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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科学技术愈来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方在科技发展中已出现了困境,其弊端凸显。而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生活典范作导向,这将成为科技发展的不竭动力,引领中国科技的崛起。从传统文化层面剖析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所在,期在使我国的科技迅速崛起,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科技困境;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10)0420196-01
近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已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人的冷漠,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的危机,出现了科技困境。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1]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大卫·雷·格里芬所告诫的:“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 ,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2]那么如何促进科技和人类的和谐共生就成为时代凸显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要克服科技异化现象,关键在于以人文精神指导科学技术,将社会的全面发展视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旨归。在这方面,我们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人合一、致中和理念,这些思想可以作为弥补科技危机的一种文化生活典范。依照这种理念,我们可以在科技发展中注入传统文化的价值,对科技进行伦理道德的约束,使之健康和谐的发展下去,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1 传统文化引领科技人性化发展
科技人性化是针对科技异化提出的。当代科技困境要求科学人性化。正如 乔治·萨顿所强调的:“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 ,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技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2]可见,科技的发展必须以人为目的,使它服务于人、造福于人,使科技真正成为富有人性的科技。
儒家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宇宙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其所倡导的“仁爱学说”,就是“忠恕之道”。要推行“忠恕之道”,具体说来有两条途径: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主张通过礼的规范来实现社会和谐。“和为贵”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处事原则。以此思想来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给科技注入和谐的因子,以切实复归科技的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科技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
道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是一种主张天、地、人彼此同大,共同遵循“自然”法则的天人和谐论。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反对人与人的冲突。老子主张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这样一种尊重天地自然、尊重生命的道,提供了科技发展的范式,对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在发展中所带来的生态破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佛家认为,万物都有“佛性”,因而众生是平等的,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与人相处应该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以其慈悲胸怀关爱人在内的所有众生,尤其是对人类的关心。所以,儒、佛、道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基本一致的。都把人放在天地万物中间,认为人是天地所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天、地、人在中国的文化中就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总之,用传统文化来引领科技发展,可以对科技发展的方向进行审视,将伦理的关怀融入科技的总体目标和各个环节,以人性目标引导科技,以人性标准主导科技,从而实现科技的人性化发展。
2 传统文化为科技提供思维模式
首先,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自然观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整体性思维模式。这种强调整体观念的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时,比机械自然观更加优越。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也正在向把人与自然完全分离、绝对对立的机械自然观思维方式猛烈挑战,而向着中国古代自然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路复归。协同学的创始人H·哈肯指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他创立的理论是受“西方的分析式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比如说中医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包括国家在高科技发明时,都把目光投向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那里吸取智慧。正如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首届诺贝尔奖国际大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学者H· 阿尔文说的:“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3]
其次,中国古代“中庸”思想为科学技术应用发展提供了新型思维范式。西方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事物是“非此即彼”的,这种思想分割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孔子在《论语》中曾经说过,“过犹不及”,就是对“中庸”思想的典型概括。即事物的“过”和“不及”状态是不好的,只有在过与不及的“时中”,也就是把这两种状态合二为一的一种适度状态,这种状态既非“过”,也非“不及”,它是统摄着过与不及的一种和谐的状态,即“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是在追求动态的平衡中来达到事物的理想状态。这就使我们在科学技术应用发展中可以考虑事物的这样一种“时中”状态。李约瑟1975年慎重地指出:“现在该是我做总结的时候了。我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在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4]
当前,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已初步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实力。在以科技引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有几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作支撑,我们一定要紧紧把握住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力资源,认清我们科技发展的独特优势,做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使我国的科技迅速崛起,继而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P·Marnhan·Nobek Winners Say Tao Wisdom of Confucius[M].The Canberra Times,1988.
[4]李约瑟,李约瑟文集(中译本)[M].1986,341.
作者简介:
张艳辉(1981-),男,汉族,河南永城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政法学院科技哲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科技困境;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10)0420196-01
近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已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人的冷漠,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的危机,出现了科技困境。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1]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大卫·雷·格里芬所告诫的:“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 ,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2]那么如何促进科技和人类的和谐共生就成为时代凸显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要克服科技异化现象,关键在于以人文精神指导科学技术,将社会的全面发展视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旨归。在这方面,我们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人合一、致中和理念,这些思想可以作为弥补科技危机的一种文化生活典范。依照这种理念,我们可以在科技发展中注入传统文化的价值,对科技进行伦理道德的约束,使之健康和谐的发展下去,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1 传统文化引领科技人性化发展
科技人性化是针对科技异化提出的。当代科技困境要求科学人性化。正如 乔治·萨顿所强调的:“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 ,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技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2]可见,科技的发展必须以人为目的,使它服务于人、造福于人,使科技真正成为富有人性的科技。
儒家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宇宙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其所倡导的“仁爱学说”,就是“忠恕之道”。要推行“忠恕之道”,具体说来有两条途径: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主张通过礼的规范来实现社会和谐。“和为贵”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处事原则。以此思想来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给科技注入和谐的因子,以切实复归科技的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科技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
道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是一种主张天、地、人彼此同大,共同遵循“自然”法则的天人和谐论。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反对人与人的冲突。老子主张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这样一种尊重天地自然、尊重生命的道,提供了科技发展的范式,对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在发展中所带来的生态破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佛家认为,万物都有“佛性”,因而众生是平等的,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与人相处应该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以其慈悲胸怀关爱人在内的所有众生,尤其是对人类的关心。所以,儒、佛、道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基本一致的。都把人放在天地万物中间,认为人是天地所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天、地、人在中国的文化中就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总之,用传统文化来引领科技发展,可以对科技发展的方向进行审视,将伦理的关怀融入科技的总体目标和各个环节,以人性目标引导科技,以人性标准主导科技,从而实现科技的人性化发展。
2 传统文化为科技提供思维模式
首先,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自然观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整体性思维模式。这种强调整体观念的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时,比机械自然观更加优越。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也正在向把人与自然完全分离、绝对对立的机械自然观思维方式猛烈挑战,而向着中国古代自然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路复归。协同学的创始人H·哈肯指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他创立的理论是受“西方的分析式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比如说中医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包括国家在高科技发明时,都把目光投向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那里吸取智慧。正如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首届诺贝尔奖国际大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学者H· 阿尔文说的:“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3]
其次,中国古代“中庸”思想为科学技术应用发展提供了新型思维范式。西方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事物是“非此即彼”的,这种思想分割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孔子在《论语》中曾经说过,“过犹不及”,就是对“中庸”思想的典型概括。即事物的“过”和“不及”状态是不好的,只有在过与不及的“时中”,也就是把这两种状态合二为一的一种适度状态,这种状态既非“过”,也非“不及”,它是统摄着过与不及的一种和谐的状态,即“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是在追求动态的平衡中来达到事物的理想状态。这就使我们在科学技术应用发展中可以考虑事物的这样一种“时中”状态。李约瑟1975年慎重地指出:“现在该是我做总结的时候了。我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在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4]
当前,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已初步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实力。在以科技引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有几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作支撑,我们一定要紧紧把握住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力资源,认清我们科技发展的独特优势,做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使我国的科技迅速崛起,继而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P·Marnhan·Nobek Winners Say Tao Wisdom of Confucius[M].The Canberra Times,1988.
[4]李约瑟,李约瑟文集(中译本)[M].1986,341.
作者简介:
张艳辉(1981-),男,汉族,河南永城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政法学院科技哲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