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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世纪生发的英国小说揭开了文学史新的篇章。文艺复兴至17世纪是英国小说的发端期，也是韵文叙事文学向散文叙事学过渡期。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都是早期英国小说生发的代表作，虽与19世纪小说蓬勃发展的繁荣期不可比拟，然而它是小说这种文体发展的必然阶段，奠定了后期小说主流发展。
【关键词】18世纪 英国 小说 生发a
18世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巩固成果的关键时期，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以及英国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重要发展阶段。相比之下16、17世纪文艺复兴的灿烂光辉遮蔽了18世纪文学的风采，人们一度认为高潮过后的英国文学呈现了寂寥的冷漠，殊不知它揭开了文学史新的篇章。这一新趋势从此改变了文学韵文的导向，掀开了散文体的文学主导话语。文学家族中小说比起诗歌、戏剧具有更普通、简朴的性格特征，运用通俗语言向世人传递思想知识，是阐发信念、传播知识有效的透明工具，易引发读者对人、生活、本质存在的思考。“小说文体之所以在18世纪英国形成并兴盛起来，与17—18世纪欧洲社会变化、思想的发展、文学的传统以及英国经济的强盛、个人主义和清教主义的盛行、中产阶级读者大众的兴起等都有密切的关系”。[1]当然现代意义小说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前期文学史的积淀，资产阶级思想的土壤，都促成了小说的生发。
一般认为文艺复兴至17世纪是英国小说的发端期，是小说雏形期，也是韵文叙事文学向散文叙事学过渡时期。英雄史诗和传奇叙事（韵文和散文）本身就蕴含讲故事的元素，与小说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只是这些叙事取材多于圣经、神话故事和民间传统，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较少。从英雄、骑士到普通人物还需过渡，浓厚的宗教色彩、道德说教等也是与后期小说的显著差别。文艺复兴时期“大学才子”派热衷于采用风格典雅和雕琢华丽的散文体创作叙事性作品，对小说这种新的样式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约翰·黎里的《尤弗伊斯》（1579）、托马斯·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1594）等作品都体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它们在形式、结构和语言上同当时的诗歌和戏剧大相径庭，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颇有发展潜力的文学体裁。就此而言，这些才华横溢、智慧超群的“大学才子”是英国小说名副其实的奠基人和开拓者。[2]他们无疑为现代意义的英国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小说在18世纪诞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以理性著称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有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英国的阿迪生、波普，德国的门德尔松、莱辛，意大利的维科，美国的潘恩、富兰克林，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基础，以自然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根基，崇尚理性，提出“自由、平等、民主”等口号来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向旧观念挑战。[2]71英国17世纪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强劲经济发展作为其稳固动力，小说成为表达资本主义体制需要的工具，有效地传达发展需求观念，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型商品，受到出版商和小说家追捧，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塑造民众参加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小说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散文体的小说有着较为广泛的阅读群体，小说传达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比起其他文体更形象、更有效、更轰动，因而小说的生发无疑与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相契合。
英国第一部小说究竟始于何年何月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如伊恩·P.瓦特所说：“如此重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易于处理的，更不必说加以回答了。”[3]然而毫无疑问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是文艺复兴以来英国小说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否可被看作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见仁见智。作为寓言体小说，除了浓厚的宗教寓意，吸引普通大众的精髓在于它所具有的世俗意义。主人公基督面临的是旧社会灭亡的预言，正适逢当时英国封建社会的消亡和向资本社会的转型期，如何应对灭亡的危机和新生的冲击，基督历程给我们描绘了如何选择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还描述了一切皆为商品的“名利场”社会，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名利场”中一切都可以买卖，虽然作者在开篇中告诉读者：“从这个世界到未来世界：以梦境形式加以表现，”似乎这是一个梦幻世界：当我在荒野中行走时，我来到了某个地方，那儿有间房屋。于是我便在那儿躺下来，很快睡着了。当我沉睡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一个地方，背对着他的小屋，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驮着一个沉重的包袱……[4]梦幻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预见的未来世界。如果是真实的，它不啻再现了英国的实在社会，如果是未来的描写，它更为我们提供了生活思考空间，如果“我”是基督，在“名利场”社会该如何行事。基督历程是凡人都会经历的历程，而他选择的道路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明灯，使行走在黑夜迷途中的凡人有了力量和信念。
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刻，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建立为英国本土繁荣发展带来了无限契机，殖民行动需要更多国民参与，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丹尼·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得到生动、真实、有效的表现。这部小说与时代需求相吻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勤奋劳动，追求财富，全力以赴地实现人生理想和目标。鲁滨逊不仅是绝对行动者，而且知道路途艰辛，更加了解自己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强烈意识。他说“在人类的感情里，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一旦被某种看得见的目标所吸引，就会以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推动着我们的灵魂向目标扑过去，如果达不到目标，就会叫我们痛苦得受不了。”[5]这种看得见目标最显在表现形式为金钱，这种驱动力就是鲁滨逊宁可孤独生活在海外小岛，冒着被野人吃掉的危险，也不愿舒适安守在家乡的原始驱动力。这一驱动力最终塑造了英帝国急需的海外殖民者形象。鲁滨逊的数次探险经历无不打着追求金钱的赤裸裸动机，没有浪漫的生活情趣，有的只是贪婪的财富欲望。当别人到达岛上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确定他对该岛的绝对拥有权，迫使上岛者签订契约，接受他的统治。这种显在的殖民动机正是英帝国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当他成功实现自己殖民目标时，无比兴奋，沉浸在全岛都是他个人财产的喜悦中，更因为他具有一种毫无疑问的领土权。百姓都完全服从他，他是他们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 实现殖民的核心动作就是迁移，迁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它需要的不仅是金钱驱动力，还有自我身份变动的强烈欲望。无论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还是《鲁滨逊漂流记》，甚至是《天路历程》，读者看到了主人公不断流遍的身份，稳定的社会角色被旅行打破，而主人公对塑造自己的身份充满激情，这充分体现为他们不断的旅行。鲁滨逊与格列佛一样，是个不满稳定生活的旅行者，一次失败冒险旅行根本无法阻止他们漂移的精神需求，只有实践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他们才实现了自我塑造。孤岛上鲁滨逊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悔罪者，又是来自欧洲的疆土开拓者和实用技术发明人；他被置于隐修反思的环境中，但仍是货真价实的现代资产阶级市民。[6]格列佛的旅游以超现实的丰富多彩实现了主人公、叙述者、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漂移梦想。在“小人国”中格列佛实现了自我是万物主宰的梦想。在这个国度，作为最强大的人类，他沾沾自喜，最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是他以最少的伤害轻松结束了两个小人国之间的战争，这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了欧洲强国以人种优越论的姿态插手干预与他族国家事务，然而代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善意原则在血淋淋殖民史面前感到羞愧。于是乎作为报复，斯威夫特让格列佛经历了“大人国”中的屈辱。为了巴结讨好大人国国王，格列佛夸耀火药枪炮威力无比，能使人尸横遍野、血流漂杵，表示愿把制造军火的方法献给国王。国王惊恐于“那样一个卑微无能的小虫”竟又如此残忍的做法。读者深感作者对英国社会败坏失序、亟待整饬进行了深刻思索。以格列佛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从强者身份转为受迫害的弱者形象不仅满足了读者浪漫的幻想情怀，更是刺激了国内民众对海外世界的向往。斯威夫特批判的国内现实恰恰刺激民众到海外开辟一番事业的雄心。
与我们今天的穿越相比，他们的旅行更加务实，都是改变身份的梦想之旅。生命似乎是为了旅行，旅行才能彰显生命的精彩。旅行这一行为给任何人带来改变机会，这种诱惑成为他们不断漂移的动力。英国资本社会的发展亟待民众具有迁移意识，从而更进一步促进帝国发展。个人的迁移意识不仅完成了自我身份塑造，又通过文学意识形态影响受众，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克鲁索是这个时代漂移精神的典型代表。同时漂移的精神也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母题。其实这种精神自荷马史诗开始就已经渗透在欧洲文学的骨髓中，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夫也是在旅行中完成了自己英雄伟业。自19世纪以来这种漂移的文学母题继续游荡在欧洲文学历史长河之中，离散文学作者更是以身作则，将这种漂移的精神神话为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这种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文学主体。
在殖民过程中，英帝国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思想是一种不需教授便可意会的思想，也是迄今为止内化了的集体意识。于是殖民行动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黑人被视为殖民对象在鲁滨逊眼中从来不是个问题，他从未质疑过这个问题，似乎这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他想当然地从事贩卖黑人利润丰厚的事业，视佐立和星期五为自己私人财产，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读者对鲁滨逊行为的理解，为他行为欢呼。白人与黑人世界似乎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没有解释的问题造成了长达数百年的奴隶贸易，也成就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而今天，当奴隶贸易已经从人类历史舞台中消失后，后殖民时代的问题依旧将我们拉回那个血淋淋贩卖人的时代。白人优越的意识形态没有消除，在20世纪更演化为屠杀劣等民族的世界大战，小说也以它特有的文学形式记录着人类历史，不同程度上白人优越意识被历史化，甚至有永恒化的危险，总之，它记载并预示着人类愤怒、压迫历史。
18世纪生发的英国小说文体无论从故事内容到语言形式都比其他高雅文学形式更加接近大众生活，有着更广泛的读者群，小说中人物因个体而异，而又因类而同，个体私史成为人人可模仿的构造，小说文学商品市场与帝国发展同步，小说对个体私史关注无疑是继文艺复兴已降人文主义进一步关怀。总体来说18世纪小说文体还处于雏形期，与19世纪小说蓬勃大发展的繁荣期不可比拟，然而它是小说这种文体发展的必然阶段，奠定了后期小说主流发展，尤其是在小说发展到20世纪关键时刻，人们突然将眼光回溯到小说开端的18世纪，希冀小说生发出新的突破，或许出现文学史上新篇章。这或许是研究的意义吧。
参考文献：
[1]赖骞宁.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侯维瑞，李维屏著.英国小说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伊恩·P.瓦特著.小说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4]约翰·班扬著.天路历程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丹尼·笛福著.鲁滨逊漂流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6]黄梅著.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03.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关键词】18世纪 英国 小说 生发a
18世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巩固成果的关键时期，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以及英国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重要发展阶段。相比之下16、17世纪文艺复兴的灿烂光辉遮蔽了18世纪文学的风采，人们一度认为高潮过后的英国文学呈现了寂寥的冷漠，殊不知它揭开了文学史新的篇章。这一新趋势从此改变了文学韵文的导向，掀开了散文体的文学主导话语。文学家族中小说比起诗歌、戏剧具有更普通、简朴的性格特征，运用通俗语言向世人传递思想知识，是阐发信念、传播知识有效的透明工具，易引发读者对人、生活、本质存在的思考。“小说文体之所以在18世纪英国形成并兴盛起来，与17—18世纪欧洲社会变化、思想的发展、文学的传统以及英国经济的强盛、个人主义和清教主义的盛行、中产阶级读者大众的兴起等都有密切的关系”。[1]当然现代意义小说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前期文学史的积淀，资产阶级思想的土壤，都促成了小说的生发。
一般认为文艺复兴至17世纪是英国小说的发端期，是小说雏形期，也是韵文叙事文学向散文叙事学过渡时期。英雄史诗和传奇叙事（韵文和散文）本身就蕴含讲故事的元素，与小说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只是这些叙事取材多于圣经、神话故事和民间传统，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较少。从英雄、骑士到普通人物还需过渡，浓厚的宗教色彩、道德说教等也是与后期小说的显著差别。文艺复兴时期“大学才子”派热衷于采用风格典雅和雕琢华丽的散文体创作叙事性作品，对小说这种新的样式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约翰·黎里的《尤弗伊斯》（1579）、托马斯·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1594）等作品都体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它们在形式、结构和语言上同当时的诗歌和戏剧大相径庭，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颇有发展潜力的文学体裁。就此而言，这些才华横溢、智慧超群的“大学才子”是英国小说名副其实的奠基人和开拓者。[2]他们无疑为现代意义的英国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小说在18世纪诞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以理性著称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有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英国的阿迪生、波普，德国的门德尔松、莱辛，意大利的维科，美国的潘恩、富兰克林，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基础，以自然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根基，崇尚理性，提出“自由、平等、民主”等口号来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向旧观念挑战。[2]71英国17世纪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强劲经济发展作为其稳固动力，小说成为表达资本主义体制需要的工具，有效地传达发展需求观念，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型商品，受到出版商和小说家追捧，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塑造民众参加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小说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散文体的小说有着较为广泛的阅读群体，小说传达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比起其他文体更形象、更有效、更轰动，因而小说的生发无疑与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相契合。
英国第一部小说究竟始于何年何月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如伊恩·P.瓦特所说：“如此重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易于处理的，更不必说加以回答了。”[3]然而毫无疑问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是文艺复兴以来英国小说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否可被看作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见仁见智。作为寓言体小说，除了浓厚的宗教寓意，吸引普通大众的精髓在于它所具有的世俗意义。主人公基督面临的是旧社会灭亡的预言，正适逢当时英国封建社会的消亡和向资本社会的转型期，如何应对灭亡的危机和新生的冲击，基督历程给我们描绘了如何选择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还描述了一切皆为商品的“名利场”社会，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名利场”中一切都可以买卖，虽然作者在开篇中告诉读者：“从这个世界到未来世界：以梦境形式加以表现，”似乎这是一个梦幻世界：当我在荒野中行走时，我来到了某个地方，那儿有间房屋。于是我便在那儿躺下来，很快睡着了。当我沉睡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一个地方，背对着他的小屋，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驮着一个沉重的包袱……[4]梦幻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预见的未来世界。如果是真实的，它不啻再现了英国的实在社会，如果是未来的描写，它更为我们提供了生活思考空间，如果“我”是基督，在“名利场”社会该如何行事。基督历程是凡人都会经历的历程，而他选择的道路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明灯，使行走在黑夜迷途中的凡人有了力量和信念。
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刻，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建立为英国本土繁荣发展带来了无限契机，殖民行动需要更多国民参与，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丹尼·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得到生动、真实、有效的表现。这部小说与时代需求相吻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勤奋劳动，追求财富，全力以赴地实现人生理想和目标。鲁滨逊不仅是绝对行动者，而且知道路途艰辛，更加了解自己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强烈意识。他说“在人类的感情里，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一旦被某种看得见的目标所吸引，就会以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推动着我们的灵魂向目标扑过去，如果达不到目标，就会叫我们痛苦得受不了。”[5]这种看得见目标最显在表现形式为金钱，这种驱动力就是鲁滨逊宁可孤独生活在海外小岛，冒着被野人吃掉的危险，也不愿舒适安守在家乡的原始驱动力。这一驱动力最终塑造了英帝国急需的海外殖民者形象。鲁滨逊的数次探险经历无不打着追求金钱的赤裸裸动机，没有浪漫的生活情趣，有的只是贪婪的财富欲望。当别人到达岛上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确定他对该岛的绝对拥有权，迫使上岛者签订契约，接受他的统治。这种显在的殖民动机正是英帝国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当他成功实现自己殖民目标时，无比兴奋，沉浸在全岛都是他个人财产的喜悦中，更因为他具有一种毫无疑问的领土权。百姓都完全服从他，他是他们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 实现殖民的核心动作就是迁移，迁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它需要的不仅是金钱驱动力，还有自我身份变动的强烈欲望。无论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还是《鲁滨逊漂流记》，甚至是《天路历程》，读者看到了主人公不断流遍的身份，稳定的社会角色被旅行打破，而主人公对塑造自己的身份充满激情，这充分体现为他们不断的旅行。鲁滨逊与格列佛一样，是个不满稳定生活的旅行者，一次失败冒险旅行根本无法阻止他们漂移的精神需求，只有实践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他们才实现了自我塑造。孤岛上鲁滨逊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悔罪者，又是来自欧洲的疆土开拓者和实用技术发明人；他被置于隐修反思的环境中，但仍是货真价实的现代资产阶级市民。[6]格列佛的旅游以超现实的丰富多彩实现了主人公、叙述者、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漂移梦想。在“小人国”中格列佛实现了自我是万物主宰的梦想。在这个国度，作为最强大的人类，他沾沾自喜，最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是他以最少的伤害轻松结束了两个小人国之间的战争，这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了欧洲强国以人种优越论的姿态插手干预与他族国家事务，然而代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善意原则在血淋淋殖民史面前感到羞愧。于是乎作为报复，斯威夫特让格列佛经历了“大人国”中的屈辱。为了巴结讨好大人国国王，格列佛夸耀火药枪炮威力无比，能使人尸横遍野、血流漂杵，表示愿把制造军火的方法献给国王。国王惊恐于“那样一个卑微无能的小虫”竟又如此残忍的做法。读者深感作者对英国社会败坏失序、亟待整饬进行了深刻思索。以格列佛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从强者身份转为受迫害的弱者形象不仅满足了读者浪漫的幻想情怀，更是刺激了国内民众对海外世界的向往。斯威夫特批判的国内现实恰恰刺激民众到海外开辟一番事业的雄心。
与我们今天的穿越相比，他们的旅行更加务实，都是改变身份的梦想之旅。生命似乎是为了旅行，旅行才能彰显生命的精彩。旅行这一行为给任何人带来改变机会，这种诱惑成为他们不断漂移的动力。英国资本社会的发展亟待民众具有迁移意识，从而更进一步促进帝国发展。个人的迁移意识不仅完成了自我身份塑造，又通过文学意识形态影响受众，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克鲁索是这个时代漂移精神的典型代表。同时漂移的精神也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母题。其实这种精神自荷马史诗开始就已经渗透在欧洲文学的骨髓中，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夫也是在旅行中完成了自己英雄伟业。自19世纪以来这种漂移的文学母题继续游荡在欧洲文学历史长河之中，离散文学作者更是以身作则，将这种漂移的精神神话为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这种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文学主体。
在殖民过程中，英帝国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思想是一种不需教授便可意会的思想，也是迄今为止内化了的集体意识。于是殖民行动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黑人被视为殖民对象在鲁滨逊眼中从来不是个问题，他从未质疑过这个问题，似乎这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他想当然地从事贩卖黑人利润丰厚的事业，视佐立和星期五为自己私人财产，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读者对鲁滨逊行为的理解，为他行为欢呼。白人与黑人世界似乎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没有解释的问题造成了长达数百年的奴隶贸易，也成就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而今天，当奴隶贸易已经从人类历史舞台中消失后，后殖民时代的问题依旧将我们拉回那个血淋淋贩卖人的时代。白人优越的意识形态没有消除，在20世纪更演化为屠杀劣等民族的世界大战，小说也以它特有的文学形式记录着人类历史，不同程度上白人优越意识被历史化，甚至有永恒化的危险，总之，它记载并预示着人类愤怒、压迫历史。
18世纪生发的英国小说文体无论从故事内容到语言形式都比其他高雅文学形式更加接近大众生活，有着更广泛的读者群，小说中人物因个体而异，而又因类而同，个体私史成为人人可模仿的构造，小说文学商品市场与帝国发展同步，小说对个体私史关注无疑是继文艺复兴已降人文主义进一步关怀。总体来说18世纪小说文体还处于雏形期，与19世纪小说蓬勃大发展的繁荣期不可比拟，然而它是小说这种文体发展的必然阶段，奠定了后期小说主流发展，尤其是在小说发展到20世纪关键时刻，人们突然将眼光回溯到小说开端的18世纪，希冀小说生发出新的突破，或许出现文学史上新篇章。这或许是研究的意义吧。
参考文献：
[1]赖骞宁.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侯维瑞，李维屏著.英国小说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伊恩·P.瓦特著.小说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4]约翰·班扬著.天路历程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丹尼·笛福著.鲁滨逊漂流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6]黄梅著.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03.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