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视野中的党内“圈子”:内涵、危害及组织治理

来源 :贵州省党校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oveche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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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内“圈子”与党内政治生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关系,从组织治理视角,以基本组织网络、层级格局、外在掩饰三个层面解剖党内“圈子”的组织结构及其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关系,可以发现党内“圈子”的组织治理必须诉诸组织形成路径的切断。一要筑牢权力笼子,铲除党内“圈子”基本组织网络形成所需的权力驱动;二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消解固化党内“圈子”的等级格局;三要构建“理想信念圈”,扫除党内“圈子”的虚假外衣。从“理想信念—制度—关键少数”的治理路径出发,达到党内圈子的“结构阻断”与“外在消弭”,铲除污染源,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关键词:党内“圈子”;组织治理;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 D26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5 - 0093 - 07
  收稿日期:2021 - 08 - 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良好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0BZZ009)阶段性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金水,男,江苏南京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
  学理论、政府管理。
  王国柄,男,河南修武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2019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许爱梅,女,江苏宿迁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现代礼仪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1]63“圈子”滋生“圈子文化”,腐蚀、侵害党内政治生态,阻碍构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符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新时代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打铁必须自身硬,然而党内圈子文化却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污染党内政治生态,影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因而,从组织角度治理、消解党内“圈子”,在当前和今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圈子”的内涵
  (一)“圈子”与党内“圈子”
  “圈子”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单元形式,有其特有的运行模式及组织功能。徐勇教授认为,“圈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互利性的活动,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出于自身的需要而结成的交往方式,而无论这种需要是出于利益还是情感”。[2]“圈子”是一个中性词,在社会交往中,圈子不仅包含了人,还容纳着圈内人“贡献”的社交资源、信息资源等。为了从中获取便利,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都极易结成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圈子。圈子具有自发性,圈子并不是正式组织,而是圈内人在其他活动中自发结成的非正式组织,“霍桑实验”中的“群体实验”认为,“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在正式组织内由正式组织成员自发结成的小团体,对于正式组织而言就是圈子,圈子不具备正式组织拥有的正式纲领目标、组织结构等。[3]圈子具有互利性,圈内人只有能在圈子中有所“输出”以及能够对圈子“输入”,才能保持圈子的存续。“输入”与“输出”不但包括金钱、权力、技术,还包括成就感、获得感、晋升空间、信息资源等。不同于正式组织,圈子具有松散性,缺乏严密、固定的组织结构,很脆弱,易形成也易消亡,当圈内资源不再具备吸引力时,圈子会自行消亡,缺乏稳定性;圈子具有封闭性,有自身的话语系统,圈内人奉行不成文、不系统的规则体系,如果不“懂行”,很难进入圈子,且如果缺乏“输入”,同样难以进入圈子。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在党内政治生态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还在社会活动中承担多种角色,容易受到各种消极文化思想的影响,加之一段时间管党治党存在宽松软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态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圈子”。由于党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特殊性,党内“圈子”对党组织健康运转极为不利。党内“圈子”是指在党内政治生态中存在部分党内政治主体,为谋求私人利益而拉帮结派,寻求权力靠山,构建小团体,结党营私,表现在不按照党章党规要求进行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而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破坏党内政治生活的非健康的非正式组织。党内“圈子”表现为圈内人拉帮结派、缺乏党性和原则性、相互纵容包庇,漠视党纪法规,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党、国家、人民的集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党内“圈子”除了具备“圈子”所具有的自发性、互利性、松散性和封闭性外,还具备其獨特性。一是党内“圈子”具有迷惑性。党内“圈子”打着老乡会、战友群、同学会等旗号,增强吸引力,隐藏自身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实际危害性。二是党内“圈子”具有等级性。“圈子”看似松散,但却根据在“圈子”内部“输出”量而有严格的等级区分,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在潜规则中的界定清晰。三是党内“圈子”具有腐化性。一方面圈内缺乏原则性,圈规一般与党章党规不合,圈内人以利益为纽带结合,从党内政治生态中吸取资源在“圈子”内进行交换,并且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将党员拉入“圈子”,漠视党规党纪,消解党员理想信念。
  (二)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党内“圈子”
  美国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首倡组织管理理论,在组织管理理论研究中他将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传统的管理理论,以组织中的人的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综合应用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成果加以描述性分析。切斯特·巴纳德指出,组织是由一系列互动关系成员构成的有机系统,成员在组织活动中能够得到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某种满足,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是维护这种成员间的互动及满足成员需求的平衡。因此,组织的成功一方面需要成员间有效的互动合作,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能否与外部维持良好的关系,一个组织的健康运行需要维持组织内外的平衡状态。
  与此同时,切斯特·巴纳德也十分重视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要处理好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正式组织是一种有意识的协调行动或相互节制影响的有机系统,存在着固定的组织结构。而非正式组织则是由无意识的、不确定性的、自然的因素而导致成员间的结合与互动,既没有正式结构,也不存在正式组织联盟关系,是成员为了满足社会交往需要而自然形成的。[4]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非正式组织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传递正式组织不便于沟通的意见、消息或资料,培养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帮助组织成员缓解压力,维护组织成员的尊严与人格,等等。另一方面,非正式组织也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如大量的非正式组织存在容易催生小团体,如果这些小团体以其团体利益来对抗组织的整体利益,就会使得组织产生离心力,甚至导致组织分裂等恶性结果。   从组织管理理论来看,党内“圈子”作为党内非正式组织,弊大于利。从组织理论角度剖析党内“圈子”如何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对于治理党内“圈子”具有独到的视角和作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传统社会關系描述为“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引发的一圈圈涟漪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产生的圈子的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5]由于非正式组织没有明文规定组织结构,党内“圈子”以圈内人的潜规则无组织地建立。因此,虽然圈内人之间存在相互利用关系,但也并非每个圈内人之间都建立了联系,圈内人关系不是网格状,而同样是呈现波纹状的等级关系。党内“圈子”生成于党内,“圈子”外部是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的党内政治生态,两者相互作用,党内“圈子”的组织治理,就是要通过组织理论对党内“圈子”进行组织解构,在此基础上阻断党内“圈子”形成的组织条件,达到消解党内“圈子”的目的,增强党内政治生态对党内“圈子”的免疫力,消弭党内“圈子”对党内政治生态的破坏。
  二、党内“圈子”对党内政治生态的腐蚀与危害
  (一)瓦解党员健康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了健康的党员关系,而党内“圈子”的形成,瓦解了健康的党员关系。党内“圈子”中圈内人默认潜规则,“小弟”听从“大哥”,圈内围绕“大哥”转,违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间接造成“一言堂”,难以进行正常的党员交往;随着“圈子”的扩大,极易形成小派别、利益团体,结帮营私,为私利而钻漏洞,损害集体利益,甚至抵制党的方针政策;圈内人沉迷资源获取,党员义务被忽视,成天琢磨门路、拉关系,将精力放到分析某某是哪个圈子的,谁是圈子的“大佬”,该巴结哪位“大佬”;圈外人被边缘化,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人用人规则被打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腐败分子,不少案例存在党内拉帮结派、搞“圈子”形成利益集团现象。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只要在党内“圈子”中,就与党员间清清爽爽的关系疏远,并在“圈内”等级下丧失党性,沦为党内“圈子”的牺牲品。
  (二)破坏党内政治生活
  党内“圈子”干扰党内科学决策进程。党政机关的科学决策依靠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而党内“圈子”寄生于各党政机关单位中,为谋求私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而支配“圈子”,根据私人利益隐瞒实际情况,影响民意收集,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圈内人唯圈内“大佬”是从,其他人甚至担心破坏大多数人的团结统一而失声,而当党组织制定出的决策触及了圈内某些人的利益,圈内人就大肆提意见,阻碍正确决策的实施。
  党内“圈子”影响党员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6]党内“圈子”根据权力大小划分中心,对不同层级圈内人形成同化、压制,圈内人丧失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决心,麻痹政治神经,甚至做政治上的糊涂蛋,在工作岗位上做“太平官”,懒散无为,一步步僵化思想,沦为党内“政治微生物”。
  党内“圈子”打破选人用人公正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1]64圈内人信奉圈内“行话”,热衷跑官要官,圈内潜规则盛行,排斥不懂圈内话语体系的党员,圈内权力中心以圈内层级判断亲疏,任人唯亲,首先提拔圈内人。2014年9月《人民论坛》围绕“官场逆淘汰”现象进行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在“您认为怎样才能建立官场正淘汰机制”这一问题中,“净化官场政治生态,改变小圈子文化”得票率为57.8%。[7]圈外人长期得不到提拔重用,党内选人用人公正性被破坏。
  (三)腐蚀党内政治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8]而党内“圈子”将商品交换原则“输入”到党内政治文化中,扭曲党员思想观念,弱化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是党内“圈子”滋生“圈子文化”。在党内“圈子”基础上,圈内不健康的活动扩大了商品交换原则在党内的影响,滋养“圈子文化”,在“圈子文化”下的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被纵容被包庇,阻碍党内政治文化的自我革新。二是党内“圈子”扭曲党员思想观念。党内“圈子”以权力划分等级,以利益作为交换进行圈内活动,圈内党员干部脱离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长此以往,思想观念被扭曲,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被排斥,依附思想、交换思想大行其道。三是党内“圈子”弱化“四个自信”。党内“圈子”的“大佬”以私利为重,思想封闭僵化,潜规则之下,不仅丧失对党内制度的认同,还对党的理论、文化产生怀疑,上行下效,不仅弱化圈内党员的“四个自信” ,还弱化圈外党员的“四个自信”,加剧恶劣影响。
  三、组织视角下的党内“圈子”解构
  党内“圈子”作为在党内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其在利益驱动下构建了复杂的利益链条,形成了森严的伦理等级并以封闭的话语体系作为伪装,不断吸取党内政治生态能量,寄生在党内政治系统中,污染党内政治生态。从利益链条、伦理等级层面解构党内“圈子”,便于认清党内“圈子”结构机制,对症下药,将党内“圈子”进行组织层面的消解。
  (一)复杂利益链条搭建基本组织网络
  组织理论指出: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态中产生“自身贡献”与“个人收获”不平衡的感觉时,就会转而从其他非正式组织中寻求平衡。当党员个人获得感降低,就会在党内“圈子”寻求平衡。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党内的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9]党内“圈子”由私人利益驱动结成。圈内以私人利益为吸引物,在党内吸引同质党员。党员中理想信念不坚定者,为获取自身利益或是在党内“圈子”的外在掩饰下入圈,圈内人从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过渡到圈内非原则性的政治生活,围绕公权力将利益进行层层分配,形成圈内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圈子”结构基本形成之后,通过扩大圈子范围来扩大与党内政治生态的接触面积,将利益链条触角进一步延伸到党内政治生态中,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寻求更进一步的权力寻租。圈内利益链条形成后,圈内人不断进行资源的“输入”与“输出”,进一步增强“圈子”吸引力,且在此过程中通过圈内人利益的交换,将利益链条不断相互牵扯,从而提高利益链条密度,甚至“圈子”与“圈子”相互交错,形成新的利益交换,将利益链条再搭建在其他“圈子”上,这样就形成了圈内、“圈子”与“圈子”“圈子”与党内政治生态间的利益链条网络。   (二)严密依附关系形成森严等级格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党内“圈子”在组织网络搭建过程中,在利益关系形成的同时,也在形成严密的依附关系。在强性权力“圈子”中,由于核心人物掌握更多资源,所以圈子外部成员与其形成高依附性。[11]圈内拥有资源多者、权力大者即为圈内“大哥”,抱着吸取资源的圈内“小弟”,为获取所需,将“大哥”视为职业发展、职务完成上的“导师”,混淆党内上下级关系。在哲学视域中,党员的现代人格特质是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12]而在圈内,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内在的不同层级需求置换使得党员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被磨灭,“小弟”成为“大哥”的附庸,求人者与被求者形成依附关系,由于两者之间的工龄差、权力差等又将此关系固化,形成森严的等级,最终形成等级间双向的资源置换和单向的人格依附格局,如果圈内始终存在资源的“输入”“输出”,这种等级格局很难被打破。不同于一般的非正式组织固定的关系格局,党内“圈子”森严的等级格局有侵略性特点,能通过延伸在党内政治生态中的触角发掘新的附庸,不断扩充依附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张着的以权力为中心的波纹状的层级体系。
  (三)封闭话语体系提供逼真遮掩伪装
  党内“圈子”一般借助“老乡”“战友”“校友”等社会关系为自身存在提供虚假掩饰,增强吸引力,不明所以的党员可能会被吸引而误入“圈子”,而圈内人却并不以此来划分圈内层级,而是依据资源“输出”来判断圈内新人的价值,这种表里不一同样表现在圈内话语体系中,圈内人讲“行话”,懂行的圈内人能在圈内如鱼得水,交换到更多资源,晋升之路也更为顺畅,圈外人要理解行话难度很大,如果没有圈内人带,即使进入“圈子”也会被“淘汰”。圈内盛行的潜规则、“行话”遮掩着圈内活动、架空党内政治制度、破坏政治规矩、污染政治生态的事实,且话语体系封闭性强,圈外人理解难度大,将党内“圈子”内部复杂的利益链条和森严的等级格局逼真地遮掩起来,增强了党内“圈子”的迷惑性,使得其在暗流中不断滋生发展。
  四、组织视角下党内“圈子”的治理思路
  (一)构建“理想信念圈”,替代党内“圈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1]63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是党员站稳立场、抵御诱惑挑战的重要因素,一旦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精神上的软骨病,就会消极懈怠,在党内“圈子”中寻求发展晋升路径,污染党内政治生态。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员必须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一要加强理念信念教育。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要加强理论教育,用思想理论武装党员,始终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穿党建工作全过程,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大众的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群众办实事、始终做人民公仆,永葆初心不变色。二要加强党性修养,切实增强党组织在坚定理想信念堡垒上的战斗力,凝聚党员干部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13]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就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提高思想认识的过程。党史学习是党性修养的必修课,有利于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利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不断与党内曾出现的错误思想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进而修养身心,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性修养。通过学习党史提升党性修养,要将党史学习纳入党员干部日常学习中,用红色历史滋养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党内政治文化涵养,将党史学习日常化,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提升党员干部素质的基本途径。要在党史学习中增强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要将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传递给党内政治主体,从党内政治行为主体自身入手坚决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腐朽文化作斗争,提升党员干部自我教育能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态自我净化动力。三要培育党内健康向上的文化,筑牢文化防护网。培育党内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要向革命先辈学习,驱逐党内存在着的腐朽文化,筑牢党员干部坚守信念、严于律己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教育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与党内政治生态中不健康的观念作斗争。
  (二)筑牢权力笼子,铲除党内“圈子”权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14]贪污腐败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最大污染源,如果腐败贪污横行于党内政治生态内,贪腐分子为所欲为,健康党内政治生态就无从谈起。
  一要坚决治理腐败,消除党内“圈子”滋生的温床。一方面,要消除党内“圈子”引发的腐败存量。贪腐是滋生党内“圈子”的温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大力气整治腐败,将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利剑高悬,严惩腐败。另一方面,要遏制党内“圈子”引发的腐败增量。要建立长效机制,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堤坝,坚决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决心勇气,全方位、无死角、零容忍,不仅对受贿,还要对行贿行为严厉查处,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二要构筑权力笼子,阻断党内“圈子”形成的权源。将公权力范围划定清晰,着力构建科学的权力运行体系,构筑联系紧密的法律体系,防范贪腐分子在立法执法司法领域利用制度漏洞为己开脱;扩大追责范围,追责手段要更加科学先进,防范贪腐分子“离岗无责”思想的产生,只要任期内发生贪腐行为,无论离岗与否,都要追责到底,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建立反腐教育制度,持续将反腐败案例警示公务人员,让党员干部形成拒腐思想,引领党员干部自主自动与贪腐作斗争,在党内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三要优化监管体系,形成多维监管。要拓宽监管渠道,扩大监管范围,引领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管,增强工作透明度,将成绩与不足留与人民大众评判;要发挥好互联网媒体宣传作用,在舆情平稳基础上加强人民大众的监督能力,并在法律层面做好保障工作,确保监督有序科学合法;要加强权力监管,做好痕迹管理,记录权力运行轨迹,着力构建清晰透明公开的权责体系,加强制度建设,系统化整合上级、同级、下级监督力量,做到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预防贪腐行为。四要开展高质量的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开好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支部党员大会,按质按量保证会议程序内容完备,发挥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我净化功能,打造敢于批评、善于批评、科學批评的党内政治氛围,严格落实党内民主集中制,强化党员监督。五要发挥法规制度的刚性作用,为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法治保障。法规制度是党内政治行为的底线,起到约束党内政治主体的作用,党章在党内法规制度中起着纲领性作用,是党内法规制度的核心。要严明底线,严格落实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度越清晰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就越积极健康有序。要整合党内法规制度合力,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法规制度体系框架,对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更严格要求。要完善党内法规在各领域的建设,实现对各级各类党组织的覆盖,在政治上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明党的规矩和党的纪律;要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党纪处分条例,加强党在各领域的监管能力;要强化党风廉政责任制,明确划分各级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将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党员干部身上,完善党内外监督制度,创新党内党外监督方式,推动在全方位多领域的监督,严格追究违反党内法规制度的党员责任,确保形成长效机制。从根本上筑牢权力笼子,铲除党内“圈子”权源。   (三)紧紧抓住关键少数,消解党内“圈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15]33-34领导干部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直接掌握着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是党内政治生态中的领头雁,在各个机关单位中发挥着头雁的功能。党内“圈子”的形成,与部分党员干部没有做好带头作用有很直接关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就抓住了治理党内“圈子”、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
  一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正气,坚决抵制“圈子”歪风。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讲政治、讲道德、讲原则、讲诚信,弘扬正气,向一切不正之风亮剑。要突出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需要领导干部与全体党员齐心协力,领导干部自觉率先垂范,全体党员增强看齐意识,与党内政治生态中存在的歪风邪气作斗争;要率先提高执政能力与党性修养,承担起责任义务;要鞭策领导干部持之以恒加强自我修养,树立良好家风党风政风。二是建立健全干部成长的正向机制,清除“圈子”形成的土壤。要将表率作用纳入政绩考核标准,量化领导干部在引领党内良好风气中发挥的作用;要选拔一批负责任敢担当的领导干部,营造崇尚榜样风气,坚实党内政治生态的组织基础;要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16]“要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17]要强化巡视巡查制度、党内谈话制度、干部考察考核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等制度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权力监管,全面建立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制度,严格防范党员领导干部腐败风险。三是严格执行选用人制度,阻断“圈子”形成的制度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15]126-127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发展,就要更新换代,需要新鲜血液补充,选人用人发挥了为党内政治生态充能的作用,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细胞膜。为党内输入德才兼備的人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会形成。选人用人要有正确的导向,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党员干部,做到各尽其才,各得其用。既不埋没优秀人才,也不用无德之人。无德之人执掌权柄,最容易拉帮结派、跑官要官,是党内“圈子”形成的最大来源。因而对干部考察要特别严谨,要选择政治信仰坚定、工作本领强、作风优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担任重要职务,引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首先,要匡正导向。始终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把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党员干部选出来,做到“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15]126其次,在正确用人基础上,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在加强党员干部责任意识的同时,宽容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的失误,保护优秀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徐勇.圈子[J].开放时代,2002(1):115-117.
  [3]王如鹏.简论圈子文化[J].学术交流,2009(11):128-132.
  [4]史青.正式组织中“圈子”的属性及成因[J].天府新论,2010(2):91-94.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3.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0.
  [7]刘建,刘瑞一.“逆淘汰”程度与根源——对官场逆淘汰的调查分析[J].人民论坛,2014(27):16-18.
  [8]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31.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1]吴思红.权力“圈子”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与干部选拔程序的改进[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3):24-30.
  [12]卞桂平.党内圈子文化的伦理治理——基于公共信任视角[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5):30-36.
  [1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3.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40.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17.
  Inner Party“Circ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logy: Connotation,Harm and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Wang Jinshui, Wang guobing, Xu Aimei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Nanjing, Jiangsu 210009,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er-Party“circle”and inner-Party political ecolog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form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this paper dissect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inner-Party "circl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ecology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basic organizational network, hierarchical pattern and external cover.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inner-Party "circle" must resort to the cut-off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ation path. First, we should build a power cage and eradicate the power drive require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basic organizational network of the inner-Party "circle"; Second, we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key minority, eliminate and solidify the hierarchical pattern of the inner-Party "circle"; Third, we should build a "circle of ideals and beliefs" and eliminate the false cloak of the "circle" within the Party. Starting from the governance path of "ideal and belief - system - key minority", achieve the "structural blocking" and "external elimination" of the inner-Party circle, eradicate pollution sources, and create a clean and positive inner-Party political ecology.
  Key words:inner-Party“circle”;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politic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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