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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的发明者
1988-1996年约翰·克鲁伊夫在巴塞罗那担任主帅期间将他的战术理念完全融入到了加泰罗尼亚人的血液之中，并让巴塞罗那重新成为了欧洲足球舞台的主角。
有哪个教练没受过约翰·克鲁伊夫的熏陶？又有哪个教练会像克鲁伊夫这样对足球运动产
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位荷兰传奇留给足球一份巨大的遗产这从最近25年来他对巴塞罗那的改变就能窥见一斑。
当他坐上巴萨的教练席时，这支球队远非如今这般取胜机器的模样。在过去28年的时间里他们仅赢得过两次冠军（1974和1985）。此前克鲁伊夫带领阿贾克斯两夺荷兰杯冠军，一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在巴塞罗那，他很快让加泰罗尼亚重新焕发了光彩。
“1988年当我来到巴萨时，加泰罗尼亚的精神深受弗朗哥主义的影响。”2012年克鲁伊夫在接受《队报杂志》的专访时回忆道，“每个人都要保持低调努力的作风，不能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海蓝色是巴塞罗那最流行的颜色，大家穿的都是这种颜色，以便所有人都保持一致。我则截然相反，我想让球队的客场队服使用橙色或是荧光黄。这样可以摆脱晦暗的感觉。不止是巴萨，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精神都被我们改变了。”
克鲁伊夫关于足球美学的坚持源于他的恩师、全攻全守足球的创造者里努斯·米歇尔斯。他崇尚积极向前，激情澎湃，不停移动，收紧阵型的足球。他强调团队精神，喜欢高智商球员，坚持地面配合。俱乐部所有梯队都使用同一种阵型——433。
“当我成为巴萨主帅时，我问拉玛西亚的人（巴萨青训营）：‘谁是最好的新秀？’他们一致回答：‘瓜迪奥拉。’”四年前克鲁伊夫回忆道，“他们认为瓜迪奥拉太瘦了，只能先在C队踢。我马上让他升级到预备队，一年后他进入了一线队。从那时起，巴萨的教练们开始明白，掌控皮球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身材瘦弱矮小的球员更有优势。拉玛西亚的球员从小就知道如何躲避身体接触，能够驯服皮球，比别人看得更快。”
“有趣的是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哲学。他的讲话总是很实用。”在谈到克鲁伊夫时，哈维说道，“他从不会高谈阔论地聊战术。在加泰罗尼亚代表队时，他给我们开的准备会只有五分钟，两三个战术建议，两三个词就能总结出战术理念，然后我们就上场比赛。我在巴萨效力时他已经不是教练了，但那些受过他指点的球员告诉我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创建于1979年的拉玛西亚能得到飞速发展离不开克鲁伊夫的努力。他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传播。瓜迪奥拉、费雷尔、阿莫尔与苏比萨雷塔、贝吉里斯坦、科曼、罗马里奥一同组成了梦之队，于1992年帮助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夺得欧冠冠军，并在1991-94年四夺西甲冠军。这一代精英的前进脚步止于1994年明18日，在欧冠决赛中他们以0比4惨败于AC米兰脚下。
1996年结束了教练生涯的克鲁伊夫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巴萨的发展。作为技术顾问、荣誉主席，他对俱乐部的贡献毋庸置疑。2003年荷兰人弗兰克·里杰卡尔德出任巴萨主帅，克鲁伊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改变了俱乐部的历史。”哈维总结道，“他独特的性格让巴塞罗那出现了克鲁伊夫主义者和反克鲁伊夫主义者。但无论怎样，都必须承认他是巴塞罗那足球文化的主要创始者。他打造了坚实的基础：‘从今以后我们要这么踢，这是不容商量的。’他的战术理念指引我们取胜，并给俱乐部带来了胜利文化，在方方面面他都为巴萨打造了独一无二的身份。”
记者眼中的克鲁伊夫
前《队报》记者居伊·罗杰曾六次专访克约翰·克鲁伊夫，在他印象中，荷兰人是一个有人文精神、专断又不失激情的人。
第一次总是让人难忘，特别是第一次与一个打造了巴萨的身份、锦标、荣誉的人面对面的时候。2004年，经过与经纪人几个月的谈判后，终于敲定了与约翰·克鲁伊夫的专访，地点定在位于巴塞罗那高处荷兰人美轮美奂的别墅中。他的家面朝公园，四周的围墙为克鲁伊夫一家提供了绝对私密的保障。但就在这里，荷兰人与妻子于1977年遭到绑架，最后西班牙出动了特警部队才解救了克鲁伊夫一家。
在客厅里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我无法想象在这个地方，有人手持武器绑架了克鲁伊夫和他的妻子，而他们的孩子约尔迪和尚塔尔躲藏在卧室里，直到警方发起冲锋。在自我介绍时，我差点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绑架是在这里发生的嘛？”他的回答充满怒气：“如果你是为此而来，现在就可以走了。”
接下来的谈话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还有五家媒体在等待着他，其中一些专访是付费的，他的经纪人透露日本媒体为专访支付了5000美元。一旦进入状态，克鲁伊夫就不会心不在焉地看表了，而是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趣事和技战术细节。斯托伊奇科夫是个性格强硬的球员，曾与克鲁伊夫发生过龃龉，很少有人知道荷兰人与他是在自己的家中化解矛盾的。“我们推心置腹地聊到了凌晨3点，当然我不能禁止他抽烟，因为我比他抽得还多，但这件事没必要告诉他。”
他与最虔诚的克鲁伊夫主义者佩普·瓜迪奥拉也有过开诚布公的对话。克鲁伊夫认为瓜迪奥拉是巴萨未来的队长，但他需要接受测试，赛季前的一场热身赛中，克鲁伊夫让瓜迪奥拉首发出场：“这天他踢了职业生涯最臭的一场比赛。踢球和生活一样，你永不能把自己当成是别人。这天我用蒂托·比拉诺瓦（前巴萨主帅，已去世）换下了瓜迪奥拉，我告诉他我奶奶踢得都比他强！”
克鲁伊夫对细节很执着，用现在时谈论往事，仿佛那些胜利与失败都是眼前之事。2009年，瓜迪奥拉带领巴萨第一次征战欧冠决赛，克鲁伊夫在巴塞罗那一家奢华的酒吧里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边吃塔帕斯（正餐前的小吃），边谈论1994年欧冠决赛他率队0比4不敌AC米兰的那场比赛。他重组了防线，改变了罗马里奥的位置，但思考了许久后，又全盘否定：“如果我有重来的机会，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使用同样的阵容。”
2014年5月，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相遇，那是他的关注不健全儿童基金会的纪念日。在谈论1974年世界杯前，他参加了一场轮椅篮球赛，还在足球比赛中踢后卫，还给不健全儿童颁发奖牌。 绝对天才
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球员，桀骜不驯的领袖，有原则的教练。约翰·克鲁伊夫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的足球革命，这位在68岁去世的长者对于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70年代的一切都消失了。约翰·克鲁伊夫带走了一半，另一半则随大卫·鲍威（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70年代华丽摇滚宗师）而逝。但他们又留下了一切：英国人的独特舞姿，空中飘摆的长发，荷兰人魔术般的过人和丝绸般的脚感。后来克鲁伊夫披上了教练的西装，他的视角独一无二，足球理念无可辩驳，他把对足球的狂热变成了在球场上对皮球的控制。
因肺癌去世的克鲁伊夫本身就是足球的代名词。他的人生就像他的足球风格一样充满争议，犀利又飘逸，好胜又优雅。尽管我们有权喜欢他胜过别人，但得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克鲁伊夫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是历史上三夺金球奖（1971、1973、1974）的第一人，并且两次赢得欧冠冠军（1971、1973），但他从未赢得过世界杯。1974年德国世界杯决赛，慕尼黑的那个午后，他在第2分钟就创造了一个点球，荷兰队完成了连续17次传球，德国人只能目送。但让他成长的骄傲最终成了他的绊脚石，
但，克鲁伊夫虽然是荷兰队最出色的球员，但有时他又是个蛮横的领袖，在阿贾克斯，有两个教练，一个在板凳上，里努斯·米歇尔斯，另一个在场上，约翰·克鲁伊夫。退役后，先是在阿贾克斯（1985-1988），然后是巴塞罗那（1988-1996），11年的时间克鲁伊夫作为教练掀起了一场足球革命。“他建造了一座足球教堂，我们只是进去参拜。”拜仁主帅佩普·瓜迪奥拉优美地赞扬道。面对伟大的球员不一定是伟大的教练这一说法，克鲁伊夫做出了很好的回应，他知道如何展示、思考、给予球员灵感。
他的球员生涯本该像街头的足球少年那样平常。上世纪60年代，阿贾克斯还不是真正的职业俱乐部。10岁那年，他的父亲马努斯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他的母亲在距他家300米外的阿贾克斯主场米尔体育场做清洁员。克鲁伊夫在那里踢球，所有人都认识他，不久后所有人都认可了他。他从没忘记看到前途光明的那一天。1962年欧冠决赛在阿姆斯特丹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皇马对阵本菲卡，克鲁伊夫是这场比赛的球童，那一晚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迪斯蒂法诺，后者的精彩表现让克鲁伊夫受益终生。
1964年，克鲁伊夫与米歇尔斯在阿贾克斯相遇，一年后全攻全守足球的改变诞生，克鲁伊夫赋予它新的意义。阿贾克斯的成功在于几乎军事化的备战与训练，通过整体移动与速度来寻找空当，同时每个人通过移动来弥补另一个人移动后留下的空当。既然包括后卫在内的所有人需要进攻，也就要求防守时必须全员参与。全攻全守足球是对阿贾克斯青训营出来的球员在战术上的一次延伸，青训时，教练经常会让他们打一些不熟悉的位置。这种战术的精髓很简单：进攻时尽可能创造空当，防守时尽可能压缩空间。
在全攻全守足球的框架下，克鲁伊夫成为了球队最完美的加速器，在球场屠夫遍地的那个时代，他成为一个优雅的舞者，在凶狠的鞋钉上翩翩起舞。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的阿贾克斯队改变了足球，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雨果·梅斯勒的奥地利队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古斯塔夫·塞布斯和费伦克·普斯卡什的匈牙利队所做的那样。1973年，克鲁伊夫离开阿姆斯特丹，加盟巴塞罗那，在诺坎普再次与米歇尔斯重逢，他的优雅表现得到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放心，当年与马竞的比赛中他的小角度射门让人记忆犹新。
克鲁伊夫的影响力？1974年他说服米歇尔斯使用了身体发福，奇怪地身披8号球衣的门将扬·永布洛德。永布洛德虽然身体有些笨拙，但脚下技术灵活，他的存在可以让球队的阵型更加靠前。很久以前，克鲁伊夫就已经知道如何从球队的角度出发，选择合适的球员了。
职业生涯末期，克鲁伊夫的政治立场和不羁的性格，特别是缺席1978年世界杯，让他的传奇色彩更多了一分。彼时足球远没有达到商业化的程度，球员参加国家队比赛没有任何报酬，克鲁伊夫也是随心情决定是否为国出战。1978年，克鲁伊夫第一次决定退役，在告别赛上，他奇怪地选择拜仁慕尼黑作为对手，结果不解风情的德国人以8比0狂扫阿贾克斯。
不过西班牙的税务以及不断的投资失败迫使退役不久的克鲁伊夫重出江湖，他先后在美国、莱万特、阿贾克斯效力，最终在费耶诺德结束了19年的球员生涯。克鲁伊夫的教练生涯不似球员时代那么漫长，当1987-1991年，萨基摩下的AC米兰使用压迫打法成就一代王朝时，克鲁伊夫用11年的时间先后执教阿贾克斯和巴塞罗那，悄然完成了一次足球革命。
他打造了一种名为TIKI-TAKA的足球身份和思想，强调用连续不断的短传击溃对手。他喜欢控球，创造机会，吸引球迷，赢得比赛。1992年，他亲手打造了“巴萨梦之队”，在温布利球场，他们以1比0击败桑普多利亚夺得欧冠冠军。但克鲁伊夫是个顽固的人，1974年自负让他失去了夺得世界杯的机会，如今在通往荣耀的道路上他再次输给了自己的自负。1994年欧冠决赛，他的梦之队被卡佩罗率领的战术务实的AC米兰以4比0击溃。尽管如此，克鲁伊夫在对改变足球运动理念的问题上贡献良多。
在克鲁伊夫的足球名言中，有两句让人印象深刻：“踢足球很简单，但踢简单的足球却是最困难的事。”另一句则是他对希望弄清战术要求的球员的回话；“如果我想让你理解，我会用更好的方式解释。”丹尼斯·博格坎普曾在阿贾克斯受到克鲁伊夫战术理念的熏陶，这让他不再相信盘带可以帮球队取胜，传球、整体移动以及创造空间才是成功的王道。
克鲁伊夫植根于巴萨的足球理念是西班牙统治欧洲的根本（他们夺得了2008、2012年欧洲杯冠军，2010年世界杯冠军），当时的西班牙队受到了巴萨风格的极大影响，当然他们也有着大赛必备的实用主义精神。克鲁伊夫曾说足球就像是生活：“你需要看、思考、移动、互助，最终你会发现生活和踢球一样很简单。”
无冕之王 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球员，桀骜不驯的领袖，有原则的教练。约翰·克鲁伊夫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的足球革命，这位在68岁去世的长者对于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发飘逸，球袜放低，1974年克鲁伊夫如同摇滚巨星一般，带着夺得世界杯的梦想与队友们来到联邦德国，这时他与阿贾克斯已经实现了欧冠三连冠的伟业，并两次夺得了国际足坛的个人最高荣誉金球奖。
一年前，克鲁伊夫已经加盟巴塞罗那，并在欧洲各地的绿茵场上不厌其烦地证明着自己的足球天赋，夺得世界杯对于不可一世的他来说，不过是七场例行公事的比赛。直到7月7日的世界杯决赛前，荷兰人势不可挡，六战五胜一平，攻入14球，只在与保加利亚的比赛中，被对手破城一次（荷兰以4比1取胜）。“随着赛事的进行，我们也越来越自信。”这场世界杯决赛几年后，“我们清楚在决赛中无惧于对手。‘恐惧’这个词在我们的比赛中根本不存在。”
决赛开场阶段证实了这种感受。西德人还没有碰到皮球，克鲁伊夫就被乌利·赫内斯铲倒在禁区之内，内斯肯斯主罚命中，第一分钟荷兰人就取得了领先。太过自信甚至有些自满的荷兰人开始失去对比赛的控制，第26分钟，布莱特纳点球帮助西德扳平了比分。中场休息前，盖德·穆勒打入制胜一球。克鲁伊夫在贝尔蒂·福格茨的盯防下毫无作为。
“到了世界杯决赛，也就到了巅峰。”事后克鲁伊夫回忆说，“但潜意识里，心态上产生了放松的想法，尽管差异并不大，但5%10%的松懈足以让你的速度不那么快，反应略有迟滞，这些细节的积累足以改变比赛。”而据德国《图片报》当时的报道，决赛前五天，克鲁伊夫在酒店的游泳池大喝香槟，并与裸女们一起狂欢。在荷兰，这一丑闻掀起轩然大波，克鲁伊夫和队友们无法向公众交代，而这一事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克鲁伊夫从未赢得过世界杯，1977年他在巴塞罗那的家中被绑架，这位欧洲最好的球员为此谢绝了国家队的邀请，无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在30岁这年。“六个月的时间里警察睡在我家，陪我的孩子们去上学，我去训练时保镖也会随行。心理上，这一遭遇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足球上了。”尽管荷兰球迷和茱莉亚娜女王向他施压，为荷兰队获得阿根廷世界杯决赛圈资格贡献颇多的克鲁伊夫还是选择了退出国家队，以安抚无法继续忍受他东奔西走的妻子丹妮。
克鲁伊夫，另一个摇滚巨星
出挑的外表，不屈的性格让约翰·克鲁伊夫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偶像，他所影响到的范围早已超出足球本身。
第一眼望去，我们并没有认出他。这是一张1971年摄于马里尼昂机场的照片，马赛与阿贾克斯的欧冠大战迫在眉睫。克鲁伊夫看起来不像是个球员，反到更像是流行偶像，西服笔挺，鼻梁上架着酷酷的雷朋太阳镜。“我当时和马赛的老记者聊了会，他们记得所有的情景。”《克鲁伊夫，流行天才与暴君》一书的作者谢里夫·热木尔回忆道，“那些老记者还以为下飞机的是齐柏林飞船（英国摇滚乐队），阿贾克斯的球员们长发披肩，留着络腮胡子，带着太阳镜……这帮家伙太有范儿了，相比之下，马赛的球员看起来就像是农民。”
之所以会把克鲁伊夫与摇滚巨星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他出挑的外表，加之烟不离手，爱买跑车的习惯，克鲁伊夫扮演着时代的反叛者的形象。上世纪六十年，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们渴望得到解放，摇滚乐队、以放纵出名的英格兰球星乔治·倍思恩以及克鲁伊夫开始大行其道。
“1964年，鲍勃·迪伦的‘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火遍欧洲，披头士在荷兰的演唱会对崇尚加尔文主义的荷兰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热木尔回忆道，“恰在此时，克鲁伊夫与阿贾克斯签下了第一份职业合同，年纪不大的他却要求与球队的老球员拿同样的薪水。不久后，他因吃到红牌被荷兰足协禁赛。但荷兰的年轻一代对克鲁伊夫表达了强烈支持，就像英国的年轻人迷恋滚石乐队一样。”
足球与音乐的结合也激发了克鲁伊夫的灵感。“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与众不同，完全是革命性的改变，他们让人觉得他们会改变世界。在阿贾克斯，我们也想表达独特的足球。是的，披头士乐队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去年克鲁伊夫在接受《So Foot》杂志的专访时说道。克鲁伊夫一直喜欢当时的前卫音乐，1974年世界杯决赛前，他与队友一起听大卫·鲍威专辑《Sorrow》（悲伤），这似乎也预示了他们在决赛中的壮烈命运（1比2不敌联邦德国）。
或许是对流行文化的痴迷促使他站在了麦克风后，1969年他录制了单曲《Oei Oei Oei》，虽然不太成功。“飞翔的荷兰人”曾被英伦乐团所影响，后来他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很多乐队，包括英国、荷兰，甚至是日本的。荷兰的知名吉他手雅各布·德·格里乌回忆克鲁伊夫对他童年的影响：“在球场内外，他都极具创造力，想法与众不同，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酷。我小的时候，会模仿他的发型，但总是失败。”
更让人吃惊的是克鲁伊夫对艺术界的影响，为数众多的当代艺术家都承认克鲁伊夫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法国作家让菲利普·图桑认为“克鲁伊夫是现代的象征。”他的同行菲利普·德莱尔姆则把克鲁伊夫视为浪漫主义英雄，“因为他从未得到过世界杯，而且苍白的脸色和瘦弱的身体让他看起来也不像是运动员。而且他抽很多烟，就像是死亡的隐喻。”
与此同时，很多电视台都希望拍摄关于克鲁伊夫的纪录片，还有人想把他的故事拍成电视剧，这种想法并没有让电影导演贝尔特朗·博内洛感到吃惊：“他的历程非常吸引人，特别是他对足球有独特的看法，并不顾一切地坚持，即使他成为了教练。1994年他的巴萨在欧冠决赛中不敌AC米兰就是例证。无论怎样他都不会屈服，不会改变，不会为了结果放弃进攻。”步入中年后的克鲁伊夫已失去了摇滚巨星的风范，他会带着酒红色的领带，精心打理头发，但他从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世俗的藐视。
克鲁伊夫，新圣约尔迪
塞巴斯蒂安·法雷，西班牙现代史专家，他认为约翰·克鲁伊夫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演变有着标志性的影响。 翰·克鲁伊夫之死在加泰罗尼亚引起了人们巨大的情感波动，尽管他退出足坛一线已经有20年之久。塞巴斯蒂安·法雷解释了一向封闭保守的加泰罗尼亚人为何会对一个荷兰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Q：直觉上，我们觉得克鲁伊夫对西班牙的现代史产生了影响，作为历史学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A：他不是一个经典的历史人物，也没有强势的公众地位，但他象征着加泰罗尼亚的新精神，为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在理念上的改变做出了贡献。1973年当他签约巴萨时，巴塞罗那在马德里的映衬下，是一座忧郁、阴暗、压抑的城市。自1960年以来就没再拿过冠军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给人以受害者的形象：裁判对他们不利；在转会问题上他们也敌不过皇马（1953年迪斯蒂法诺同时与巴萨和皇马签下了两份合同，最终皇马胜诉）；在欧战赛场上巴塞罗那人似乎也遭到了诅咒。恰在此时，克鲁伊夫来了，他金发、自信、雄心勃勃，藐视过去。很快他就成为了新加泰罗尼亚主义的象征，成为了新的圣约尔迪，他杀死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心魇：自卑。西班牙作家马努埃尔·蒙塔尔班如此描述当时的巴萨：他们是没有武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军队。
Q：但在他之前，巴塞罗那曾有过高迪、达利、毕加索、米罗……
A：高迪太老了。达利对于独裁者弗朗哥抱有同情心，而且绘画不像足球那样能感染到很多人。1974年2月，巴萨在马德里以5比0击败了皇马。赛后，巴塞罗那人高举加泰罗尼亚的旗帜走上街头，高呼加泰罗尼亚万岁！巴萨成为了当年的西甲冠军，这座城市重新找回了茉耀。1988年当克鲁伊夫以教练的身份重返巴萨，他在打造专属于巴萨的足球身份的路上越走越远。克鲁伊夫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唤醒了人们的意识，同时把这种意识变成了自我认可。1992年，两件历史性事件让克鲁伊夫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巴萨终于赢得了欧冠冠军，同年巴塞罗那举办了奥运会。至此以后，巴萨与巴塞罗那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并在影响力上超越了马德里。
Q：克鲁伊夫从没有表达过明确的自治言论。
A：他的继任者佩普·瓜迪奥拉明确表示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但克鲁伊夫本人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退休后，他在加泰罗尼亚仍有着重要的影响，即便他不会说加泰罗尼亚语，他的卡斯蒂利亚语的口音也很重。他发表看法，让社会讨论更具建设性，但他从没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思考，应该怎样做。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个人应该独立思考，不要找借口，把命运握在手中。
1988-1996年约翰·克鲁伊夫在巴塞罗那担任主帅期间将他的战术理念完全融入到了加泰罗尼亚人的血液之中，并让巴塞罗那重新成为了欧洲足球舞台的主角。
有哪个教练没受过约翰·克鲁伊夫的熏陶？又有哪个教练会像克鲁伊夫这样对足球运动产
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位荷兰传奇留给足球一份巨大的遗产这从最近25年来他对巴塞罗那的改变就能窥见一斑。
当他坐上巴萨的教练席时，这支球队远非如今这般取胜机器的模样。在过去28年的时间里他们仅赢得过两次冠军（1974和1985）。此前克鲁伊夫带领阿贾克斯两夺荷兰杯冠军，一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在巴塞罗那，他很快让加泰罗尼亚重新焕发了光彩。
“1988年当我来到巴萨时，加泰罗尼亚的精神深受弗朗哥主义的影响。”2012年克鲁伊夫在接受《队报杂志》的专访时回忆道，“每个人都要保持低调努力的作风，不能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海蓝色是巴塞罗那最流行的颜色，大家穿的都是这种颜色，以便所有人都保持一致。我则截然相反，我想让球队的客场队服使用橙色或是荧光黄。这样可以摆脱晦暗的感觉。不止是巴萨，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精神都被我们改变了。”
克鲁伊夫关于足球美学的坚持源于他的恩师、全攻全守足球的创造者里努斯·米歇尔斯。他崇尚积极向前，激情澎湃，不停移动，收紧阵型的足球。他强调团队精神，喜欢高智商球员，坚持地面配合。俱乐部所有梯队都使用同一种阵型——433。
“当我成为巴萨主帅时，我问拉玛西亚的人（巴萨青训营）：‘谁是最好的新秀？’他们一致回答：‘瓜迪奥拉。’”四年前克鲁伊夫回忆道，“他们认为瓜迪奥拉太瘦了，只能先在C队踢。我马上让他升级到预备队，一年后他进入了一线队。从那时起，巴萨的教练们开始明白，掌控皮球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身材瘦弱矮小的球员更有优势。拉玛西亚的球员从小就知道如何躲避身体接触，能够驯服皮球，比别人看得更快。”
“有趣的是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哲学。他的讲话总是很实用。”在谈到克鲁伊夫时，哈维说道，“他从不会高谈阔论地聊战术。在加泰罗尼亚代表队时，他给我们开的准备会只有五分钟，两三个战术建议，两三个词就能总结出战术理念，然后我们就上场比赛。我在巴萨效力时他已经不是教练了，但那些受过他指点的球员告诉我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创建于1979年的拉玛西亚能得到飞速发展离不开克鲁伊夫的努力。他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传播。瓜迪奥拉、费雷尔、阿莫尔与苏比萨雷塔、贝吉里斯坦、科曼、罗马里奥一同组成了梦之队，于1992年帮助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夺得欧冠冠军，并在1991-94年四夺西甲冠军。这一代精英的前进脚步止于1994年明18日，在欧冠决赛中他们以0比4惨败于AC米兰脚下。
1996年结束了教练生涯的克鲁伊夫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巴萨的发展。作为技术顾问、荣誉主席，他对俱乐部的贡献毋庸置疑。2003年荷兰人弗兰克·里杰卡尔德出任巴萨主帅，克鲁伊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改变了俱乐部的历史。”哈维总结道，“他独特的性格让巴塞罗那出现了克鲁伊夫主义者和反克鲁伊夫主义者。但无论怎样，都必须承认他是巴塞罗那足球文化的主要创始者。他打造了坚实的基础：‘从今以后我们要这么踢，这是不容商量的。’他的战术理念指引我们取胜，并给俱乐部带来了胜利文化，在方方面面他都为巴萨打造了独一无二的身份。”
记者眼中的克鲁伊夫
前《队报》记者居伊·罗杰曾六次专访克约翰·克鲁伊夫，在他印象中，荷兰人是一个有人文精神、专断又不失激情的人。
第一次总是让人难忘，特别是第一次与一个打造了巴萨的身份、锦标、荣誉的人面对面的时候。2004年，经过与经纪人几个月的谈判后，终于敲定了与约翰·克鲁伊夫的专访，地点定在位于巴塞罗那高处荷兰人美轮美奂的别墅中。他的家面朝公园，四周的围墙为克鲁伊夫一家提供了绝对私密的保障。但就在这里，荷兰人与妻子于1977年遭到绑架，最后西班牙出动了特警部队才解救了克鲁伊夫一家。
在客厅里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我无法想象在这个地方，有人手持武器绑架了克鲁伊夫和他的妻子，而他们的孩子约尔迪和尚塔尔躲藏在卧室里，直到警方发起冲锋。在自我介绍时，我差点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绑架是在这里发生的嘛？”他的回答充满怒气：“如果你是为此而来，现在就可以走了。”
接下来的谈话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还有五家媒体在等待着他，其中一些专访是付费的，他的经纪人透露日本媒体为专访支付了5000美元。一旦进入状态，克鲁伊夫就不会心不在焉地看表了，而是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趣事和技战术细节。斯托伊奇科夫是个性格强硬的球员，曾与克鲁伊夫发生过龃龉，很少有人知道荷兰人与他是在自己的家中化解矛盾的。“我们推心置腹地聊到了凌晨3点，当然我不能禁止他抽烟，因为我比他抽得还多，但这件事没必要告诉他。”
他与最虔诚的克鲁伊夫主义者佩普·瓜迪奥拉也有过开诚布公的对话。克鲁伊夫认为瓜迪奥拉是巴萨未来的队长，但他需要接受测试，赛季前的一场热身赛中，克鲁伊夫让瓜迪奥拉首发出场：“这天他踢了职业生涯最臭的一场比赛。踢球和生活一样，你永不能把自己当成是别人。这天我用蒂托·比拉诺瓦（前巴萨主帅，已去世）换下了瓜迪奥拉，我告诉他我奶奶踢得都比他强！”
克鲁伊夫对细节很执着，用现在时谈论往事，仿佛那些胜利与失败都是眼前之事。2009年，瓜迪奥拉带领巴萨第一次征战欧冠决赛，克鲁伊夫在巴塞罗那一家奢华的酒吧里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边吃塔帕斯（正餐前的小吃），边谈论1994年欧冠决赛他率队0比4不敌AC米兰的那场比赛。他重组了防线，改变了罗马里奥的位置，但思考了许久后，又全盘否定：“如果我有重来的机会，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使用同样的阵容。”
2014年5月，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相遇，那是他的关注不健全儿童基金会的纪念日。在谈论1974年世界杯前，他参加了一场轮椅篮球赛，还在足球比赛中踢后卫，还给不健全儿童颁发奖牌。 绝对天才
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球员，桀骜不驯的领袖，有原则的教练。约翰·克鲁伊夫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的足球革命，这位在68岁去世的长者对于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70年代的一切都消失了。约翰·克鲁伊夫带走了一半，另一半则随大卫·鲍威（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70年代华丽摇滚宗师）而逝。但他们又留下了一切：英国人的独特舞姿，空中飘摆的长发，荷兰人魔术般的过人和丝绸般的脚感。后来克鲁伊夫披上了教练的西装，他的视角独一无二，足球理念无可辩驳，他把对足球的狂热变成了在球场上对皮球的控制。
因肺癌去世的克鲁伊夫本身就是足球的代名词。他的人生就像他的足球风格一样充满争议，犀利又飘逸，好胜又优雅。尽管我们有权喜欢他胜过别人，但得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克鲁伊夫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是历史上三夺金球奖（1971、1973、1974）的第一人，并且两次赢得欧冠冠军（1971、1973），但他从未赢得过世界杯。1974年德国世界杯决赛，慕尼黑的那个午后，他在第2分钟就创造了一个点球，荷兰队完成了连续17次传球，德国人只能目送。但让他成长的骄傲最终成了他的绊脚石，
但，克鲁伊夫虽然是荷兰队最出色的球员，但有时他又是个蛮横的领袖，在阿贾克斯，有两个教练，一个在板凳上，里努斯·米歇尔斯，另一个在场上，约翰·克鲁伊夫。退役后，先是在阿贾克斯（1985-1988），然后是巴塞罗那（1988-1996），11年的时间克鲁伊夫作为教练掀起了一场足球革命。“他建造了一座足球教堂，我们只是进去参拜。”拜仁主帅佩普·瓜迪奥拉优美地赞扬道。面对伟大的球员不一定是伟大的教练这一说法，克鲁伊夫做出了很好的回应，他知道如何展示、思考、给予球员灵感。
他的球员生涯本该像街头的足球少年那样平常。上世纪60年代，阿贾克斯还不是真正的职业俱乐部。10岁那年，他的父亲马努斯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他的母亲在距他家300米外的阿贾克斯主场米尔体育场做清洁员。克鲁伊夫在那里踢球，所有人都认识他，不久后所有人都认可了他。他从没忘记看到前途光明的那一天。1962年欧冠决赛在阿姆斯特丹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皇马对阵本菲卡，克鲁伊夫是这场比赛的球童，那一晚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迪斯蒂法诺，后者的精彩表现让克鲁伊夫受益终生。
1964年，克鲁伊夫与米歇尔斯在阿贾克斯相遇，一年后全攻全守足球的改变诞生，克鲁伊夫赋予它新的意义。阿贾克斯的成功在于几乎军事化的备战与训练，通过整体移动与速度来寻找空当，同时每个人通过移动来弥补另一个人移动后留下的空当。既然包括后卫在内的所有人需要进攻，也就要求防守时必须全员参与。全攻全守足球是对阿贾克斯青训营出来的球员在战术上的一次延伸，青训时，教练经常会让他们打一些不熟悉的位置。这种战术的精髓很简单：进攻时尽可能创造空当，防守时尽可能压缩空间。
在全攻全守足球的框架下，克鲁伊夫成为了球队最完美的加速器，在球场屠夫遍地的那个时代，他成为一个优雅的舞者，在凶狠的鞋钉上翩翩起舞。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的阿贾克斯队改变了足球，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雨果·梅斯勒的奥地利队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古斯塔夫·塞布斯和费伦克·普斯卡什的匈牙利队所做的那样。1973年，克鲁伊夫离开阿姆斯特丹，加盟巴塞罗那，在诺坎普再次与米歇尔斯重逢，他的优雅表现得到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放心，当年与马竞的比赛中他的小角度射门让人记忆犹新。
克鲁伊夫的影响力？1974年他说服米歇尔斯使用了身体发福，奇怪地身披8号球衣的门将扬·永布洛德。永布洛德虽然身体有些笨拙，但脚下技术灵活，他的存在可以让球队的阵型更加靠前。很久以前，克鲁伊夫就已经知道如何从球队的角度出发，选择合适的球员了。
职业生涯末期，克鲁伊夫的政治立场和不羁的性格，特别是缺席1978年世界杯，让他的传奇色彩更多了一分。彼时足球远没有达到商业化的程度，球员参加国家队比赛没有任何报酬，克鲁伊夫也是随心情决定是否为国出战。1978年，克鲁伊夫第一次决定退役，在告别赛上，他奇怪地选择拜仁慕尼黑作为对手，结果不解风情的德国人以8比0狂扫阿贾克斯。
不过西班牙的税务以及不断的投资失败迫使退役不久的克鲁伊夫重出江湖，他先后在美国、莱万特、阿贾克斯效力，最终在费耶诺德结束了19年的球员生涯。克鲁伊夫的教练生涯不似球员时代那么漫长，当1987-1991年，萨基摩下的AC米兰使用压迫打法成就一代王朝时，克鲁伊夫用11年的时间先后执教阿贾克斯和巴塞罗那，悄然完成了一次足球革命。
他打造了一种名为TIKI-TAKA的足球身份和思想，强调用连续不断的短传击溃对手。他喜欢控球，创造机会，吸引球迷，赢得比赛。1992年，他亲手打造了“巴萨梦之队”，在温布利球场，他们以1比0击败桑普多利亚夺得欧冠冠军。但克鲁伊夫是个顽固的人，1974年自负让他失去了夺得世界杯的机会，如今在通往荣耀的道路上他再次输给了自己的自负。1994年欧冠决赛，他的梦之队被卡佩罗率领的战术务实的AC米兰以4比0击溃。尽管如此，克鲁伊夫在对改变足球运动理念的问题上贡献良多。
在克鲁伊夫的足球名言中，有两句让人印象深刻：“踢足球很简单，但踢简单的足球却是最困难的事。”另一句则是他对希望弄清战术要求的球员的回话；“如果我想让你理解，我会用更好的方式解释。”丹尼斯·博格坎普曾在阿贾克斯受到克鲁伊夫战术理念的熏陶，这让他不再相信盘带可以帮球队取胜，传球、整体移动以及创造空间才是成功的王道。
克鲁伊夫植根于巴萨的足球理念是西班牙统治欧洲的根本（他们夺得了2008、2012年欧洲杯冠军，2010年世界杯冠军），当时的西班牙队受到了巴萨风格的极大影响，当然他们也有着大赛必备的实用主义精神。克鲁伊夫曾说足球就像是生活：“你需要看、思考、移动、互助，最终你会发现生活和踢球一样很简单。”
无冕之王 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球员，桀骜不驯的领袖，有原则的教练。约翰·克鲁伊夫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的足球革命，这位在68岁去世的长者对于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发飘逸，球袜放低，1974年克鲁伊夫如同摇滚巨星一般，带着夺得世界杯的梦想与队友们来到联邦德国，这时他与阿贾克斯已经实现了欧冠三连冠的伟业，并两次夺得了国际足坛的个人最高荣誉金球奖。
一年前，克鲁伊夫已经加盟巴塞罗那，并在欧洲各地的绿茵场上不厌其烦地证明着自己的足球天赋，夺得世界杯对于不可一世的他来说，不过是七场例行公事的比赛。直到7月7日的世界杯决赛前，荷兰人势不可挡，六战五胜一平，攻入14球，只在与保加利亚的比赛中，被对手破城一次（荷兰以4比1取胜）。“随着赛事的进行，我们也越来越自信。”这场世界杯决赛几年后，“我们清楚在决赛中无惧于对手。‘恐惧’这个词在我们的比赛中根本不存在。”
决赛开场阶段证实了这种感受。西德人还没有碰到皮球，克鲁伊夫就被乌利·赫内斯铲倒在禁区之内，内斯肯斯主罚命中，第一分钟荷兰人就取得了领先。太过自信甚至有些自满的荷兰人开始失去对比赛的控制，第26分钟，布莱特纳点球帮助西德扳平了比分。中场休息前，盖德·穆勒打入制胜一球。克鲁伊夫在贝尔蒂·福格茨的盯防下毫无作为。
“到了世界杯决赛，也就到了巅峰。”事后克鲁伊夫回忆说，“但潜意识里，心态上产生了放松的想法，尽管差异并不大，但5%10%的松懈足以让你的速度不那么快，反应略有迟滞，这些细节的积累足以改变比赛。”而据德国《图片报》当时的报道，决赛前五天，克鲁伊夫在酒店的游泳池大喝香槟，并与裸女们一起狂欢。在荷兰，这一丑闻掀起轩然大波，克鲁伊夫和队友们无法向公众交代，而这一事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克鲁伊夫从未赢得过世界杯，1977年他在巴塞罗那的家中被绑架，这位欧洲最好的球员为此谢绝了国家队的邀请，无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在30岁这年。“六个月的时间里警察睡在我家，陪我的孩子们去上学，我去训练时保镖也会随行。心理上，这一遭遇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足球上了。”尽管荷兰球迷和茱莉亚娜女王向他施压，为荷兰队获得阿根廷世界杯决赛圈资格贡献颇多的克鲁伊夫还是选择了退出国家队，以安抚无法继续忍受他东奔西走的妻子丹妮。
克鲁伊夫，另一个摇滚巨星
出挑的外表，不屈的性格让约翰·克鲁伊夫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偶像，他所影响到的范围早已超出足球本身。
第一眼望去，我们并没有认出他。这是一张1971年摄于马里尼昂机场的照片，马赛与阿贾克斯的欧冠大战迫在眉睫。克鲁伊夫看起来不像是个球员，反到更像是流行偶像，西服笔挺，鼻梁上架着酷酷的雷朋太阳镜。“我当时和马赛的老记者聊了会，他们记得所有的情景。”《克鲁伊夫，流行天才与暴君》一书的作者谢里夫·热木尔回忆道，“那些老记者还以为下飞机的是齐柏林飞船（英国摇滚乐队），阿贾克斯的球员们长发披肩，留着络腮胡子，带着太阳镜……这帮家伙太有范儿了，相比之下，马赛的球员看起来就像是农民。”
之所以会把克鲁伊夫与摇滚巨星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他出挑的外表，加之烟不离手，爱买跑车的习惯，克鲁伊夫扮演着时代的反叛者的形象。上世纪六十年，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们渴望得到解放，摇滚乐队、以放纵出名的英格兰球星乔治·倍思恩以及克鲁伊夫开始大行其道。
“1964年，鲍勃·迪伦的‘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火遍欧洲，披头士在荷兰的演唱会对崇尚加尔文主义的荷兰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热木尔回忆道，“恰在此时，克鲁伊夫与阿贾克斯签下了第一份职业合同，年纪不大的他却要求与球队的老球员拿同样的薪水。不久后，他因吃到红牌被荷兰足协禁赛。但荷兰的年轻一代对克鲁伊夫表达了强烈支持，就像英国的年轻人迷恋滚石乐队一样。”
足球与音乐的结合也激发了克鲁伊夫的灵感。“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与众不同，完全是革命性的改变，他们让人觉得他们会改变世界。在阿贾克斯，我们也想表达独特的足球。是的，披头士乐队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去年克鲁伊夫在接受《So Foot》杂志的专访时说道。克鲁伊夫一直喜欢当时的前卫音乐，1974年世界杯决赛前，他与队友一起听大卫·鲍威专辑《Sorrow》（悲伤），这似乎也预示了他们在决赛中的壮烈命运（1比2不敌联邦德国）。
或许是对流行文化的痴迷促使他站在了麦克风后，1969年他录制了单曲《Oei Oei Oei》，虽然不太成功。“飞翔的荷兰人”曾被英伦乐团所影响，后来他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很多乐队，包括英国、荷兰，甚至是日本的。荷兰的知名吉他手雅各布·德·格里乌回忆克鲁伊夫对他童年的影响：“在球场内外，他都极具创造力，想法与众不同，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酷。我小的时候，会模仿他的发型，但总是失败。”
更让人吃惊的是克鲁伊夫对艺术界的影响，为数众多的当代艺术家都承认克鲁伊夫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法国作家让菲利普·图桑认为“克鲁伊夫是现代的象征。”他的同行菲利普·德莱尔姆则把克鲁伊夫视为浪漫主义英雄，“因为他从未得到过世界杯，而且苍白的脸色和瘦弱的身体让他看起来也不像是运动员。而且他抽很多烟，就像是死亡的隐喻。”
与此同时，很多电视台都希望拍摄关于克鲁伊夫的纪录片，还有人想把他的故事拍成电视剧，这种想法并没有让电影导演贝尔特朗·博内洛感到吃惊：“他的历程非常吸引人，特别是他对足球有独特的看法，并不顾一切地坚持，即使他成为了教练。1994年他的巴萨在欧冠决赛中不敌AC米兰就是例证。无论怎样他都不会屈服，不会改变，不会为了结果放弃进攻。”步入中年后的克鲁伊夫已失去了摇滚巨星的风范，他会带着酒红色的领带，精心打理头发，但他从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世俗的藐视。
克鲁伊夫，新圣约尔迪
塞巴斯蒂安·法雷，西班牙现代史专家，他认为约翰·克鲁伊夫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演变有着标志性的影响。 翰·克鲁伊夫之死在加泰罗尼亚引起了人们巨大的情感波动，尽管他退出足坛一线已经有20年之久。塞巴斯蒂安·法雷解释了一向封闭保守的加泰罗尼亚人为何会对一个荷兰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Q：直觉上，我们觉得克鲁伊夫对西班牙的现代史产生了影响，作为历史学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A：他不是一个经典的历史人物，也没有强势的公众地位，但他象征着加泰罗尼亚的新精神，为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在理念上的改变做出了贡献。1973年当他签约巴萨时，巴塞罗那在马德里的映衬下，是一座忧郁、阴暗、压抑的城市。自1960年以来就没再拿过冠军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给人以受害者的形象：裁判对他们不利；在转会问题上他们也敌不过皇马（1953年迪斯蒂法诺同时与巴萨和皇马签下了两份合同，最终皇马胜诉）；在欧战赛场上巴塞罗那人似乎也遭到了诅咒。恰在此时，克鲁伊夫来了，他金发、自信、雄心勃勃，藐视过去。很快他就成为了新加泰罗尼亚主义的象征，成为了新的圣约尔迪，他杀死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心魇：自卑。西班牙作家马努埃尔·蒙塔尔班如此描述当时的巴萨：他们是没有武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军队。
Q：但在他之前，巴塞罗那曾有过高迪、达利、毕加索、米罗……
A：高迪太老了。达利对于独裁者弗朗哥抱有同情心，而且绘画不像足球那样能感染到很多人。1974年2月，巴萨在马德里以5比0击败了皇马。赛后，巴塞罗那人高举加泰罗尼亚的旗帜走上街头，高呼加泰罗尼亚万岁！巴萨成为了当年的西甲冠军，这座城市重新找回了茉耀。1988年当克鲁伊夫以教练的身份重返巴萨，他在打造专属于巴萨的足球身份的路上越走越远。克鲁伊夫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唤醒了人们的意识，同时把这种意识变成了自我认可。1992年，两件历史性事件让克鲁伊夫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巴萨终于赢得了欧冠冠军，同年巴塞罗那举办了奥运会。至此以后，巴萨与巴塞罗那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并在影响力上超越了马德里。
Q：克鲁伊夫从没有表达过明确的自治言论。
A：他的继任者佩普·瓜迪奥拉明确表示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但克鲁伊夫本人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退休后，他在加泰罗尼亚仍有着重要的影响，即便他不会说加泰罗尼亚语，他的卡斯蒂利亚语的口音也很重。他发表看法，让社会讨论更具建设性，但他从没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思考，应该怎样做。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个人应该独立思考，不要找借口，把命运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