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次掉东西的经验，至今仍在影响着我。还未接触摄影之前，我喜欢画画和写一点诗、小说、评论。在海军服义务兵役的3年中，为了打发无聊的空闲，我以通信方式访问了几位旅居海外的华人画家；于当时台湾最主要的文化刊物——《幼狮文艺》月刊连载，还造成了不少回响。
　　那时的华人画家生活清平，无论是在家乡或异国，都不容易靠绘画谋生。人人在勤俭刻苦之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在艺术之路辛勤耕耘。那样的日子再苦，精神都是丰盛、快乐的，并且永远有一个可以追寻的梦想与目标。
　　那时我才20岁，而这些年长我许多，不是刚成名就是还未成名的艺术家们，竟个个都厚爱我，把我视为忘年之交或是可以提携的晚辈。信件往来比较勤快的包括在法国的陈锦芳、在意大利的萧勤、霍刚，在英国的林寿宇以及在美国的蒋彝、廖修平、谢理法、赵春翔、庞曾瀛、刁大卫、蔡文颖等人。
　　在那令人怀念的，人人亲笔写信的年代，年纪最大的蒋彝，每封信都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自称“采花大盗”的丁雄泉则是在信纸上浸满有荧光剂的色彩；每一页仿佛都是大师的涂鸦。也有画家为了省邮资，在薄薄的信纸双面写满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要是现在的我，就得用放大机看才行。
　　我可以感受得到，在他们那算是苦闷的阶段，人人都几乎是在向我尽情地倾吐，好像这辈子他们最在意的那一块，终于也出现了一个同样在意的人。文人相交的盛情，莫不过于以作品相赠。访问结束后，我收到了不少那些画家当时还没什么市场行情，就是有，也发不了财的画作。
　　这些访问，有的完整呈现于《幼狮文艺》，有的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被我搁下了。服完兵役后，我到《汉声》杂志工作，开始接触并把热情全部投入了摄影的全新领域，就这么不自觉地告别了曾经拥抱过的最爱。
　　这些画家逐渐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也搬了好几次家。他们的作品被我用报纸一张张卷好放在纸筒里，心想，等哪天有了自己的房子，再把它们好好裱褙、张挂。
　　台湾的经济逐渐好转，我那放在储藏室里的版画、粉彩、水墨、油画，随着画家们的行情节节攀升，成为一笔不小的财富。我开始为电视公司制作纪录片，忙得昏头转向，整天被时间追着跑，没空也没心去管这些作品。太太也上班，家里的环境清洁便请了一位老大娘打理，每星期来家里几回。大概平时没什么事好忙，年终时她便自作主张来了个大扫除。等我夜里回到家，才发现那一筒画已经被当成垃圾给扔了。
　　望着储藏室那空荡荡的角落，我突然悟到，拥有这些画作那么多年，跟从来没有拥有过它们，又有什么差别?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一张张的画，而是画的主人愿意将他们的心血送给我。那份情我已经领受了，而且永远存在我的心里；无论那些画流落何处，我都永远记得它们的主人，并且深深地感谢他们。我与这些艺术家在一个特殊的时空之下，彼此从陌生到心灵交会到完成了一篇篇访问，这才是最可贵的。这么想，我也就释怀了。
　　拍照30多年来，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只拍黑白照片的摄影家，从没拍过彩色。其实不然。而这又是一个心痛得不得了的经验。
　　在刚开始拍照的头5年，我的身上总是有两部相机，一部装彩色正片，一部装黑白负片。碰到难逢的景象，我就先抢彩色画面，机会许可再补黑白的。换句话说，决定性的那一瞬间，我都是用彩色捕捉的。
　　70年代中期，台湾有所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大师的摄影夏令营，前来讲座的贵宾包括《生活杂志》的图片主编、《国家地理》杂志的图片编辑，“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得主等人。在作品观摩时，这些专家被我的彩色幻灯片秀打动了，邀我次日到他们下榻的圆山饭店共进早餐，谈谈在美国为我办展览的事。当时的我还不满30岁，对自己的作品虽有信心，却不知其国际水平；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真是让我大受鼓励。
　　然而，在几天之后，那些我辛辛苦苦跑遍台湾所拍得的最好的彩色作品，竟然被我粗心大意地弄丢了。当时，复制彩色正片价格昂贵，出外演讲，我总是把原作放在幻灯片盘里随身带着。一个柯达幻灯片盘可以装80片，所以，我清清楚楚记得，两个装满的片盘就是160张。由于经常受邀演讲，两个片盘就这么拿来拿去。那天跟朋友在计程车上聊天，为了要坐舒服一点，把整套投影设备放在驾驶座旁边，下车时竟忘了前座有东西。
　　有好几天，一想到那些作品，我的心口就好像被利刃一刀又一刀地划着。一个艺术家失去了最好的作品，而且因缘无法重现、场景无可取代，真是有世界末日之感。那阵子，我一拿起相机手就软，根本按不下快门。直到决定从此再也不碰彩色、不想彩色，专心拍黑白照片，才让我走出了那个泥沼。
　　这两件事让我学到，没人可以永远拥有任何东西；而生命中再重要的拥有，也没什么不能舍。唯有在放得下的时候，才有下一步可走。有时，失去也是另一种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