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献礼片从一众影片中脱颖而出，稳健蝉联票房前三;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分别以28.31亿、28亿票房进入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前十名①;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中，《我和我的祖国》以91分的成绩成为观众最满意的影片，《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也分别以87.1分、85.4分各居历史调查第三、第十二位[1]。在新主流电影的文化维度下锁定这个“最强献礼方阵”，考量其在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与大众文化消费两方面双赢的原因，对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脉络的把握都大有裨益。
　　献礼片“作为向共和国庆生的独特艺术产品，与国家主体的时代需求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相较于此前的国庆献礼片如《林则徐》（1959，郑君里、岑范导演）、《啊！摇篮》（1979，谢晋导演）、《开国大典》（1989，李前宽、肖桂云导演）、《我的1919》（1999，黄健中导演）、《建国大业》（2009，韩三平、黄建新导演）等，《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创作层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小人物推向银幕最中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历史深入、细碎地糅合进人物命运的流转起落中，在鲜活的核心人物命运转折与精神进化的微观显影中细描国族图腾。正如《我和我的祖国》总导演黄建新所言：“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腾书写、国族精神的影像建构维度考量，国家、集体与个人的距离被大幅缩短，精神旨归高度同一化，电影不再是以前着力于宏大历史与英雄人物群像的“全景镜头”，而是专注于以小人物为绝对核心的“近景深焦镜头”。
　　将这组“近景深焦”作品再次放大，核心人物在命运转折面前均面临着自我确认与身份认同转换的问题。身份认同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要在个体反思性活动中依据惯例被创造与维持”[3]。以此为入口观察作者们精心设计、代表着国家精神与百姓面貌的典型人物的精神进化叙事策略及其文化表征，是本文想要做到的。
　　一、朝向国族“超我”的旅程：身份认同与精神重构
　　置身于现代社会的人类一直在代表理性与常识的“自我”控制“本我”走向理想化与典范化、代表着道德和良知[4]的“超我”的精神之旅上跋涉。对献礼片而言，核心人物的“超我”是复合性的——在个体心理动力层面属于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在主流意识形态书写层面，“超我”是国人典范，理想与国家理想高度同一，道德与良知驱动其朝向集体价值与国家意志奋进。
　　先对影片核心人物的本有身份、转折事件与“超我”认同等元素做一概览（表1）。
　　人物本有身份设定方面，“献礼方阵”主要聚焦几类群体。一是知识分子，包括《前夜》的林治远、《相遇》的高远、《攀登者》的徐缨，他们所处的年代多是新中国建设前期——作为时代镜像的电影在回溯历史、遴选新中国奠基时期重要人物时，是以掌握高阶科学知识、引领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比重与分量上的绝对核心的。这是我国献礼片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现象。二是技术阶层，包括《中国机长》的刘长建、《护航》的吕潇然、《攀登者》的方五洲和曲松林，《夺冠》的冬冬父亲、《回归》的华哥，他们的年代设定是全覆盖式的。9部作品11个核心人物中，技术阶层占半数以上。这一比例与当下意识形态层面的技术理性朝向高度吻合。第三类群体是普通百姓，包括《北京你好》的张北京、《白昼流星》的沃德乐与哈扎布兄弟，《夺冠》与《回归》的人物是技术阶层与百姓身份的复合，因而可以同时放入此列。导演们通过空间构建与细节设定刻意放大该群体的身份特征。此外，从性别角度略作关注，11个核心人物中仅有两位女性，其社会身份完型的核心策略是源自我国传统叙事作品中女性英雄形象历史基因的、在新中国电影中被放大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故事模型。综上，70周年献礼片描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技术群体的力量举足轻重，百姓以自己的安定与善意托起当代中国稳健发展的景观。
　　转折事件设定方面，除全盘忠于2018年真实事件的《中国机长》外，其余8部作品均以建国来至关重要的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将核心人物嵌入其中，在戏剧性改编中进行特写、放大;这是献礼片意识形态叙事的必然选择。开国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与合法性的宣告;原子弹实验、珠峰北峰登顶成功、神舟11号飞船返回舱着陆的意义在于现代社会主义國家独立到达世界最先进水平;香港回归是主权意义上的完整化与历史意义上的雪耻;女排夺冠与奥运开幕式的举办是国家强大的文化象征。
　　再看核心人物的“超我”认同。作为经过反身性理解创造与维持的“超我”认同，其完型与赋能有以下几个类型：一是来自国家话语的引导或宣告。《前夜》中林治远使命之重经由开国大典军方保障体系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多次提醒;《白日流星》中沃德乐与哈扎布的“天启”性事件是象征国家最高科技与“飞天”图腾的神舟11号飞船的降临，启蒙者是人民公仆老李。二是已然在职业经历中内化于人格结构的理想甚或本能。《相遇》的高远、《护航》的吕潇然都有军方或半军方背景，集体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不仅是纪律，更是职业道德，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攀登者》的方五洲与曲松林;《中国机长》故事中刘长建的临危不乱力挽狂澜的动机并非自我实现，而恰恰是建立在民航机长严格训练基础上的本能反应。三是小人物面对国族荣耀，发自良善本心的自我觉悟。《夺冠》中冬冬为了保障邻居收看女排夺冠比赛而驻留楼顶，只能目送小美远去;《北京你好》中张北京在获知“抢”票少年汶川遗孤的身份后的割爱赠予，都是分外鲜活、更贴近普通人的觉悟与选择。四是来自原乡的集体无意识召唤。《回归》中，华哥作为逃港者在港生活近20年的断零体验、对香港回归祖国与自己重新成为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的渴望，都指向大陆故乡，也是精神原乡。在这四类“超我”认同中，国族意志或强效干预，或隐性作用，在以个体人格结构完形作为表层的精神旅程之基底层面发力，完成着国家主义驱动下的精神重构。 　　二、牺牲与坚守：塑造崇高感的两个意象
　　纵览中国电影史，在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崇高悲剧中，“牺牲”是人物在重大时刻作出的极具崇高感的选择、朝向主体精神进化的终极努力。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家国情怀有着密切关联。《相遇》的高远在撤退警报发出几秒内即做出牺牲生命以避免更大损失的抉择，这是国家利益、职业素养高度内化入人格结构甚至潜意识层面的表现，电影语言上干净利落的处理方式也加强了这种悄然的果决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攀登者》中的牺牲是连环式的。方五洲被塑造为一往情深、静水深流的男子，但在达成自我与国族荣誉合一的登顶事业面前，剧作层面最先被牺牲的即是他与徐缨的深情;徐缨为了方五洲的夙愿，在肺部感染的情况下决定继续露天作业直至付出生命;这是一个类似高远的行为，但在剧情逻辑、人物心理等方面较之《相遇》颇显生硬，折射出创作者对时代精神需求的一种过度夸大。考虑到人物的功能性——气象专家的身份是可替代的，方五洲恋人的身份不可替代——极端一点说，徐缨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以象征着个人主义的爱情的牺牲衬托象征着国家主义的登山事业之伟大。在价值选择多元、个体精神张扬、人本主义彰显的当下，这种“献祭”式构想的必要性值得慎重思考。与之对照，《北京你好》张北京因善意呵护汶川孤儿而导致的对儿子的亏欠，《护航》吕潇然因顾全大局而付出的个人名誉层面的牺牲，从剧作层面就显得更合情合理，也因之打动人心。
　　坚守这一意象几乎出现在每一部作品中。林治远为了开国大典自动升旗成功坚守到最后一刻，冬冬执着而委屈的小身体为了电视信号不中断停留在阳台，老李西绪弗斯一般坚守在大漠直至倒在兄弟俩启蒙历程中的“天启”时刻，刘长建在极端危机出现时凭借职业信念与肌肉记忆操纵飞机穿越险境，方五洲在特殊年代坚持真相偏安一隅蓄积能量等待不知何时再听到的祖国与珠穆朗玛的召唤……坚守的行为本质是身心接近极限时依旧凭借意志与信念保证主体性的完整与强大，带有强烈的崇高色彩与尼采意义上的“超人”特质;坚守意象经过电影语言的强化，成为70周年献礼片的一个公共标签，在主旋律书写中缔造着当代英雄神话。
　　三、国家意志与个人理想的叙事缝合
　　献礼片自1958年①发展至今，在社会主义文化系统中一直承担着将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与个人意愿在叙事层面进行缝合、同构的任务。国庆70周年献礼片的作者群体构成之多元堪称历年献礼片阵列之最，从第五代、第六代到新生代，从以艺术电影为追求的电影作者到熟谙市场规律的商业片能手，从浸淫于大陆文化语境的内地电影人到香港电影工业中的成熟生产者……文化背景、创作思维、艺术风格迥异的作者群体如何在献礼片的意识形态要求下进行叙事缝合，在当代意识形态生产与电影创意等多重意义上是一次难得的巡礼。从剧作层面简析其策略：
　　个体行动与大历史事件目标的高度合一。从个体身份出发，在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关键点，将个体身份认同变化的过程嵌入其中，个体行动带动整体进程，最终完成小我与大我的共同圆满。管虎导演、刘沛、张珂编剧的《前夜》中的林治远其实是开国大典自动升旗装置实施团队中几位成员真实故事的凝缩者，在剧中被设计成一位在代表着新中国力量的军人们面前因自身的旧时代烙印而有些小心翼翼的、全身心地憧憬、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人物心理动力方面，在政权更迭的历史时刻，把握机会表达态度、履旧入新是不言自明的愿望，这些由包括林治远的拱手礼、衣着、资料查阅与書写等元素在内的细节悄然呈现。保证开国大典自动升旗装置的顺利运行这一任务的重要性被三度强调，在开国大典总指挥、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告知他“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证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之后达到国家召告的最强音。影片时长仅20分钟，任务实现过程中设置了广场封闭、电力供应不足、金属阻断球开裂、国旗卷入旗杆四个意外事件，形成核心人物实现任务的“闯关”模式，增强了剧情的紧凑感。此外，百姓争相捐助金属的群体行为增强了个体与群体目标的缝合效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最关键的金属铬的出现是由清华教授——知识阶层中极具标签性的翘楚——提供的。
　　象征性元素设定。选取大众审美中易懂、富象征性的事物与事件，深度融入叙事，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感性传达。薛晓路导演、编剧的《回归》中，华哥逃港者的身份为“回归”意象的生成预埋了合理性前提，但故事中真正具备缝合性的设计是象征着香港与祖国时空意义上绝对统一的事件——中英双方时间的精密校准;华哥修表匠的职业将他嵌套进事件的关键环节，精神层面上回归原乡的渴望、职业行为上对回归的推动、国家意义上回归仪式的圆满成功绞合在一起。颇多争议、具寓言色彩的《白昼流星》中神舟11号飞船及其降临在叙事缝合功能上略显生硬，但也极具典型性。以“扶贫”为主题的这部“命题作文”甫一开始即由当代“盗马贼”、蒙族百姓、待启蒙者——哥哥沃德乐的画外音宣告了“白昼流星”的神迹意义：“要是有一天，人们能在白昼里看到夜晚的流星的时候，这片穷土才会被改变。”飞船降临前的确知性预告是由启蒙者、拯救者与牺牲者——扶贫干部老李告知兄弟俩的：“天亮的时候会有客人到来。和你们一样，回乡的人。”飞船返回舱着陆的时刻，油尽灯枯的老李发出了最后一次启蒙告知：“你们的星星！”飞船被沃德乐在第一时间指认：“白昼流星！”——神迹、尖端科技、国族图腾的叙事缝合完成。
　　职业伦理与国家价值、人民利益的统合。在强公共性职业的人物故事中，加强国家价值与职业伦理的关联性叙事设定，达成必然性与合法性的统合。《中国机长》的真实事件已被多次报道，故事的改编空间不大，这是剧作层面的一大挑战。影片开始即通过一系列细节强调了两个要点：刘长建性格与心理的稳定性、中国民航规章制度的严格。这两个叙事铺垫使得敏行讷言的刘长建在危急时刻“要把119名乘客安全带回地面”的表达顺理成章，以保证乘客安全为最高追求的民航机长形象得以确立。可贵的不是临危时刻精神层面的过度呈现与戏剧性张力，而是出于职业伦理的平凡的伟大。《相遇》《护航》也是这一叙事方式的有效呈现。 　　国族图腾缝合国族苦难。9部作品中宁浩导演的《北京你好》是唯一一个需要将基调完全相反的历史事件置于一个故事中的“命题作文”，其叙事缝合难度是最大的。《北京你好》以张北京作为核心人物，奥运作为首要事件，将发生于同一年的汶川地震作为次要事件穿插其中;这种穿插需要人物与细节的串联，而在奥运人物张北京与汶川人物四川男孩之间实现串联的，是代表国族图腾意识见证资格的奥运门票。出于加强情节层面合理性的需求，这张门票被设定为两个儿子的期待。在离异的张北京独生儿子的期待中，门票是父亲的承诺与情感补偿，也是值得炫耀的见证国族荣耀时刻的殊胜因缘;在四川男孩心中，门票是触摸已逝父亲工作痕迹的唯一机会。在汶川地震作为倒叙性事件登场、由四川男孩摊在张北京面前之后，热情、善良的本性启动，作为父亲的选择作出，四川男孩得偿所愿。这个愿望在个体心理意义上仅是与罹难父亲在天之灵呼吸相闻的仪式，但在国族意义是万众期待的图腾。这种苦难与图腾的缝合不仅是叙事意义的，更是意识形态意义与国家主义的。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反映了“个体与其生存状态之间的想象关系”[5]。电影作为一种强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建着国家、个人及其生存之间的一种完美想象关系。作为时代镜像与历史记忆书写的建国70周年献礼片中，以知识与技术阶层为主的百姓的身份认同因大时代中的命运转折而面临再认与重构;由于自我认同“通常不仅仅与他的道德和精神事务的立场有关，而且也与确定的社团有某种关系”[6]，国族意志的介入是必然规律。叙事策略中，国家意志、民族图腾与个体经历、精神旅程的有效缝合创造了主体身份认同的强大同一性;牺牲与坚守两个意象凸显崇高精神。这种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加持”过的个人精神重构故事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创造着较强的共鸣，这正是这组影片成功的原因。
　　參考文献：
　　[1] 支乡.2019年国庆档满意度档期和单片双创纪录，中国电影“献礼方阵”迎来高光时刻[N].中国电影报，2019-10-07（1）.
　　[2] 钟大丰.国庆献礼片60年巡礼（1949～2009）[ J ].电影艺术，2009（05）：13.
　　[3]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9.
　　[4] 据[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林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28.
　　[5]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 李恒基，杨远婴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52.
　　[6]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5.
　　【作者简介】 董 阳，女，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生，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影视理论、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艺术科学重大课题“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研究”（编号：18ZD14）子课题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