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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90年前的6月16日是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日。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在这里,他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在之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成为中国力量的代表。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并非很多人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得的。
毛遂自荐去苏联
出身浙江的蒋介石很长时间不能混进孙中山的“粤人”圈子。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登舰护卫,才取得孙的器重。
起初孙中山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导致遭到各方不满。蒋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联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无多余精力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此人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认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黑马。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蒋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和参谋长甘门涅夫。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
其实孙致加拉罕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12月15日,蒋介石从苏联回国,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一个月后蒋介石被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即便如此,黄埔校长也绝不是非蒋介石不可的。
以退为进谋得校长职务
然而奇怪的是,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蒋介石带着妻子陈洁如来到上海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非常讶异。他不解地问:“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办军校,你理应尽力才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
蒋介石告诉张静江:“中常委打算让孙先生兼任校长,而孙先生属意程潜和许崇智,只让我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我实在不愿给人家做嫁衣裳!”
听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后,张静江答应他,在孙先生面前说话,保举他当“校长”。
再看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若谓: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负气出走之后,黄埔军校的筹备事务,全摊在廖仲恺身上。廖仲恺于3月26日电蒋:“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言下之意,你再不回来,我就自己干了!蒋介石也知道,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遂以婉转的文字给廖仲恺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最终是孙中山等不及了,派许崇智请他回来履职。许崇智告诉蒋介石,自己无心校长一职,蒋介石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广州,于4月26日到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并允诺给予他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此时,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廖仲恺出任中国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在黄埔名列第三。直至次年,孙、廖相继辞世,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第一把交椅。
大把给钱笼络学生
蒋介石很希望在黄埔军校积累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此在黄埔军校刚开办时,他一门心思扑在军校建设上。他身体力行,做到“不吸烟,不饮酒”,生活状态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判若两人。
在军校开学后的8个月中,蒋介石先后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46次,进行军事和政治基本观念的灌输。同时,他自编《新兵精神教育问答》,作为学员精神教育读本,主要内容有“我们为什么来当兵”“如何可以挽救国家危亡”等。
蒋介石还时常召见学生,联络师生感情,考察學生思想、志趣及长短处,作未来任用的参考、借鉴。根据黄埔一期学员徐向前回忆:“黄埔军校开课后,蒋介石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对于自己看好的学生,蒋介石经常会一次性给一笔钱。这笔钱的多少由学生的家庭条件而定,但总是多到让学生一家人觉得一辈子也挣不来。这样足以叫学生感激涕零。
在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的积累,使得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高。1926年7月,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北伐军总司令,带领他的黄埔学生们,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拿下了南京城,并把北洋军阀赶出了北京。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关于这期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毛遂自荐去苏联
出身浙江的蒋介石很长时间不能混进孙中山的“粤人”圈子。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登舰护卫,才取得孙的器重。
起初孙中山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导致遭到各方不满。蒋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联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无多余精力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此人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认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黑马。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蒋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和参谋长甘门涅夫。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
其实孙致加拉罕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12月15日,蒋介石从苏联回国,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一个月后蒋介石被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即便如此,黄埔校长也绝不是非蒋介石不可的。
以退为进谋得校长职务
然而奇怪的是,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蒋介石带着妻子陈洁如来到上海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非常讶异。他不解地问:“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办军校,你理应尽力才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
蒋介石告诉张静江:“中常委打算让孙先生兼任校长,而孙先生属意程潜和许崇智,只让我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我实在不愿给人家做嫁衣裳!”
听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后,张静江答应他,在孙先生面前说话,保举他当“校长”。
再看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若谓: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负气出走之后,黄埔军校的筹备事务,全摊在廖仲恺身上。廖仲恺于3月26日电蒋:“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言下之意,你再不回来,我就自己干了!蒋介石也知道,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遂以婉转的文字给廖仲恺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最终是孙中山等不及了,派许崇智请他回来履职。许崇智告诉蒋介石,自己无心校长一职,蒋介石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广州,于4月26日到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并允诺给予他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此时,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廖仲恺出任中国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在黄埔名列第三。直至次年,孙、廖相继辞世,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第一把交椅。
大把给钱笼络学生
蒋介石很希望在黄埔军校积累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此在黄埔军校刚开办时,他一门心思扑在军校建设上。他身体力行,做到“不吸烟,不饮酒”,生活状态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判若两人。
在军校开学后的8个月中,蒋介石先后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46次,进行军事和政治基本观念的灌输。同时,他自编《新兵精神教育问答》,作为学员精神教育读本,主要内容有“我们为什么来当兵”“如何可以挽救国家危亡”等。
蒋介石还时常召见学生,联络师生感情,考察學生思想、志趣及长短处,作未来任用的参考、借鉴。根据黄埔一期学员徐向前回忆:“黄埔军校开课后,蒋介石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对于自己看好的学生,蒋介石经常会一次性给一笔钱。这笔钱的多少由学生的家庭条件而定,但总是多到让学生一家人觉得一辈子也挣不来。这样足以叫学生感激涕零。
在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的积累,使得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高。1926年7月,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北伐军总司令,带领他的黄埔学生们,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拿下了南京城,并把北洋军阀赶出了北京。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关于这期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