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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错混杂的移民体验和因此产生的混杂性文化身份使鲁西迪这位移民作家永远徘徊在东方与西方的边陲上，成为不被任何一方完全接受的“他者”。而这位站在东西方边陲上的“他者”却一反移民作家普遍因无根而产生的焦虑与彷徨，用小说展开对家园的“边界写作”。
[关键词]边界写作；他者；鲁西迪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4-0125-03
[收稿日期]2013-04-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英国移民文学研究”（11WWB004）
[作者简介]王静，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英语文学；石云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无疑是当代最富争议却又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1988年，一本在国际文学界乃至政治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诗篇》将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推向风口浪尖，成为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众矢之的。1989年，伊朗伊斯兰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追杀令更迫使鲁西迪走上东躲西藏的流亡之路。直到九年后伊朗政府为了缓解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从而宣布解除对他的追杀，鲁西迪才得以重见天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起轰轰烈烈的“鲁西迪事件”也终于落下帷幕。
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鲁西迪充满戏剧性的人生体验和流亡经历引发了评论界对这位印度移民作家的浓烈兴趣和强烈关注。除了对鲁西迪作品的阐释和研究，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作家本人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上。
鲁西迪出生于印度孟买一个家境殷实的穆斯林家庭。1961年，十四岁的鲁西迪前往英国著名贵族学校拉格比公学求学，标志着他流散旅程的启程和文化混杂的开端。如同《撒旦诗篇》的主人公萨拉丁一样，鲁西迪在拉格比公学的学生生涯并不愉快，他来自印度——英国前殖民地这一背景使其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学校受尽欺侮和歧视，成为学校中的“异类”。1964年，鲁西迪全家随父亲迁居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巴基斯坦给予不了年轻的鲁西迪以自由和归宿感，1965年，鲁西迪再度远赴重洋进行剑桥大学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便往返于英国、巴基斯坦和印度三者之间。对于流散的鲁西迪而言，英国只是求学之地，巴基斯坦是无奈的暂居地，印度才是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20世纪70年代，鲁西迪与妻子重游印度后，他开始考虑通过小说表达对故乡的爱。他说：“我必须重新认领这个城市——以及我对它的回忆。我想讲述印度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1]（P40）纵观鲁西迪多年的创作，对印度这一家园的书写是他变幻丰饶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脉络。然而，对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鲁西迪自始至终未能完全回归。其交错混杂的移民体验和因此产生的混杂性文化身份使这位移民作家永远徘徊在东方与西方的边陲上，成为不被任何一方完全接受的“他者”。而这位站在东西方边陲上的“他者”却一反移民作家普遍因无根而产生的焦虑与彷徨，用小说展开对家园的“边界写作”。
1981年，随着《午夜的孩子》（Midinight’s Children）的出版，鲁西迪收获了人生第一份成功。这部建立在印度民间传说和神话基础上、富有奇幻色彩的小说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同年还斩获英国文学界最高荣誉——布克奖，一时间将彼时名不见经传的鲁西迪推向英语文坛的顶峰。然而，这部令鲁西迪收获无数殊荣的作品也给他招致未曾预见的麻烦。该书在印度出版发行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鲁西迪在小说中就其发动孟加拉战争以及颁布紧急状态法而进行的含沙射影的指责。英国最高法院最终要求鲁西迪及其出版商删除小说中所涉及的诽谤性文字，并公开向甘地夫人道歉。这一插曲对鲁西迪的影响颇深。怀着拳拳赤子之心而呕心沥血进行创作的鲁西迪，却发现祖国母亲对此并不领情。这个游子第一次发现现实中的印度不再是儿时记忆中的家园，不再是恣意畅游的广阔海洋。正如奈保尔重返故乡时看到随处可见的垃圾粪便后所经历的强烈文化冲击波一样，鲁西迪也感受到故乡与自己无形中的隔阂与距离。
这一感受在《午夜的孩子》中萨里姆的祖父阿齐兹身上得到了最好体现。阿齐兹留学德国五年，接受了西方医学教育。学成归来后，阿齐兹看待家乡时却不自觉地“换上了见过世面的旅客的眼光”[2]（P2）。印象中家乡迷人的山谷，在阿齐兹眼里只剩下狭窄的地域和近在咫尺的地平线。与此同时，家乡对游子的回归也并不欢迎，船夫塔伊表现得最为明显。原本和阿齐兹亲近有加的塔伊见到阿齐兹手上拎着的猪皮皮包后变得愤怒而激动，他大声斥责阿齐兹对信仰的背叛，并坚持三年不盥洗来进行抗议。对于塔伊而言，猪皮皮包是“外国货”，是对伊斯兰信仰的“侵略”；而对阿齐兹而言，这个皮包里装着的是手术救生工具，与信仰无关。传统文化和自己接受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更为可怕的是，西方的先进教育使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在一次清晨祈祷中阿齐兹碰伤了鼻子。从那以后，阿齐兹便陷入了失去信仰的真空地带。其实，阿齐兹的这种尴尬的中间状态在他的名字中就得到了最好隐喻。阿齐兹全名为阿达姆·阿齐兹（Aadam Aziz），Aadam这个名字不能不让读者联想起基督教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亚当（Adam），而Aziz则是典型的印度常见姓氏，西方基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的文化冲突在名字上就得到了最佳体现。鲁西迪赋予这个矛盾人物以一个东西方结合的名字，其深意不言而喻。鲁西迪将自己这种东西方文化夹缝人的矛盾困境借阿齐兹这一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他永远给卡在那个中间地带，他无法崇拜真主，但又无法完全不相信他的存在。始终处在一种彷徨犹豫的状态之中，这就是个窟窿”[2]（P3）。如所有移民一样，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鲁西迪也陷入了一个无法确立归属的“窟窿”。
鲁西迪困在东西方之间的“窟窿”这一尴尬境地绝非偶然。鲁西迪五岁时便被父亲送去孟买一家英国教会学校读小学。从此，英语甚至取代了他的母语——乌尔都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主要语言。从小接受的是英语教育，习惯于用英语写作和思考，其后的留学经历更是使其暴露于西方文化的侵染下，英国文化已不可否认地成为鲁西迪身体内流淌的血液。尽管对故乡充满挚爱，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不自觉地站在了西方主流文化的立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观察和评判故土同胞和宗教文化。作为西方世界“他者”的他，这时却站在中心观察审视印度这一“他者”。 感觉到自己成为东西方夹缝人的鲁西迪不无伤感地说：“有根的作家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地盘，他们的作品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更是不断探索它，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我却没有自己的地盘。”[2]（P3）在《鲸之外》一文中，鲁西迪将《拉吉·卡泰特》中的人物哈里·库玛与自己相类比，认为库玛这一形象映射了自己的尴尬身份：作为一个从小接受英国教育的印度人，于英国而言，具有抹不去的印度特征；于印度而言，又深深地烙上英国的痕迹。不能笼统地将他归于印度或英国；或许他两者都不属于，正如菲洛克提斯（Philoctetes）那样属于无根之人；或许同时属于两者，只是从来不偏向任何一方[3]（P2-3）。带着这份伤感，鲁西迪在诸多作品中将自己的文化无根及身份杂交的困境镜像般呈现了出来。
《午夜的孩子》中的主人公萨里姆本是个东西方结合的混血儿兼私生子，父亲是印度殖民时期的英国殖民者，母亲是位下层社会女仆。但由于护士女工的刻意所为，萨里姆被与另一名新生儿湿婆互换身份，成为上层社会中的成员，而本该是富家子的湿婆则沦落为流浪艺人。萨里姆东西方文化身份的混杂，以及社会阶层的错置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再现。
《羞耻》（Shame）中的“边缘”主人公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是个私生子，他的父母是谁始终是个谜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奥马尔是英国殖民者与沙克尔三姐妹之一的混血儿，是东西方混杂的产物。在《摩尔人最后的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中，主人公莫里斯（摩尔）也是一个多种文化和宗教交杂下的混血儿。其父亚伯拉罕家族是犹太人后裔，信仰犹太教；母亲奥罗拉家族则是笃信天主教的葡萄牙后裔；而摩尔这一名字又源于伊斯兰教。莫里斯这个多元文化的混血儿，或者正如鲁西迪所说，“一个历史的私生子”[4]（P89-90）。这是作者自我形象的最好映射。
鲁西迪所遭受的这种文化失根之痛与其前辈奈保尔颇为相似。而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奈保尔永远处于一种对故乡“不能抵达”的状态中，而鲁西迪则没有奈保尔那么强烈而持久的文化无根意识，他没有这种“未抵达”的迷惘，他那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使其转换视角，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自己两种文化边缘人的处境，将移民经历视为“某种形式的重生”[5]（P404）。他在《想象的家园》中写道：
“如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文学的任务就是寻找看待现实的新视角，那么，我们的疏远，在地理上的距离，也许正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6]（P232）
正如赛义德所言：“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必要的条件。”[7]（P331）鲁西迪往返于英国、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求学体验使其受到了来自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正是这两种文化的交互作用，使鲁西迪获得了他所说的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此外，除了故乡印度和巴基斯坦，鲁西迪还经常到处旅游，往返于世界各地，时而定居纽约，时而居住于伦敦。多次移民及在世界各地游走的经历丰富了鲁西迪的阅历，更赋予了他洞察世界的宽阔视角。文化无根给了鲁西迪难言之痛，但痛定之后，鲁西迪将劣势化为优势，将对故乡的依赖转化为从世界文化中汲取营养。在《想象的家园》中，鲁西迪不无兴奋地说：“旅居英国的印度作家除了拥有自己种族的历史，而且被赋予第二传统……斯威夫特、康拉德、马克思像泰戈尔和罗姆莫罕·罗易一样，是我们的文学祖先。”[5]（P20）而在应对没有像福克纳、维尔提、哈代所拥有的地盘时，鲁西迪创造性地说：“每当我要着手写一个句子时，都感到不得不虚构出一块土地来，虚构出一块供我立足的土地来。”[3]（P2-3） 这块他虚构出的土地为其提供营养，在这块土地上的创作也被鲁西迪称为“边界写作”。
“边界写作”这一概念是鲁西迪的天才创造，它所歌颂的是“异质性、非纯洁性和杂糅性，是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等令人诧异的混合和变形，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新生事物”[5]（P39）。鲁西迪的游走体验及其多元文化身份正是通过“边界写作”得以完美表现。他那更广阔的人生体验，可以接触多元文化中的文学资源和传统，注定具有比单一民族文学作家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人文意识。正如后殖民理论大家霍米·巴巴所言，在不同文明交融的边缘和疆界，一种“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在我们多元的、后现代的时代中，边界日益构建着中心。霍米·巴巴宣扬的是一种更为宽广的移民文化视角：“最真的眼睛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8]（P51）
鲁西迪的“双重视界”及“边界写作”使其跳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成为“后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的重要代表，其文学评论集《想象的家园》被视为“世界小说的宣言书”。评论家皮考·伊尔在《时代》周刊发文提出了“世界小说”的概念，将二战后随着国际多元化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后殖民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归为“世界小说”，而这类小说所面对的读者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鲁西迪的小说自然而然地被归为这类小说的代表。
也许，鲁西迪的生存状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语进行最好概括：
“当我考虑给这本集子题为‘东方，西方’时，这个题目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逗号。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这个逗号——或至少我生活在这个逗号里面。”
边缘者的处境与文化失根状态未能使这位游子迷失迷惘，相反，赋予他洞察世界的独特视角。鲁西迪正是站在“东方，西方”之间的逗号中，站在东西方的边陲对家园遥望。
[参考文献]
[1]Weatherby， William J. Salman Rushdie[M]. New York：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1990.
[2]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M]. New York： Vintage， 2006.
[3]Cundy， Catherine. Salman Rushdie[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4]Rushdie， Salman. Outside the Whale[G]// Imaginary Home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5]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M].New York： Penguin Book， 1992.
[6]Taneja. G. R.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M]. Delhi： Indian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7][美]爱德华·赛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边界写作；他者；鲁西迪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4-0125-03
[收稿日期]2013-04-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英国移民文学研究”（11WWB004）
[作者简介]王静，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英语文学；石云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无疑是当代最富争议却又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1988年，一本在国际文学界乃至政治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诗篇》将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推向风口浪尖，成为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众矢之的。1989年，伊朗伊斯兰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追杀令更迫使鲁西迪走上东躲西藏的流亡之路。直到九年后伊朗政府为了缓解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从而宣布解除对他的追杀，鲁西迪才得以重见天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起轰轰烈烈的“鲁西迪事件”也终于落下帷幕。
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鲁西迪充满戏剧性的人生体验和流亡经历引发了评论界对这位印度移民作家的浓烈兴趣和强烈关注。除了对鲁西迪作品的阐释和研究，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作家本人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上。
鲁西迪出生于印度孟买一个家境殷实的穆斯林家庭。1961年，十四岁的鲁西迪前往英国著名贵族学校拉格比公学求学，标志着他流散旅程的启程和文化混杂的开端。如同《撒旦诗篇》的主人公萨拉丁一样，鲁西迪在拉格比公学的学生生涯并不愉快，他来自印度——英国前殖民地这一背景使其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学校受尽欺侮和歧视，成为学校中的“异类”。1964年，鲁西迪全家随父亲迁居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巴基斯坦给予不了年轻的鲁西迪以自由和归宿感，1965年，鲁西迪再度远赴重洋进行剑桥大学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便往返于英国、巴基斯坦和印度三者之间。对于流散的鲁西迪而言，英国只是求学之地，巴基斯坦是无奈的暂居地，印度才是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20世纪70年代，鲁西迪与妻子重游印度后，他开始考虑通过小说表达对故乡的爱。他说：“我必须重新认领这个城市——以及我对它的回忆。我想讲述印度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1]（P40）纵观鲁西迪多年的创作，对印度这一家园的书写是他变幻丰饶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脉络。然而，对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鲁西迪自始至终未能完全回归。其交错混杂的移民体验和因此产生的混杂性文化身份使这位移民作家永远徘徊在东方与西方的边陲上，成为不被任何一方完全接受的“他者”。而这位站在东西方边陲上的“他者”却一反移民作家普遍因无根而产生的焦虑与彷徨，用小说展开对家园的“边界写作”。
1981年，随着《午夜的孩子》（Midinight’s Children）的出版，鲁西迪收获了人生第一份成功。这部建立在印度民间传说和神话基础上、富有奇幻色彩的小说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同年还斩获英国文学界最高荣誉——布克奖，一时间将彼时名不见经传的鲁西迪推向英语文坛的顶峰。然而，这部令鲁西迪收获无数殊荣的作品也给他招致未曾预见的麻烦。该书在印度出版发行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鲁西迪在小说中就其发动孟加拉战争以及颁布紧急状态法而进行的含沙射影的指责。英国最高法院最终要求鲁西迪及其出版商删除小说中所涉及的诽谤性文字，并公开向甘地夫人道歉。这一插曲对鲁西迪的影响颇深。怀着拳拳赤子之心而呕心沥血进行创作的鲁西迪，却发现祖国母亲对此并不领情。这个游子第一次发现现实中的印度不再是儿时记忆中的家园，不再是恣意畅游的广阔海洋。正如奈保尔重返故乡时看到随处可见的垃圾粪便后所经历的强烈文化冲击波一样，鲁西迪也感受到故乡与自己无形中的隔阂与距离。
这一感受在《午夜的孩子》中萨里姆的祖父阿齐兹身上得到了最好体现。阿齐兹留学德国五年，接受了西方医学教育。学成归来后，阿齐兹看待家乡时却不自觉地“换上了见过世面的旅客的眼光”[2]（P2）。印象中家乡迷人的山谷，在阿齐兹眼里只剩下狭窄的地域和近在咫尺的地平线。与此同时，家乡对游子的回归也并不欢迎，船夫塔伊表现得最为明显。原本和阿齐兹亲近有加的塔伊见到阿齐兹手上拎着的猪皮皮包后变得愤怒而激动，他大声斥责阿齐兹对信仰的背叛，并坚持三年不盥洗来进行抗议。对于塔伊而言，猪皮皮包是“外国货”，是对伊斯兰信仰的“侵略”；而对阿齐兹而言，这个皮包里装着的是手术救生工具，与信仰无关。传统文化和自己接受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更为可怕的是，西方的先进教育使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在一次清晨祈祷中阿齐兹碰伤了鼻子。从那以后，阿齐兹便陷入了失去信仰的真空地带。其实，阿齐兹的这种尴尬的中间状态在他的名字中就得到了最好隐喻。阿齐兹全名为阿达姆·阿齐兹（Aadam Aziz），Aadam这个名字不能不让读者联想起基督教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亚当（Adam），而Aziz则是典型的印度常见姓氏，西方基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的文化冲突在名字上就得到了最佳体现。鲁西迪赋予这个矛盾人物以一个东西方结合的名字，其深意不言而喻。鲁西迪将自己这种东西方文化夹缝人的矛盾困境借阿齐兹这一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他永远给卡在那个中间地带，他无法崇拜真主，但又无法完全不相信他的存在。始终处在一种彷徨犹豫的状态之中，这就是个窟窿”[2]（P3）。如所有移民一样，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鲁西迪也陷入了一个无法确立归属的“窟窿”。
鲁西迪困在东西方之间的“窟窿”这一尴尬境地绝非偶然。鲁西迪五岁时便被父亲送去孟买一家英国教会学校读小学。从此，英语甚至取代了他的母语——乌尔都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主要语言。从小接受的是英语教育，习惯于用英语写作和思考，其后的留学经历更是使其暴露于西方文化的侵染下，英国文化已不可否认地成为鲁西迪身体内流淌的血液。尽管对故乡充满挚爱，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不自觉地站在了西方主流文化的立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观察和评判故土同胞和宗教文化。作为西方世界“他者”的他，这时却站在中心观察审视印度这一“他者”。 感觉到自己成为东西方夹缝人的鲁西迪不无伤感地说：“有根的作家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地盘，他们的作品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更是不断探索它，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我却没有自己的地盘。”[2]（P3）在《鲸之外》一文中，鲁西迪将《拉吉·卡泰特》中的人物哈里·库玛与自己相类比，认为库玛这一形象映射了自己的尴尬身份：作为一个从小接受英国教育的印度人，于英国而言，具有抹不去的印度特征；于印度而言，又深深地烙上英国的痕迹。不能笼统地将他归于印度或英国；或许他两者都不属于，正如菲洛克提斯（Philoctetes）那样属于无根之人；或许同时属于两者，只是从来不偏向任何一方[3]（P2-3）。带着这份伤感，鲁西迪在诸多作品中将自己的文化无根及身份杂交的困境镜像般呈现了出来。
《午夜的孩子》中的主人公萨里姆本是个东西方结合的混血儿兼私生子，父亲是印度殖民时期的英国殖民者，母亲是位下层社会女仆。但由于护士女工的刻意所为，萨里姆被与另一名新生儿湿婆互换身份，成为上层社会中的成员，而本该是富家子的湿婆则沦落为流浪艺人。萨里姆东西方文化身份的混杂，以及社会阶层的错置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再现。
《羞耻》（Shame）中的“边缘”主人公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是个私生子，他的父母是谁始终是个谜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奥马尔是英国殖民者与沙克尔三姐妹之一的混血儿，是东西方混杂的产物。在《摩尔人最后的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中，主人公莫里斯（摩尔）也是一个多种文化和宗教交杂下的混血儿。其父亚伯拉罕家族是犹太人后裔，信仰犹太教；母亲奥罗拉家族则是笃信天主教的葡萄牙后裔；而摩尔这一名字又源于伊斯兰教。莫里斯这个多元文化的混血儿，或者正如鲁西迪所说，“一个历史的私生子”[4]（P89-90）。这是作者自我形象的最好映射。
鲁西迪所遭受的这种文化失根之痛与其前辈奈保尔颇为相似。而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奈保尔永远处于一种对故乡“不能抵达”的状态中，而鲁西迪则没有奈保尔那么强烈而持久的文化无根意识，他没有这种“未抵达”的迷惘，他那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使其转换视角，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自己两种文化边缘人的处境，将移民经历视为“某种形式的重生”[5]（P404）。他在《想象的家园》中写道：
“如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文学的任务就是寻找看待现实的新视角，那么，我们的疏远，在地理上的距离，也许正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6]（P232）
正如赛义德所言：“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必要的条件。”[7]（P331）鲁西迪往返于英国、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求学体验使其受到了来自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正是这两种文化的交互作用，使鲁西迪获得了他所说的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此外，除了故乡印度和巴基斯坦，鲁西迪还经常到处旅游，往返于世界各地，时而定居纽约，时而居住于伦敦。多次移民及在世界各地游走的经历丰富了鲁西迪的阅历，更赋予了他洞察世界的宽阔视角。文化无根给了鲁西迪难言之痛，但痛定之后，鲁西迪将劣势化为优势，将对故乡的依赖转化为从世界文化中汲取营养。在《想象的家园》中，鲁西迪不无兴奋地说：“旅居英国的印度作家除了拥有自己种族的历史，而且被赋予第二传统……斯威夫特、康拉德、马克思像泰戈尔和罗姆莫罕·罗易一样，是我们的文学祖先。”[5]（P20）而在应对没有像福克纳、维尔提、哈代所拥有的地盘时，鲁西迪创造性地说：“每当我要着手写一个句子时，都感到不得不虚构出一块土地来，虚构出一块供我立足的土地来。”[3]（P2-3） 这块他虚构出的土地为其提供营养，在这块土地上的创作也被鲁西迪称为“边界写作”。
“边界写作”这一概念是鲁西迪的天才创造，它所歌颂的是“异质性、非纯洁性和杂糅性，是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等令人诧异的混合和变形，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新生事物”[5]（P39）。鲁西迪的游走体验及其多元文化身份正是通过“边界写作”得以完美表现。他那更广阔的人生体验，可以接触多元文化中的文学资源和传统，注定具有比单一民族文学作家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人文意识。正如后殖民理论大家霍米·巴巴所言，在不同文明交融的边缘和疆界，一种“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在我们多元的、后现代的时代中，边界日益构建着中心。霍米·巴巴宣扬的是一种更为宽广的移民文化视角：“最真的眼睛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8]（P51）
鲁西迪的“双重视界”及“边界写作”使其跳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成为“后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的重要代表，其文学评论集《想象的家园》被视为“世界小说的宣言书”。评论家皮考·伊尔在《时代》周刊发文提出了“世界小说”的概念，将二战后随着国际多元化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后殖民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归为“世界小说”，而这类小说所面对的读者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鲁西迪的小说自然而然地被归为这类小说的代表。
也许，鲁西迪的生存状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语进行最好概括：
“当我考虑给这本集子题为‘东方，西方’时，这个题目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逗号。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这个逗号——或至少我生活在这个逗号里面。”
边缘者的处境与文化失根状态未能使这位游子迷失迷惘，相反，赋予他洞察世界的独特视角。鲁西迪正是站在“东方，西方”之间的逗号中，站在东西方的边陲对家园遥望。
[参考文献]
[1]Weatherby， William J. Salman Rushdie[M]. New York：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1990.
[2]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M]. New York： Vintage， 2006.
[3]Cundy， Catherine. Salman Rushdie[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4]Rushdie， Salman. Outside the Whale[G]// Imaginary Home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5]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M].New York： Penguin Book， 1992.
[6]Taneja. G. R.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M]. Delhi： Indian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7][美]爱德华·赛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