及政府和平民主而非强暴的作为方式，这是民众爱戴政府的先决条件。
２．赞美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仁义道德。孙中山认为，爱好和平，讲仁义道德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体现。孙中山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自己的天性。论到个人便注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２７］，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它是一种“仁义道德的文化”，“要人怀德的文化”，“王道的文化”［２８］。的确，中华民族与欧美民族秉持的理念有着很大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认为战争毁灭一切，又产生一切，推崇“战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中华文明则强调“和”的作用、“爱”的作用。有所谓“和实生物”、“仁者爱人”、“兼相爱”、“交相利”的各种说法。孙中山指出：“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全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２９］。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指出，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进而他明确提出了应当予以恢复、利用的传统道德的具体内容：“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３０］。“忠”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同胞去效忠。“仁爱”就是博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进而将“仁”划分为：救世、救人、救国三大类。关于“信义”，孙中山强调，任何人和国家做事都要讲信义。孙中山还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不加分析，片面盲目排斥旧道德的人。“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３１］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华文明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续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３２］。孙中山所强调的“道德文化”，其目的在于强调个人对于他人、社会、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反对那种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３．号召以“自强不息”为其精神动源。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然而，在封建专制和奴化教育的侵蚀下，一般老百姓被奴隶思想所禁锢，“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３３］，稍有挫折，便颓废萎靡，一蹶不振。这种奴隶意识既不利于在国际上争取国家独立，也不利于国内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形成。孙中山极力倡导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为革命者树立了榜样。他曾回忆从屡屡失败，最终走向成功的经历，告诫人们“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３４］。他还常常引用《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以及《孟子·离娄章句上》中的“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古训，又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振聋发馈的名言，号召人们奋发进取，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以古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３５］的崇高境界，鼓励人们以天下为己任，救民族于水火，济生民之倒悬。号召革命者要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像陈天华、杨笃生和黄花岗烈士那样，视死如归，成仁取义，并且用孟子“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也”的话，教育革命军人为三民主义而英勇献身。正是在这种百折不挠精神的指导下，孙中山毕生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临终时还告诫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三、吸取马列真谛，批判资本弊端，谋求民主共富中国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比如，关于唯物史观的重心，孙中山一再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３６］。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孙中山指出：马克思只承认剩余价值，“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３７］。上世纪８０年代后，理论界提出了“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口号。人们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的确不是“物质”。从“物质”出发的观点，是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误解。马克思强调得更多的是“实践”，是人们赖以存在的“现实世界”，或曰“生活世界”。历史证明，孙中山对马克思思想的上述看法是准确而难能可贵的。孙中山本来就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看法，多次列举其弊端。在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下，他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加激进，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弊病，建设中国新型民主社会。这突出表现在：
１．谋求促进社会平等，反对“资本家专制”。２０世纪初期，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专制”、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财富被少数富人所垄断等种种弊病。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一定要被推翻的。“盖资本家之专制与政府之专制一世。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３８］从同情下层劳动大众的角度，孙中山多次借马克思的主张猛烈抨击和批判资本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主张为社会大多數人谋幸福，反对资本家垄断专制，“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３９］。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革命，“照马克思派的办法，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平民和生产家即农工专制，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革命手段”来打倒“资本家专制”，为人民解除专制的痛苦［４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科学派”［４１］。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力图“打破资本制度”［４２］，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贫富无差的大同社会。他说：近代以来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这种制度正好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４３］。而他所追求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４４］。
２．谋求中国大多数人的幸福，向往社会主义。从孙中山的诸多文献来看，他之所以不断地谈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关键在于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各种主张。最吸引他的，一是社会主义能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他一再指出：“麦氏之说”主张建立“资本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４５］；社会主义为整个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４６］。二是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即“资本公有”，能够预防资本垄断，防止两极分化。孙中山指出，“麦克司之《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４７］孙中山衷心拥护马克思的公有制主张，认为社会主义的确是真理，“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现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公有，而收其利”［４８］。三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鼓励发明创造。孙中山说道，“麦克司学说”主张社会对于发明机械之人，以其劳心劳力，按社会经济分配之原理，予以相当之报酬可矣。“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小。余利公之于社会，以兴社会各种之事业。”［４９］孙中山表示“欢迎”这种“利国福民”的分配制度。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联系和差别，认为“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共产主义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５０］。他还常常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人追求的“大同世界”相比拟。
３．谋求建立“最新式的共和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孙中山来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他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他开始把眼光转向苏俄。但正如孙中山当时所说的，俄国革命党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这促使他对“俄国革命党”产生好感，更加向往苏俄的胜利，提出要“以俄为师”、在中国建立“最新式的共和国”。他通过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照比较，认为欧美国家的共和国都是旧式的，“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５１］正当“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尤其是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孙中山处于绝望之时，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孙中山表示欢迎十月革命的胜利，欢迎俄国人对中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进行合作。孙中山表示：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获得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三民主义是可以“相容的”［５２］。所以，孙中山更加主张联合共产党。另外，一生同情中国工农阶级处境的孙中山，正因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更加主张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
４．谋求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主张从现实出发，用事实做基础。孙中山指出，是否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经济变迁，阐发无遗”［５３］。孙中山受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影响，主张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从事实出发，“不能专用学理的雄论做方法”［５４］。同时，他还主张，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要“用事实做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了完整的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诸如：战略目标是：在２０世纪实现社会主义；战略重点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和“节制私人资本”，并且“发达国家资本”；战略步骤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成功以后，要紧接着从事社会主义革命，还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就是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孙中山这套发展战略虽然有许多缺点，同时受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不可能指出民主革命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它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发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显然，马克思主义对孙中山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当然，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比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议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５５］孙中山还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斗争只是社会进化中的病症，“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５６］“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５７］。此外，孙中山曾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公有”主张和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主张相提并论，并给两者都戴以“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的桂冠［５８］。这些都是不够准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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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转引自王云五．国父与中华文化复兴［Ｊ］．中华文化复兴论丛（１），台北，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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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关键词］孙中山；主体间关系；革命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１）１２－０００９－０４
孙中山虽然没明确讲过“主体间关系”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思想。从孙中山留下的诸多文献看，他对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可以归结为努力实现三个平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１］他一再提醒国人，“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２］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３］一句话，中国人是“双重奴隶”［４］的身份。作为奴隶，基本人格都不存在，主体和主体间关系就谈不上。他主张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建设强大中国，从而使中华民族享有平等的国际地位，以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对内要推翻清政府统治，按“五权宪法”建立新型政治体制；发展实业，增加社会财富，通过“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均富政策，消灭贫富差距；通过恢复中华传统，培养中国人的主人气质，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平等。孙中山对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其理性视野极其宏大，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革命性飞跃。
一、适乎世界潮流，借鉴西方文明，建设与欧美平等并驾中国
孙中山以前的中国学者，虽然也论及主体间关系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们论述的基点大多没有超出中国，他们所涉及的矛盾，主要是华夷之间，或者中华内部各主体间的关系。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如何处理国家作为不同主体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孙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深入广泛地了解了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远观历代，横览九洲”，对欧洲时局变迁、历朝制度沿革，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天道人事”都已注目在心［５］。在与世界的接触中，孙中山力图吸取国外的先进思想观念，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造，振兴中华，争取中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在这样的思考中，他最为关注的是：
１．世界发展潮流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孙中山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是由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未能把握世界发展潮流。“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君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６］在这里，孙中山概括了革命所以成功的五个先决条件。平心而论，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需要”、“决志行之”等，并非孙中山首次论述。《易·革·彖辞》中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要求把前人的经验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下，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结合——“适乎世界之潮流”。他实际上道出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在古代，受自然经济的束缚，人们思考问题的范围限制在十分狭小的天地里，能够把握一国之情，能从一国之情出发，已属不易。但是现在，随着近代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革命、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世界已连为一个整体，民族的历史已被世界历史所取代。如果缺乏世界眼光，仍局限于狭小的圈子，不能体察世界发展大势，必然要被世界历史所淘汰。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他进一步申明他的主义、思想、纲领是基于“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７］。孙中山谈到新旧潮流之争，要人们正视和迎合新潮流，并以之作为评定新旧事物、人物的重要标准。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鼓励人们“猛进如潮”［８］。而他自己最为关注的则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世界潮流。可以说，“三民主义”所谓“民族、民权、民生”，正是这三种世界潮流的反映。
２．各国有助于中国发展的一切经验。一方面，孙中山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通过书本了解各国的发展状况。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初步统计，此中在孙中山生前出版的图书（包括有出版年月和可以推断者）共计１０２５册，其中有关外国者８２８册，有关中国者１９７册。就书名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２０余类，涉及到３０余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他亲自到各国进行实际考察，先后到过美、日、英、法、德、比、加拿大和东南亚１０余个国家和地区，他反复嘱咐他的同志：“随时随地留心考察研究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实情等等”［９］。据考证，现已刊行的孙中山著作，其中提到７０余个国家、地区，近２０００个地名，几乎遍及诸大洲和贯穿中外古今的人物超过１０００人，重要事件１００余件，提及各种主义、思想、学说约１５０多种［１０］。孙中山在读书、考察的过程中，时刻考虑着自己国家的建设，《建国方略》对于“行易知难”说的论证，对“实业计划”的设计，对社会建设的筹谋，其中所举例证、计划、方案、制度，等等，无不与西方各国的近代风俗习惯、科学知识、社会制度相联系。
３．欧美国家有利于中国建设的具体做法。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有先进的理论才会有先进的行动。孙中山尤其关注欧美国家的各种思想和制度，但他对欧美国家的学习并非没有任何原则。他说，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就是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因此，“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１１］。在西方思想家当中，孙中山特别推崇的是卢梭、林肯等人，他把卢梭视之为民权主义的“圣人”，高度赞扬卢梭为法国大革命作出的贡献。他认为，正是由于卢梭才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他直接引用卢梭民权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公意”一词为中国革命作注解。他说：“满清政府者，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１２］。孙中山形象地把共和制下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比之为“股东”和“办事人”的关系。“共和之真义在使人脱离奴隶，凡百政制以民为主。譬如商业，国家如一公司，人民即公司之股東，国民即公司之董事，政府即公司之办事人”［１３］，如果政府不能为人民谋利益，则人民随时可以推翻政府，即所谓“政府善则扶之，不善则推翻之”［１４］。这种思想正是来自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思想。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孙中山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分权制衡原则重建中国政治。辛亥革命前，他曾多次讲过：中国革命后要仿照美国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１５］、“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１６］。辛亥革命后，他再次讲：“现在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不同。专制政体之主权，为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体三权分立，各有范围，三者之中尤以立法机关为要”［１７］。孙中山也多次谈到欧美国家“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用以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并将之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追思中华传统，呼唤国民觉悟，造就和平仁爱中国
孙中山虽然推崇西方现代化的成就，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贬低自已的祖先。对比西方文明，他更加尊崇中华文明。正如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自述的：“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１８］在他看來，建构现代新型交往关系，必须把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制度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和品格。由他主持制定的“五权宪法”，其中的“监察权”和“考试权”就是借鉴了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１９］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２０］。政府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２１］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常常溢于言表。
１．向往中国“三代之治”的社会模式。早在学生时代，孙中山便“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到了晚年，孙中山仍然认为，中国两千多年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化，从前文化的进步是很快的。可是近两千多年以来，没有什么文化，现在的文化不如唐虞，不如秦汉。认为“三代之治”的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欧美“并驾齐驱。”［２２］所以，孙中山还以“三代之治”作为标准来衡量西方近代社会。认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２３］在兴中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便提出：“驱逐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２４］后来他又指出：“三代之治”令我们在几千年之后还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其一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其二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２５］。孙中山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良政府”，创造一个“使万民皆蒙乐利”的美好社会。而当孙中山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找不到这样一种美好社会的模式时，“三代之治”的历史传统便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敬重的具体对象。“吾国人追思往古，动称唐虞三代之治，其时确为太平盛世，人人安居乐业，为后世所不可企及。本党目的即在达到此种境地也。”［２６］“三代之治”强调了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和爱心，以及政府和平民主而非强暴的作为方式，这是民众爱戴政府的先决条件。
２．赞美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仁义道德。孙中山认为，爱好和平，讲仁义道德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体现。孙中山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自己的天性。论到个人便注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２７］，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它是一种“仁义道德的文化”，“要人怀德的文化”，“王道的文化”［２８］。的确，中华民族与欧美民族秉持的理念有着很大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认为战争毁灭一切，又产生一切，推崇“战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中华文明则强调“和”的作用、“爱”的作用。有所谓“和实生物”、“仁者爱人”、“兼相爱”、“交相利”的各种说法。孙中山指出：“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全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２９］。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指出，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进而他明确提出了应当予以恢复、利用的传统道德的具体内容：“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３０］。“忠”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同胞去效忠。“仁爱”就是博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进而将“仁”划分为：救世、救人、救国三大类。关于“信义”，孙中山强调，任何人和国家做事都要讲信义。孙中山还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不加分析，片面盲目排斥旧道德的人。“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３１］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华文明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续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３２］。孙中山所强调的“道德文化”，其目的在于强调个人对于他人、社会、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反对那种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３．号召以“自强不息”为其精神动源。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然而，在封建专制和奴化教育的侵蚀下，一般老百姓被奴隶思想所禁锢，“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３３］，稍有挫折，便颓废萎靡，一蹶不振。这种奴隶意识既不利于在国际上争取国家独立，也不利于国内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形成。孙中山极力倡导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为革命者树立了榜样。他曾回忆从屡屡失败，最终走向成功的经历，告诫人们“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３４］。他还常常引用《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以及《孟子·离娄章句上》中的“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古训，又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振聋发馈的名言，号召人们奋发进取，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以古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３５］的崇高境界，鼓励人们以天下为己任，救民族于水火，济生民之倒悬。号召革命者要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像陈天华、杨笃生和黄花岗烈士那样，视死如归，成仁取义，并且用孟子“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也”的话，教育革命军人为三民主义而英勇献身。正是在这种百折不挠精神的指导下，孙中山毕生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临终时还告诫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三、吸取马列真谛，批判资本弊端，谋求民主共富中国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比如，关于唯物史观的重心，孙中山一再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３６］。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孙中山指出：马克思只承认剩余价值，“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３７］。上世纪８０年代后，理论界提出了“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口号。人们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的确不是“物质”。从“物质”出发的观点，是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误解。马克思强调得更多的是“实践”，是人们赖以存在的“现实世界”，或曰“生活世界”。历史证明，孙中山对马克思思想的上述看法是准确而难能可贵的。孙中山本来就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看法，多次列举其弊端。在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下，他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加激进，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弊病，建设中国新型民主社会。这突出表现在：
１．谋求促进社会平等，反对“资本家专制”。２０世纪初期，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专制”、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财富被少数富人所垄断等种种弊病。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一定要被推翻的。“盖资本家之专制与政府之专制一世。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３８］从同情下层劳动大众的角度，孙中山多次借马克思的主张猛烈抨击和批判资本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主张为社会大多數人谋幸福，反对资本家垄断专制，“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３９］。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革命，“照马克思派的办法，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平民和生产家即农工专制，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革命手段”来打倒“资本家专制”，为人民解除专制的痛苦［４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科学派”［４１］。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力图“打破资本制度”［４２］，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贫富无差的大同社会。他说：近代以来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这种制度正好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４３］。而他所追求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４４］。
２．谋求中国大多数人的幸福，向往社会主义。从孙中山的诸多文献来看，他之所以不断地谈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关键在于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各种主张。最吸引他的，一是社会主义能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他一再指出：“麦氏之说”主张建立“资本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４５］；社会主义为整个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４６］。二是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即“资本公有”，能够预防资本垄断，防止两极分化。孙中山指出，“麦克司之《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４７］孙中山衷心拥护马克思的公有制主张，认为社会主义的确是真理，“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现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公有，而收其利”［４８］。三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鼓励发明创造。孙中山说道，“麦克司学说”主张社会对于发明机械之人，以其劳心劳力，按社会经济分配之原理，予以相当之报酬可矣。“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小。余利公之于社会，以兴社会各种之事业。”［４９］孙中山表示“欢迎”这种“利国福民”的分配制度。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联系和差别，认为“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共产主义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５０］。他还常常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人追求的“大同世界”相比拟。
３．谋求建立“最新式的共和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孙中山来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他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他开始把眼光转向苏俄。但正如孙中山当时所说的，俄国革命党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这促使他对“俄国革命党”产生好感，更加向往苏俄的胜利，提出要“以俄为师”、在中国建立“最新式的共和国”。他通过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照比较，认为欧美国家的共和国都是旧式的，“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５１］正当“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尤其是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孙中山处于绝望之时，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孙中山表示欢迎十月革命的胜利，欢迎俄国人对中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进行合作。孙中山表示：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获得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三民主义是可以“相容的”［５２］。所以，孙中山更加主张联合共产党。另外，一生同情中国工农阶级处境的孙中山，正因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更加主张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
４．谋求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主张从现实出发，用事实做基础。孙中山指出，是否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经济变迁，阐发无遗”［５３］。孙中山受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影响，主张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从事实出发，“不能专用学理的雄论做方法”［５４］。同时，他还主张，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要“用事实做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了完整的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诸如：战略目标是：在２０世纪实现社会主义；战略重点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和“节制私人资本”，并且“发达国家资本”；战略步骤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成功以后，要紧接着从事社会主义革命，还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就是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孙中山这套发展战略虽然有许多缺点，同时受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不可能指出民主革命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它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发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显然，马克思主义对孙中山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当然，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比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议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５５］孙中山还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斗争只是社会进化中的病症，“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５６］“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５７］。此外，孙中山曾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公有”主张和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主张相提并论，并给两者都戴以“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的桂冠［５８］。这些都是不够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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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