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因为,在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中“要饭吃”的多过“做饭吃”的。“要饭吃”的企业主要是指那些没有核心技术的出口加工型企业,靠的是代工或贴牌来维持生产活动,做的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赚的是微不足道的加工费,具有的是比较优势。而“做饭吃”的企业相反,靠的是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营销和自主品牌去打开市场和占领市场,具有的是竞争优势。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二百年前,英国人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国际间基于优势互补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进入二十世纪,各国出口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的不同,出现了由低向高的阶梯型发展态势,巴拉萨为此提出了阶梯比较优势论。这个理论在东亚得到了很好的例证。先是日本凭借大量出口型企业的发展打开了国际市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其产业升级后,低端产业转移到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地,成就了亚洲“四小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及时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的机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经济特区,引进了大量当时称为“三来一补”的加工型企业。由于当时我国的土地、租金、资源、环境、特别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极为低廉,从而使得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珠三角地区蓬勃发展,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很虚弱的。对外,一出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受到极大冲击,如近年来中美间发生的汇率风波。我国常年向美国出口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是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必须进口的商品,美国为何还喋喋不休地要求我国提高汇率呢?通俗的理解,就是一个穷人去补贴一个富人,富人还不领你的情;对内,一出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便会牵动相关利益方的神经。如前几年,政府要求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便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说这会使中国丧失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造成相关产业向越南等国家转移。直到今年富士通的第十几跳人们才警醒,不能靠人为地压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去长期维持珠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畸形的产业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无数廉价劳动力生产几亿双鞋子,却只能换来一架昂贵的波音飞机;在这种结构下,上千万的产业大军年复一年像候鸟一样迁徙,成就了珠三角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的繁荣,却难以分享到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已经在珠三角地区停顿了三十年。八十年代,笔者在赣南地区曾带领成批年轻农民工南下广东打工,此情此景仍年复一年地重演。六年前,笔者曾预测赣南地区将是承接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此情此景却至今仍未出现。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广大的战略纵深来承接这种转移。但是,现实是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工业的70%。离深圳特区只有五六个小时车程的赣南地区,工业基础至今仍十分薄弱。显然,以出口为导向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并输往发达国家,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初期是必须的。但作为一个大国在部分地区长期维持地这种生产方式,便会造成经济结构地区间的严重失衡。
　　为什么人们总是忧虑珠三角地区会丧失低成本比较优势,致使相关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呢?为什么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不能向中国内陆转移呢?或许是因为,在长期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和政策保护的环境下,使得产生了大量的“要饭型”企业。这些企业没有及时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没有应势利导地完成产业升级。因此也就难以承担起产业转移的重任。目前,国际经济贸易和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珠三角地区,首先要进行政策调整,以政策的倾斜来引领产业的流向;其次要进行制度创新,营造一个能让“做饭型”企业不断涌现的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生态;然后是企业要顺应形势的发展,及时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培育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这样,对外能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对内能实现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更好地完成相关低端产业的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